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畅

蔡畅
蔡畅
  蔡畅(1900.05.14-1990.09.11) ,女,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人。1919年随兄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参加新民学会。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妇女部部长、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建国后,任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

人物生平

 
1949年9月,蔡畅同邓颖超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1949年9月,蔡畅同邓颖超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1915年入长沙周南女子师范学校求学,1916年毕业留校任教,1919年与向警予共同发起组织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和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0年参加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24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翌年回国,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会副书记,并在何香凝领导下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兼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
  北伐时期,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兼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部长。
  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在上海、香港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在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
  1928年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白区工作部部长兼妇女部部长,江西省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
  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参加了举世闻名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委员,统战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妇女部部长。
  1941年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后任书记。
  1943年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提出妇女工作以生产为中心的新方向,纠正了王明在妇女工作领域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错误,开辟了妇女运动的崭新局面。
  1945年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筹建东北解放区妇女联合会,指导东北土地改革中的妇女工作,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书记。同年被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
  1948年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常委、女工部部长。同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
  1949年春,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妇联主席。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建国后,历任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是中共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90年9月11日逝世。

丈夫李富春

  李富春(1900.05.22-1975.01.09),湖南省长沙市人,新中国计划工作和财经工作的重要奠基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1925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任北伐军第二军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代理省委书记。1927年后,历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上海法南区委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1931年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4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工交办主任。是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5年1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
  相伴永远——李富春与蔡畅  
蔡畅和李富春合影
蔡畅和李富春合影
   一次留法学生的聚会中,年轻的李富春邂逅了手捧着传单的蔡畅,两个目光相接的一刹那,他就被蔡畅青春焕发的神采迷住了。他追了上去,送她回家,一路谈学习,谈生活,谈革命,还谈到了新民学会,十分投机……蔡畅的母亲葛建豪非常喜欢这个质朴活泼的湖南小伙子,热情地招待他吃家乡的辣子拌面。
  在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门前,蔡和森与周恩来向警予带邻着勤工俭学的留学生示威请愿,向北洋政府追讨留法学生的生活维持费。卑鄙的陈公使却召来法国巡警镇压学生。混乱中,李富春为救蔡畅,被巡警打倒在地,鲜血染红了他的《共产党宣言》……
  蔡畅为李富春的真情所感动,他们相爱了。为自由独立,为永远并肩战斗,他们击掌结为“同盟”。随后不久,又在好友邓小平的祝福下,两人成婚,永远相伴在一起。
  蔡畅怀孕了。为投身革命,性格倔强的她宁愿放弃做母亲的权力。她不是不想要孩子,而是害怕他们的事业会造成孩子的不幸。在母亲和李富春的劝阻下,孩子终于还是生下来了,取名李特特。但是蔡畅却毅然做了绝育手术,以表示自己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决心。为了寻找救国真理,蔡畅和李富春忍痛离开了还在襁褓中的女儿,远赴苏联学习。
  若干年过去了,学成归来的蔡畅与李富春,在风雨如磐的香江之畔,与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连六岁的女儿也参加了与叛徒斗争的行列。为了保护地下组织的安全,一家人随时都准备着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而东北成为重要的战场之一。李富春作为东北战场战勤总指挥,负责调派军用物资,掌握着这场战役胜利的关键。在战役的关键时刻,一向待人温和的李富春竟当众命令枪毙一名被腐化的高级军官。
  蔡畅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参加布达佩斯“世界妇女代表大会”,途经东北,燃料用尽告急。李富春及时送出燃料,保障了代表团的急用。两人身处异地,却在电话里互相鼓励,祝福对方,表达着真挚的情感。在布达佩斯世界妇女大会上,蔡畅作为新中国妇女领袖,在全世界第一次亮相。她慷慨激昂地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即将诞生啦!
  辽沈战役胜利了,蔡畅从布达佩斯归来与李富春相逢,到处是庆祝胜利的景象,指挥所内红旗飘扬,两人在全军的欢呼声中拥抱在一起。
  建国后,李富春到莫斯科主持中苏经济协作的谈判工作。在新中国与前苏联签署的《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的协定》中,李富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当时面临经济危机的新中国打了一剂强心针。这一功绩奠定了李富春在管理新中国经济的第一代领导人位置。
  1967 年,北京动荡不安。李富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蔡畅沉重地凝望着丈夫,久久没有说话,他们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什么国家会变成这样?这问题一直在与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信念斗争着,煎熬着他们的的身心。他们唯一的支柱就是相伴在一起,共同度过这艰难的历史考验。
  1975 年初,李富春积劳成疾,病危住院。蔡畅探视时,因自己感冒,怕感染丈夫,在特护病房外与李富春交谈。无情的玻璃窗门将有情人分隔在两边,使两人只能隔着玻璃倾诉。他们用纸和笔相互传达国家的希望和夫妻的爱意。53年相濡以沫的艰难生活,那伴随着忠诚信仰的坚贞爱情,就此诀别……

人物故事

·“文革”初期的镇定

1940年初周恩来和(右起)蔡畅张梅任弼时陈琮英邓颖超孙维世合影
1940年初周恩来和(右起)蔡畅张梅任弼时陈琮英邓颖超孙维世合影
  十年动乱刚开始,蔡畅身为全国妇联主席,不可避免地受到造反派冲击,1967年初就靠边站了。我遇到群众来造她的反,不免心慌意乱,疲于应付。在这种时候,她总是告诫我要沉住气,不要和群众对立。她冷静地说:“我自信自己一贯是忠于党的事业的,党是了解我的,那些上纲上线、无中生有之事,也没有什么可怕,日后群众总会分清是非,实事求是的嘛。”她又鼓励我说:“遇事要沉着镇定,多观察多思考。”她的态度,让我也镇定起来了。
  “文革”初期,蔡畅在领导妇联机关运动时,也执行了那一套“左”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可避免地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一些同志。群众起来造反时,在大字报上提出许多意见。我遵照她的要求,逐一记下来向她汇报。这些意见中,有善意的、正确的,但也不乏捕风捉影、恶意攻击的,她都平心静气地听着。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1967年8月,蔡畅向妇联机关全体同志作了检讨,向受伤害的同志赔礼道歉,并承担了领导责任。
  我不禁想起,1959年蔡畅领导妇联机关在反右倾运动中,曾错误地把书记处书记曹冠群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使她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几年以后,也是蔡畅亲自召开大会,公开向曹冠群赔礼道歉,担起了领导责任,以后对她在政治上就恢复了信任,放手使用。
  我们有些工作人员受到影响,热衷于购买毛主席像章,办公室里到处张贴毛主席语录、画像,搞所谓“活学活用”。蔡畅从一开始就对这套形式主义的做法反感,看到我们头脑“发热”,常给我们“泼冷水”、“降温”。在党支部会上,她不止一次地说:“这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口号式叫喊的做法,实际是把对毛主席的感情庸俗化了,这哪是真正的拥护毛主席呢?”

·敢于担当勇于纠错

  文革时,叛徒、特务、假党员的帽子满天飞,几乎每个人的历史都被从档案中翻腾出来重新审查,搞得草木皆兵。蔡畅接待过许多来向她进行调查的“红卫兵”、“专案组”,收到过大量的函调信件,几乎都是调查一些同志的政治历史问题。她实事求是地给对方回复,帮助对方弄清事实。对于那些来意不善、无中生有的就严词驳斥。
  一次,有个“专案组”来向她调查张鼎丞已故夫人范乐春的问题,诬陷她是叛徒,诬陷张鼎丞包庇叛徒,又指责前几年《中国妇女》杂志发表的一篇歌颂范乐春革命事迹的文章,是所谓“为叛徒唱赞歌”、“为张鼎丞吹捧叛徒开绿灯”。
  范乐春在20世纪30年代是中央苏区一位女县长,英勇刚强,不畏强暴,带领群众和敌人斗争,后来不幸因病过早去世。蔡畅曾和范乐春有过接触,对张鼎丞也很了解。所以,当蔡畅听到对范乐春的一派胡言时,不禁怒火中烧。她义正词严地批驳说:“我过去是全国妇联的领导人,《中国妇女》发表的歌颂范乐春的文章,是经过我同意的,提倡学习她的革命精神、优秀品质有什么错?”
  还有一次,几个“红卫兵”就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问题,来向蔡畅调查。他们问:“共产党员为什么参加国民党?这不是公开叛党吗?为什么不清除他们?”这让蔡畅啼笑皆非。她略作沉思后反问道:“我相信你们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但是在大革命时期,毛主席也参加过国民党,你们知道吗?”“当时我们党内有几位领导人,还担任过国民党领导机关的负责工作哩,如李大钊是国民党的中央执委,毛主席是候补执委,周总理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我也在党的指派下加入过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工作。这在当时来说都是革命需要。”接着,她恳切地忠告几位年轻人:“你们调查某些同志的历史,势必涉及到党史,我建议你们必须学点有关的党史知识,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千万不要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这样才能得出切合客观实际的判断,你们说对不对?”
  随着年事增高,蔡畅对有些三四十年前的往事难免记不清楚。有一次在处理函调信件时,就发生了差错。当时沈阳军区某部来函调查一位在延安入党的同志的党籍问题,她写了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证明。幸而早在1955年,她曾为同一问题写过材料,经该部来信询问,并附来以前写的材料,她才意识到由于自己记忆衰退,几乎铸成大错,为此她深感歉疚,立刻写信纠正,并作了自我批评。从此以后,蔡畅处理这类函件更加慎重,并且再三嘱咐我要帮她把好关。对于她实在记不清楚、没有充分把握的,就让我实事求是地以“记忆力衰退”、“记不清楚”来回复。

·无私的关心和帮助

  “文革”时,机关纷纷成立所谓“战斗组”时,我也曾随波逐流参加了一个组织。蔡畅直率地对我说:“你有权利参加这种组织,但千万不要影响工作。究竟怎样做既能比较客观地帮助我了解情况,又不影响你参加运动,请你好好想一想。”
  当时,她已经敏锐地察觉出社会上不正常的动向,多次告诫我不要赶风头,不要忘了共产党的身份和自身的工作,千万不要卷入派系中,凭感情用事。我听从了她的劝告,不久就退出了“战斗组”。后来,派系斗争愈演愈烈,给国家造成巨大的危害,处处触目惊心,我回想起蔡畅的教导,更加感激她对我的帮助。
  我的父亲在旧社会经过商,被划为“黑五类”、批斗抄家,由街道组织管教劳动,我的丈夫和弟弟也因种种原因受到审查。亲人们发生的这一连串问题,使我惊痛,精神上压力很大。按照惯例,我预料很可能要调离工作岗位。当我向党组织和蔡畅汇报这些情况后,她依然信任我,并未改变对我的态度。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办公室,亲切地说:“我们党办事向来讲究实事求是,我最反对搞株连九族之事,应该是谁有问题谁负责嘛。你要正确对待亲属中发生的问题,不要背思想包袱,要安心工作。”她的话犹如春风吹散了我心中的忧闷,使我的情绪稳定下来。                                             (《扬子晚报》5.29蔡阿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