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

桑弘羊
桑弘羊
  桑弘羊(前152年-前80年),是中国西汉武帝时期的政治人物,专长为财政。桑弘羊出生于洛阳,父亲为当地商人。13岁时即因其智巧为汉武帝任用入宫,任侍中,之后汉武帝连年用兵,闭用不足,他于前120年与商人孔仅一起为郑当时推荐来处理当时财政的困难,他主持推行盐、铁、酒的专卖制度,因功昇为大司农中丞,上任后又推行均输法。前119年(元封元年),孔仅因反对船车税而失势,他接任治粟都尉的位置,在中央设平准官,全国各地设盐铁官、均输官,来推行其政策,有效调节各地物资流通,并增加财政收入,因功封左庶长的爵位。但他的政策也受到许多反对,武帝死后汉昭帝即位后,在始元6年(前81年),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之士,集于京师,对于桑弘羊的政策加以批判,桑弘羊时任御史大夫,与他们展开激辩,由桓宽加以记载,即着名的《盐铁论》。这场论战之后,只废除了酒的专卖,其他政策仍然维持。次年(前80年),他捲入燕王刘旦及上官桀谋反的事件,被杀。

人物简介

  桑弘羊是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公元前88年)名臣,洛阳(今中国中部河南洛阳东北)人,生于公元前152年,有的则说是公元前141年(第一种比较可信),死于公元前80年。桑弘羊出身商人之家,少年时就很善于心算,所以在十三岁时就进了宫任侍从。
  汉武帝即位之后,一方面改革制度,强化中央集权,一放方面连续对匈奴、越、西南夷发动战争,国力消耗很大,加之政府安置流民及武帝的浪费,致使西汉初期文景之治时积累的国力大衰,财政危机严重。此时的大商人们却趁机牟取暴利,并不想对国家做什么贡献。
  武帝为了缓解财政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卖武功爵,还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加强了国家对重要经济的控制和垄断,由国家经营一些重要经济物资,以此谋利,增加国家收入。
  桑弘羊不但是政策的决策者,还是具体负责实施的大臣。从公元前120年开始,一直到武帝去世,他先后担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搜粟都尉、御史大夫等国家要职,和任大农丞的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孔仅同受武帝信任,为增加国家收入尽心尽力。在桑弘羊的领导之下,西汉政府将盐、铁、酒全部实行官营,同时,均输令、平准令,以及算缗和告缗令,统一铸币等政策也逐步实施。
  均输令即由国家负责运输贩卖各地的土特产品,从中渔利,平准令即在丰收之年粮价低时,由国家高价收购,第二年粮价高时,国家再低价卖出,目的是平抑物价,维持社会稳定,也打击商人的投机。算缗即按照财产数额来向商人们征收财产税,但商人们都隐瞒不报,或者少报。于是又颁布了告缗令,鼓励百姓告发隐瞒财产的商人,告发者可以得到被告人家产的一半。上述措施基本缓解了经济危机,在增加国家收入的同时,也减轻了百姓负担。但这种抑商政策也打击了商业经营,告缗令执行后,中等的商人几乎有一半破产了。
  公元前87年,桑弘羊由搜粟都尉升为御史大夫,和霍光、上官桀等四人受武帝遗诏,辅佐昭帝。公元前81年,昭帝召集各地贤良文学到长安,商议盐、铁等国家经济要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派人士激烈攻击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政策,认为这是与民争利,不符合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所以主张改变这种政策。而桑弘羊则坚持继续执行这些政策,双方发生争论。最后,除了废除酒类专卖政策,改成征税以外,盐铁官营等经济措施没有改变。
  第二年,桑弘羊和权臣霍光在国家政策方面发生分歧,后来又和燕王旦、上官桀父子策划废昭帝,立燕王,最后失败被杀。

生平简介

  桑弘羊(前152年—前80年)汉武帝时大臣。一说生于景帝后元三年(前141)。洛阳人。出身商人家庭,自幼有心算才能,以此13岁入侍宫中。自元狩三年(前120)起,终武帝之世,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与担任大农丞的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孔仅二人深得武帝宠信。元狩年间以后,在桑弘羊的参与和主持下,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经济政策。此外,还组织了60万人屯田戍边,防御匈奴。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暂时缓解了经济危机,史称当时“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桑弘羊以此赐爵左庶长。武帝后元二年(前87),桑弘羊由搜粟都尉迁任御史大夫,与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四人同受遗诏辅佐昭帝。始元六年(前81),昭帝召集各地贤良文学至长安,会议盐铁等国家大事。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与民争利的政策,力主改弦更张,桑弘羊与之展开辩论。由于桑弘羊的坚持和封建国家财政方面的需要,当时除废止酒类专卖改为征税外,盐铁官营等各项重要政策仍沿袭不变。次年,桑弘羊因与霍光政见发生分歧,被卷入燕王旦和上官桀父子的谋反事件,结果被处死。

·商人之子,少年得志

  西汉景帝四年(前153年),在洛阳的一个富有商人的家里,生下了一个儿子,他就是汉武帝时著名的理财家桑弘羊。
  桑弘羊成为著名的理财家,协助汉武帝处理财政问题几十年,和他的家庭与故乡有很大的关系。洛阳是周朝建立的一个军事和政治重镇,周公征服殷人后。把俘虏的殷人以“顽民”的称号安置居住在洛阳,这些人当然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因而多数就去经商。到了战国时期,经商已经成为洛阳人的重要职业。一些人经商致富后,就参与了政治活动。象有名的苏秦白圭、师史、贾谊等政治家和商人,就都是洛阳人。桑弘羊的家庭一定是洛阳很富有的大商人,否则他十三岁不可能就做了汉武帝的侍中。
  汉武帝时,为了培养一批忠于自己的得力官吏,选拔了很多有才干的青年在他的身边作侍中。象朱买臣卫青霍去病、霍光、桑弘羊这些以后的文武大臣,就都当过他的侍中。名儒孔安国在给他当侍中时,为了照顾他,让他拿皇帝唾痰用的御唾壶,就一时传为美谈。汉武帝的这些侍中,并不仅仅是帮助他做点身边的琐事,他往往也与他们商量一些军国大事,遇有他的意见与大臣不合时,还常常让他们出面与大臣们进行辩论。如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汉武帝为了抗击匈奴的侵扰,决定在河套筑朔方城,御史大夫公孙弘多次上书反对,汉武帝就让侍中朱买臣等人与公孙弘辩论,说服了公孙弘,使他转变为筑朔方城的积极支持者。
  桑弘羊在当侍中期间,一定参加了很多汉武帝制定军国大事的讨论,他了解了汉武帝的为人和抱负,自己也深受汉武帝思想的影响。这期间,他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因而也没有受到汉武帝的重用,但他却学习和锻炼了参加国家大政的能力,为以后的从政准备了条件。

·担任农丞,算缗告缗

  桑弘羊从十三岁作侍中,一直到三十九岁出任大农丞,当了二十六年的侍中。这期间,由于汉武帝大规模的对匈奴用兵,国家的府库余财已经用尽,财政发生了困难。元狩三年(前120年),主要负责财政的大农令郑当时,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向汉武帝推荐山东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河南南阳的大冶铁商孔仅,担任大农丞,利用他们经商的经验和技术,负责管理盐铁事务,通过盐铁收归官营,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桑弘羊这时已经三十四岁,他由于善于计算经济问题,汉武帝让他帮助东郭咸阳和孔仅估算研究盐铁官营的规划。这个规划经过一年的起草才完成,主要是将原属少府管的盐铁划归大农令管,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不许私人经营。汉武帝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派孔仅和东郭咸阳到全国各产盐铁的地区,设立盐铁官营的机构,任命原来经营盐铁生产的商人为各地官营盐铁的主管官。看起来,汉武帝对经营盐铁政策的改变以及孔仅、东郭咸阳和桑弘羊对这一新政策的执行,在经济上是取得了成效的。所以三年之后,孔仅就升任为大农令,桑弘羊也被提拔为大农丞。大农令是封建政府掌管财政的最高官员,大农丞是他的主要助手,从这时开始,桑弘羊在理财上就显示出他的突出才干,越来越受到汉武帝的重用。

·整顿货币、盐铁官营

  汉朝初年,国家对钱币的铸造采取放任的政策。当时不但钱的大小、轻重不一,钱币的重量与实际重量相差悬殊,因而盗铸钱的风气盛行,影响了经济的正常流通和通货膨胀。到了汉文帝五年(前175年),政府更撤除了禁止私人铸钱的命令,放任大家自由铸钱,因而币制更加混乱。一些豪强和大商人,常常在铜内杂入铅、铁,铸大批的劣钱来谋取暴利。政府虽然一再禁止和打击,但因为有利可图,而且铸钱者又多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物,所以并不能制止私铸的大量劣钱混入市场,破坏社会的正常经济生活。
  元鼎四年(前113年),为了彻底整顿货币,汉武帝采纳了桑弘羊的意见。他的意见主要是:取销郡国铸钱的权利,由中央政府指定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属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郡国把所铸的旧钱销毁,把铜送到中央;废除过去铸的一切钱币,而以上林三官铸的五铢钱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
  盐铁收归官营,早在元狩六年(前117年)汉武帝就派孔仅与东郭咸阳进行了。但是他们在各地设立盐铁官的时候,由于多选用商人担任,所以不但执行的不彻底,而且也产生了一些诸如质量低劣、价格太高等问题。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兼领大司农之后,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盐铁问题进行了整顿。他选派了得力的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头到各郡国,在整顿原有盐铁官的基础上,新增加了一批盐铁官。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全国二十七郡有盐官共三十六处,铁官在四十郡中有四十八处。其分布在东北远至辽宁的盖县,西南至云南的安宁,西北达内蒙的河套西北,南抵广州,东南到浙江的海盐。其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
  铁的生产,是在郡国出铁处设铁官进行生产,不出铁者置小铁官负责销售,其生产和销售完全由国家进行控制。因为铁的冶炼不但技术比煮盐要复杂的多,而且成本和规模也要大,所以它主要采取国家经营的方式。根据现在对西汉时的冶铁遗址的发掘情况看,一般都有十几座直径达一米六的冶铁炉,需数百名工人。由于官营冶铁资金比较雄厚,生产设备比较齐全,技术比较先进,而且是按统一设计的规格进行协作生产,所以它比起原来私营的小规模冶铁业,显然有更多的优越性。这一点桑弘羊是看到了,并且在公开的场合一再宣传他的这一看法。当有人以此来攻击盐铁官营问题本身时,桑弘羊就说:“这是一个如何选择好盐铁官吏的问题,而不是盐铁官营本身造成的。”

·移民屯边,假民公田

  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相当的胜利后,为了巩固边防,从根本上解决边防军的粮食供应,就在桑弘羊的大力支持下,继续大规模地执行汉文帝时晁错提出的募民实边的办法。汉武帝初年,已经在元朔二年(前127年)募民十万屯卫朔方(今内蒙杭锦旗西北),元狩四年(前119年),又徙关东贫民七十多万至今甘肃一带。桑弘羊任大农丞后,又在元鼎六年(前111年)先派吏卒五、六万人到今甘肃永登一带屯戍,接着不断扩大到上郡(今陕西馁德东南)西河(今内蒙东胜县)及新建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均在今甘肃境内)四郡,人数增加到六十万人。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实边,不但开发了西北边疆的农业生产,就地解决了边军的粮食供应,而且加强了西北的边防,巩固了对匈奴战争取得的战果。所以它在当时的边防建设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项措施。
  盐铁、平准、均输,这是桑弘羊整理和改革财政经济的三个支柱。在汉武帝好大喜功,连年对外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国家的财政开支急剧增加。桑弘羊此时担任封建国家的主要财政负责人,他能在不太多地增加农民赋税负担的情况下,满足汉武帝浩繁的财政需求,这确实是一大功劳。所以他一直受到汉武帝的信任和支持,不是没有道理的。
  汉武帝晚年,由于赵破奴、李广利先后败降匈奴,各损失兵马十多万,将多年的积聚之力消耗殆尽,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同时,国内的矛盾已开始激化,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汉武帝认识到这一形势,因而决定改变自己的内外政策,对外暂时变攻为守,对内恢复休养生息的办法,以缓和激化了的矛盾。桑弘羊对汉武帝这一政策上的转变,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仍然热衷于积极的进取,这表现在他于征和四年(前89年)约同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给汉武帝上书,建议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继续对匈奴采取进攻的政策上。
  桑弘羊的这个建议认为,轮台一带是汉朝与西方交通的必经之地,又是匈奴经常出没的地区,在那里屯田,可以有供开垦的水浇地五千多亩。屯田搞好了,在那里站住了脚,不但可以增加粮食,还可以成为对匈奴作战的前线基地。
  桑弘羊的这一意见,从长远来看,确实是征服匈奴的有效办法。后来昭帝时,霍光就曾采用这个办法在轮台屯田,到宣帝、元帝的时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它却不适合汉武帝当时的形势,所以汉武帝抓住这个问题,下了有名的轮台诏,进一步说明国内外政策改变的必要。在诏书中,批评桑弘羊的建议是“扰乱和给百姓增加负担,对百姓毫无好处”。为了表示今后不再扰民,让百姓休养生息,特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从屯田轮台这一事件上可以看到,在汉武帝晚年,桑弘羊与汉武帝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差距。汉武帝看到形势不妙,因而马上急速转弯,由进改为守;而桑弘羊却没有认识到形势的变化,仍然坚持继续进取的方针。所以,他的一些主张不再象以前那样,事事被武帝采纳,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辅政大臣,雄心勃勃

  汉武帝在轮台诏中对过去自己的好大喜功作了自我检讨,并改变了对内外的政策后,过了三年,在后元二年(前87年)就病死在游幸途中。汉武帝死后,立少子弗陵为昭帝,这时他只有八岁,所以汉武帝以遗诏命霍光、桑弘羊、金日殚、上官桀、田千秋为辅佐昭帝的顾命大臣,共同掌握朝政。桑弘羊在受遗诏为辅政大臣的同时,被提升为御史大夫。霍光是已故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他十几岁就出入宫禁,一向小心谨慎,所以取得了汉武帝的信任。汉武帝在发布轮台诏之后,觉得自己年岁已高,要物色一个能执行自己政策的大臣,他觉得霍光适合,就让黄门画者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图,赐给霍光。汉武帝病重时,要霍光行周公之事来辅佐昭帝,霍光推荐金日殚,金日殚因为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霍去病与匈奴作战时,休屠王被杀,金日殚和他母亲及弟弟被俘,送到首都给皇帝养马,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提升为驸马都尉。当霍光推荐他当行周公之事时,就以自己是匈奴人为辞,表示愿作霍光的助手,所以霍光就成为顾命大臣中的主要决策人。田千秋虽为丞相,但年纪比较大,并无多大能力,只因一封上书受到汉武帝的赞许,很快就由一个供奉汉高祖寝庙的高寝郎上升为丞相。他当丞相为人处事都很谨慎厚道,对霍光处处迎合奉承,所以他只是霍光的一个应声虫。上官桀本来是一个给皇家养马的未央厩令,有一次汉武帝生病后去看马,见马都瘦了,很生气,他却以听说皇帝病了,无心养马为名,表示了对武帝的忠心。汉武帝不但没有加罪他,反而提升为侍中、太仆,武帝死时升为左将军。武帝留给昭帝的这五位顾命大臣中,田千秋年老不多管事,金日禅第二年就去逝了,实际上只是霍光、桑弘羊、上官桀三个人。霍光是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而为顾命大臣的,汉武帝病危时又明确地让他行周公辅成王的事,所以昭帝即位之后,一切大权都掌握在霍光手中。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娶霍光的女儿为妻。他们本来是儿女亲家。上官安有个女儿,这时通过昭帝的姐姐鄂邑公主的关系,入宫被立为皇后。鄂邑公主有个情夫丁外人,上官桀父子为了感谢鄂邑公主,就要求霍光按照列侯尚公主的成例,封丁外人为列侯。但因丁外人并不是公主的真正丈夫,所以霍光没有答应。上官桀本来在武帝时已官至太仆,地位比霍光高,这时又因孙女入宫为皇后,父子并列为将军,对霍光的掌权看不顺眼,霍光又不买他们的面子,不答应他们封丁外人为列侯的请求,所以上官桀对霍光不满,他们之间开始发生了矛盾。桑弘羊也因为自己论资格和功劳都在霍光之上,对霍光的掌握大权不服气,他.又想替自己的子弟谋官,也遭到了霍光的拒绝,所以也越来越敌视霍光。这样,在三个有实力而又都雄心勃勃的顾命大臣之间,就形成了对立的两派,桑弘羊与上官桀联合起来,反对霍光的独揽大权。

·盐铁会议,纵横辩论

  杜延年是因为扑治桑弘羊昆弟子有功而被提升为御史大夫的杜周的儿子,他是霍光的亲信。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他向霍光建议:“现在年景不好,一些农民还流落在外乡,应该恢复孝文帝时的政局,提倡节俭,对下宽和,争取百姓的支持。”霍光同意了他的意见,就让各郡国推举贤良文学之士六十多人,集中到首都开会,讨论民间有什么疾苦,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
  丞相田千秋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但他发言不多,只是在双方辩论激烈的时候,讲一些折中调解的话。政府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是御史大夫桑弘羊,他共发言一百一十四次。参加会议的还有丞相府的属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他们是作为田千秋和桑弘羊的助手参加的,但在会上御史也发言十九次,丞相史发言十五次。
  这次会议,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一方,与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民间一方,互相辩论得非常激烈,它实际上是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进行总的评价和估计。桑弘羊代表了全面肯定汉武帝轮台诏以前各项政策,并希望继续推行这一政策的一方意见:而贤良文学则代表了否定汉武帝轮台诏以前的各项政策,要求加以全面地估价和修改的一方意见。霍光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对这次会议是重视的。他显然不同意桑弘羊的意见,这从他当政之后所施行的政策看,他是按汉武帝轮台诏的精神进行的。这就是他和桑弘羊在政见上的分歧所在。但是霍光也不完全赞同贤良文学全面否定汉武帝政策的看法,他没有接受贤良文学要求全部罢除盐铁、均输等官营事业的建议,而只是罢去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他也没有采纳贤良文学主张对匈奴实行感化政策,放弃防御和抵抗,而仍然加强了边防建设。但是,霍光通过这次会议,利用贤良文学的激进情绪,批评和打击了自己的政治对手。所以,这次会议从政治上来说,是有利于霍光而不利于桑弘羊的。会议结束之后,给参加会议的贤良文学一个列大夫的官爵,就说明了霍光对他们的优待。桑弘羊则相反,他认为治民之道不在教化,而在励行法治。总的说来,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的表现,象一个背着沉重的包袱,因赶不上时代的前进而声嘶力竭呼喊的老者,他的声音中虽含有不少真理,却被前进的步伐淹没了。

·争权夺利,下场可悲

  盐铁会议后的第二年,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发生了燕王旦与昭帝争夺皇位的斗争,历史上叫做“燕王之变”,桑弘羊也被牵连到这一事变中,结果桑弘羊一家都被霍光处死了。
  汉武帝有六个儿子,太子刘据因“巫蛊事件”被迫自杀,齐王刘闳早死,剩下的四个儿子中燕王旦最大,他理应立为太子,但汉武帝不喜欢他。在齐王刘闳和太子刘据死后,燕王旦就上书汉武帝,要求到汉武帝身边帮助他,以太子的身份入宫宿卫,引起汉武帝的不快,把他派的使者都杀了。后来他又因为窝藏逃犯,将他的封国削去三县。所以汉武帝死的时候,没有选他为继承人,而立小儿子弗陵为昭帝。
  燕王旦是一个很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好读书,很有谋略,到处招罗人才,决心与昭帝争夺皇位。他首先散布谣言,说昭帝不是汉武帝的儿子,汉武帝也不想立他为太子,而是汉武帝死后几个大臣违背他的意愿拥立为皇帝的,所以他继承帝位不合法,号召大家反对他。他知道维护昭帝地位的主要是霍光,就挑拨霍光与昭帝的关系,上书诬告霍光外出检阅羽林兵时,用天子礼仪,有谋反的野心。这时昭帝已经十四岁,他对这些人攻击霍光的话,已经有所警惕,并不相信,有时他听烦了,还对他们发怒说:“霍光是我父亲给留下帮我辅政的忠臣,你们要再攻击他,我就要治你们的罪了。”燕王旦一伙发觉,用攻南击霍光的办法来挑拨他和昭帝的关系,难以达到清除霍光的目的,于是他们决定改用暗杀霍光的手段,来达到推翻昭帝的目的。
  昭帝的姐姐鄂邑公主在他小的时候抚育过他,姐弟俩感情很好,但公主与上官桀父子相勾结,求封她的情夫丁外人为列侯时,被霍光所拒绝,因而对霍光不满。这样,燕王旦与上官桀父子就与公主勾结,再加上因求封子弟为官而为霍光所拒的桑弘羊,就设置了一个圈套,让鄂邑公主亲自出面宴请霍光,乘其不备将他杀死,然后废昭帝,迎立燕王旦为帝。这个阴谋不知怎么被公主的一个舍人所发觉,他告诉了他父亲燕仓,燕仓是大司农下属的农官代理稻田。使者,他马上向自己的上司大司农杨敞告了密,杨敞觉得事关重大,不敢出面告发,就以自己有病为名,将此事透露给谏大夫杜延年,他立即告诉给霍光,于是他们的阴谋很快就被霍光粉碎了。燕王旦、鄂邑公主被迫自杀,上官桀父子和丁外人被杀,年已七十四岁的桑弘羊和他的儿子桑迁,也被霍光处死。而杜延年却因告发有功,被提升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封为建平侯。
  “燕王之变”是昭帝的几个辅佐大臣之间矛盾斗争的激化和结果。桑弘羊的被牵连,故然与他迫名逐利,要为子弟请官被霍光拒绝,因而对霍光不满有关,更重要的是,他与霍光的政见出现了分歧。霍光接受了汉武帝轮台诏的思想,要采取休养生息的办法,以恢复民力和国力;而桑弘羊却仍坚持轮台诏之前那种积极进取的方针。桑弘羊与霍光政治主张的分歧,就使他必然站在反对霍光势力的一边,所以他的被牵连在“燕王之变”的事件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斗争的必然结果。但是,在汉武帝时代在治理,国家的财政上作出了很大贡献的桑弘羊,在年逾古稀之年,被霍光杀了头,灭了族,对他来说,毕竟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史书记载

 
桑弘羊
          桑弘羊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
  根据方诗铭先生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可知,秦昭王四十八年为公元前259年,而庄襄王死、秦始皇继位则是在公元前246年,其间恰好十三年整。足见司马迁这里所说的“年十三”,就是指秦始皇已十三周岁。再如甘罗,也是一例。《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称:
  甘罗者,甘茂孙也。茂既死后,甘罗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
  然后在传中又记载甘罗说:“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可见这里所说的“年十二”,也是指其十二周岁。因此,就桑弘羊而言,由于少时即任侍中,为了强调其年龄之小,司马迁对他“年十三”的记载完全有可能用的是周岁。
  其实,除了司马迁,桑弘羊的自述也说自己“年十三,幸得宿卫”。从桑弘羊精于计算和不无炫耀的口气看,如果能把年龄说得更小且更为准确,那么又为什么不说自己“年十二”——就像甘罗那样——而非要说“年十三”呢?这在情理上也令人感到费解。更何况,由于出生在上半年或下半年,用虚岁还有着虚一岁和虚两岁之分。即使“年十三”真的是说虚岁,我们也很难断言就一定是十二周岁。所以,完全认为“年十三”就是虚岁也存在着一定偏颇。
  那么,究竟应如何确定桑弘羊的生年呢?我们认为,在没有新的资料可以证明之前,这个问题恐怕还不能完全解决。如果一定要说桑弘羊出生于何时,我们倾向于景帝二年,即公元前155年。因为从各种情况来看,所谓“六十有余年”,其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六十一年。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推测,但它既符合于人们通常的理解,也与桑弘羊作为执政大臣不能信口雌黄且精于计算的条件相吻合。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把桑弘羊“为侍中”的时间定在景帝后元二年。这样一来,由于我们对“年十三”主张按周岁计,因而再加上十三年,即可以上溯到景帝前元二年。

赋税思想

  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思想家。他指出:“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主张由政府经营工商业以增加经济性收入。他认为盐铁专卖作为国家统一的财政收入,可“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而不必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可防止豪商垄断生产经营,操纵物价,阻塞他们的“利途”;可缩小贫富差别,“以齐黎民”,缓和阶级矛盾。在实践中,他对盐、铁、酒实行专卖,利用垄断价格,收取高额利润;实行平准法。创设均输法,调节商品流通,平抑市场价格。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汉武帝去世后,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l年),汉王朝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会上,桑弘羊批驳了“贤良”、“文学”对政府财政政策的攻击,为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作了全面的辩解。他指出:“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需,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平准,均输则做到了“平万物而便百姓”。为了保护小农经济和国家税源,桑弘羊主张抑制豪强兼并。强调“制其不足,调其不足”,“散聚均利”,“禁溢羡,厄利途”,防止“民有相妨之富”。他认为,实行盐铁专卖、平准均输正是为“绝并兼之路”,使“百姓可家给人足”;“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臣富相侈,下专利则相倾”。桑弘羊的理财思想和政策是从维护最高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出发的,但在当时封建国家财政因连年战争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能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制豪强之有余,因贫民之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毕竟是一件好事,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人物功绩

  桑弘羊(公元前一五二-前八○年)出生于洛阳一个工商奴隶主的家庭。他的幼年是在洛阳度过的。洛阳是春秋时期的政治中心,战国以后又成为一个大商业城市。西汉时期洛阳已有五万多户,约三十万人口。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桑弘羊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对工商奴隶主的种种活动也知道得不少。
  公元前一四一年汉武帝刘彻(公元前一五七-前八七年)继承帝位。不久便营建茂陵为死后的坟墓,并准备设置茂陵邑(今陕西兴平东南),把各地的豪富迁到那里去。桑弘羊一家也在被迁之列。他随家离开洛阳,经长安前往茂陵,到长安时被选入宫充当武帝的侍中(亲随),留了下来。
  侍中是个小官,管理皇帝的日常生活事务。由于是在皇帝左右办事,因此一般豪门富室都羡慕这个官职,都想为自己的子弟谋得这一职位。
  汉初以来继续实行法家的重农抑商政策,工商奴隶主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受到限制。生活于工商奴隶主家庭的桑弘羊对此不能无所感受。被迫迁徙,对他的震动更大。但是,他到底还年幼,思想没有定型,而担任侍中这样难得的官职,又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着希望。他同比他年长几岁的武帝朝夕相处,受到武帝法家思想的熏陶和教育。新的环境,不断培育着新的思想。他还在侍奉武帝读书的过程中读了很多书籍和朝廷的档案材料,使他逐渐懂得了先秦以来儒法斗争的历史。他深刻地感到,商鞅、荀况、韩非、秦始皇等法家的主张和政策是适应形势需要的,只有实行法家路线,才能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随着法家思想在头脑中的牢固树立,终于使桑弘羊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坚定地站到了新兴地主阶级一边。
  武帝执政以后,一个最重要的决策,就是坚决进行抗击匈奴侵扰的战争。
  汉初经过劳动人民的长期艰苦奋斗,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采取募民屯边的政策,选拔将帅守卫边境,训练士卒,并对运输粮食到边塞交给国家的人给以官爵奖励,积蓄抗匈力量。武帝即位初,西汉的经济已进入繁荣时期。“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城乡粮仓都满,国家财政收入年年有积余。京师钱库里的钱长期不用的有好几亿,穿钱的绳索都烂断了。太仓(京师国家粮仓)的陈粮一年积一年,装不下只好露天堆放,以至霉烂不能吃。马匹也繁殖得很多。这样丰富的物质条件,从一个方面说明对匈奴侵扰的战略反击时机已经到来。
  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匈奴又来请“和亲”。武帝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大行(接待宾客的官)王恢主战。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韩安国散布失败主义谬论,主和。大臣大多站在韩安国一边。武帝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和亲”。
  武帝对主和派的种种谬论非常愤怒。他常常将朝廷上的和战之争情况说给桑弘羊听,征求桑弘羊的意见。桑弘羊坚决主张抗战,他说:“汉朝有匈奴的存在,就像木头里有蛀虫存在一样,又好比一个人生了病,不治它就会使病加重。春秋战国的时候,诸侯国之间也常常订立盟约,但从来没有一个盟约是坚固的,更何况是反复无信的匈奴!只有用武力解决,才能使边境的老百姓得到安宁。”武帝很赞赏桑弘羊的话,更加坚定了抗匈的决心。
  保证充足的战费是抗匈战争的一个重大问题。连年战争增加了西汉王朝的财政支出。除了备战或作战要有充分的粮草、武器、战马供应外,作战胜利后还要对立功的官兵进行赏赐,对归降者进行生活安排。加上其他方面的巨额财政支出,武帝初年的财政蓄积消耗得很快。战争开始后的第四年(公元前一二九年),大农令(主管财政经济的长官)郑当时就已经在考虑扩大财源,决定对商人的车船征税。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建立朔方郡,参加筑城的人有十几万,费用达数千亿钱。元溯六年除战争消耗外.还对有功官兵赏赐黄金二十余万斤(黄金一斤值一万钱)。经过这次支出,郑当时向武帝提出报告,说财政收入(包括历年积余)已经耗竭,“犹不足以奉战士”。他建议采取用钱买爵及赎罪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武帝同意了这个建议。经议定,设“武功爵”十一级,最低一级值钱十七万,其他各级依次提高,最高可以买到第八级,九级以上专用于奖励军功。
  征车船税和设“武功爵”对增加财政收入虽不无小补,但犹如杯水车薪;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的胜利和浑邪王率众来降,战争、赏赐及安置等费共一百余亿钱。同时几处水利建设工程在进行,历年费用又各达十亿多钱。财政更加困难。郑当时对理财不仅没有才能,而且也缺乏兴趣,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这一年虽勉强应付过去,但第二年财政仍然很困难。
  在武帝为财政困难而忧虑的时候,桑弘羊的思想也很不平静。他很想为抗匈战争出一把力。他深深懂得,不管财政的困难多么严重,抗匈战争总是要坚持下去,决不能半途而废,以致前功尽弃。而财政问题如果得不到彻底解决,庞大的战费没有着落,就会拖战争的后腿,使取得战争的胜利没有保证。他知道武帝的决心很大;即使在筹措战费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仍在计划一次对匈奴的更大规模的战役。必须及时解决财政困难才能使武帝无后顾之忧,增强战争的有利形势。他反复考虑了理财的办法,一方面认真研究当时的现实斗争情况,一方面又从前辈法家思想中吸取养料。于是,在他的心中形成了两个基本的指导思想。
  第一个指导思想是:解决财政问题。也必须贯彻法家的路线和政策并根据现实情况加以发展。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法家的一个突出经济思想、是重视包括家庭纺织业在内的农业的发展。先秦法家提出农战方针;以实现新兴地主阶级的富国强兵的要求。西汉法家如贾谊晁错,也很强调要把农业搞好。搞好农业必须实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归纳起来、桑弘羊以前的法家发展农业的政策主要有:废除井田制,发展和巩固封建生产关系,增加农业人口,限制兼并活动,减轻农业税,提高粮食价格,奖励交粮食给国家(买官或赎罪)的人,兴修水利,改革农具,改进生产技术,移民垦荒,等等。桑弘羊认为这些政策都很重要,应该继续推行。但仅单靠这些还解决不了当前的财政困难,还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法家还主张抑商。抑商的目的既是为了打击工商奴隶主复辟势力,也是为了巩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保证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抑商不是不要商。秦孝公时,商鞅在抑商的同时,又“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使“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做到“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战费充足)”。汉文帝五年(公元前一七五年)贾谊指出,国家掌握货币。“钱轻(购买力低)则以术敛之,重(购买力高)则以术散之”。可以使物价得到平衡,用掌握的货币来控制商品流通,“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有余)”,可以使朝廷“官富实而末民(工商奴隶主)困。”商鞅的实践和贾谊的论述,都说明抑商和利用商业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两者并不矛盾。
  使桑弘羊感到极大兴趣的是总名为《管子·轻重》的一些著作。它集中论述了国家经营工商业以控制商品、货币流通,打击工商奴隶主的兼并活动,获取巨额商业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的理论。《管子·轻重》作者用商品的数量多少来解释商品的交换价值,认为“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贱),聚则重(贵)”。国家可以利用这种影响商品价格的能力,注意控制货币和粮食、盐、铁等重要商品,实行“官山海”(盐铁官营)等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政策,就能调节市场,平衡物价。打击商人的兼并活动,防止农民破产,而又获得巨额的商业利润,做到“不籍而赡国”。就是说,不增加人民的赋税负担,而能充裕国家的财政收入。
  《管子·轻重》作者认为货币是“民之通货”,即流通手段。它虽然“握之则非有补于暖”,“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但却是“先王”用来“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的重要工具。如果国君运用粮食和货币来控制商品流通,那就“天下可定”。
  《管子·轻重》作者还把轻重理论运用到对外关系方面。他认为光是“强本节用”还不足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因为生产出来的粮食可能被邻国用高价吸走,使这个国家不能维持独立。强本以后,还要实行正确的价格政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单位货币购买的粮食多)我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还举了一些单纯用商战取胜的事例。
  这种经济理论,叫做“轻重之数”或者“以轻重御天下之道”。桑弘羊以上述理论为基础,再在实践中加以充实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思想体系。
  第二个指导思想是:以进一步打击工商奴隶主和地方豪强为政策的重点,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
  西汉前期,工商奴隶主利用商品生产这块土壤.通过某些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迅速发展起来。他们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市场,贱买贵卖,牟取暴利。他们“管山海之利”,垄断重要生活、生产资料盐、铁的生产和流通,“以致富业”。他们(以及地方豪强)大量铸造劣质钱币,扰乱市场,获取暴利。他们放高利贷,直接用货币来榨取更多的货币。他们还隐瞒自己的财产、资本和营业额,偷税漏税,破坏西汉王朝的财政制度,加速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积累。他们“滞财役贫”,掠夺和剥削小生产者,兼并农民的土地,迫使一些破产农民沦为他们的奴隶。他们“以末(工商业)致财,用本(农业)守之”,使用奴隶于农业劳动,在农业生产领域复辟奴隶制生产关系。他们“众邪群聚,私门成党”,违法乱纪,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地破坏西汉王朝的法家路线。他们“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在地主阶级政权内部寻找代理人,进行颠覆地主阶级专政的阴谋活动。他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破坏抗匈战争。
  凡此种种,都说明进一步打击工商奴隶主的斗争势在必行。文帝时,晁错已经揭露了工商奴隶主势力膨胀以及他们兼并农民的严重社会现象,指出:“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管子·轻重》作者也指出工商奴隶主是国君的敌人,如果不对他们进行限制,他们就是一国的“二君二王’”。武帝时,新兴地主阶级同工商奴隶主的矛盾更加尖锐。打击工商奴隶主,把原来被他们把持的财源变为国家的收入,既能解决财政困难,又可消除他们进行复辟活动的物质基础,收一箭双雕之效。
  工商奴隶主和地方豪强是西汉前期巩固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主要障碍。因此桑弘羊要把进一步打击这两股势力作为政策的重点。
  桑弘羊把自己关于理财的设想告诉武帝。武帝非常满意,就把理财的重任托付给他。桑弘羊欣然接受。这是元狩三年的事。这一年桑弘羊是三十三岁,入宫已经整整二十年。
  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是抗匈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在武帝和御史大夫来访的支持下,西汉王朝实行了桑弘羊提出的五项重要措施。
  救灾是当务之急、桑弘羊的第一项措施是把灾区贫民七十二万五千人迁往陇西、北地、西河(治所在今内蒙古东胜)、上郡、会稽(治所在今江苏苏州)等郡落户垦荒。移民的衣食都由政府供给,还贷给几年的生产和生活费用,沿途有官员护送,“其费以亿(十万)计,不可胜数”。移民到边境垦荒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边防相结合的有力措施,又使灾民的生活得到安排,生产发展后还能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财政收入。
  第二项措施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就是发行白鹿皮币和白金币,减轻法定钱币重量,实行通货贬值。白鹿皮币用白鹿皮制成,一尺见方,周围画上彩色花纹,一张值钱四十万。规定王侯、宗室朝觐(进)皇帝或相互聘享,都必须用它来垫璧做礼品。这实际上是对王侯,宗室强迫征税,是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财产再分配,和劳动人民没有直接关系。严格地说,它不是通货。
  第三项措施是实行盐铁官营。桑弘羊同孔仅、东郭咸阳详细讨论了盐铁官营的办法,然后由孔和东郭通过大农舍颜异上奏武帝建议“募民自备费用”,让他们向政府领制盐工具煮盐,产品由政府收购。铁器则由政府生产和销售。敢私自铸铁器和煮盐的。用足钳(刑具)钳他的左趾。没收他的生产工具和产品。武帝批准了这个建议,派孔仅和东郭咸阳乘车到全国各地推行这一政策。他们乘机在各地安插了一批工商奴隶主担任盐铁官。
  第四项措施是实行算缗。缗是指缗钱,每千钱叫做一缗。算缗,就是按缗计算税额的征税办法,一算二十钱。算缗的具体政策是:从事商业的(包括囤积商品暂不出卖的在内)按营业额(囤积商品按商品价额),从事高利贷的按贷款额,每二缗纳税一算,从事手工业自产自销的按出售产品价格,每四缗纳税一算;车船要征通过税,车一辆一般人纳税一算,商人加倍,船身长五丈以上的纳税一算。凡是经营工商业、高利贷的,不管有没有市籍(商人户口),都要纳税。纳税数额根据自报,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偷税漏税的,一经查出就没收其财产,并发往边疆服役一年。检举揭发的人,奖给没收财产的一半。
  第五项措施是针对工商奴隶主“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兼并和复辟活动。规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得占有土地。违反这一禁令,就没收他们的土地和农业奴隶。这一政策的实质,是新兴地主阶级用政治权力来限制工商奴隶主的货币权力,不许被他们掌握的货币对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这是上层建筑保护自己的经济基础的一个生动体现。这政策同理财并无直接关系,桑弘羊将它作为五大措施之一,说明他的着眼点不仅仅限于解决财政困难,而是立足于巩固整个封建制度。
  由于实行了桑弘羊的理财措施,使元狩四年的巨额财政支出基本上有了着落,从物质上保证了这一年进行的抗匈大战役的胜利。
  元鼎二年,武帝升任孔仅为大农令,命桑弘羊接替孔仅原来的位置任大司农中丞,负责国家财政收支。有了这个正式的财政官职,使桑弘羊能更直接的发挥作用。
  桑弘羊出任新职后,首先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告缗运动。这时工商奴隶主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了打退工商奴隶主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一场轰轰烈烈的对工商奴隶主违法活动的大检举大揭发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起来。“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的工商奴隶主“大抵皆遇告”。武帝和桑弘羊派遣许多官吏到各地治缗钱,依法没收不法工商奴隶主的财产和奴隶,被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全国共一千三百一十四县。武帝时大致差不多。依此推算,没收的土地有几千万亩。没收的土地和奴隶的数量都大得惊人。经过这次告缗,中等以上的工商奴隶主大多破了产。这是西汉王朝对工商奴隶主致命一击,也是反复辟斗争的重大胜利。工商奴隶主的经济实力基本上被摧毁,复辟奴隶制的主要社会基础受到了一次疾风暴雨式的大扫荡!
  工商奴隶主被扫荡,他们退出的工商业阵地急需去占领,于是桑弘羊又在有些地区试行均输。同时他还规定凡纳谷给国家的可以补官,纳谷六百五的升为郎官。
  由于有了盐铁官营和告缗的收入,武帝时期的财政困难终于得到了解除,“用少饶矣”。实现了这个条件,桑弘羊就着手整顿币制。
  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年),经桑弘羊建议,武帝发布了禁止郡国铸钱的命令,将铸币权集中到上林苑的均输、辨铜、钟官三个机构(总称上林三官),非三官所铸钱不准流通,各郡国原铸钱一律销熔,铜上交给三官。三官钱重五铢,同元狩五年铸造的一样,但钱的质量更高。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铢钱。这一次统一铸币,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集中到中央,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货币制度的统一和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西汉王朝的巩固。
  抗匈战争需要有大量的战马。元狩三年为了准备对匈大战。长安养的母马多至数万匹,牧马的士卒不够,要到附近的郡县去调。可见养马规模之盛。元狩四年以后对匈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战马不足也是原因之—。元鼎五年桑弘羊建议武帝采取群众性的繁殖马匹办法,为继续进行抗匈战争作准备。办法是由政府贷给边县牧民母马三年,归还时除取息十分之一外,产出的幼马归养马人所有。次年又命令王侯以下至年俸三百石以上的官吏,各出母马给亭,全国亭亭养马,大量繁殖马匹,国家对母马征税。这两种办法的实行,既保证了马匹的供应,又扩大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
  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年)武帝贬卜式为太子太傅,罢掉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官职,提升四十三岁的桑弘羊为治粟都尉(也叫按粟都尉),兼领大农,总管财政经济工作。桑弘羊担任新职后。立即运用轻重理论,进行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整顿和发展盐铁官营,二、推广均输,三、实行平准。
  一、整顿和发展盐铁官营。桑弘羊呈诸武帝批准,对盐铁官营进行整顿。他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区主管各郡国的盐铁、均输,代表朝廷贯彻和执行有关经济政策。同时对原来的盐铁官作了一次审查.清洗混在其中进行破坏活动的工商奴隶主分子。在整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盐铁官营事业。在二十八郡设盐官,四十郡设铁官。从此,盐铁官营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范围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二、推广均输。试行地区以赋税形式交给政府的物资,定为一向由工商奴隶主运往外地销售的那些土特产。上交后有多余的,也由政府收购。政府收进这些土特产后,不一定运京师,而是运到价钱高的地方出售,朝廷所需的物资则用钱到价钱低的地方购买。这种办法既限制了工商奴隶主的投机活动,又使国家获得商业利润。经过五年的试行,取得了经验,桑弘羊决定在全国推广。他在各地设立均输官,将他们置于大农部丞的领导之下,负责开展这一工作。
  三、实行平准。平准就是政府在京师和各商业城市进行商品买卖,“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万物不得腾踊”。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成功,在京师设“委府”(商品仓库),贮存大量商品,作为调节物价的后盾。平准和均输是密切联系的。均输调节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平准则调节一个地区内的商品流通。均输从甲地收过多余物资运到乙地出卖,这种活动本身对两地都具有平准的作用。因此负责平准的官员可能就由均输官兼任,均输和平准相辅而行。
  实行这三项政策,进一步打击了工商奴隶主的掠夺和兼并活动,使封建国家占领了主要工商业阵地,促进了在封建国家控制下的工商业的发展,巩固了封建制的经济基础。而又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源泉的充裕。因此以后武帝在各地巡视,“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亿)计”,都没有发生财政困难。
  同时桑弘羊还发展了纳粟买官或赎罪的办法,准许纳粟免徭役或免告缗,依不同对象而定:吏纳粟可以补官,罪犯纳粟以赎罪,一般人民纳粟可以免除终身徭役,商人纳粟可以免除告缗。纳的粟输送到太仓、甘泉仓(在今陕西洛河北)和边郡贮存。这一政策实行仅一年,太仓、甘泉仓就贮满了粮食,也有了余粮。纳粟政策有利有弊。它使国家在不增加田赋的情况下掌握更多的粮食以备战御荒,还有助于提高粮价,防止谷贱伤农,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它对缺粮的贫苦农民不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任人唯贤的法家路线,并使罪犯和工商奴隶主残余势力有空子可钻。
  桑弘羊采取的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做到了“民不益(加)赋而天下(国家)用饶”。西汉的田赋一直比较轻,景帝元年(公元前一五六年)以前是根据常年产量十五税一,二年开始改为三十税一。武帝时清理田亩。统一亩制,以二百四十平方步为一亩(合今零点七五亩),重新核定赋额,仍三十税一。田赋轻首先对地主有利,自耕农也有好处、这是巩固和发展封建经济的政策。除田赋外,还有主要以广大劳动人民为征收对象的三项基本税收:算赋、口赋和更赋。武帝时只有口赋每人每年增加三钱,其它两项都没有增加。因此武帝时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虽在后期有局部激化的表现,但总的来说当时还没有全面激化。桑弘羊的出色成就,使武帝对他极为信任和重视,一直让他身居朝廷要职。
  天汉元年(公元前一○○年),武帝正式任命五十三岁的桑弘羊为大司农(原来是兼职)。
  天汉三年,“少府丞令请建酒榷,以赡边,给战士”,经桑弘羊报武帝批准施行。所谓酒榷,就是酒类专卖。酒是非生活必需品,要用粮食酿造。在粮食不十分富裕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军需民食,防止过多的粮食消耗于制酒是十分必要的。文帝后元年(公元前一六三年)曾有禁止酿酒的法令。而且还规定,三个人以上无故聚在一起喝酒,要罚黄金四两。桑弘羊实行酒类专卖,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节约粮食保证军粮供应,垄断卖酒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尚在其次。
  征和四年(公元前八九年),桑弘羊会同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向武帝建议屯垦轮台以东一带,经营西域以削弱匈奴。年迈的武帝这时想休养民力,没有采纳。后来昭帝刘弗陵还是实行了这一主张,到宣帝刘询时收到很大效果。
  后元二年(公元前八七年),武帝因病去世。临死前,作了托孤的安排。他任命六十六岁的桑弘羊为御史大夫,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地位在丞相和御史大夫之间),侍中驸马都尉金日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把他们和丞相田千秋一起叫到病榻前拜受遗诏,要他们共同辅佐年才八岁的昭帝。
  霍光在武帝身边二十多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武帝一死,他就大权独揽,代表保守势力和工商奴隶主残余势力向以武帝和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路线进行反攻倒算。他和杜周的三个儿子杜延寿、杜延考、杜延年以及杨敞等结成死党,打击革新势力。杜延年是他的主要谋士。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八六年)在霍光的一手操纵下,派人到各地去推举所谓贤良,问“民间”有什么痛苦。始元五年,霍光下令停止亭养马,公然表示不准备还击匈奴的侵扰了。同年又命令三辅(京畿的三个政区)、太常(掌宗庙礼仪)举贤良各二人,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共举出贤良、文学六十多人。贤良领头的是茂陵人姓唐的,文学领头的是鲁人姓万的。茂陵是武帝所迁地方豪强和大工商奴隶主的聚居之地,鲁是儒家的老窝,由这两地推举出来的人领头,贤良、文学是一批什么货色也就可想而知。
  布置就绪,霍光就向桑弘羊发起突然袭击。始元六年初,霍光委派亲信杨敞任大司农,夺了桑弘羊的财政经济大权。一二月,又用马车把各地的贤良、文学接到长安;举行围攻桑弘羊的盐铁会议。
  盐铁会议由丞相田千秋主持。田千秋是个唯唯喏喏的庸人,只会讲几句模棱两可无关紧要的话。霍光躲在幕后指挥贤良、文学赤膊上阵。面对一帮破门而出的反动儒生,七十二岁高龄的桑弘羊毫无惧色,从容应战,把他们的种种谬论批驳得体无完肤。站在桑弘羊后边的还有他和丞相的下属,也对儒生的胡言乱语进行了驳斥。
  霍光知道在理论上是驳不倒桑弘羊的,只能借助于搞阴谋。次年(元凤元年,公元前八○年)九月,他指使杜延年、杨敞诬陷桑弘羊勾结燕王刘旦(武帝子,昭帝兄)谋反,对桑弘羊下毒手。于是桑弘羊及其一家都惨遭冤杀。另一个同受遗诏的上宫桀也同案被杀。
  桑弘羊辅佐汉武帝执行法家的路线和各项政策,对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新生的封建制度,抗击匈奴侵扰,消除奴隶主贵族复辟和分裂的危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人民日报 《大地》杂志 ( 2007-05-01 第九期 )

人物评价

  按:该评价倾向于国有资产私有化,保护私有化成果,暗含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即三大改造)的观点;这种资产阶级改革派的典型观点在目前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是与建设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的目标相背的;在资改派采摘国民建设成果的行为日益为广大群众深刻认识的情况下,部分专家、学者利用各种平台媒体进行粉刷鼓吹,网友接受信息应注意分辨。该评价由 titanzwh 提供,xinghuo_2012 归档至本级目录并增加按语。
  先汉继承了秦的传统,重农也宽商,甚至连吴这样的小诸侯国,也因为经商收入甚丰,以至于免了农民的田租(赋),令中央政权感到威胁(《史记·贾谊传》:吴王据鱼盐之利,免国税,收众心,此国之患也)。正是文景之治的重农重商,令生产力迅速恢复,社会分工迅速,铁制工具迅速普及。按今天许多人的YY方式,如果幸运的话,或者几百年后,中国就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但是汉武帝据《盐铁论》打破了这一个历史进程,被马克思同学的中国同学会称为伟大的历史进步;依笔者看,纵观汉武帝使桑弘羊制度的摧毁工商经济基础的所为,完全符合马克思同学的国有化理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显然是汉武帝国,第一批国有制企业显然是汉武的盐铁场和酒类专卖(幸好那时还没有烟,不然烟草专卖局也那时出现),第一个国资委领导,当然就是桑弘羊先生了。
  笔者认为,汉元狩四年推出的社会主义色彩浓厚的新政,是一个比秦始皇统一六国更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从这一刻起,中国政治就从社会经济的守护者,转为国民经济的掠夺者,私有财产的存在,成为对皇权的威胁,令国民赤贫,最大限度保值国有资产的保殖增殖,那怕是不公平的手段,成为维护皇权的必要手段。也只有令国民保持赤贫,才能根本上保证孔子“上下守礼”的经济基础,才能“刑赏之权集于一身”,最终经过千年发展,到宋明理学上,成为朱熹的“雷霆雨路皆出于君恩” 的无条件的忠君爱国道德观,正是源自汉武帝始的对国民经济的剥夺。
  汉武帝的新政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所有赚钱的行业,由政府垄断经营,那怕后来出现了邓通梁冀这样垄断自肥的大贪官,也比民间出现的比尔·盖茨来得强;邓梁等人的财富,同比可是比尔·盖茨的几十倍以上。对国家超出平均水平以外的财富,收财产税,即算缗。不同,这个财产税既然是为了剥夺个人财产充实国库,只要达到目的,就不一定需要公平。根据皇法(不是民之约法啊!)规定,苦有隐藏,没收全部财产,告发者可以分得一半。显然,这样等于是罗织罪名完成任务,诚实不诚实上报不要紧,只要某人有钱又没有和官府有足够的手脚,就一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维持有罪推论,就可以在爱国的名义下把一切财产收归“国家”的名下。无论如何,操作者没有丝毫的罪恶感:为国有资产增殖作贡献嘛!今天仍有一些文盲为桑弘羊辩护,说是“民不加赋而国丰饶”,他们以为赋就是税,却不知那是指田租,汉赋三十赋一,只是税中的一种。
  这样,汉初完整的工商体系就以顾全大局为借口被完全国有化了,被摧毁了;但是,它支援了汉匈战争了吗?事实上,由于税基被摧毁,汉帝国不但税收大幅下降,经济频于崩溃,而且民众离散,战争潜力迅速瓦解。自“新政”后,汉帝国再也无力发动漠北攻势这样的重大行动,对于奄奄一息的匈奴也是无能为力,到前89 年,随着李广利军败亡,国有化的成果被消耗净尽,而工商业基础已经完全崩溃,这时的汉帝国几乎自保之力,若非汉武帝痛定思痛所用得人,汉朝就此玩完了。而距离第一次社会主义建设,只不过区区20年,——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传世佳句

  “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王安石

学术界争论

·盐铁等官营政策的得失问题

  贤良文学反对这些官营政策。他们认为,国家应当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而不应当弃农业而从事工商业活动。国家官营盐铁、酒榷、均输,将这些赢利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从事工商业,就是与民争利,破坏了社会敦朴的风气。而且平准、均输法,造成农民贱卖自己生产的东西,又去用高价买自己不生产的东西去上交国家,使得农民负担很重,官府又随意收购货物,常造成物价飞涨,这有利于商人投机倒把,不利于百姓生活;盐铁官营之后,生产的农具大而不适用,质量差,价钱贵,农民不愿买,就用木头工具耕田,用手去除草,有时买盐铁要走很远的路,官吏还常强迫购买,给农民造成很多不便。桑弘羊承认盐铁等官营事业,由于一些地方官不按国家规定的办法行事,所以造成了一些流弊。但他批驳了贤良文学们全盘加以否定的看法。他认为,这些官营事业对国家来说,是利多弊少,应当选良吏除流弊,继续坚持下去。因为要抗击匈奴,巩固边防,救济灾民,都需要大量的开支,如果不搞这些官营事业,增加政府的收入,就要增加农民的赋税,反而更会加重农民的负担。如果国家不经营,豪强大贾就会把持这些工商业,他们不但借此鱼肉百姓,还会因而形成分裂割据势力,不利于加强国家的统—。

·关于对匈奴的和战政策问题

  贤良文学反对向匈奴用武力,而主张和亲。他们认为,匈奴远处漠北,对其侵扰活动,主要应用德化,多给他们点财物,与他们和亲,搞好双方的关系,而不应当用武力解决。用武力抗击,双方都要死人,把国家的大量人力和物力用在对外战争上,除了牺牲了将士,增加百姓的负担外,对国家没有多大的好处。他们认为汉武帝对匈奴进行的几次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几个好事之臣,故意夸大敌情,欺骗子汉武帝,挑起了战祸。这几次战争没有能削弱匈奴,反而造成了西汉国势的衰弱,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
  桑弘羊坚决批驳了贤良文学的言论。他认为,不是西汉不想与匈奴和平相处,也不是没有进行过和亲,而是由于匈奴反复无常,屡次破坏和亲,派兵侵扰边境,因而汉武帝才被迫采取了反击匈奴的战争。他认为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是成功的,虽然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些将士,消耗了大量的财物,但却屡次击败了匈奴的大军,迫使其一部分投降,一部分北走,从而保卫了国家边境的安宁。汉武帝反击匈奴所取得的功勋很大,将会流传千古,怎么能说它是得不偿失呢!

·关于行德制还是行法制的问题

  贤良文学都是儒家的信徒,他们主张行仁政,搞德治,反对严刑峻法,任意谄害人民。他们认为,汉武帝时法律繁多,官吏随意乱用,造成百姓犯法者多,但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法。特别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酷良,如杜周、张汤、王温舒等人,连法律也不顾,随意谄害无辜的群众,动不动就一人犯罪,株连全族,搞得人心恐惶,动乱不安,因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他们警告说,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就有重蹈秦朝覆亡的危险。
  桑弘羊则相反,他认为治民之道不在教化,而在励行法治。要用法治来教民,让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做了就会犯法。严刑峻法,百姓害怕犯法,社会秩序才能安定。如果法网疏漏·,奸民就可能钻空子,因而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他还针对贤良文学对一些酷吏的指责,而对他们的治绩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这些酷良都能作到以法治事,对犯法者雷厉风行地加以处决,毫不手软,所以在他们治理的地方,能作到寇止奸禁,取得良好的治绩。
  从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争论的这三个问题来看,贤良文学全盘否定汉武帝的一系列政策,这显然是极端的和片面的,即使汉武帝晚年在发布轮台诏之后,在政策上已经有极大的变化,但也不能根据轮台诏以后变化了的形势,来全面否定轮台诏以前的措施。所以,他们的意见不但桑弘羊不能接受,汉武帝的那一批重臣包括霍光在内,也不可能接受。桑弘羊站出来全面批驳了贤良文学们的意见,充分肯定汉武帝执行的一系列政策的正确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也应该看到,贤良文学毕竟来自基层,他们虽然并不了解农民的疾苦,但是却知道一些汉武帝时期好大喜功的政策给民间造成的危害,所以他们的意见也反映了群众的一些呼声。这些也正是汉武帝发布轮台诏的原因。从桑弘羊来说,他一直在汉武帝身边,是汉武帝执行的财经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他对这些政策给封建国家带来的好处有深切体会,但对它给人民造成的危害,却很少了解。所以他在汉武帝发布轮台诏之后,仍然不认识过去政策在社会上激起的矛盾,而一味坚持汉武帝过去的方针.这是他思想落后于形势的表现。所以他在盐铁会议上,常常被贤良文学们质问得哑口结舌,无言可对,也就不足为奇了。总的说来,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的表现,象一个背着沉重的包袱,因赶不上时代的前进而声嘶力竭呼喊的老者,他的声音中虽含有不少真理,却被前进的步伐淹没了。

人物生年考

  关于西汉著名理财家桑弘羊的生年,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桑弘羊出生于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一种认为出生于景帝四年,还有一种认为在景帝二年。从有关论述看,这三种观点都是依据于两条记载。一是《史记》卷三○《平准书》(《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记载相同),其文云:“(桑)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一是《盐铁论》卷四《贫富》所载桑弘羊的自述:“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
  因为这两条记载都说桑弘羊十三岁时开始做官,而桑弘羊的自述又有着明确的历史年代,乃是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的发言,所以从逻辑上说,只要能考订出其“六十有余年”的确切年数,由此上推,即完全可以确定桑弘羊的生年。
  然而,问题恰恰也就出在这里。所谓“六十有余年”,究竟是六十一年,还是六十二年,抑或只是六十年的大约说法,根据现有资料还无法确定。因此,凡主张“六十有余年”“乃谈话时约计之词,不必真有六十几岁”者,即认为桑弘羊当生于景帝五年。例如:
  盖弘羊所言之“六十有余年”,既为十三岁服官后获禄受赐之年数,而弘羊与贤良文学辩论时,为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由此上溯,至武帝建元元年,恰为六十年。诸书均未言弘羊曾事景帝。故其为侍中时,至早不能超过建元元年。其曰“六十有余年”者,乃谈话时约计之词,不必真有六十几岁,始可谓之六十余年也。
  而认为“六十有余年”当为实指且强调桑弘羊未曾事过景帝者,即提出武帝继位实际在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是年十月始改为建元元年,由此下推到始元六年,“恰巧为六十一年,与桑弘羊居官的年数大致符合”,故桑弘羊出生于景帝四年。以上二说都主张古人一般讲虚岁,由此再上溯十三年,则应当加上十二年。但如果桑弘羊确曾事过景帝,并把十三年看作周岁,也就可以把桑弘羊的生年最早推定到景帝二年。例如:“桑弘羊年十三侍中,为汉景帝后二年;……因之,桑弘羊的生卒年,当为生于汉景帝二年,卒于汉昭帝元凤元年,享年七十五岁(公元前155——公元前80年)。”
  由此可见,要确定桑弘羊的生年,其关键实际有三个问题:一是“六十有余年”的确切年数,二是桑弘羊是否事过景帝,三是“年十三”究竟虚岁还是周岁。但就现有资料而言,这三个问题都很难完全解决。
  以第一个问题为例,上述认为“六十有余年矣”乃六十年的“约计之词”,显然不确。对此,吴慧先生就曾作过比较有力的反驳。他说:
  马元材《桑弘羊年谱》定桑弘羊生于公元前一五二年,硬把“获禄受赐的六十有余年”说成是“谈话时约略之词”,实际只六十年。“不必真有六十几岁,始可谓之六十余年”,其说不可从。症结就是忽略了武帝的即位在建元元年的上一年,因而断定是桑弘羊年十三进宫是在建元元年。
  李运元先生也辨析说:
  按,弘羊乃精于计算数字者,所言年数绝不会含糊夸大,当有所本,绝不可能把“六十年”说成“六十有余年”。正因为如此,所以特在其后加上一个在语法上表“已然之事实”或表“言者语意之坚确”(杨树达《词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9—360页)之助动词——“矣”字。
  但即便如此,所谓“六十有余年矣”,究竟是指六十一年还是六十二年,甚或六十三年(由于是考证余年,故六十四年基本没有可能),我们也仍然难以确定。
  再从第二个问题来看,许多学者都强调史书未载桑弘羊事过景帝,因而桑弘羊的入仕只能在武帝即位初年。但是根据同样的理由和推论,我们也可以说史书皆未载桑弘羊未曾事过景帝,他的入仕很可能就在景帝时期。王利器先生曾提出:“桑弘羊当是在汉景帝后二年(公元前142年)以赀为郎的。”这种看法即值得人们重视。
  诚然,王利器氏的论证尚存在一些疏漏。他的主要依据是《汉书》卷五《景帝纪》载景帝后元二年五月诏。其文云:
  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因为他认为这一诏令复开“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之禁,所以主张桑弘羊就是在此诏颁布之后“以赀为郎”的。但商贾能否参加赀选,其本身即颇多争议。更何况,就算是能够商贾参加赀选,在从后元二年五月到十月仅仅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历法皆以十月为岁首),也很难完成诏书向全国下达、洛阳接到诏书后予以公布、桑弘羊参加赀选、然后以赀为郎再由洛阳来到长安、最后被任为侍中的全部过程。这从霍光筹办盐铁会议的时间即可以得到印证。据《汉书》卷七《昭帝纪》记载,盐铁会议的准备工作始于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六月诏举贤良、文学,到始元六年二月会议正式召开,前后共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况且,为抓紧时间并确保会议的召开,霍光还专门让文学“乘传诣公车”。卫宏《汉官旧仪》卷上称:“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行千里为程。”这当然说的是加急的“弛传”,普通驿传和人员运输的速度则比较慢,而且也不能日夜兼程。另外,文学也主要是来自“山东”郡国,所谓“文学皆出山东”。尽管许多郡国到长安的路程要比洛阳到长安远,但考虑到会议的紧急和重要程度,以及当时的交通状况,我们仍可以清楚看出:即使桑弘羊的“以赀为郎”确实是根据景帝后元二年五月诏,他的入宫亦至少要到景帝后元二年九月之后。故史载桑弘羊“年十三侍中”,“实际”也还是在景帝后元三年。
  更重要的是,桑弘羊担任侍中时年仅十三岁,他的主要任务其实就是陪读,而并非被作为真正意义的官员(至少在前期并不具有官员的意义)。换句话说,桑弘羊的侍中头衔只是让他有一个进入宫廷为武帝陪读的名义而已。因此,桑弘羊的入仕也完全有可能是在景帝时期;那种认为景帝好老,“用不到这样的小侍中”的看法,恐怕有些绝对。
  关于第三个问题,古人一般皆用虚岁,但也并非都用虚岁。实际上,为了能够比较精确地说明时间,或强调一个人的特殊才能和经历,史家有时也采用周年、周岁来记载。司马迁对秦始皇的记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