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死

  赐死是古代统治者以命令逼迫被统治者自杀的一种行为,相较于刑戮而处决,通常是为了让被赐死者能保有最后的尊严。多出现于中国、日本、朝鲜、希腊和罗马

概述

  在统绐者有绝对威权的古代,世间万物,包含人的生命,皆被视为统治者的财产,因此连“赐死”这种相对较有尊严的死亡方式都被认为是统治者施予的恩典。事实上这种命令通常也不得不遵守,因为若不就范,面对的可能是更严厉的酷刑或抄家族灭。不过欧洲中世纪一些地方统治者执行的赐死,多为一般所说的死刑。虽然称为统治者给予人民的恩赐(主要说法为让人民由痛苦的工作中得到解放),但是实际上却是由刽子手或士兵执行。
  在中世纪天主教势力强大的时代,统治者往往要听命于罗马教廷,违逆教廷的统治者亦可能会被赐死,只是大多数例子为流放或软禁。

缘由与发展

  赐死制度最早应该源于商代。商代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贵族等级制度。与商王有着血缘亲族关系的“王族”是商代贵族的主体。商代社会,氏族血缘关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家国不分,君与臣在血缘上有密切的关系,这很自然会导致形成君臣一体的观念,从中直接演绎出“刑不上大夫”的理念。另一方面,商代已有较为完备的刑法。纵观其刑法,无论从最轻的肉刑“墨”到最重的死刑“大辟”,都对犯人带有强烈的惩罚和侮辱性质。如果对与商王在血缘上有着紧密联系的贵族大臣直接实施“汤刑”,从君臣一体这个意义上说,就是对商王本身的侮辱,这样绝对不利于以商王为中心的整个贵族统治体系的尊严与稳定。所以为独立于已有刑律之外的赐死制度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左传·召公九年》载“君之卿佐,是为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就是当时西周到春秋时所崇尚的君臣一体关系的表述。体现君臣一体理念的赐死制度也就保存了下来了。
  如果说殷周社会的贵族等级制度孕育了赐死制度,那么此后的帝制社会专制体制则给赐死制度以生长的土壤。新兴地主阶级在君主专制体制的过程中,历史遗留的宗法制度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家族制度。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帝制社会,这一时期有关赐死的记载有很多。《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王勾践在灭吴后信谗言而赐死大夫文种。到了大一统的秦朝,秦始皇甫死,长子扶苏,将将军蒙恬、蒙毅等人就被胡亥、赵高、李斯矫始皇遗诏赐死。根据文献分析这些列子,这一时期君主实行赐死还带有明显的“礼遇”大臣的性质,强调的是“刑不上大夫”的意义。后代帝王把赐死制度作为一种处死大臣的简便手段,偏重的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特征与实质

  赐死制度作为延续几千年所谓“古制”,具有礼遇大臣的特征。实行赐死对大臣的优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赐死减轻人死时的痛苦。中国古代刑罚以残酷着称。先秦至清,酷刑迭出,死刑的刑法就有数十种之多。行刑十分残酷,充满肆虐的特点。相比之下,赐死的情况就好多了。历代赐死宗室大臣都允许其自行了结。具体手段有赐剑,如《史记·白起列传》:“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赐毒酒,如《晋书》卷21《惠贾皇后传》“伦乃矫诏遣尚书刘弘等持节赍金屑酒赐后死”;赐帛,如康熙帝将处死总督噶礼时,“其母恨礼甚,又谐刑部,请照陶和气例,凌迟后焚尸扬灰。有旨赐帛。而噶礼又贿嘱帛系未绝时,即行棺殓” 对妇人多赐绫缎,历代沿用。这类赐死方式可以使人受罚死时少受酷刑的折磨,死后能够保留全尸,这对一向深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熏陶的死者来说,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是一种安慰。
  赐死者的人格尊严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留存。中国古代无论何种死刑,在执行过程中都具有对犯人肉体和精神双重残害的特点。例如弃世,此刑刑人后暴尸于市井,就含有社会对罪犯的肉体和精神全面唾弃的意义。而对贵族大臣赐死,就不在公开的刑场执行,照顾其颜面,免除了对死者的精神蹂躏,确实含有礼遇之意,同时,大臣无论由何种罪名获死,都是皇帝以九五之尊,恩赐于身,便不受或少受刁酷狱吏的逼审,不再遭受所受的侮辱,大臣的体面不至于荡然无存。《礼记·檀弓上》:“申生受赐而死。”战国时春申君一度身在秦国,因犯过主动向秦昭王表示“歇当死,愿赐死”。 可见,这些大臣确实是把赐死看做君主对自己的礼遇。

种类

  历史上常见的赐死方法有:
  1.给予被赐死者白绫(白色的长布条),令其自缢。
  2.给予被赐死者宝剑,令其自刎
  3.给予被赐死者毒药,令其自鸩。
  4.令其切腹自杀,日本为最主要的采用地区,尤其对武士。

被赐死的历史名人

  (各分类中依时代先后排序)

·自缢类

  申生
  太平公主
  杨贵妃
  岳飞
  和珅
  年羹尧

·自刎类

  伍子胥
  文种
  白起
  扶苏

·自鸩类

  吕不韦
  苏格拉底
  李煜
  赵光祖
  埃尔温·隆美尔

·切腹

  松平信康
  佐佐成政
  千利休
  丰臣秀次
  浅野长矩、赤穗浪士46人

君主对赐死制的青睐

  君主维护自己的利益有一定作用。
  赐死制有利于巩固君主独裁。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由君主一个人总揽。但是由于君主一人之力无法处理国家机器运转时产生的繁琐的行政事物,故只能依靠大臣或亲近的宗室去处理,这便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对皇权的分割。皇帝唯有利用自己独有的最高的权力来对臣下形成一种强大的震慑力和约束力,才能保证皇权的至高无上不被侵犯。赐死制正是为帝王提供了这样一种保护君主独裁专权的工具。皇帝可以超越一切刑律独断专权,把臣下的性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由此来形成对臣下的震慑和约束。
  利用赐死制来加深大臣的愚忠情节。培养大臣对君主的顺从品性和奴化心里。历代君主都教训臣下“为人臣者,义当唯知有君” ,寻求臣下对自己的愚忠。赐死制可作为皇帝对臣子服从命令的态度和忠君精神的考验。“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大臣只有死才算达到忠君的最高境界。赐死的频繁实施,对大臣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他们把赐死看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来不加怀疑便逆来顺受,自行了结。
  君主对赐死制青睐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大臣的态度。历朝历代,大臣们并没有对赐死提出过异议,始终是默认的态度。
  赐死符合君主专制所规定的君臣伦理关系,在心理上容易被大臣接受。君主专制政体中,臣下无条件服从帝王的意志,甚至为实现帝王的旨意可不惜牺牲生命,被视为是一种美德,这就是所谓“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 。这种思想的长期熏陶,使得大臣对君主的敬仰崇拜、盲目服从的奴仆情节。
  大臣处于享受特权和维护人格尊严的意识也愿意接受赐死。由于赐死较之其他处死方法确实带有优礼的成分,大臣在非死不可的情形下不愿遭受身体的摧残和精神的侮辱,更愿意帝王赐死。“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者,盖其时大臣多自贵重,不肯屈辱于狱吏故也。”
  君主是把赐死作为巩固自己权力的工具;大臣则把接受赐死作为忠君的表现和保持人格尊严的方式,甚至视为是避免君主更为严厉惩罚的一种只有亲贵才拥有的特权。双方都抱有不同的动机,并从中得到实际的利益和精神上的安慰。正式这些因素,使得赐死制度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社会中长期存在。

影响

  实施赐死制有利于维护君主的专制独裁。由于皇帝在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和利益遭到威胁和损害时可以方便的利用赐死制随时铲除异己、消除威胁,这会给臣下带来强大的震慑力,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大臣对君权的觊觎和对权力的过度追求。对于维护专制独裁有潜在的意义。
  实施赐死制有利于巩固贵族等级特权。贵族大臣依据其政治、经济地位形成的等级在各方面享有特殊权利,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与生俱来的现象。尤其是在法律上,官僚贵族不受司法机构和普通法律程序的拘束,享有种种优待,赐死当算其中。这不仅体现了贵族在法律方面的特权,而且起着保持贵族庶民间的距离,突出贵族的优越感。
  大量实施赐死制对君主专制体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赐死尽管有着所谓的礼遇成分,但君主利用这一手段随意实施对大臣的处死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大量的事实必然会造成和加深大臣“伴君如伴虎”的心理。使得大臣不得不处处小心时时谨慎,不利于大臣对君主个人情感的培养,不能使大臣从心里真正的敬重、忠于君主。也不利于增加大臣行政的积极性。
  赐死制度虽然不算是重要的政治制度,但是它却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始终,它的起源、特征和影响等体现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最大特点: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君主独断独裁具有最高的地位和不可触碰的威严。它被作为优礼实施在大臣等人的身上,成为了君主维护专制独裁的工具,赐死制度的长期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稳定,历代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