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

冯道
                冯道
  冯道(882-954),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字可道,自号“长乐老”。五代瀛州景城(今中国中部河北交河东北)人。后唐(公元923年~公元934年)、后晋(公元936年~公元940年)时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到契丹任太傅。后汉(公元947年~公元948年)时任太师。后周(公元951年~公元959年)时任太师、中书令。曾著《长乐老自叙》。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冯道为印行经籍标准文本,经皇帝批准由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等人任详勘官,李鹗、朱延熙等书写,依唐刻《开成石经》,并和经注合刊,开雕“九经”:《易》、《书》、《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礼》、《仪礼》和《礼记》,以端楷书写,能匠刊刻。到了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五月雕印完成,历时22年。同时刻成的有唐代张参撰《五经文字》、玄度撰《九经字样》等书。因刻书事业由国子监主持,故史称“五代监本九经”,创官刻书籍之始。当时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对此,元王祯评为“因是天下书籍遂广”。印本后来失传。

生平简介

  冯道(八八二——九五四年),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唐末投刘守光作参军,刘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当巡官。张承业重视他的“文章履行”,推荐给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出帝时均连任宰相,契丹灭晋后,被任为太傅,后汉代晋后任太师,后周代汉后依然任太师。周世宗征北汉前,冯道极力劝阻,激怒了周世宗,因而不让他随军,令他监修周太祖陵墓。当时冯道已患病,葬礼完成后就去世了,被周世宗追封为瀛王。就是这位冯道,竟引起了千古毁誉。
  尽管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的《冯道传》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但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冯道的不少好事,就是连称他为“无廉耻者”的欧阳修也没有否定,例如:他“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发到的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正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
  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告诫明宗:“我以前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给从马上颠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现在丰收了,又没有战事,便纵情享乐。”明宗问他:“丰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历来如此。我记得近来聂夷中写过一首《伤田家诗》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让左右抄下这首诗,经常自己诵读。
  另一次临河县献上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传国宝万岁杯”,明宗很喜爱,拿出来给冯道看,冯道说:“这不过是前世留下来的有形的宝,而皇帝应该有的却是无形的宝。”明宗问是什么,冯道说仁义才是帝王之宝,并说了一通仁义的道理。明宗是没有文化的武夫,不懂他说些什么,就找来文臣解释,听后表示要采纳。
  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即贫穷的、无背景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显贵、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无论如何,这是值得称道的措施。
  明宗年间,冯道还与李愚等委派官员,将原来刻在石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这是见于记载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竟然发生在战乱不绝的五代时期,与冯道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冯道最受诟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欧阳修自不必说,司马光也称他为“奸臣之尤”,就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在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之后,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直到范文澜作《中国通史》,还花了不小的篇幅对冯道大加挞伐,主要也是针对他的政治道德。这些批判看来都是大义凛然,但联系冯道所处社会和环境的实际来分析,结论却不是如此简单。
  像欧阳修这样生在承平之世的人,又遇到一个优容士大夫的宋朝,实在是三生有幸的。所以他尽管也不时受到谗言的攻击,在宦海中几经沉浮,却能位致宰辅,死后获得“文忠”的美谥。他不必像生在乱世或改朝换代时的士人那样,必须在不止一个的君主或朝代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可以从容地用“春秋遗旨”(见《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来审判冯道一类不忠之臣。
  相比之下,冯道可谓不幸之极,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加上契丹、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只有八年。如果冯道生在康熙乾隆时,他的一生仕途刚刚超过皇帝享国时间之半,不用说换代,还等不到易君。而且这四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又是趁乱入侵的;除了个别皇帝还像个样,其余都有各种劣迹暴政,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即使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大多也够得上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但事实上他们又都是统治了中原地区的君主,连欧阳修也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一一为之作本纪。因此冯道除非住进桃花源,或者优游林下,“苟全性命于乱世”,否则总得为这些皇帝效劳,总得忠于这些皇帝或其中的某一人。逃避现实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当时的士人都是如此,难道真的要靠那些“乱臣贼子”和以杀戮为乐事的军阀刽子手治天下吗?
  欧阳修在严厉批判冯道的“无耻”时,提供了一个懂“廉耻”的正面典型:
  五代时山东人王凝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司户参军,病故在任上。王凝一向没有积蓄,一个儿子年纪还小,妻子李氏带着儿子送其遗骸回故乡。东行过开封时,到旅馆投宿,店主见她单身带一个孩子,心里有疑问,就不许她留宿。李氏见天色已晚,不肯离店,店主就拉住她的手拖了出去。李氏仰天大哭,说:“我作为一个女人,不能守节,这只手难道能随便让人拉吗?不能让这只手玷污了我全身!”拿起斧头自己砍断了手臂。过路人见了都围观叹息,有的弹指警戒,有的流下了眼泪。开封府尹得知后,向朝廷报告,官府赐给李氏药品治伤,还给予优厚的抚恤,将店主打了一顿板子。
  欧阳修明知此事不过是一篇“小说”,却认为“以一妇人犹能如此,则知世固尝有其人而不得见也”,然后教训冯道们:“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言下之意,从李氏的例子说明即使在五代这样的乱世,连一个女人都还是有廉耻之心的;不仅李氏,围观的人、开封府尹、朝廷也都是是非分明的;只是流传下来的事例太少了。李氏能断臂,冯道们为什么不能用自杀来避免“忍耻偷生”呢?读完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节妇”事例,我非但不为欧阳修的良苦用心所感动,反而要为古人担忧了。从公元九○七年朱温代唐至九六○年赵匡胤黄袍加体,五十余年间换了六个朝代,皇帝有十个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为本朝守节尽忠,那就会出现六次集体大自杀;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杀十次;欧阳修效忠的这个宋朝在开国时就会面对一个没有文人为之效劳的局面,或许就永远不会有“宋太祖”和“欧阳文忠公”的称号。
  相反,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对他就赞誉备至。冯道死时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寿,“时人皆共称叹”。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显然这是由于范质等人至少都有历二朝、事二主的亲身体会,理解冯氏的苦衷,不像欧阳修只要说现成话那么方便。其实,欧阳修遇事也未必都效法李氏。治平二年英宗要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为皇,当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与宰相韩琦赞成,天章阁侍制司马光、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反对,结果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都被贬黜,而赞同欧阳修意见的蒋之奇被他推荐为御史,被众人目为奸邪。欧阳修的小舅子薛宗孺和他有怨,捏造他生活作风不正派。蒋之奇为了摆脱窘境,就上奏章要求对欧阳修进行查办。欧阳修闭门接受审查,因得到故宫臣孙思恭的辨释,蒋之奇等被黜逐,欧阳修也力求辞职,降任亳州知州。这一事件说明欧阳修并不那么光明正大,也不见得有李氏那样的廉耻之心。引经据典迎合皇帝的心愿,贬斥持反对意见的人,早已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蒋之奇的行为说明此人完全是一个无耻小人,但因为赞同自己的意见,就加以引荐提拔,显然已不是一般的用人不当。受人污蔑后并没有像他要求别人那样以死明志,只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以降职为台阶,看来事到临头就不像议论别人那么轻而易举了。《宋史·欧阳修传》说他“数被汗衅”,但他的反应至多只是要求退职,说明他从来就没有李氏断臂的勇气。有人喝着参汤作发扬艰苦朴素光荣传统的报告,带着浩荡的豪华车队去访贫问苦,儿子拿了绿卡后再提议限制出国,挪用公款后却要公教人员体谅国家的困难;或者跑到海外去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入了外籍后来教导我们应如何爱国;大概都深得欧阳文忠公的真传,继承了假道学的传统。
  冯道另一个污点是对契丹的态度。范文澜写道:“他(晋高祖石敬瑭)要冯道出使辽国行礼,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个奴才的奴才!”(《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重印本,第400页)此事明见史籍,自然不能为冯氏讳,但全面分析冯道与契丹的关系就不难看出,他采取的是实用态度,与卖国贼石敬瑭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冯道并没有参预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卖国勾当,他说这样的话,只是他“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的一贯本色。因为石敬瑭为了取悦于契丹,认为只有冯道才能充当使者,已经说了“此行非卿不可”的话,再说“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只是假惺惺表示关怀。老于世故的冯道自然明白自己的处境,索性表示得心甘情愿。据《旧五代史》所引《谈苑》,契丹主曾派人劝冯道留下,他回答:“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话说得很漂亮,实际还是不愿留在契丹。他把契丹的赏赐全部卖掉,得来的钱都用来买柴炭,对人说:“北方严寒,老年人受不了,只能备着。”似乎作了在北方长住的打算。契丹主同意他返回时,他又三次上表要求留下,被拒绝后还拖了一个多月才上路,路上边行边歇,两个月才出契丹境。左右不理解,问他:“别人能够活着回去,恨不得长上翅膀,你为什么要慢慢走。”冯道说:“你走得再快,对方的快马一个晚上就追上了,逃得了吗?慢慢走倒可以让他们不了解我的真意。”可见他表面上的恭顺只是一种韬晦的手段。
  契丹灭晋,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辽主问他为何入朝,答复倒也直率:“无城无兵,怎么敢不来?”辽主又责问他:“你是什么老子(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主听后欢喜,任他为太傅。有一次又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使他能在暗中保护汉族士人。契丹北撤时,他与晋室大臣被随迁至常山,见有被掠的中原士女,就出钱赎出,寄居在尼姑庵中,以后为她们寻找家人领回。耶律德光死后,汉兵起来反抗契丹军队,驱逐了辽将麻答,冯道等到战地慰劳士卒,军心大振。失地收复后,冯道又选择将帅,使军民安定。
  冯道出使契丹的目的或许能推测为贪恋后晋的爵禄,那么他应辽主之召以及以后的行动就不能说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当时契丹军只占领了开封一带,他所在的南阳并无危险,要投奔其他割据政权也不难,以他的声望和政治手腕,博取荣华富贵易如反掌。但他却甘冒风险去开封,在复杂的形势下减少了契丹入侵造成的破坏。当时的文武大臣中,一心卖国求荣,争当儿皇帝、孙皇帝的;趁机烧杀抢掠,大发战乱财的;对辽主唯命是从,不敢稍有作为的;比比皆是。冯道的行为自然算不上大智大勇,但似乎也不应苛求了。
  前些年有人要为石敬瑭卖国辩护,说什么契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民族,所以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不是卖国行为,而是促进了民族团结。这种谬论不值一驳,因为当时契丹与后唐、后晋还不是一个国家,无论石敬瑭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都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但如果认为卖给契丹罪孽深重,而卖给其他汉人政权就无所谓,那也是不公正的。尤其是到了今天,我们绝不能再用“华夷之辨”作为评判历史是非的标准,对冯道与契丹的交往也应如此。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司马光与欧阳修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才算得上忠(《资治通鉴》卷二九一臣光曰,以下同)。但他也知道在“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的情况下,不能要求大家都在国亡时殉葬,所以又提出了一个“智士”的标准:“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你冯道纵然不能作忠臣死节,当一个智士,不做官或只做小官总可以吧!这话其实也是欺人之谈。且不说在乱世中有几个人能自由自在地“灭迹山林”,就是在治世,要是皇帝看上了你能逃得了吗?自从朱元璋创造了“不为君用”就有灭族罪的法律以后,士人连不服从、不合作的自由也没有了,天地虽大,哪里还有山林可隐?再说,大官、下僚本无严格区别,更无本质不同;当大官是失节,当小官就可保住“智士”身份,岂不是笑话?如果司马光生在近代,看到曾国藩对“粤匪”斩草除根,蒋介石剿共时实行格杀勿论,或者在文革中连一般国民党员、保甲长都要被揪出打倒,那就会懂得当“下僚”是再愚不过的事了。话说回来,冯道并不是绝对没有选择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的自由,不过冯道大概不愿意如此了其一生;他真这样做了,欧阳修、司马光和我们今天就没有冯道其人可评论了。但还会有张道、李道,因为知识分子总是要扮演自己的角色,实现自己的价值的。
  现在可以讨论文章开头的问题了,要是冯道生在前南斯拉夫,在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宗教冲突时,他能做些什么?最容易的自然是“灭迹山林”,国内找不到,可以到国外去找,有钱就做寓公,没有钱也可以当难民,先在外国爱国,等天下太平了再回去爱国。在国内“灭迹山林”就没有那么方便,且不说在纷飞的战火中难保不中流弹,激烈的国家、民族、宗教情绪大概也容不得你置身度外,不过却能避免后人说长道短。另一条路就是当忠臣,选择一方后就竭尽全力,这样无论生前生后都能博得一部分人的赞扬。但旁观者已经可以看出,冲突中似乎没有一方握有全部真理,忠于一方的代价必定是是非参半,或者是更多的生命财产损失。这样的忠臣越多,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人民蒙受的损失也越大。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
  冯道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尽管他没有走得很好,也没有最终成功,就像他在《长乐老自叙》中所说“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但与“灭迹山林”或效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
  这位冯道有个有名的故事,他曾使人读《老子》,自己卧而听之。其人开卷,以第一句中“道”字犯相公讳,乃读曰:“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
  当然,这里不是来说这个故事如何的,而是看了茶壶那个关于袁世凯的帖子后,想到了冯道这个人,于是也转了这篇文章过来。从中国的传统儒家道德来看,这两个人都是应该为人所不齿的,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他们个人的命运怎样能够超越那个环境加之于身的束缚呢?诚然,他们个人的性格在其中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后人和史书对他们的评价又将道德凌驾于历史现实之上。如何来看待历史,看待这些历史中确实曾经活生的人物,真的是一个问题。

人物评价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走势,不外乎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分合合,交替不止。也就是说,大一统王朝和分裂割据时代是中国历史的两种基本组成。就有数的几个分裂割据时代而言,春秋战国奠定了中国古文明的基石;魏蜀吴三国时代政治风云诡谲变幻,英雄豪杰多如过江之鲫,其引人入胜处自毋需多言;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则是“华丽血”时代(借网友赫连勃勃大王语),惨烈血腥中充盈有一种浪漫的极致。唯独最后一个分裂割据时代――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彷佛是唐宋两片巨大三明治之间的一层未烹制好的、营养匮乏的“夹心”,既无多少人文魅力,亦少英雄气,所以这是我最不喜欢的时代。虽然不喜欢这个时代,但有一个人物却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任世间王朝陵替,江山代谢,此人稳坐钓鱼船,仕途永远得意。这个人就是被称为“乱世不倒翁”的冯道。

·史上最强的做官履历表

  冯道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形势极不安定的乱世。唐朝灭亡后,中国北方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共历时五十四年。最长的后梁延续了十七年,最短的后汉只存在了五年。在这期间,后晋被契丹人所灭,契丹人也曾对中原实行过短暂的统治。
  在这个动荡混乱的时代,我们实在无法忽略冯道这位历史上少有的奇人。说他是奇人是因为他的仕途经历在中国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冯道一生,历经五朝,三入中书,担任宰相、三公、三师等职位近三十年,前后俸事八姓十帝,终身享受“国家高级领导人待遇”。冯道处乱世而历巨变,政权和皇帝走马灯似的轮替不休,他的官运却一路亨通,长兴不衰,不但长年位极人臣,死后更被追封瀛王,五代末年其声望一度达到顶峰,实为历代所罕见。
  冯道(882—954),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人。唐末投刘守光作参军,刘守光败后投时任河东监军的宦官张承业,被命为巡官。张承业以其“文章履行”为由,将冯道推荐给晋王李克用,冯道遂被命为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李存勗即位后拜冯道为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后来兵变,夺取了李存勖的皇位,即为后唐明宗。冯道转而奉迎李嗣源,因“劝进”有功拜为宰相。长兴四年(933年)明宗死,继续担任愍帝时期的宰相。不久潞王李从珂在凤翔反,愍帝出逃后冯道率百官迎潞王入京,潞王登基,即唐末帝,冯道继续担任宰相一职。后晋灭后唐后,冯道又事后晋,任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后又加封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石敬瑭死后,冯道任后晋出帝石重贵之宰相。契丹灭晋后,冯道事契丹,被封为太傅,跟从辽太宗耶律德光北归至常山。后汉建立后,乃归汉,以太师职奉后汉。后周灭后汉后,又事后周,被拜为太师兼中书令。冯道死于954年,死年七十三岁。冯道死后,被周世宗追封为瀛王。
  看完《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中的《冯道传》,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冯道的政治做为,而是他的一系列“耀眼”的官职。根据冯道自己写的《长乐老自叙》一文,冯道在五代时期担任和接受过大量的官、阶、勋、爵等职位俸禄。
  冯道历任中央和地方官职为幽州节度巡官、河东节度巡官、掌书记、摄幽府参军、试大理评事、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集贤殿大学士、检校尚书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太师兼侍中、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行台中书舍人、户部侍郎,转兵部侍郎、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右仆射、司空、在中书、司徒兼侍中、太尉兼侍中、太傅,太师等等达四十余种之多。
  冯道的历次散阶为仕郎、议郎、朝散大夫、银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特进、开府仪同三司。他的武职勋位自柱国至上柱国。历次爵位为开国男爵、开国公、鲁国公、秦国公、梁国公、燕国公、齐国公。食邑自三百户至一万一千户,食实封自一百户至一千八百户。
  冯道的这封从政履历表在历史上非常少见,这几乎是历史上最强的一份做官履历表。《旧五代史-冯道传》不惜笔墨介绍了冯道在历朝的官位升迁过程,并举了一些例子介绍冯道在厚德亮行方面的事迹,而且全文收录了冯道的《长乐老自叙》。《旧五代史-冯道传》用了近五千字的篇幅介绍了冯道的一生,但其中缺乏与宰相一职相匹配的实质性内容。传记中很少提到他在五代乱世的政局变迁中发挥过什么具体的作用,以及他和一些重大事件有什么具体的关联。因而,冯道虽长年位居高位,似乎对时局并无重大影响力,很难用“政声卓著”来评价他。因而,他是一个很“专业”的官员,却非一个有做为的政治家。于是后来欧阳修编修《新五代史》时,删除了不必要的粉饰内容,将《冯道传》减至不到两千字。

·登龙有术和为官之道

  用惯常的思维和语言难以对冯道的经历和官场哲学 “一言以蔽之”。从冯道一生的政治经历来看,冯道显然是一位“不作为”的高级官员。而这种“不作为”,或许正是他数十年“大旗不倒”的原因。每当政权鼎革之际,冯道都躲到了幕后。而当新政权全面控制局面时,冯道往往会跳到台前来帮助新主子“稳定”局势,理顺方方面面的头绪,使新政权尽快进入角色。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从不提早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是察言观色,永跟最有实力的当权者。尽管冯道在大节上并不合乎正统道德准则,却十分适合当时官场的需要。冯道看似“难得糊涂”,“人莫测其喜愠”,实则老谋深算、圆滑多变。而在私德方面,冯道向“圣人”标准看齐。他一生勤俭,为人宽厚,既不贪色,也不贪财,一向爱护百姓、乐于助人,这些品行使他在当时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冯道为官的第一秘诀为,“临难不赴,遇事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唯以圆滑应付为能事”(《资治通鉴·后晋纪》。冯道俸事后晋石敬瑭时,石敬瑭曾以用兵事询问他,冯道对石敬瑭说:“陛下历尽艰险,创成大业,神武睿略天下无有不知。兵伐之事,陛下一定要自己决断。臣下本是一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臣下在(后唐)明宗朝时,明宗曾以兵事相询,臣也是这样回答他的。”冯道的回答实在高妙。首先夸赞皇帝“神武睿略”,龙颜必然大悦。然后把“兵伐决断”的皮球踢回给皇帝。进而表明自己行宰相职,一向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尽管冯道依违两可,无所操决,但石敬瑭“颇可其说”,很满意他的答复。一朝宰辅不问军国大事,倒是奇事一件,恐怕诸葛亮、王猛等人地下有知,也会对此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冯道为官的第二秘诀是及时辩明政治风向,政治立场和效忠对象可以随时改变。后唐明宗死后,愍帝即位,冯道仍为宰相。这时潞王李从珂反于凤翔,愍帝遂出奔卫州。一看愍帝大势已去,冯道“视其君如路人”,亲率百官迎新主子潞王李从珂入,接着拥立李从珂为后唐末帝,冯道则继续担任宰相一职,百官在他的带领下迅速各归其位。末帝即位时,愍帝还在卫州,三日后,愍帝被杀。后来每次的政治风云中,冯道都能及时调转船头,短时间内把在前一朝累积的官声名望转换为对后一朝的“赤胆忠心”,尽管这种“赤胆忠心”也许在下一次江山易代时烟消云散。
  冯道为官的第三秘诀是“滑稽多智,浮沉取容”。他适时披诵吟讽,灵活运用委婉的讽谏、无关痛痒的讥诮等手段讨巧取悦皇帝。例如,唐明宗时,冯道曾谏明宗“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兢兢业业,臣之望也”。然后推荐了一首当时举子聂夷中的《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明宗听了说:“此诗甚好。”遂命侍臣抄录下来,经常颂读。冯道讽谏皇上居安思危,以天下苍生为念,实质上是大而化之,并没有包含具体治国安邦的建议。此次讽谏后,明宗对冯道更加器重了。
  冯道在契丹时,到京师朝拜辽太宗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责备冯道为什么要事俸后晋,冯道一时不能回答。耶律德光又问:“那你为什么来朝见我?”冯道答道:“无城无兵,安敢不来。”耶律德光又讥刺道:“你是何等老子?”冯道答道:“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冯道应答有趣,引得耶律德光甚为高兴,冯道遂被拜为契丹太傅。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正是由于冯道掌握了这些为官之道,才使得他成为五代时不同时期帝王们的宠臣,冯道实乃古往今来官场中“不世出”的人物。

·一生周旋于大节和私德之间

  冯道有一首诗《偶作》,为其言志之作:
  莫为危时便怅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冯道对现实中的巨变采取了一种无为不争的应对方式。 “道德几时曾去世”,说明大德大节于他并不重要。“舟车何处不通津”,又表明他采取了彻底的实用主义态度。冯道最高的人生境界是:“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由于历史上的时代背景、人物经历的复杂性,评价历史人物时很难简单地以好的或坏的、忠臣或奸臣那样的二分法来做出判断。这就好比世界上的颜色,黑白之间往往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用简单的黑白二色来定义这个世界,既失真,又无趣。历史人物往往都是有功有过的,用极端道德化的断言称冯道这样的人物“耻辱地被钉在历史的十字架上”,并不合适。而诸如冯道同时代人评价的所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或今人所说“(冯道)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似乎也有贴金粉饰之嫌。在我看来,冯道其人,是一个私德圆满、大节缺失的人。
  先说私德。《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中都举了一些冯道在私德方面的事迹。冯道一向为官清廉,生活俭朴,以救济为心,公正处事。在李克用处随军当河东节度掌书记时,他与下属同甘共苦。他住的草棚中并无床席,他便睡在一捆草上,冯道还与随从、仆人一起吃饭,毫不在意。后唐庄宗时冯道任翰林学士,其父去世后,冯道回乡丁忧。当年庄稼歉收,冯道便把自己的俸禄拿来赈灾,而自己居住茅草屋。地方官赠送的粮食布匹一概不受。冯道除俭朴之外,还有不好女色的优点。当年后唐与后梁交战时,有的武将把抢掠来的美女送给他,冯道就“金屋藏娇”――找间屋子养着,寻访到她的家后再送回去。又如后来辽国灭了后晋时,冯道随耶律德光北归至常山。冯道在常山,经常见到为契丹所掳掠的中原女子,他便出资将她们赎出来,寄于尼姑庵中,以后为她们寻找家人领回。冯道为人宽厚,不拘小节。从不结党营私,也不与人争权多利。从私德的角度来看,冯道实在是一个好官、好人。
  然而从大节处来衡量,冯道并不合格。冯道的政治道德在历代倍受指责,正如司马光所指责的那样,“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每逢国乱,冯道都在“黄鹤楼上看翻船”,原政权的一切剧变,似乎原本与己无关。易代之际,冯道遵守“元规则”,谁的拳头更硬,谁的武力更雄强,谁便是他的效忠对象。李嗣源推翻李存勖时,冯道适时劝进,率百官为李嗣源献上 《上唐明宗徽号册》,后唐明宗做为奖励,封冯道为宰相。李从珂推翻唐闵帝时,冯道命火速递上劝进文书,卢导称应等待太后之命,冯道则说:“事当务实。”于是,冯道代表全国九千五百九十三位大小官员对李从珂“劝进”,献上《唐末帝即位册书》。石敬唐灭后唐建立后晋后,冯道献上《请上尊号表》,尊石敬瑭为“圣明文武恭孝皇帝”。几年后,又献表《请徽号内加广道法天四字表》,为历史上最无耻的“儿皇帝”石敬瑭原有的尊号上再加上“广道法天”四个字。
  后唐与后晋交战时,为了借助契丹人的力量,石敬瑭丧尽廉耻,竟然认比自己小10 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并将幽云十六州献给契丹,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帝王。这一事件对后世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后来几个世纪内中国北方的地缘政治格局源及于此。从此以后,华北多个重镇归入辽国,中原王朝不复拥有长城天险,这使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侵变得非常容易。
  其时冯道尚在后唐,并没有参预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的卖国行径。然而,后晋灭后唐后,冯道积极的出使契丹。当时契丹遣使加徽号于晋祖石敬瑭,石敬瑭亦献徽号于契丹。石敬瑭对冯道说:“此次出使契丹非卿不可。”冯道面无难色。石敬瑭又有点担心:“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冯道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 于是冯道做为契丹册礼使出使契丹。据《旧五代史》所引《谈苑》记载,到达契丹后,耶律德光曾赐给冯道牙笏等贵重礼品,并于腊日赐牛头以示器重,冯道作诗以赞:“牛头偏得赐,象笏更容持。” 耶律德光甚为高兴,曾派人劝冯道留下,冯道回答:“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 后契丹遣冯道归,冯道惺惺作态,三次上表乞求留在辽国。基于与辽国皇帝良好的关系基础,后晋被契丹灭后,冯道仍被重用,被耶律德光命为辽国太傅。
  郭威灭后汉后,身为后汉太师的冯道帮助郭威诱杀了赴京接替皇位的后汉宗室、徐州节度使刘赟。之后冯道象以前对待过去的其他帝王一样,率百官献《请上尊号表》,为郭威献上“圣明文武仁德皇帝”的尊号。
  冯道一生谨慎,很少对皇帝直言进谏。但有一次是例外。公元954年,北汉刘崇与辽国联合大举入寇后周,周世宗柴荣决定亲自率兵抵御,冯道谏止。周世宗说:“我知道唐太宗平定天下,敌无大小都亲自出征。”冯道说:“陛下能为唐太宗否?”周世宗说:“刘崇乌合之众,我军打败他们,如山压卵一样容易。”冯道反问道:“陛下能作得山否?”周世宗听了勃然大怒,坚持进兵,后来后周军大败北汉和辽国联军。周世宗振兴百业,南征北伐,俱有大成,史称周世宗为一代英主。冯道的为官之道在周世宗面前丝毫行不通,因而受到冷落,不久去世。
  从冯道这个人身上,反映出一种私德与大节严重失衡的历史吊诡。如果说冯道是一个儒者,身居高位的他却没有深重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只能修身齐家,不能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时他无力也无心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如果说冯道信奉黄老哲学,崇尚无为而治,可他又是一个极度贪图声名的人。一个矛盾体,一个幸运儿,这就是冯道。

·世风醺然,斯人不孤独

  为什么冯道这样的人在当时很有市场?历史上象冯道这样的高官不少,可是大都背上了昏官或奸臣的骂名,唯独冯道无论是生前还是死时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只能说冯道生逢其时。假使冯道遇上曹操、李世民这样的人,能不能保住性命也很难说,更遑论升官晋爵了。冯道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与时代背景和风气有极大的关系。
  五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明代贾凫西在《木皮散人鼓词》里对五代做了很好的总结:
  从此后朱温家爷们灭了人理,落了个扒灰贼头血染沙。
  沙陀将又做了唐皇帝,不转眼生铁又在火灰上爬。
  石敬瑭夺了他丈人的碗,倒踏门的女婿靠着娇娃。
  李三娘的汉子又做了刘高祖,咬脐郎登极忒也软匝。
  郭雀儿的兵来挡不住,把一个后汉的江山又白送给他。
  姑夫的家业又落在他妻侄手,柴世宗贩伞的螟蛉倒不差。
  五代八君转眼过,日光摩荡又属了赵家。
  从五代开启者朱温开始,这个时代便注定是一个厚黑时代。这位唐帝国的终结者,一生视道义和准则为无物,嗜杀、荒淫无度,用柏杨的话讲,“朱温是个石虎式的暴徒,以杀人和与儿媳上床为乐事”。这位暴君并没有好的结局,后来只做了六年皇帝,便为儿子朱友硅所杀。
  这个时代充满暴力,自然软骨病也很流行。当时有一个人叫张全义,字国维,濮州临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人。后改名为张名言,又作张居言。张全义先效忠藩镇势力,后来降了唐朝,唐昭宗赐名全义。唐朝被朱温灭后,张全义主动请求改名,朱温遂赐名宗奭。张全义妻妾子女为朱温所乱,他丝毫不以为愧。后梁灭亡后,张全义归降后唐,为讨好新朝,他又表示要放弃后梁的赐名,请准恢复原名全义。俗话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此趋炎附势而反复改名,历史上不多见。张全义和冯道一样官运亨通,后梁时他曾被封魏王,后唐时被封为齐王。
  奇怪的是,张全义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受到时人的指责。当时万口同声称张全义和冯道为名臣、为元老。冯道在后唐任宰相时,冯道的家乡瀛州景城县庄来苏乡改为元辅乡,朝汉里改名为孝行里。后来在后晋做司徒、兼侍中时,冯氏族宗故里河南府洛阳县三州乡灵台里,被改名为上相乡和中台里。冯道升为太尉后,上相乡改为太尉乡,中台里改为侍中里。一时门第光耀,乡人也跟着沾光,天下人莫不称赞。冯道死时七十三岁,《新五代史》称,“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冯道死后出殡的规模浩大,纸钱烧成的灰烬,将路边的树叶都染成了灰色。冯道显然是这个时代的宠儿。
  可见时风凋敝若此。投降主义成为一种时代风气,所以象冯道这样的人自然会被批量生产出来。正是由于这种风气,使得兵变称王成为一种代价并不昂贵的行为,因为反叛遇到的阻力很小,有冯道这样的大臣率领百官随时倒戈相护,天下何愁不定?反过来说,这种风气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丧乱的频繁发生。这股投降风气传袭到后晋时,到达了顶点。后晋石敬瑭对契丹皇帝自称儿皇帝,而且割取幽云十六州给契丹。石敬瑭的行为当时并没有遇到太大阻力,天下舆论平静,似乎视此事为当然。
  有时我在想,五代是唐与宋之间的一个浅坑,古代中国不幸在这个浅坑里摔了一跤,衰相毕露,大伤元气。即使到了基本上完成统一的宋朝,依旧无法恢复原有的精气神。在这个时代,曾经坚固的长城不幸沦为契丹后花园内的一道风景。在这个时代,帝王们崇尚暴力,诸侯们反叛成性。在这个时代,软骨病、投降主义一路盛行,动辄“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人常说中国男人自宋以后开始豪气不再,血气顿失,应该说从五代开始才对。这种不幸甚至波及到女人,后世的女人也因这个时代开始遭受变态之痛苦――缠足便是此时的“划时代”发明。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不难理解冯道为什么能成为时代的宠儿。
  清人王闿运经曾提出一个“纵横定理”,即“世道愈乱,贤士愈积”(《上巡抚恽侍郎书》)。这个“定理”在五代一定是不成立的。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只能把我们曾经熟悉的英雄情结暂时放到一旁,把目光集中到冯道身上。

·不同语境下的历史评述

  我们先看看冯道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冯道在《长乐老自叙》不但介绍了自己历来所担任的官职和所领受的爵阶,还详细介绍了妻子和儿子们受到的各种封赏,为此,冯道很满意,称自己“上显祖宗,下光亲戚”。冯道称赞自己“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这使人无法把他的经历和这种自我评价联系起来。清人王鸣盛称冯道“偏好自矜炫,又浪得美名,齿德位望兼优,反令后世笑骂不已。”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旧五代史-冯道传》对冯道颇多溢美之词。《旧五代史》为宋朝薛居正监修,开宝七年(974)
  成书,主要依据五代各朝实录和范质《五代通录》修撰。因而《旧五代史-冯道传》的编写必然深受范质的影响。范质曾与冯道在后周同殿为臣,相处甚笃。范质本人对冯道的评价很高,他曾说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范质如此赞誉冯道自有原因。范质本人也有历二朝、事二主的经历,他先在后周任宰相,后任北宋开国宰相。如果他对冯道有所臧否,恐其本人无以自处。
  正如南宋刘因的诗《冯道》:“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朝唐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历史上对冯道的评价大部分都为负面批评。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冯道传》时删除了大量非实质性的内容,并重新编写。欧阳修以春秋笔法批评了冯道:“(冯)道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欧阳修还对冯道的《长乐老自叙》进行了批评:“当是时,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道方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司马光抱有与欧阳修类似的观点:“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明清时期的王夫之、王鸣盛、赵翼等人均对冯道做了不同程度的批评。
  也有少数的看法认为冯道之所以历事五朝八姓,忍辱负重,乃是以天下苍生为念、值得赞赏的行为。王安石曾说,“(冯)道在五代时最善避难以存身。”受王安石的影响,当时不少公卿大夫都表示同意王安石之言。清人王士禛在《五代诗话》中称:“王荆公(安石)雅爱(冯)道,谓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行。” 明代李贽认为, 冯道之所以“历事五季之耻”,是因为“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 (《焚书-卷五》)。细观冯道一生经历,冯道将接济苍生和保全自身结合在一起尚说的过去,若说他一心拯救黎民百姓却有失偏颇。
  现代颇流行翻案风,有不少文章正面评论冯道。历史学家葛剑雄认为,冯道走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即“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这种说法,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情境,把现代人的观点空降于一千多年前的古代,难免会水土不服。
  “宁为太平犬,莫做乱世人”,生在乱世是一种不幸,没有人愿意选择乱世。国家剧变,祸乱骤起,是变节还是坚持,确实是个很大的难题。我辈生在承平之世,很难有身临其境的体会。但历史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参照和范式。就以不算太远的明末为例,尽管有洪成畴、吴三桂这样的封候封王者,荣华富贵在手而一时风光无限,但我想,也许人们更愿把敬意送给袁崇焕、熊廷弼、左良玉这些身处逆绝境地仍不放弃的人,以及王夫之、顾炎武那些宁可终老南山也矢志不渝的孤独者。

南怀瑾评论

  冯道,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传奇人物,他有三不欺:
  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
  南怀瑾先生曾经为冯道伸冤,如下:
  我们举出一个人来做例子,这是讲到这里,顺便讨论历史。在此要特别声明,冯道这个人,是不能随便效法的。现在只是就学理上,作客观的研究而已。唐末五代时,中国乱了八十多年当中,这个当皇帝、那个当皇帝,换来换去,非常的乱。而且都是边疆民族。我们现在所称的边疆民族,在古代都称为胡人。当时,是由外国人来统治中国。这时有一个人名叫冯道,他活了七十三岁才死。在五代那样乱的时候,每一个朝代变动,都要请他去辅政,他成了不倒翁。后来到了宋朝,欧阳修写历史骂他,说中国读书人的气节都被他丧尽了。他曾事四姓、相六帝,所谓“有奶便是娘”,没有气节!看历史都知道冯道是这样一个人,也可以说冯道是读书人中非常混蛋的。
  我读了历史以后,由人生的经验,再加以体会,我觉得这个人太奇怪。如果说太平时代,这个人能够在政治风浪中屹立不摇,倒还不足为奇。但是,在那么一个大变乱的八十余年中,他能始终不倒,这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物。第一点,可以想见此人,至少做到不贪污,使人家无法攻击他;而且其他的品格行为方面,也一定是炉火纯青,以致无懈可击。
  古今中外的政治总是非常现实的,政治圈中的是非纷争也总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攻击他。如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他,可太不简单。而且最后活到那么大年纪,自称“长乐老人”,牛真吹大了。历史上只有两个人敢这么吹牛,其中一个是当皇帝的——清朝的乾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做了六十几年皇帝,活到八十几岁死,样样都好,所以自称人生已经十全了。做人臣的只有冯道,自称“长乐老人”,这个老人真不简单。后来儒家骂他丧尽气节,站在这个角度看,的确是软骨头。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历史上、社会上,凡是被人攻击的,归纳起来,不外财、色两类,冯道这个人大概这两种毛病都没有。他的文字著作非常少,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他的文学好不好不知道。后来慢慢找,在别的地方找到他几首诗,其中有几首很好的,像:
  天道
  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偶作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
  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北使还京作
  去年今日奉皇华,只为朝廷不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
  门前双节国人嗟。龙荒冬往时时雪,兔苑春归处处花。
  上下一行如骨肉,几人身死掩风沙。
  像他“偶作”中的最后两句,就是说自己只要心地好,站得正,思想行为光明磊落,那么“狼虎丛中也立身”,就是在一群野兽当中,也可以屹然而立,不怕被野兽吃掉。我看到这里,觉得冯道这个人,的确有常人不及之处。尽管许多人如欧阳修等,批评他谁当皇帝来找他,他都出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人有他的了不起处。在五代这八十年大乱中,他对于保存文化、保留国家的元气,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为了顾全大局,背上千秋不忠的罪名。由他的著作上看起来,他当时的观念是:向谁去尽忠?这些家伙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各个当会儿皇帝,要向他们去尽忠?那才不干哩!我是中国人啊!所以他说“狼虎丛中也立身”,他并没有把五代时的那些皇帝当皇帝,他对那些皇帝们视如虎狼。再看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清廉、严肃、淳厚,度量当然也很宽宏,能够包涵仇人,能够感化了仇人。所以后来我同少数几个朋友,谈到历史哲学的时候,我说这个人的立身修养,值得注意。从另外一面看他政治上的态度,作人的态度,并不算坏。几十年后文化之所以保存,在我认为他有相当的功劳。不过在历史上,他受到没有气节的千古骂名。所以讲这一件事,可见人有许多隐情,盖棺不能论定。说到这里,我们要注意,今天我们是关起门来讨论学问,可绝不能学冯道。老实说,后世的人要学冯道也学不到,因为没有他的学养,也没有他的气节。且看他能包容敌人、感化敌人,可见他几乎没有发过脾气。有些笨人,一生也没有脾气,但那不是修养,是他不敢发脾气。冯道能够在如此大风大浪中站得住,实在是值得研究的。这是讲历史上比较大的事。我们看社会上许多小人物,一旦死了,他这一生到底是好人,或者是坏人,我们到殡仪馆中去仔细推详看,也很难断定。
  (南怀瑾先生《论语别裁》)
  另外,在《庄子》讲记中,南怀瑾先生讲:
  看了《庄子》这一段,我们想起有一个人,永远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就是五代之间的冯道。我很替他不平,如果有姓冯的朋友在这里,应该替他申申冤。冯道一生经过唐末五代八十余年政治,五代五次亡国,他每一次都是站在最高位置,最后还封王。每一个朝代变动,都非请他出来辅政不可,他成了不倒翁。后来宋朝的欧阳修写历史,把他骂得一塌湖涂,说他是中国读书人里最不要脸的东西,叫无耻之极。他曾事四姓、相六帝,所谓“有奶便是娘”,没有气节。因为中国读书人爱讲气节,而且中国读书人的气节,最后最高明是白养了一个头,这个头最后一定要割下来。如果这个头还连在脖子上,不行。这是中国文化很特殊的地方,专门教人耍头的,对与不对,这是人生哲学的问题。结果冯道后来活到很大年纪,自称为“常乐老人”。
  我们年青时受老前辈的影响,都知道冯道把中国读书人的气节丧尽了。后来,人生的境界经过了,尤其在我们这一代活了七八十年,所看的太多了,我想起来,现在找一个冯道很不容易,再一读历史,发现冯道真了不得。如果说太平时代,这个人能在政治风浪中屹立不摇,倒还不足为奇。但是,在那么一个大变乱的八十余年中,他能始终不倒,这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物。那个时候,一个政治的变动中间,岂只领袖被杀。旁边左右大臣都要杀掉,可是这个刀锋决不会到冯道旁边来,每一个政权更替,每一次大动乱,还非请他出来不可,当然得有他本身的条件,第一点,他本身的行为没有缺点,至少做到不贪污,使人家无法攻击他;而且其它的品格行为方面,也一定炉火纯青,以致无懈可击。历史上,社会上,不管是上至皇帝,下至挑夫,凡是被人攻击的,归纳起来,不外两件事情:一个是男女之间;一个是钱财。这两件事很难有对证的事,譬如说他贪污,你看到了?看到不叫做贪污。但是冯道大概这两种毛病都没有,没有缺点抓在任何人手里。他本身非常正,冰清玉洁,没有嗜好,真的是学佛的。乃至他的儿子买了一条活鱼,他一看到,把儿子叫过来,就把活鱼放生了。
  你们要研究研究五代的冯道,在乱世中间拨乱反正要做到这样一个人,太难太难。他一生著作很少流传,只有几首诗,像其中的两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他说自己只要心地好,站得正,思想行为光明磊落,那么“狼虎丛中也立身”,就是在一群豺狼虎豹里头,也可以屹然而立,不怕被野兽吃掉。从他的著作上看,他并没有把五代时的那些皇帝当皇帝,他对那些皇帝们视如虎狼。看到这里,我觉得冯道真是了不起,大家要他尽忠,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人,最高就是尽忠道,五代这一段八十余年的历史,这个上来当皇帝,那个上来当皇帝,搞了几年十几年又下去了,都是野蛮民族外国人来当中国的老板,他为谁去尽忠啊!所以他说“虎狼丛中也立身”,他自己认为站在狼虎丛中,这是真的下地狱的精神。在五代这八十余年大乱中,他对于保存中国文化、保留国家的元气,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为了顾全大局,背上了千秋的罪名。所以后来苏东坡同王安石都赞叹他,苏东坡讲冯道:“菩萨,再来人也。”王安石讲冯道,“佛位中人”。说他是活佛。都是宋朝的三个人,欧阳修那么骂他,苏东坡王安石赞叹他,在这点上,我投了苏东坡和王安石的票,不但投了这一票,而且我在讲《论语别裁》时为他伸冤,把这个历史案子彻底翻了。因此我发现,人有许多隐情,盖棺不能论定,历史上很多人的冤枉带到棺材里头的。像冯道,我总算替他翻案了,辩护了。我一辈子做了三次辩护人:一次替冯道;一次替孔子,就是讲《论语别裁》;还有一次替关公,在关公的传记上写了一篇文章。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冯道当宰相时,有一位青年才子,在他手里考取,考取了来见老师,冯道衣冠穿得很整齐地出来见这位学生。冯道坐在那里,把腿那么翘起,大概地问了一下,结果之间没有什么话谈了,因为冯道话也很少。这位学生就没有话谈找话谈,他因为刚才低头跪下来行礼,看到老师脚上穿的鞋子同自己刚刚买的新鞋子一样,就问:“老师啊,你这双皮鞋,”手一指脚上,“多少钱买来的?”冯道说:“五百。”“糟糕,我上当了!我的买成一千啦。现在商人好没有信用,好可恶。”冯道把腿一换,另一只腿又抬上来,说:“这一只也五百。”你看这个教育之妙,这位青年才子,怀抱救国之志,你认为自己有本领有学问,性情那么急躁,脾气那么坏,没有定力,没有耐心,你何以处世啊!就这双鞋子上,冯道就很轻微地教育了他。当然还对这位青年说:“天下事,不要那么急,问话也清楚,做事也弄清楚。”这么一说,光是五百还不够,就变成二百五了,就糟糕了。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一段话,从历史上找出一个人物,就是冯道,那真是得了庄子的秘诀。
  (南怀瑾先生的《庄子》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