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
中国清代雍正年间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实行流官制的政治改革。为了解决土司割据的积弊,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雍正帝对此甚为赞赏,令其悉心办理。六年,又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在黔东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在废除土司世袭制度时,对土司本人,根据他们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对自动交印者,酌加赏赐,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对抗拒者加以惩处,没收财产,并将其迁徙到内地省份,另给田房安排生活。在设立府县的同时,添设军事机构。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同时废除原来土司的赋役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土民所受的剥削稍有减轻。改土归流的地区包括滇、黔、桂、川、湘、鄂6省,所涉及的民族有土家族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等。云南、贵州改土归流的目标,到雍正九年基本实现。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政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简介

  “改土归流”,自明代中叶以后便逐步开始。它是在土官与封建王朝的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个矛盾,唐、宋以来就长期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土官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广大人民不断的反抗斗争又动摇了土官制度的统治。与此同时,土官又日益与封建王朝闹对立,反对封建王朝对它的管辖。这种有损于封建王朝国家统一的行为,明王朝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改土归流”是势在必行的了。  开始改流时,一般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从上而下,先改土府,后改土州。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有的在土民向封建王朝申请“改土归流”时,王朝以所谓从民之意,革除土官世袭,改为流官。总之,封建王朝遇有机会,立刻抓紧改流......。"  

历史

  清朝 雍正年间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实行流官制的政治改革。元朝开始实行的土司制度,弊病很多,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大多主张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康雍乾时期,清朝国力强盛,雍正帝又是锐意进取的君主,因此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的条件已趋成熟。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
  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数次上疏,全面阐述改土归流的必要,奏请立即推行。他建议对不法土司用计擒为上,以兵剿为次;使其自动投献为上,勒令纳土为次;既要用兵,又不专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慑,力争以政治手段解决。他要求调整云、贵、川等省边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以便统一事权,使地方官相机行事。雍正帝对此甚为赞赏,令其悉心办理。同年五月,首先平定贵州长寨土司的叛乱,设立长寨厅(今贵州长顺)。不久,清廷将原隶属四川的乌蒙、镇雄、东川三土府划归云南。鄂尔泰派游击哈元生领兵摧毁了叛乱的乌蒙土知府禄万锺、镇雄土知府陇庆侯的势力,改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今云南昭通)、镇雄州。云贵改土归流的巨大声势,很快冲击到广西地区。五年,清廷以威慑力量革去泗城土知府岑映宸的职务,在其属南盘江以北地区设置永丰州(今贵州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划归贵州统辖。雍正帝为使云贵广西的改土归流事务得以统一筹划,特于六年底任命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同年,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在黔东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张广泗带兵深入黎平府古州(今贵州榕江)、都匀府丹江(今贵州雷山)苗、侗等族村寨,设厅,置同知,理民事。与云贵广西接界的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土司,本来就靠近内地,势力有限,在形势压力下,纷纷请求交出世袭领地及土司印信,归政中央。于是在各该省长吏经营下改设村县。在废除土司世袭制度时,对土司本人,根据他们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对自动交印者,参加赏赐,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对抗拒者加以惩处,没收财产,并将其迁徙到上述六省以外的内地省份,另给田房安排生活。在设立府县的同时,添设军事机构,如云南增设乌蒙镇、昭通雄威镇、普洱元威镇,贵州增加古州镇、台拱镇,广西另设右江镇,湖广添永顺协、永绥协等。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原来土司只交纳很少的贡赋,而将残酷掠夺属民所得的大量银两尽收于己。改土归流后,变革赋役方法,废除原来土司的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土民所受的剥削稍有减轻。改土归流的地区,包括滇、黔、桂、川、湘、鄂六省,其中贵州省改土归流的地区之广,大约相当于原设府县的面积。改土归流所涉及的民族很多,有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等。云南、贵州改土归流的目标,到九年已基本实现。  

意义

  改土归流后,部分上层土司不甘心失败,时刻图谋复辟。而有些清军在新地区肆行抢掠,有的流官不善于经理,骤然增加赋税,兴派徭役,自身又贪赃勒索。加之新设营汛部伍大多从邻近地区抽调而来,致使原来地区力量空虚。这不仅使原土司有了叛乱的口实,也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十三年春,贵州古州、台拱地区苗民上层鼓动百姓发动叛乱。叛乱者深入丹江、黄平、凯里等厅州县,雍正帝派兵镇压未果。乾隆帝继位后,任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于乾隆元年(1736)平定叛乱,清廷下令取消新区赋税,按当地习惯审理民事纠纷,以巩固对改土归流地区的统治。雍正朝的改土归流还只是在西南少数民族的部分地区实行,未改流的地方还不少。(据,《清史稿》中华书局1986版,第十三卷,志九十五,食货一之户口田制,三四八二页有,乾隆二十二年“甘肃番子土民,责成土司查察”,可引为佐证。)即使改流处,也还保留原土司的残馀势力,他们仍能不同程度地控制原来的属民,但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对贵州的影响

· 促使贵州走向文明进步

  改土归流建立贵州省,实行中央集权统治,这是贵州走向文明进步的表现。改土归流促进贵州文化、经济发展;有利于巩固西南边垂,加强贵州与各省的联系,逐渐铲除土司制度,解除人民痛苦。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建立贵州省,是西南首创。黔地是个多民族地区,元朝实行土司制后,大小土司各据一方,对庶民百姓实行奴役统治,百姓深受其害。明永乐初,思南宣慰司田宗鼎凶狠淫虏,生杀任性,与副使黄禧结怨多年,互相奏讦。明廷并不十分满意田宗鼎,考虑到田氏很早降于明军,归顺朝廷,于是采取折衷办法,调黄禧任辰州知府,以缓解矛盾。思州田琛与思南田宗鼎也有仇怨,黄禧暗中勾结田琛以图宗鼎,田琛与宗鼎为了流沙坑方寸之地,互相攻杀不断。黄禧也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欺压百姓,人民不堪其苦。田琛谋不轨,自欲称天主,妻为地主,长官文德,杨光海称文武臣,黄禧自称大将,与琛结成死党,连续攻击思南。  宗鼎败走,田琛杀其宗鼎弟,掘其祖坟,戮其母尸,尽掠其人畜赀财,所到之处残害百姓。宗鼎逃到京城控告琛与禧。明朝廷屡令田琛、黄禧赴京自辩,两人自知自己的行为,不被朝廷所容,拒命不从,遂有叛逆之心。并派人到京城刺探消息。其谋不轨之事,被察觉,朝廷令驻镇远顾成,以五万兵力压境;又令“播州宣慰使杨升,选调土兵六千,如选不及数,必得四千。”以保证官军有足够兵力对付“两思”。官军击散叛逆,擒田琛与黄禧,相继押送京师。田琛之妻冉氏强悍,复遣人招诱台罗等寨蛮人苗普亮等为乱,冀希朝廷遣其夫还思州任职,以此免死。  田宗鼎虽横恣,然穷蹙归思南之心未减,一心想复职归思南。并奏言:必报怨仇以绝祸根。明成祖知宗鼎素以凶恶,如此下去两州冤家战争没有结束时候,百姓更受其害。遂留田宗鼎于京师,月给俸禄。宗鼎怨恨妄出诽言。其祖母劝宗鼎亦被戕杀,乱其人伦影响极坏。明成祖命刑部正其罪,谕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朝廷初田琛、田宗鼎分治思州、思南,其欲安其土人,乃今为土人之害,琛悖逆不道,构扇旁州,忘(妄)开边衅,屠戮善良,抗拒朝命,已正其罪。宗鼎尤为凶,绝灭伦理,罪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长官司,宜加意绥抚,可更置州府县而立布政司总辖之,其原设长官司及差税,悉仍旧。”原吉等议决以思州二十二长司,分设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十七长官司,分设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其镇远州、务川县,亦随地分隶。而于贵州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司以总八府,仍与贵州都司同管贵州宣慰使司,其布政司官属俱用流官,府以下参用土官。后经明成祖同意,设立贵州承宣布政司,习惯称省。这就是改土归流的开始,也是全国最早的一次改土归流。历史有记载“永乐十一年,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其地为四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司隶焉。属户部。”明永乐十三年,改普安安抚司为普安州,设流官管理地方。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
  明永乐十四年十二月(1417),改土归流,建立贵州省,以工部待郎蒋廷瓒任布政使。原隶湖广的思州、思南宣慰司,改隶贵州承宣布政司。贵州宣慰司隶贵州布政司。贵州建省后继续推行改土归流。“正统至隆庆间,继续改土归流,增设府、州、县治。”管理地方。弘治七年(1494年)开设都匀府,升九名、麻哈二长官司为独山、麻哈二州,改清平长官司为清平县。移程番府入省城,次年更名为贵阳府。改福禄长官司为永从县,改施秉长官司为施秉县,改思宁长官司为印江县,改镇远溪洞金容金达蛮夷长官司为镇远县。  贵州建省以前,其建置分隶四川、云南、湖广等省管辖。黔地实属三省边沿地带,互不统属,各布政司对其鞭长莫及,各自为政的零散状态。土地、人口属大小土司所有,庶民为土司头人的奴隶,过着非人生活。贵州改土归流建省,有利于西南地区稳定,祖国统一,边疆巩固与防守;也是人民的愿望,社会发展的必然,文明与进步的标志。明朝甫建时,朱元璋曾分析过,贵州在政治上与西南的关系“要夺得云南,必须重视贵州”,“贵州每一梗阻,致使滇南中断”明王朝认为“自弃田氏立分省而通滇为云南奠安”这是从历史的长远认识。贵州建省解决了自汉代以来,贵州地盘四分五裂,各自为政,不曾解决的问题得以解决,贵州统一在中央政权之内。减轻了土司施加给人民的痛苦,为改土归流拉开序幕。

· 平播改土归流,是对贵州最大发展

  明王朝将播州土司杨应龙镇压下去,是西南最大一次改土归流,影响綦大,也是对贵州最大的一次发展。贵州虽然建了行政、军事、监察、民族等领导机构,但作为一个省,地域十分不完整。四川省管的播州,占去(现今)贵州土地的三分之一。由于播州在贵州北面,使贵州的版图成了“凹”字形,地域上十分难看,从根本上讲不利于贵州的发展。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
播州的历史与版图。播州是唐时一个经制州,置于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复置郎州,随改名播州。”唐末云南境内南诏族与唐中央多种原因,发生牴牾,自成立南诏国不受唐朝管辖。南诏对周边地区,乃至四川侵扰不断。大中十三年(859年),南诏陷播州。懿宗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使李讄越境收复播州。十四年南诏又寇黔中久不能克,唐乾符三年(824年)朝廷募北方骁勇,太原杨端应募,率八族乡人从长安出发,经四川进入播州,打败南诏国落籍播州,世袭其地。唐末播州是个小经制州,其范围比较小,北至(今桐梓县)凉风垭,南抵乌江,东与绥阳接壤,西至(今仁怀、遵义)接界地,其面积比今遵义县(包括红花岗)相差不大。到了宋朝,杨氏降于宋,杨氏祸起萧墙,置遵义军和播州。其地域北至綦江、南至遵义县南,不到乌江,包含仁怀、道真、正安、绥阳小部分土地。比唐时播州面积稍大。元朝在原播州版图的基础上扩大两倍多。至元二十六年(1298年)十一月,改播州为播南路,二十八年改播州安抚司为宣抚司,隶四川省。并设立黄平府,隶属播州。翌年正月,朝廷令播州宣抚使杨汉英为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行播州军民宣抚使、播州等处管军万户,仍佩虎等。皇庆二年(1313)二月,拨顺元路所属乖西属(今开阳)隶播州。播州领一宣抚司,三府,其地域不亚于当时八番顺元府。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今贵州省为17.62平方公里),东至镇远,西至水西界,南到都匀,北至綦江。  播州雄居黔北,川黔古道从境内通过。  明万历十九年(1591)四月,“贵州巡抚叶梦熊主议五司改土归流。朝廷时值大兴土木,又在西北和朝鲜用兵,未同意叶梦熊的奏请。万历中期,播州统治内讧,加之四川、贵州统治者腐败,贪欲无厌,一再向杨应龙索取。杨应龙自恃物力雄厚,兵力强壮,不卖两省统治者的帐。两省加罪应龙叛反上奏。明朝用二十四万大军,耗银数万两,战争打了一年,将杨应龙镇压下去,铲除播州土司制度,实行土改归流。朝廷曾议:“黔瘠壤地,若乘此时割地以附黔,于蜀无损,于黔有禅,……但尽属之黔,则地方千里,诸凡缔造,劳费尚多,亦黔所不能堪,因议设二府,分属黔、蜀。”将播州地域分设平越军民府,辖湄潭、龙泉、瓮水、余庆四县属贵州。这样贵州“凹”字形版图大大缩小;设遵义军民府管遵义、桐梓、仁怀、绥阳县和真安州,属四川管理。到清雍正六年(1728年)清朝将遵义军民府划给贵州,这样贵州去掉“凹”字地形,地域成了一张完整的“桑叶”。这次改土归流,从地域、文化、经济都促进贵州发展。

· 政治方面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
明王朝为了稳定少数民族地区,便于统治,在贵州实行“土流”并制。但有的土司头脑膨胀,在名利的驱驶下,不服从中央指令,妄图称霸华夏,而燃起战火于川、黔部分地区。四川奢崇明不安于现状(土司头领),于明熹宗天启元年,在川南发难起兵反明。元时八番顺元宣慰司的安邦彦挟持安位积极响应奢崇明的叛乱起兵,自称“罗甸王”。威宁、赫章一带的安效良与贵州八番顺元一带大小土司纷纷举起刀枪进行反对明王朝。安氏原是昆明一带一个部落,姓卤,语转罗氏,辗转迁徒来黔,落籍黔西北一带。唐朝时攀附南诏为虎作伥,制造边乱。杨端平播打败南诏势力,罗氏耿耿于怀,长期与播州杨氏为难作对。万历平播立功,一把火烧毁桃溪杨氏家庙和遵义城百姓房舍。明军入黔霭翠归顺,洪武四年,改顺元路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六年诏霭翠位各宣慰使之上,居贵阳城中。朱元璋亲赐姓“安”从此以安氏出现。安邦彦本是袭职安位的叔,安疆臣死后,安位年幼,由母奢社辉摄事,大权旁落在安邦彦手中。邦彦素怀异志,认为时机已到,先谋袭沾益。天启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安酋率兵二万至毕节,阳称报效,阴袭毕节。”四十八支及其它部头目安邦俊、陈其愚蜂起响应。安邦彦先后攻下威清、普安、`安龙诸卫,直逼贵阳城。安邦彦派王伦等人攻某地、袭偏桥以阻断明军援贵州之后路。“安酋初发难,崇明欲取成都作家,邦彦欲图贵阳为窟,西取云南,东扰偏沅、荆襄。”安邦彦的野心大暴露,围贵阳十个月,军民齐心戮力抗击叛军,城中升米二十金,谷糠覆草木败革皆尽,食人肉,后乃生食人,至亲属相啖。”贵阳城被围300余日,粮草皆尽,军民40余万人,最后只剩下200余幸存者。巡按王三善率2万明军击败叛军,贵阳之危方解。陈其愚阳降暗反内外勾结,戕杀三善,贵州危急。明军傅宗龙擒斩了陈其愚,安失去了重要军师策划人物,而受到致命打击。不久安亲率士兵攻打永宁,被永宁营官陈富打败,安被诛杀。从此安氏在八番势力衰败。安位声言降明朝。朱燮元在“贬秩、削水外六目”、“开毕节九驿的条件下,同意安位投降。至此水西安氏叛明事件”结束。  加之安位于宗祯十年(1637年)死,各个头目争袭土司位。后朱燮元奏请明廷,由安世为宣慰使,但其辖地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奢安之乱”平息,贵州宣慰司一蹶不振土司在贵州的统治以成日薄西山,朝不保夕。平息“奢安之乱”也是警示其他土司头目,前车之鉴。

· 数字角度来看

  数字是认识客观世界的积累,数字是社会发,生产发展的见证。从一些数字上看贵州改土归流对文化、经济促进。人口的变动与它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唐天宝元年(742年),黔中道辖有贵州48个县,有29434户159779人,当时黔中道土地面积114920平方公里,仅为今贵州面积的65%,人口密度1.39。”明弘治十六年(1502)贵州布政司人口为43754户,264798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为138957户,512289人,万历二十九年为111552户,528781人。万历平播战争死亡很大部分人口,就连平播总指挥李化农也哀叹“大兵之后,为贼用力者,芟夷蕴察,己无遗种,……土旧民,大兵征讨之余,仅存十之一二。”清雍正十年(1732年)贵州人口增加到272687户,140多万人。这主要是雍正六年遵义军民府划入贵州管辖。明代土地面积为183768平方公里,仅为今贵州的70%,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27人。人口异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佐证。从统计数字看贵州改土归流,贵州建省的发展,以及改土归流的必要性。播州在明代前共开垦土地1284顷,合1281400亩,而贵州布政司所属各府,在万历年间总共有田(不含屯田)1344510亩,两者相差6万余亩,由此可见播州农耕经济的发达。再从赋税看,贵州布政司所属各府夏税粮(不包含卫所屯科粮)共29239石,而遵义一府竟达12478石。遵义虽属四川管辖,但按当时的“协济”政策,遵义府所征的税粮,大都解纳贵州。由于万历平播改土归流,使贵州实力大大增强。平播后平越府划给贵州,平越府共有田土159762亩,相当于全省民田总数11.88%。平播后,当时贵州全省夏税秋粮总计48832石,而平越为3203石,比镇远、思州、石阡三府的总和还多。贵州布政司所属各府共纳条鞭银64459两,而新增的平越府为11654两,占全省的18%,仅次于思南府。从这些数中看出贵州改土归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促进贵州发展的有利条件。

· 促进贵州省文化教育的发展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
教化为先,才有经济的发展。明代,特别是改土归流建省后,注重文化教育,并规定:凡土司子弟必须送入各级儒学学习,不学习不准承袭土司制职务。历史记载:“其建学也当布政时,唯贵州、播州两宣慰旧有学,思州因旧宣慰司学为府学,余皆未建。”思州、思南两宣慰司改土归流就建了黎平、石阡、镇远、思南、思州学、铜仁府学、铜仁县学。永乐十四年命贵州士子赴云南乡试。英宗天顺六年正月复设提督学教官。孝宗十八年专设贵州提学副使。武宗正德四年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延聘王守仁主讲贵阳书院。嘉靖十六年八月,贵州始设开科乡试,额中二十五名。二十五年清平孙应鳌举乡试第一。万历二十八年平播改土归流,除遵义府学继续办外,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县、正安州设县学。平越设府学、湄潭设县学、贵州从明代注重教育,启迪庶民百姓。有书院21间大兴讲学之风。当府、州、县学多流于形式。而一些政治上的反对派,如王守仁、张羽中、邹元标、陈邦敷等被贬谪来贵州,大兴讲学之风,促进贵州书院的发展。对流于形式府、州、县学也是一个鞭策。由于改土归流教育兴起从明代起至清朝末止,贵州出现七百进士(明代109个),六千举子、三鼎甲一探花的骄傲成绩,与中原齐名,可谓“万马如云出贵州”。王直说贵州成立省后,明王朝在贵州“宽其教条,一以仁为治,山谷之民,安于衣食以乐生送死者,将三十年,其秀民亦稍稍出,为时用衣冠文物不异于中州。”从明起至清末,贵州全省有各类著作1922部,仅桐梓一县就有48部。顾祖禹盛赞贵州建省后“风气日开,人才亦渐出。”遵义唐树义、黎兆勋、独山莫友芝编纂的《黔诗纪略》,共收明代诗人211名,2400首诗作。另外有方外著作68首,无名氏作品及杂歌谣24首,共2492首。展示明代丰富诗歌作品;遵义学者郑珍编著了《播雅》,收录明万历至清咸丰252年间,220位诗人,诗作2300余首;桐梓学者赵旭,编了《桐梓耆旧诗》一部,收录桐梓明、清诗作460首,84人,流传全省。自永乐至崇祯间,贵州共修志书37部。这一切都列证了贵州发展文化教育的硕果。  

· 促贵州经济的发展

  贵州农业生产是在土司制度和屯田制下缓慢的发展起来的。早在杨端平蛮入播同时,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播州,使播州地区农耕在黔中率先发展起来。先后修筑水利设施进行农业灌溉。遵义大水田堰周十余里,可灌田万亩,千余年后一直发挥作用。平播后李化龙说:“播州南极糁,西连道,汉唐改为郡县。”“环播州幅员千里,田地无虚数千万亩”,“白田坝沃壤数百里,其地方殷富,人物颇华。”贵州巡抚郭子章也说:“播州之地,东西相距二千余里,南北相距二百余里。”南北实际不止二百余,南至乌江(不包括乖西府),北抵綦江县就是590里。明初杨铿遵命领兵二万战马三千随征云南。弘治年间,调播兵五千征战普米鲁。万历年间杨应龙奉命率兵七千征松潘,最后斩首22687级。没有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发达,没有充足的物资是养不起这么多兵,更不说打仗。杨辉曾“输粟数千石以饱边戍。”改土归流,平越府农粮直接交纳贵州行省,播州的粮食也大部分输入贵州作协响,有力促进贵州经济发展。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
明朝在贵州实行军屯制,明军士兵来自全国各地,自大江南北,不仅给贵州增加劳力,也传入内地先进农耕技术,促进贵州农业发展。西南四大茶仓之一在贵州。“茶之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播州茶又主产湄潭、凤冈、余庆、遵义、桐梓、绥阳等县。绥阳“茶味甚好,佳者不减吴越。”茶叶是重要的商品生产,除此之外,它具有政治商品性质,由政府统管起来,运往少数民族地区换马,充实军事力量。为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要,在石阡、镇远、江口等地设立茶仓和关卡衙门,加强控制。贵州茶叶形成特产运销西康、西藏等地,最高年达三千担。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还制成必具风格的“贞丰娘娘茶”、布衣族、苗族农民用红线扎成茶块,称为“状元茶”。大方的“海马宫茶”以及黔东南“银球茶”等。  贵州山地多,地处南方高原,风调雨顺,利于发展林业生产。楠木、杉等木材大量往外运销。仅万历三十六年贵州运入北京修宫殿,派给贵州任务12298根楠木和杉。该木价值1077.271两白银。采办楠木和杉既增加百姓的负担和痛苦,也展示贵州木材之多之好。贵州山地宜林宜草甚多,加之雨量充沛,自古以来是天然牧场,贵州甚产良马,贵州向朝廷以进贡和商品形式输运良马。或者用盐、茶、粮作交易。陕西、西藏多次向贵州购马。明时贵州、播州土司向朝廷进贡多以马匹为贡品。贵州改土归流和建省,东南西北交通沟通,促进商贸发展。全省统一,不受土司阻隔和封锁交通。贵阳城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的中心,在各个方位如黔中安顺、黔西南南隆、黔南的都匀、独山、黔东镇远、黔东北铜仁、黔西毕节、黔北遵义等贸易交往中心,成为物资集散地。川盐入黔四大口岸有两个在黔北,一个在黔西北,一个黔东北,供应贵州各民族的食盐。  改土归流,被革弃的土司丧失政治特权的同时,也丧失经济特权。废除思州、思南两宣慰司后,官府将其官庄而起科,则曰秋粮,后小民亦稍稍垦以为业,固未有无粮之丁,亦未有无田之家。播州改土归流,将145处官庄分给军屯和民屯,扩大耕种面积。播州杨氏官庄有的具有专业化,诸如“养马城”、“养鸡城”、“养鱼潭”等13处,茶田26处,蜡崖28处,猪场11处,菜园等。杨爱“擅开尚瓷寨等处铁冶二十四处,令伪太监曾保烧炼熟铁,专造军器。”李化农上疏时说:“本州有铁户八十六户,递年自行炼铁营生。”土司官田官庄被没收,招民耕种,按亩向政府纳粮,各族人民可在“公田”上自由开垦田地耕种。  综上可看出改土归流建省,在贵州历史上有重大意义,标志着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明朝对边远区统治政策的改变,改土归流促进贵州文化、经济的发展,密切与中原联系,与全国各族人民联系,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有利于西南边疆巩固与祖国统一,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将四分五散的黔中地域,统一建一个省,统一在中央政策和指挥,解除各民族在土司制度下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