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世文

罗世文
罗世文
  罗世文,四川省威远县人,1904年8月2日生。1924年秋,任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协同萧楚女、杨闇公等领导和开展重庆地区群众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时期,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等职,参与领导了江津、荣(县)威(远)、广汉、梁山、德阳等地的农民暴动和兵变。罗世文多次领导工人斗争和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个人简介

  罗世文,四川威远人,1904年生,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烈士。1921年秋考入重庆甲等商业学校读书,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任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从  1924年至1925年,罗世文协同萧楚女、杨闇公等领导重庆地区群众革命运动。  土地革命时期,罗世文先后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参与领导了江津、荣(县)威(远)、广汉、梁山、德阳等地的农民暴动和兵变。1933年,罗世文受党中央的派遣,和廖承志一起到川陕根据地工作。由于他和廖承志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过批评,遭到张国焘非法关押,直到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才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得到平反和自由。  抗日战争时期,罗世文被党中央派回四川工作,先后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底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成都,国民党特务制造了“抢米事件”,然后栽赃造谣说共产党策划饥民抢米,借此大肆逮捕成都地区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0年3月18日,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贵州息烽监狱和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监狱中,罗世文受尽折磨,坚贞不屈。他和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组织了临时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带领难友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1946年8月17日,敌人放出话说要将罗世文和车耀先转移南京监狱。罗世文意识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了,在一本俄文书籍上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表示:“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8月18日,罗世文和车耀先一起被敌人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敌人残忍地将他们毁尸灭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罗世文和车耀先的骨灰从松林坡挖出来,隆重安葬,周恩来亲自为烈士题写了墓碑。  

罗世文在重庆

  罗世文是一位具有曲折革命经历、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者。在重庆的战斗岁月,正是他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白色恐怖之中,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组织革命武装,坚持革命斗争;敌人的监狱里,他立场坚定,意志坚强,团结和带领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同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刑场上,他高声吟诵壮丽的诗篇,视死如归,凛然正气,感天动地。  

·遭敌阴谋 被捕入狱

  1937年秋,罗世文肩负党中央的重托,从延安来到重庆,领导重庆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负责上层的统战工作。1938年罗世文被任命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在南方局和川康特委、川东特委的指导和全国抗日潮流的推动下,罗世文等同志领导的重庆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抗日民主力量迅速壮大,党的组织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1939年夏,罗世文到重庆参加了南方局的会议。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和工作安排。他指出,当前,由于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的劝降,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投降反共活动,时局可能逆转,可能有突然事变发生。我们要力争时局好转,但也要准备迎接突然事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斗争形式,都应作必要的改变。罗世文回到成都,向川康特委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将暴露了的同志进行转移,把公开的、大规模的救亡运动改为小型的、分散的、隐蔽的活动,党的领导干部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还抓紧时间把大批活跃的进步青年送到延安和其它抗日战场。  1939年底到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了破坏四川的共产党组织,扑灭抗日救亡的烈火,打击四川地方实力派,从而加强对四川的控制,蒋介石派出特务头子康泽等前往成都,策划了希特勒“国会纵火案”似的“抢米事件”。当时由于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国民党在成都的银行仓库官员以及官僚、军阀、地主、商人等纷纷抢购粮食、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从而出现人为“米荒”,米价飞涨的混乱局面。利用这一形势,1940年3月12日,康泽的别动队抢劫了有地方军阀潘文华大量资本的重庆银行的米仓库,煽动百姓暴动,逮捕了闻声前往观看的共产党员、《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并造谣栽赃说共产党“发动群众抢米,破坏抗战”,从而胁迫地方军阀执行白色恐怖政策,将成都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进步人士一网打尽。
罗世文
罗世文
  早在“抢米事件”发生前几天,成都局势即已十分紧张,一个对罗世文十分敬佩的在国民党省党部工作的特务悄悄告诉罗世文,要他赶紧躲一下,罗世文爱人王一苇也劝其快回延安,罗世文慨然回答:“大敌当前,只能以国家利益和党的工作为重,怎能以我个人的利益而离开抗战!只要国民党还有一分抗日的诚意,即不应危害我!”他始终不愿离开战斗岗位。  “抢米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川康特委召集了临时碰头会。会上,多数同志都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有意策划的“国会纵火案”事件,特委领导同志应予提高警惕,通知有关人员尽快疏散转移,并进一步了解敌情,以制定对策。两天以后,打入潘文华领导集团的共产党员传出情报,说敌人的黑名单上指名要抓罗世文等同志。当晚,川康特委副书记周凤平告诉罗世文:现在情况十分危急,大家觉得你应该转移到乡下避一段时间。罗世文回答说:“我是《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和八路军驻成都代表,是公开的中共代表,同地方军阀统战关系较好,国民党还不至于把这几顶帽子拿走。而且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离开了对各方面影响很大,还是让其他同志先转移。”因而他留在成都坚持工作。  不久,蒋介石亲自批准了特务制定的“策动春荒暴动案名单”,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早已伸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周围。3月18日,罗世文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处理有关事务。刚一进去,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警特务立即跟踪上去。随即,军警特务包围了《新华日报》营业分处。在这危急时刻,罗世文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安危。他镇定地指示同志们坚守工作岗位,继续发行《新华日报》。此时,特务们已经冲到罗世文的面前。他昂首挺胸,向战友们告别,从容地向楼下走去。就在罗世文被捕的当天晚上,军警特务又在“努力餐”饭馆逮捕了车耀先。随后,还逮捕了其他几位同志以及由刘湘、潘文华组织的“武德学友会”的一批人士。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川康特委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防止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破坏。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指示川康特委以成都市委名义在成都散发《宣言》,揭露“抢米事件”是投降派的阴谋行动,要求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及其他抗日人士。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要求全党提高警惕,严防国民党破坏。  

·狱中正气 坚贞不屈

  罗世文和车耀先的被捕,引起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狂热幻想。他们妄图使罗世文、车耀先在他们反革命淫威下屈膝投降,供出四川党的机密,以便一网打尽;他们还妄想通过罗世文、车耀先的口,把“抢米事件”栽到共产党身上,以便把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战争、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强加给共产党,为他们消灭共产党和打击抗日增加砝码,为投降日寇制造借口。于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立即报告蒋介石批准,用专机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重庆军统局总部看守所。随即,戴笠率领军统局秘书李崇诗、司法科长余锋前往看守所,亲自审问罗世文、车耀先。在审讯中,戴笠绞尽脑汁,用尽了威胁利诱等各种手段,但罗世文、车耀先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打破了戴笠的如意算盘。
革命烈士罗世文
革命烈士罗世文
  然而,戴笠并不死心。他又利用大特务邓文仪同罗世文曾一起留学苏联的关系,派他带着厚礼去“看望”罗世文,妄图通过述旧情,拉关系,使罗世文“回心转意”,归顺他们。罗世文看透了敌人的诡计,根本不吃他们那一套。邓文仪对罗世文说,只要你投降国民党,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罗世文勃然大怒,斥责说:“我们共产党与你们国民党是第二次合作。这次,如果国民党也以四万万人民的生存为重,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是可以继续下去的。那么我投降干什么?用不着!如果国民党一定要把1927年的那段历史重演,再次破坏国共合作,那简直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但是那样做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国民党的彻底完蛋!我坚决反对国民党走这种重演历史悲剧的老路。如果你们一定要倒行逆施,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那末,我至死也不投降!”邓文仪碰了个硬钉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劝降不成,戴笠恼羞成怒,命令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重庆歌乐山军统局监狱的白公馆看守所,分开关押起来。特务们采用轮流审讯、威胁利诱等办法,要他们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均遭到罗世文、车耀先的严辞拒绝。罗世文知道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绝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眼前面临的严峻考验,使他不禁想起1938年夏在重庆写的《赠张元弟共勉》的诗:  从来壮烈不贪生,  许党为民万事轻。  百战身经尝考验,  廿年冰蘖励忠贞。  他知道,现在是他实现这个誓言的时侯了!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军统局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贵州息烽监狱。这里岗峦起伏,连绵不断。监狱四面有三道围墙,围墙内外碉楼林立,里边是八大间棋盘似的隔开来的牢房,分别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来命名;每个牢房又分几个小囚室。罗世文、车耀先被押解到息烽监狱后,监狱主任立即提审。这两位革命战士,对国民党顽固派强加给他们的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坚决反驳。罗世文还正气凛然地承认自己是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和十八集团军驻成都代表。监狱主任见罗世文正气浩然,庄重威严;车耀先也坚定沉着,无懈可击,也就不再提审他们。又因为他们是要犯,所以也不敢轻易加害,遂将罗世文化名张世英,车耀先化名田光祖关入“爱斋”,以后又转入“新忠斋”和“老忠斋”。  在监狱里,罗世文以敏锐的观察力,识别和考察着狱中的各种“犯人”,发现和结识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他躲过看守的耳目,秘密地给同监房的同志们讲述国际国内形势,讲红军长征、抗日的英勇事迹。他发现一些长期关监的人不了解“西安事变”真相,就给大家详细地讲述了“西安事变”的经过,阐明了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正确立场,赞扬了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卓著功勋。他悄声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中的抗日诚意是有目共睹的。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推动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现在国民党顽固派却妄想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大业,这是注定要失败的!”罗世文就这样坚持对党的忠贞信念,即便身处牢狱,也努力将自己身边的党员和进步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  

·团结难友 坚持抗争

  罗世文在狱中表现出的爱憎分明的立场和他讲述的动人故事,鼓舞和教育了狱中的战友和进步人士,使他们从精神上增添了力量,增强了信心。狱中的党员同志自觉地团聚在他的周围,向他汇报思想和狱中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了解,罗世文与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同志秘密进行了商量,决定成立狱中临时支部,以团结和领导革命同志展开斗争。  经过秘密酝酿,大家推选罗世文任支部书记,车耀先与韩子栋为支部委员。支部成立以后,罗世文与支委一起,根据这个监狱是“死牢”,共产党员没有刑满释放或活着出去的情况,首先团结狱中难友,争取到部分管理人员的同情,打击了个别变节分子向监方打“小报告”的活动,争取了散步、晒太阳、看书、看报纸的权利。其次,支部还始终抓紧一切机会与狱外党组织接关系,以便里应外合搞暴动或争取狱外援助。  不久,国民党军统局鉴于长期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严刑逼供和身心摧残没有什么效果,便在息烽监狱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为了适应这种政策上的变化,也为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监狱主任周养浩组织犯人当“工作修养人”,为监狱做一些行政工作和体力劳动(如打草鞋、刻字、印刷、做衣服、收发等)。共产党员去不去呢?党支部进行了秘密研究。许晓轩认为这是敌人圈套,是剥削难友劳动,不能去;韩子栋认为可以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原则下参加。罗世文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考虑了党的原则和狱中的实际情况,发表了他的看法:“息烽监狱的工作修养人有两三百人,共产党员只是极少数,如果共产党员都不去,敌人是很容易把我们孤立起来的。为了麻痹敌人,团结难友,了解情况,锻炼身体,我们可以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去当工作修养人。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我的身份已经公开了,就不参加了。”支部根据罗世文的意见作出决定,除他以外,其他未公开身份的党员都去当工作修养人,在工作中去团结难友,开展活动。支部团结全体工作修养人,使狱方被迫答应了早晚开牢门、改善犯人伙食、不准无故打骂犯人等条件。从而改善了难友的处境,也为党在狱中工作提供了条件。  一天,监狱主任周养浩把罗世文叫去,要他在工作修养人中担任一定职务。罗世文十分坦然地说:“我参加共产党已经多年了,所有熟人、朋友以及长年养成的习惯,都是共产党方面的。因此,不愿也不能为监狱做工作!”  周养浩听了这堂堂正正的声明,不能不为他对共产党的忠诚所慑服。罗世文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坚定,也使全监狱的进步人士更加钦佩。罗世文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团结难友同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  当监狱强迫难友们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时,罗世文就给难友们讲:“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一个人能够左右的,而是由客观环境和人民的努力来决定的。蒋介石连中国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搞清楚,却来侈谈什么中国之命运,真可笑!”  监狱长强迫每个人写“学习心得”时,罗世文又指导大家以巧妙的借口进行了抵制。有一年春节,监狱长要难友们排练节目,难友们都不愿意。罗世文启发大家利用这个机会自己编写、演出了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和表现汉奸政权下士兵起义的话剧《反正》,既活跃了大家的身心,更进行了革命的宣传,收到很好的效果。监狱长发觉上了当,再也不敢让难友们演戏了!  罗世文在狱中坚持看书学习。他利用车耀先做图书管理员的条件,借阅大量书报,研究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和现状,并以“史迷”的笔名,在狱中办的《复活周刊》及《养正周刊》上发表文章,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的罪恶,赞扬苏联红军的功勋,以民主和人民必胜、法西斯必败的真理,鼓舞难友的斗志,坚定难友的信心。他写的文章中,有的高度评价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的批判魏忠贤组织锦衣卫和东厂等组织镇压东林党的罪恶,批判清朝皇帝大搞“文字狱”的罪行。罗世文以这些对比、借古喻今和影射、暗示的方法,曲折隐讳而又尖锐犀利地批判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  罗世文对国民党特务无比憎恨,对同志、难友却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敌人发给他的“津贴”和“稿酬”(狱中不发稿费,而发肉类及日常用品),他都与难友们一起享用。难友得病,他嘘寒问暖,精心护理。对由于各种原因被捕入狱的青年,他更是特别关怀和爱护。面对漫长的狱中生活和繁重的劳役,罗世文亲切地鼓励情绪消沉的青年:“反动派想用苦役来摧毁我们的意志和身体,而我们却正好以此来松动松动我们的筋骨,为‘天亮’作准备!”还建议他们到车耀先那儿去借苏联小说看,逐渐增强对生活的信念,坚定斗争的决心。面对政治思想还不大成熟的青年难友,罗世文亲切地指导他们读《战争与和平》、《复活》、《第四十一》、《毁灭》等书,并鼓励他们坚强地生活和斗争。之后,好几位有幸从息烽监狱出来的同志都感慨万千地说:“国民党顽固派想用长期监禁和苦役来摧残我们,可是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等共产党人却以他们崇高的信念,光辉的思想和优良的作风把监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课堂!我们这些对政治一点不懂的年轻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榜样,汲取了精神力量,明确了人生的意义,理解了革命的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视死如归 英勇就义

  1944年端午节,监狱长办了丰盛的酒席,请罗世文、车耀先“赴宴”,企图引诱和软化他们。罗世文、车耀先气宇轩昂地走进餐室时,那些平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军警特务都站起来,跟在周养浩后面,要给他俩敬酒。罗世文凛然说道:“你们搜刮人民的血汗,灌满自己的肠胃,我们不能同你们这些人一起吃饭!”说完,他冷笑几声,同车耀先拂袖而去!特务们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
罗世文陈列馆
罗世文陈列馆
  软的一手失败了,敌人又使用了硬的一手。1945年7月25日,息烽监狱在息烽郊外快活林枪杀了打入军统局电报组织的张露萍等5位同志。为了恐吓和动摇罗世文、车耀先,特务们竟将他们押去“陪杀场”。但罗世文、车耀先视死如归,毫不畏惧,丝毫没有削弱或动摇他们的斗争意志和坚强信念。特务无奈,只得又将他们押回息烽监狱。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罗世文等人被押往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途经桐梓时,因桥梁损坏,汽车就停在一座弃用的兵工厂里。在这里,监狱长宣布释放几个外籍修养人。罗世文立即用烟盒偷偷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扼要汇报了狱中情况,并希望能同党组织接上关系。他把这封信悄悄交给已被宣布释放的外籍修养人小马。小马把信秘密带出去,通过秘密渠道转交给了周恩来。罗世文把信交给小马后,曾对韩子栋讲:“你我的命运,就决定在这一两年内。这一两年内政治形势没有好转,你我就再不要想恢复自由了。”到重庆后,罗世文、车耀先被关进重禁闭室里。从此,罗世文、车耀先再不许出来放风,也很难与狱中难友接触,他们被剥夺了囚犯们所能享有的最后一点权利。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我党曾多次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了释放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的要求。蒋介石迫于全国进步舆论的压力,释放了叶挺、廖承志,却诡称罗世文、车耀先已被处决。  1946年7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与此同时,在国统区,蒋介石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强化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也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决定对罗世文、车耀先下毒手了!  8月17日,渣滓洞监狱副所长刘捱乾放出空气,说国民党政府要把罗世文、车耀先转到南京。狱中一些难友信以为真,很为他们高兴。但是,罗世文却清醒地意识到,是自己献身的时候了!他把自己和支部多年来积存下来的一万元悄悄交给了宋绮云,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还在一本俄文书籍的扉页上,写下了他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处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这封短信,字字珠玑,熠熠放光!  第二天,18日下午3时,监狱看守把罗世文、车耀先从重禁闭室押解出来。罗世文与车耀先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子,走出牢门。各牢房的难友紧紧抓住铁门,恋恋不舍地望着他们。罗世文以炯炯有神的目光,同难友们一一告别。他的眼光中,充满了对战友的深情,对敌人的仇恨,对未来的希望!罗世文同车耀先庄重地走向松林坡。面对歌乐山连绵的群峰,面对苍翠的松林,他放声朗诵了自己孕育已久的诗篇:  故国山河壮,  群情尽望春。  英雄夸统一,  后笑是何人?  罗世文这一字千钧的诗篇,震慑了杀人魔窟。刽子手开枪了!罗世文、车耀先应声倒地!特务们又在他们的身上泼上汽油,点起烈火,毁尸灭迹!  解放后,人民政府惩办了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的凶手。人民群众在松林坡挖出了烈士遗骨,进行了隆重安葬,周恩来亲笔为罗世文、车耀先烈士题写了碑文。  “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罗世文以浩然之气,凛然之身,实践了自己对理想和信念的庄严誓言!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罗世文传记

    罗世文于一九○四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四川内江。祖父罗声衢是盐业资本家,父亲罗万隆经营盐运。罗世文三岁时,祖父在竞争中破产,父亲也因而入狱瘐死。遗下孤儿寡母,饱受凄凉。自幼丧父又非嫡出的罗世文,在这尊卑上下森严的封建大家庭里,受够了歧视和白眼,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罗母含辛茹苦地把罗世文带大,教育他作人要争气。罗世文牢牢地记住母亲的话,发愤读书,刻苦学习。一九二○年秋,罗世文在师友的资助下,到重庆青年会教会学校补习英语。一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重庆甲等商业学校。  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革命浪潮向全国各地深入发展。罗世文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进步书刊,特别喜欢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他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与此同时,他结识了四川早期的革命家吴玉章、杨暗公,以及党中央派到四川工作的恽代英、肖楚女等同志,并深受他们的影响。一九二三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  罗世文任团重庆地委书记后,积极协助肖楚女、杨暗公等同志,组织进步青年成立“平民学社”、“学行励进会”,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组织,吸收了上百名男女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斗争。后来,这些青年大多数成为早期四川党的骨干。他还协助肖楚女、杨暗公同志建立了重庆巴师、川师、联中、冶中、巴中、商中等校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为重庆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重庆发生日本商船私运伪币,并将检查士兵掀下大江的“德阳丸案”。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及反动当局的妥协投降行径,激起了重庆人民的极大愤慨。重庆党的地下组织决定以此激发山城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打破死气沉沉的局面。肖楚女率先在《新蜀报》上发表文章,声讨日商罪行;罗世文即以重庆学联主席身份,到重庆各校进行演说和鼓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四川和重庆的种种罪行,号召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同全市人民一道进行斗争。
罗世文和车耀先
罗世文和车耀先
  经过我党的努力,在十一月廿七日召开各团体代表会,成立了“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会后,肖楚女、罗世文同其他群众代表前往日本领事馆提出强烈抗议,并严正指出:这次日本船主在中国土地上违反中国法律,杀害中国士兵,必须由中国政府和人民按照中国法律予以审判和制裁!十二月十三日,重庆各界人士七千多人冲破反动军警的包围阻拦,于打枪坝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通过了要求日本领事赔偿死者命债和丧葬抚恤费,以及制止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非法行为的宣言、通电及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这一斗争振奋了群众的革命精神,促进了重庆和四川地区革命高潮的到来。  一九二五年初,肖楚女、杨暗公、罗世文等同志响应孙中山先生和我党“四大”的号召,领导了重庆国民会议促进会运动。经过我党的努力,一月十八日,重庆国民会议促进会召开成立大会。会上,杨暗公、肖楚女、罗世文等同志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争取了广大群众,使国民党右派企图操纵重庆国民会议促进会的阴谋落空了。接着,杨暗公、罗世文还率领团员及进步青年到真武山庙会进行演说,向广大工农群众宣传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的重大意义。在山城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杨暗公、罗世文等同志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批评和斗争,并终于选出了以我党成员为主体的赴京参加国民会议的代表。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巨大的革命风暴。在重庆,罗世文协同肖楚女、杨暗公同志领导山城各界成立了“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罗世文被选为该会的文书主任。他发动团员到各区县的工厂、学校进行深入细致的发动和组织工作。驻渝英、日领事怕得要死,向重庆当局发出恐吓。伪重庆卫戍司令部立即颁布禁止集会令,使后援会个别领导人产生了动摇。在困难面前,罗世文挺身而出,勇敢地挑起了革命重担。他作为代理主席,主持了后援会第二次主任会议。会上,罗世文提出与卫戍司令部接洽,坚决要求取消戒严令,并决定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进行罢工、罢市、罢课的斗争。罗世文亲自起草了给北京执政府外交部和全国各界军民的函电,鲜明地提出以要求英日两国赔偿损失,要求政府收回领事裁判权,关税管理权等条件作为斗争的目标。在后援会领导下,山城人民于六月二十五日举行了声援上海人民,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大大振奋了广大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  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中,罗世文从肖楚女、杨暗公等同志身上学到了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和斗争艺术,也从广大工人、学生和群众中吸取了战斗的力量。经过斗争的锻炼和考验,罗世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党组织决定派罗世文同志留学苏联。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他刻苦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潜心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及革命的战略战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罗世文还刻苦学习外语,并很快掌握了俄语。这使他犹如插上了翅膀,从此更加自如地在理论的天空里翱翔。  罗世文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而且还热心帮助其他同志,特别是工农出身文化程度较低的同志。他主动为他们整理笔记,解答疑难。由于罗世文同志英语和俄语都学得不错,所以学校让他一面在东方大学读书,一面在孙中山大学当翻译。他的学习和工作经常受到学校的表扬。  罗世文身在赤都,心怀故国。他念念不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人民,经常翻阅来自祖国的报刊杂志,了解大革命的进展情况。一九二七年春,重庆发生了反动军阀王陵基镇压革命运动,屠杀革命人民的三·三一惨案,杨暗公同志壮烈牺牲。噩耗传来,罗世文悲愤填膺,恨不能飞回故乡,手斩顽敌。在沉痛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涂山诀别几经秋,故国不堪江水流。可惜身无双羽翼,归来聚众斩顽酋。”不久,蒋介石又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来,罗世文怒不可遏,立即同全体留学生一起举行示威游行,并渴望早日回到祖国,同蒋介石反动派进行斗争。一九二八年夏,罗世文在东方大学毕业后,又游历南俄进行考察学习。  几年的学习,使罗世文树立了坚定的信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一九二八年底回国时,罗世文什么也不带,就是带回了一箱俄文版的马列著作。罗世文回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工作。当时,他很想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但是四川革命运动很需要人,党中央决定派他到四川参加革命斗争。罗世文坚决服从党的需要,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并决心把马列主义的理论运用于指导四川的革命运动。
罗世文 讲座
罗世文 讲座
  一九二九年初,罗世文同志回到重庆,先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不久,省委派罗世文到三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进行兵运工作。该旅第一团团长、代理旅长旷继勋同志不仅早已入了党,而且工作积极主动,其他两个团也开始为我党所掌握。罗世文到该部后,团结和依靠旷继勋等同志,对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秘密发展组织,在各连相继建立了党小组。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工作,他回重庆向省委汇报,准备发动起义。罗世文走后不久,旷继勋旅的赤色倾向为敌人察觉,几个反动军阀都妄图将它吞并。因此,旷继勋三次电告省委,要求立即举行暴动。为此,省委专门举行会议。会上,罗世文主张:七旅赤色倾向既已为敌人察觉,如不暴动,很可能被敌人瓦解。与其准备暴动期间被敌人吃掉,不如干起来求得生存和发展。最后,省委同意罗世文意见,并派邹进贤、罗世文等同志前往领导。  一九二九年六月初,罗世文同志赶到第七混成旅所在地射洪县射洪嘴。该旅已因组织暴露,上面扣发了军饷军粮,一些军官对起义产生了动摇。在这关键时刻,罗世文同志挺身而出,做好党员干部的工作,并对士兵进行宣传、教育和鼓动,批评帮助部份发生动摇的军官,迅速稳定了局面。接着,他又同旷继勋研究了起义的行动计划和组织领导等问题。第七混成旅随即移驻遂宁县与蓬溪县交界的大石桥,宣布暴动,并将起义部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罗世文任前敌委员会书记,旷继勋任前敌委员兼前敌总指挥。三个团改为三个师,分别由我党同志负责各级政治工作。  当天晚上,罗世文、旷继勋即率领部队到达蓬溪,于拂晓前干脆利落地将军阀李家钰的一个团全部缴械。天亮时,红军占领了县城。红军在蓬溪和周围各县接连召开大会,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广大贫苦人民拍手称快,红军声威大振。之后,罗世文、旷继勋率部转战于营山、渠县等地。在攻打达县猫儿寨战役中,由于带路的人迷失方向,内应又出了问题,时间、地形对红军都很不利,两次进攻均未奏效。军阀刘存厚、刘湘、田颂尧等派出的部队又前后逼近红军,长江一线又为刘湘派兵布防,使红军无法前往湘鄂西与贺龙部队会合。前委遂决定向东转移,以便与王维舟、李家俊领导的川东游击队靠拢。但部队在经过开江马鞍山夹巢时,被军阀刘存厚部队包围击溃,起义不幸失败。  罗世文与同志们分散突围后,昼伏夜行,藏匿乡村,穿山越岭;饿了要点农民的南瓜汤充饥,渴了喝一点山泉水。经过数日的艰苦跋涉,终于回到了重庆。他向省委汇报了这次暴动的情况,并继续留省委工作。  一九三○年上半年,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宣传部长陈攸生、秘书邹进贤以及省委军委书记李鸣珂先后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罗世文同志毫不动摇、悲观和气馁。他踏着烈士的血迹,挑起革命的重担,继续战斗。他同省委其他同志一起,重建四川省委,并任宣传部长。  一九三○年六月,当时的党中央在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制定了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派专人入川,要求四川省委立即组织武装力量配合全国总暴动。罗世文同志作为省委领导人之一,虽然认为四川暴动没有把握,怀疑这种盲目暴动的搞法,但还是执行了中央指示,参与领导了江津、荣威、广汉及梁山等地的士兵及农民暴动。由于对整个敌强我弱的形势估计不足,又往往仓促上阵,因而暴动均遭失败。惨痛的事实教育了罗世文及省委的其他领导同志,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和省委同志经过学习,检查了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初,省委机关迁到成都。罗世文任省委军委书记,不久又任省委书记。这个时期,由于各地暴动陆续失败,四川各级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加上与党中央联系不时中断,工作极为困难。罗世文以顽强的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千方百计地寻找外国出版的报刊杂志,从中摘译一些马列主义理论文章,发给省委和各地方领导同志传看,以提高干部马列主义水平,坚定革命胜利信心。他经常鼓励同志们说:“我们暂时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一时得不到党的指示,象失了舵的孤舟,但我们还是要坚持工作,继续战斗!”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着中华民族生存的严重局势,一方面领导成都和四川地区的抗日运动,另一方面又根据当时党中央的指示,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工人斗争和武装起义上,以配合红军行动。一九三二年,罗世文等同志领导了南部升钟地区和梁山南岳场的农民起义,以及德阳孝泉的革命兵变。南部升钟起义的一部分革命武装,后来到通江加入红四方面军,编为一个独立营。同年,罗世文根据中央指示,从白区输送不少党团干部及军事、医务和艺术等方面的人才前往红四方面军,有力地支援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一九三三年十月,罗世文、廖承志同志受党中央派遣,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罗世文担任川北苏区省委常委,并兼任川陕省委高级训练班负责人。在训练班里,他给省委高级干部讲授了“列宁主义初步”等课程。罗世文同志以精深的马列主义理论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分若干讲座,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提高川陕苏区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作出了贡献,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罗世文和廖承志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到川陕苏区工作,决心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贡献力量,但是,张国焘轻视党的集体领导,极力在党和红军及政府中培植个人势力,大搞家长制,把川陕苏区视为他的独立王国。谁不听他的话就被视为异已,排斥打击,甚至监禁杀害。为了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罗世文与廖承志对张国焘进行了批评和斗争。但是张国焘不仅拒不接受批评,反而怀恨在心,对罗世文、廖承志同志进行排斥打击。一九三四年底,张国焘竟以莫须有的罪名,把罗世文、廖承志非法逮捕监禁起来。在亲自“审讯”之后,又派人把他俩监视起来,叫他们抄写材料、刻腊纸、做苦工。在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及共产国际的关怀、干预下,他们才没有被张国焘杀害。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与党中央派来迎接他们的红一方面军一部胜利会师。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罗世文、廖承志同志的冤案得到了昭雪。不久,罗世文到了延安,被聘为红军大学教授。一九三七年四月,党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罗世文同志以亲眼所见的大量事实,深刻地批判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鲜明立场。    西安事变后,四川地方军阀刘湘、潘文华在全国和四川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出于同蒋介石的矛盾,曾派代表与我党联系。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抗日力量,党中央派罗世文同志为我党代表,回川同刘湘、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联系,领导四川的统战工作。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罗世文同志由延安经西安到成都,会见了刘湘、潘文华等。罗世文向他们详细阐述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各种矛盾,希望他们开放民主,积极抗日,并抵制蒋介石卖国集团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除直接同刘湘、潘文华等地方军阀接触外,罗世文还通过联系和指导早已在四川进行地下工作的张曙时、车耀先、王干青等同志,进一步在刘湘军队中开展宣传和统战工作。由于罗世文同志善于分析形势,利用矛盾,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促使刘湘在抗战初期能够倾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民主,有利于四川各地,特别是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罗世文还积极领导了“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社”两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合并,并以此为基础,更加广泛地开展了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七年秋,罗世文同志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长江局汇报工作。后由武汉返回重庆。在轮船上,他面对滚滚大江,豪情满怀地吟颂了气壮山河的《别汉入蜀》的诗篇:“秋风夏口望渝蓉,百难蚕丛寓意浓。劫后余生仇禹贡,瞻前乐死反尧封。暗公首义披荆棘,楚女横流布阵容。此去西南偿夙愿,开来继往为工农。”  一九三七年冬,党中央派周凤平、廖志高、于江震等同志到四川,会同罗世文、张曙时等建立了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由罗世文任书记,周凤平任副书记。省工委在抗战初期的大好形势下,进一步领导了全川的抗日民主运动,积极开展了建党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省工委扩大会议时,四川已建立成都、重庆市委以及宜宾、自贡、泸州、南充、梁山、阆中、乐山等中心县委,全川党员发展到四千人左右。在这次省工委会议上,根据南方局指示,决定分别建立中共川康和川东特别委员会。川康特委以罗世文为书记,周凤平为副书记,川东特委以廖志高为书记。在两委的领导下,在全国抗日潮流的推动下,成都、重庆和全川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抗日民主力量迅速壮大,党的组织也得到了发展。
1925年,罗世文(后排右三)
1925年,罗世文(后排右三)
  一九三九年夏,罗世文同志到重庆参加南方局会议。会上,周恩来同志传达了党中央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和工作安排。周恩来同志指出:当前,由于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的劝降,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投降反共活动,时局可能逆转和发生突然事变。我们要力争时局好转,但也要准备迎接突然事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斗争形式都应作必要的改变。罗世文回成都后,向川康特委传达了会议精神,对一些比较暴露的同志进行了转移,把公开的、大规模的救亡运动改为小型、分散和隐蔽的活动,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  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年三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反动派在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的同时,也把魔爪伸向了国统区的党组织和救亡运动。蒋介石为了扑灭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烈火,打击四川地方势力,派出特务头子康泽等来到成都,策划了“抢米事件”。一九四○年三月十二日,康泽的别动队抢劫了有地方军阀潘文华大量股本的重庆银行的一个米仓,逮捕了闻声前往观看的共产党员、《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同志,并造谣栽赃说共产党策划饥民抢米,妄图暴动,从而胁迫地方军阀实行白色恐怖,将成都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进步人士一网打尽。  “抢米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川康特委召集了临时碰头会。会上,多数同志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蓄意策划的“国会纵火案”事件,省委领导同志应予注意,通知有关人员尽快疏散,并进一步了解敌情,制定对策。两天后,打入潘文华领导集团的我党同志传出情报,说敌人开黑名单,点名要抓罗世文等同志。当晚,川康特委副书记周凤平同志告诉罗世文说:“现在情况十分严重,大家觉得你应转移到乡下避一段时间。”罗世文同志却回答说:“我是新华日报成都推销处和八路军驻成都办事处负责人,国民党还不至于把这几顶帽子拿走,而且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离开了对各方面影响很大,还是让其他同志先转移吧。”就这样,罗世文同志仍然留在成都坚持工作。  三月十八日,罗世文同志化装去新华日报推销处处理有关事务,万没想到,蒋介石已亲自批准了特务机关制定的“策动春荒暴动案逮捕名单”。他刚一进去,军警特务立即包围了新华日报营业处,逮捕了罗世文同志。当天晚上,又在努力餐饭店逮捕了车耀先同志,随后还逮捕了其他几位同志。  从此,罗世文开始了长期艰苦的狱中斗争。    罗世文和车耀先的被捕,引起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狂热幻想。他们妄图通过罗世文、车耀先同志,把四川党组织一网打尽。于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立即报请蒋介石批准,用专机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重庆军统局总队部看守所,并亲自审问。在审讯中,戴笠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妄想使罗、车二同志屈服。但是,罗世文、车耀先同志以坚定的立场和严峻的态度,挫败了戴笠的阴谋。戴笠碰了一鼻子灰,却并不死心,他利用大特务邓文仪曾同罗世文一起留学苏联的关系,派他带着厚礼去“看望”罗世文说:“只要你投降国民党,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罗世文勃然大怒,愤然斥责道:“我们共产党与你们国民党是第二次合作。如果国民党以四万万人民的生存为重,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是可以继续下去的。那么,我投降干什么?如果国民党一定要把二七年的历史重演,再次破坏国共合作,那就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灾难,而且必然是国民党的彻底完蛋!”  劝降不成,戴笠恼羞成怒,命令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重庆歌乐山监狱白公馆看守所分开关押。一九四○年下半年,国民党军统局又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贵州息烽监狱。在监狱里,罗世文躲过看守耳目,秘密地给同志们讲述国内外形势,讲红军长征和抗日斗争英雄事迹,这一切都鼓舞和教育了狱中的战友和进步人士,使他们从精神上增添了力量,增强了信心,狱中的党员同志都紧紧地团结在罗世文周围。为了领导和团结狱中革命同志进行斗争,罗世文与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同志秘密成立了狱中临时支部,推选罗世文作书记,车耀先与韩子栋为支委。  临时支部成立以后,罗世文与支委一起,首先团结狱中难友,争取部分看守人员的同情,打击了个别不坚定分子向监方打“小报告”的活动,争取了狱中生活的部分改善(如争取到散步、晒太阳、看书看报的权利等)。其次,支部还自始至终抓紧一切机会与外面党组织接关系,以便里应外合搞暴动和争取狱外的援助。  罗世文在狱中坚持看书学习,他利用车耀先同志作图书管理员的条件,借阅大量书刊,研究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并以“史迷”的笔名,在狱中《复活周刊》及《养正周刊》上发表对中国历史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评述,用借古讽今和影射的方式,鼓舞和教育狱中的同志和难友。一些青年难友在漫长的狱中生活和繁重的劳役中感到消沉和绝望的时候,罗世文同志从各方面关心他们,亲切地鼓励他们说:“反动派想用苦役来摧残我们的意志和身体,而我们却正好以此来松动松动我们的筋骨,为‘天亮’作准备。”  一九四四年端午节,监狱长办了丰盛的酒席,请罗世文、车耀先“赴宴”,企图以此来引诱和软化他们。但他们凛然说:“你们桌上摆的,都是人民的脂膏!你们搜刮人民的血汗,灌满自己的肠胃,我们不能同你们这些人一起吃饭!”说完,同车耀先拂袖而去。软的一手失败了,敌人又使用硬的一手。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息烽监狱反动当局在息烽郊外快活林杀害了打入军统局电报组织的张露萍等五位同志。为了恐吓和动摇罗世文、车耀先同志,特务竞将他们押去“陪杀场”。  一九四六年七月,息烽监狱撤销,罗世文等人被押往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汽车在经过桐梓时,因桥梁损坏,汽车停在一座废弃的兵工厂里。在这里,监狱长释放了几个外籍“修养人”。罗世文立即用烟盒偷偷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同志,扼要汇报了狱中情况,希望能同党组织接上关系。他让外籍“修养人”小马带出,通过秘密渠道转给周恩来同志。到重庆后,罗世文、车耀先被关进了重禁闭室里,不许出来放风,也很难与狱中难友接触。他们竟然被剥夺了所能享有的最后一点权利。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我党曾多次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再次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了释放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的要求。蒋介石迫于全国进步舆论的压力,释放了叶挺、廖承志,却诡称罗世文、车耀先已被处决,拒不释放。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与此同时,在国统区,又进一步强化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也就在这时,蒋介石决定对罗世文、车耀先下毒手了。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七日,渣滓洞监狱副所长刘捱乾放出空气,说国民党政府要把罗世文、车耀先移往南京狱中。一些难友信以为真,但罗世文却清醒地意识到,是自己献身的时候了。他把自己和支部多年积存下来的一万元悄悄交给了许晓轩(即老宋)同志,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并在一本俄文书的封面上,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定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处尚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在刑场上,罗世文和车耀先同志面对敌人的刺刀和枪口,想到的不是个人的生死,而是中国革命正在胜利发展。他们坚信:反动派必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必胜,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要实现。罗世文不禁豪情满怀,高声吟诵:“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罗世文烈士史料陈列馆
罗世文烈士史料陈列馆
  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地杀害了罗世文、车耀先同志,又用汽油焚烧了他们的遗体,妄图毁尸灭迹,掩盖血腥的罪行。  “后笑是何人?”对此,历史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反动派被赶到台湾一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后笑是何人?”解放后,人民政府逮捕了杀害烈士的凶手,找到了烈士的遗骨,重新隆重地进行了安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为罗世文、车耀先同志亲笔题了墓碑:“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之墓”。  “后笑是何人?”今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承烈士的遗志,正意气风发地在实现四化的新长征路上披荆斩棘,大步迈进。烈士的遗愿正在得到实现。罗世文同志在冥冥中闻此,必然会含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