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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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5年,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成立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50年来,人大出版社始终以促进我国教育、文化事业发展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82年人大出版社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是中国高校教材、学术着作出版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依托中国人民大学的综合优势,团结全国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高扬人文社会科学的旗帜,秉承“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的理念,大力实施精品战略,以优秀的出版物传播先进文化。建社50多年来,累计出版图书一万余种,出版了一大批具有文化积累与文化传播价值的优秀教材和学术着作,涵盖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行政学、人口学、环境学、新闻学档案学财政学、金融学、管理学会计学、商品学、历史学、语言文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艺术以及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等。其中许多教材多次再版,一些教材发行数量高达数十万册以至数百万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不断强化选题策划意识、市场意识,着力培育核心竞争力。全体同仁精诚团结,开拓进取,把出版工作同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同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紧密结合,形成了人大出版社鲜明的出版特色和巨大的品牌价值,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出版领域的排头兵。2007年,人大出版社出版图书2000余种,发行码洋6亿多元。经过长期的积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已发展成为具有图书、期刊、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物等多媒体兼营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

发展历程

·顺应时代 应运而生——人大出版社成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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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出版社的前身是1950年2月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处。1952年8月,出版处改称出版科。1953年9月,学校研究部所属的出版科、印刷厂、出纳组、油印股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教材出版处(地点在鼓楼西大石桥28号拈花寺),负责学校教材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成为一个完整的出版机构,不过它还只是学校的内部出版机构,不能对外公开发行教材。当时,全国对人大教材的需求量庞大,教材出版处出纳组的发行力量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就为此建立了一个教材供应组,专门发行人大的教材,教材出版处把书批发给它,由它配送至全国各省、自治区分支机构。
  成立出版社的契机源于1954年3月12—21日高等教育部隆重召开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与会人员是全国各高等院校的校长,还有主管教学工作的负责人,会议主要由胡锡奎副校长代表人民大学介绍本校贯彻中央关于 “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教育方针的情况和经验。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的杨秀峰同志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要求各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推广人民大学的经验。会后,各部委和各地方兄弟院校纷纷来信要求人民大学提供教材。当时的教材出版处由于规模小不能完成这一任务,所以高等教育部就提出由人民大学推荐一批教材公开出版。当时学校研究部请苏联专家推荐了81种,后又压缩至22种,这22种由高等教育部分到当时北京的几家出版社来出版。但是,这22种书中,最初只有《统计学原理》、《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教程》两本在使用了教材出版处原来铅印教材的纸型,仅更换了封面的情况下公开出版了,其他的大部分教材都未能正式出版。这件事给了教材出版处的同志很大的启发,教材出版处的陈维雄(时任教材出版处副主任)与齐振之(时任教材出版处副主任)、王颖(时任教材出版处办公室业务秘书)等同志一起商量,一致的看法是,既然社会上对人民大学的教材有大量的需求,而教材出版处又有能力编辑出书,只是不能公开出版、发行,那么建立出版社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最佳途径,于是向学校研究部副部长张腾霄同志作了汇报。在张腾霄副部长的支持下,教材出版处写了一个建立出版社的报告呈递校长。
  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是中共“五老”之一——吴玉章同志。吴老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一位以毕生心血为党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的着名教育家,是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吴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和发展上,他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17年间,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诞生、成长和壮大奉献了宝贵的精力和才智。吴老对学校的教材建设十分关心和重视,建校初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组建了教材出版委员会。建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能够出版社会急需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意义深远。在吴老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建立人大出版社的报告很快就得到教育部、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批准。
  1955年4月29日,吴玉章校长发布《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问题》的命令,宣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社号为011。任命陈维雄为出版社副主任,负责全面工作;齐振之为副主任,负责党务工作。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
  经过数年(1950—1955年)的孕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终于水到渠成,应运而生。

·蓬勃发展 硕果累累——人大出版社建社后至1970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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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后,在原来教材出版处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的变革,迅速蓬勃发展起来。
  首先,建立了专门的编辑队伍。教材出版处时期,书稿主要是由学校各系的教师编辑,成立出版社后建立了一支稳定的专职编辑队伍。据1956年评职称时的人员统计为,编辑13人,助理编辑11人,校对人员10人左右,再加上印刷厂等其他部门人员,全社共有职工两百多人。
  其次,在机构上,新建了编辑科,设立了办公室、出版科、发行科、印刷厂、油印股(那时油印教材的数量很大)、财务组、总务组等。出版社成立之后还成立了研究部直属支部的分支部(1958年成立了总支部)。
  再次,明确了出版社的任务和出版方针。当时确定的任务是:保证教学,适当满足社会需要。明确了人大出版社出版的方针是:要从出版翻译教材(即由苏联专家的讲义编成的书)为主转到以出版自编教材为主。自编教材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为中心。简单地说,就是出版中国化的教材。
  此外,还进行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变革,比如经营方针的变化,当时出版社提出的经营方针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薄利多销(学生用书予以半价优惠),以丰补歉。
  在这一系列变革下,人大出版社发展迅速,经过短短几年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第一,出书品种多、数量大,形成一定出书规模。人大出版社成立当年就出版了不少优秀图书。1955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附发《图书联合广告》,整版介绍了人大出版社编译的教材,有120多种。1955年5月—1966年5月,人大出版社共出正式出版物424种(不包括校内用书),7010万字,800万册。《教学与研究》共出版110期,350万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摘录、注释和介绍,社会影响很大。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经典着作摘录卡片》、《马恩列斯论报刊》、《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毛泽东论哲学》、《毛泽东论调查研究》、《毛泽东哲学着作学习文件汇编》(共三卷)、《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典着作介绍》、《〈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简释》、《〈资本论〉典故注释》,等等。这满足了当时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需要。
  第三,出版了不少具有学科奠基地位的教材。无论是翻译教材还是自编教材,都起到了学科奠基的作用,培育和滋养了几代学人。
  在出版社建立的最初两年里,出版物的主体是从苏联教材翻译过来的(由于翻译教材封面为黄色,这一时期又被称为黄皮书时代),因为当时我国主要学习苏联经验,人民大学也有很多苏联专家。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材影响了一大批学者,我们国家很多学科体系的建设也都是以苏联的学科体系为蓝本。当时出版的翻译教材有《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教程》(共16分册)、《政治学说史》、《工业经济讲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会计核算原理》、《苏联国家与法的历史》、《国家和法的理论论文选译》、《苏维埃刑法论文选译》,等等。
  难能可贵的是,人大出版社在建社之初就提出了出版中国化教材的出版方针,应该说具有远见卓识。这一出版方针很快就见了成效: 1956年起,人大出版社开始出版人民大学一些教研室编着的教材,到1960年止,出版的自编讲义和教科书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国革命史讲义》、《形式逻辑》、《国民经济计划学》、《工业企业管理讲义》、《中国工业经济讲义》、《商业企业管理学》、《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统计学原理》、《档案管理学》、《法医学》,等等。人大出版社出版的本土教材数量逐年增多。
  1960年,人大出版社被评为北京市文教系统先进集体,陈维雄等同志参加了北京市文教系统群英会,这是对人大出版社成立以来所取得成绩的积极肯定。
  但是,人大出版社在自身发展历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了风风雨雨。
  1959年5月,文化部召开出版工作座谈会,拟调整北京的出版单位,会上对于人大出版社的存留提出质疑,但未作结论。为此,胡锡奎副校长亲自同张腾霄、陈维雄同志一起参加了文化部党组扩大会,在会上,胡锡奎副校长明确指出人民大学必须要有出版社,由于他的坚持,文化部表示同意人大出版社继续办。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大出版社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1970年被迫停办,出版社职工分别被调至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市教育局、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工作,印刷厂划归北京市第一轻工业局,改为轻工印刷厂。

·团结一心 恢复建社——人大出版社复社历程

  在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之后,终于迎来了春回大地的时刻。1978年,国务院129号文件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大学,规定原来属于人民大学的建制机构全部恢复,人员全部调回。
  学校领导对恢复出版社决心坚定,高度重视。当时81岁高龄的成仿吾校长受命负责恢复中国人民大学,成老对能够亲自领导恢复融入了自己一生心血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都是成老创建和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创建时成老任副校长)豪情满怀、不辞劳苦、全身心地投入。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会师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恢复绝不是简单地复原”,而是“把恢复和提高统一起来,加快我们前进的步伐”。在恢复出版社问题上,成老约见了原出版社副主任陈维雄,让他早日回来主持恢复人大出版社,成老还亲自部署恢复出版社工作。在成老的鼓舞和感召下,大家思想都非常统一,就是要齐心合力,团结一致,恢复人大出版社。复社过程中,学校其他领导也对出版社关怀备至。出版社当时呈递给北京市委、文化部、教育部的关于复社的报告,都是由时任副校长的郭影秋同志亲自修改的。为解决印刷厂的调回问题,胡林副校长亲自参加了与一轻局的商谈,议定由出版社和食品总厂直接谈判,为尽快收回印刷厂找到了一个简便的途径。
  复社之初,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址问题。当时,对于人大出版社是回到拈花寺与印刷厂在一起,还是设在西郊人大校园靠近教学科研部门,人们有不同的看法,陈维雄同志从利于人大出版社的长期发展出发,向学校提出了希望将出版社设在西郊校园的意见,虽然学校本身用房十分紧张,但校领导明确表示支持出版社的意见。这就为出版社更好地了解学校情况,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也为出版社今后更好地发展,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人大出版社停办后,很多职工到了新的单位并成了这些单位的骨干,但是当听说要恢复出版社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很多人都毫不犹豫地回来参与出版社的恢复建设。当时,人大出版社的恢复面临着没有房子、没有资金、没有设备的严峻问题。但大家的心情正如老社长陈维雄所说的那样:“我们回来就是准备吃苦的,怕吃苦我们就不回来了!”正是这种对人大出版社的赤子之情和不怕吃苦的精神鼓舞着大家克服种种困难,开始了重新起步。没有房子,就向幼儿园借了两间破旧的库房和一间儿童活动室作为临时用房,所有编辑都在家办公。没有资金,借钱买纸也要出书,当时为此制定了“三边”方针,就是边恢复、边出书、边积累资金。没有设备,出版社就和一轻局进行一轮轮的谈判协商,最后在多方努力下,终于将印刷厂收归出版社。对于印刷厂也采取了一个“三边”办法,即边谈判、边转产、边增添设备,因此当印刷厂收回时,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商标印刷到书版印刷的转变,此外,还增设了一个照排车间。这些措施也为人民大学的复校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三边”方针的贯彻落实,出版社组织机构也逐渐恢复。复社后,陈维雄任社长兼总编辑;高旭华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信观楷、王颖任副总编辑,副总编辑兼管一、二、三编辑室;邓茂生任党总支书记;李海江、冯富光先后担任印刷厂厂长。出版社的工作在这些建社元老、也是复社元老们的领导下,逐步重新走上了正轨。

·昂首阔步 迈向新天——人大出版社1978年后的发展历程

复社初期,出版社部分人民合影
复社初期,出版社部分人民合影
  正如成仿吾老校长复校时提出的那样,人大出版社复社后的发展不是简单地复原,而是把恢复和提高统一了起来。复社后的十多年里,人大出版社稳步、快速、健康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复社初期,学校党委和校领导对出版社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为了宣传出版社出版的《工业经济管理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两本书,孙力余副校长亲自找到陈维雄社长,要求在《人民日报》上登广告。复社后,出版社所有关于建设中国高校文科教材中心的设想和报告都是张腾霄副校长亲自负责审定和处理的,他还就出版社复社后的许多具体事情作了指示。当教育部批给文科教材出版中心基建任务时,张腾霄同志亲自召开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决定把中心的出版大楼和职工宿舍建在人大附中院内,印刷大楼和印刷厂职工宿舍建在拈花寺。
  复社后,一批新员工进入了出版社,成为出版社发展的生力军。出版社针对工作中缺乏规范的情况,为促进出版社各项工作的制度化,制定了各种工作条例。出版社还制定了事业发展规划,明确了出书分轻重缓急的方针。这些措施保证了出版社的迅速起步。
  复社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很快就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着作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复社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认识与实践关系的论述》。作为第一批文科统编教材的有《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现代文学史》、《工业会计学》,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大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四门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满足了当时全国高等学校教学急需。学术着作方面出版了吴玉章老校长的《文字改革文集》等。1982年,教育部全国统编教材50种,其中10种交由人大出版社出版。1980年后几年间,出版了《世界经济概论》、《形式逻辑》、《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工业经济管理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社会主义商业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学》、《人口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政治经济学教程》等一大批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其中,有一些教材发行了数百万册,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应用数学基础(一).微积分》、《中国革命史讲义》等。这些教材哺育了数代高校学子。据当时国家教委有关部门统计,列入全国文科教材的共837项,其中由人大出版社承担出版的计108项,约占13%。
  20世纪80年代,人大出版社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出版成果。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书,人大出版社开创性地把它做成注释本,对全国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起到了辅导作用。1979年开始着手创办的《文学论集》、《语言论集》、《新闻学论集》、《清史研究集》四种论集,成为人民大学文史论文的发表园地,提高了教学质量,促进了科学研究。1984年开始,出版社筹划出版“中国人民大学丛书”,这是以学校名字命名的、反映人民大学综合性研究成果的具有开创性的大型丛书。其中,《佛教哲学》一书获得首届中国图书奖。同时出版了很多开创性的翻译着作,如从1985年就开始筹备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出版后获得了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人大出版社在复社后的十多年中稳步发展,立足人民大学,服务高等教育,1982年被教育部列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并再次成为大学出版社的排头兵。

·继承传统 发扬光大——办社理念与立社精神

  人大出版社能办出特色,办出经验,靠的是人大出版社的办社理念和立社精神。这是我们出版社发展脉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出版社的灵魂之源。
  这些年来我们办社的理念可以概括为:立足本校,面向全国。
  立足本校,是我们办大学出版社的成功经验,出版事业管理局在1982年曾专门派出版处的同志来了解人民大学出版社办社的成功经验,并写了一篇文章:《立足本校是大学出版社办社之本》。立足本校,一方面表现在,在各个时期的出版方针上,我们都把人民大学各教研室、教师编写的高等文科教材和教学用书作为出版的中心或者重点;另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充分利用了人民大学丰厚的学术资源、作者资源,出版社和人民大学各个院系教师互相促进,共同成长,各院系教师为出版社撰稿,出版社反过来促进了人民大学教师的成长,可以说,人大出版社是人民大学优秀人才成长的摇篮。
  面向全国,是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所要求的,人大出版社是应当时全国对人民大学教材的迫切需要而成立的,所以说,人大出版社从成立之初,就是要为全国服务。后来人大出版社要建设成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也需要面向全国。而且从我们所出版图书的影响上看,人大出版社也做到了面向全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立社精神是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总结起来有四点:
  第一个是服务精神。立足学校,面向教学科研,这是立社之本。具体说来就是我们要为高校教学起到“保证、反映、促进”的作用,即保证教学,反映先进科研成果,促进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
  第二个是求实精神。认清社情,发挥优势,办出特色,这才是强社之路。要面向市场,有所侧重,分清主次。要坚持出马列主义教材,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并在这方面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第三个是“两创精神”,即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人大出版社从无到有,从停办到恢复,没有创业精神是不行的,而出版事业要兴盛,没有创新精神是不可能的。创新精神是兴社之魂。
  第四个是严谨精神。出版物是精神产品,出版工作无小事。作为人大社,在任何时候都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忘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不忘坚持党的出版方针。这是治社之基。

出版社发展阶段

李瑞环同志参观该社展台
李瑞环同志参观该社展台
  经历了35年的风雨历程,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跨入了20世纪90年代。与国家的发展从此进入快车道一样,人大出版社也从这时起迈开了坚定有力、蓬勃发展的步伐。这一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探索、调整,积蓄力量阶段

  1990年前后的中国,经济处在蓬勃发展的重要关口, 中国出版界按照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一手抓调整,一手抓繁荣,呈现出新的生机。繁荣出版事业,是对出版界的更高要求、更大考验,同时也给出版社带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作为已有三十多年历史的老社,人大出版社在大学乃至全国出版社中有着多年发展的经验与优势,但以往三十多年中,人大出版社大多在摸索和动荡中度过,此时在体制机制、出版定位、人员观念、经营手段和经营规模等诸多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基础还相对薄弱。面对党和国家的要求和出版社发展的机遇,人大出版社最大的感受是困难,是挑战。
  然而,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使人大出版社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同仁的希望、社会的期待,使人大出版社只有“发展”这惟一的选择。基于此,从这一时期起,人大出版社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调整自己的发展思路。
  这从当时人大出版社的发展目标“口号”可见一斑:
  1992年:“坚持方向,深化改革,稳定规模,保证质量,加强管理,改善经营”;
  1993年:“加快改革,走向市场,突出特色,优质高效”;
  1994年:“稳定规模,强化管理,深化改革,团结进取”;
  1995年:“坚持方向,突出特色,加强促销,上新台阶”。
  不难看出,人大出版社针对当时本社的情况、基础和国家高等教育与出版业的状况,从战略定位、管理制度、图书质量、市场营销等环节抓住了探索、调整、发展的关键。
  这几年的人大出版社,反复强调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社方向,坚持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办社宗旨,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从根本上保证了出版社的健康发展。
  在定位上,发挥优势、突出特色,逐步明确了“以出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着作为主”的思路,并围绕这一定位,根据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大力组织、出版新编教材,整理、修订原有教材。1991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亚里士多德全集》、《社会主义论库》、《货币供求问题研究系列专着》四种选题列入国家“1991—1995年全国重点图书选题计划”;借此好的势头,1992至1993年,又启动实施了“中国人民大学新编百余种教材”计划。1992年,成立对外合作室,目光转向国际市场。1995年,成立组稿策划室,开始面向社会资源,开发选题、组织稿件。
  稳定规模,狠抓管理和图书质量,是调整过程中出版社制定的一项重要举措。几年间,出版社坚持把新书出版规模控制在两百种左右,将有限的资金重点用在选题结构调整后的教材、学术着作出版上;同时也腾出了足够的精力抓管理、抓质量。出版社根据新形势和发展需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管理不断强化、制度化;管理手段不断提升,引进微机系统,迈出了管理现代化、科学化的步伐。为保证和进一步提高图书质量,加强质量统一管理,出版社在强化编辑、出版、印刷各环节层层把关的基础上,加强质量统一管理,成立了专职的质量管理科。
  探索、调整的过程,就是改革的过程。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为保证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深化改革、走市场化道路就成为出版社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1993年初,出版社出台了《出版社改革方案》,以实行管理目标责任制为突破口,从管理目标、管理模式、管理手段各个方面,全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管理体制和机制。围绕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目标,改革在编、印、发各环节上同时展开。与之相适应,同年又出台并实行“科室干部聘任制”。
  五年的艰辛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图书结构有了极大的改善,教材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选题方面,已在主要依托本校资源的基础上向全国发展;学科领域,已初步形成包括政治理论、经济管理、工商会计、金融、法律等学科,本科、研究生、成教、自考等层面,具有一定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的体系。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的教材,在大学乃至全国出版社中,数量、质量、影响都名列前茅,人大出版社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 “高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
  五年间,人大出版社有155种优秀图书在国家、省部级的评奖中获奖。其中,《刑法学原理》(三卷本)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科学技术哲学引论》荣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走向市场经济丛书”(4种)荣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经济科学文库”前后共出版18种,获11项省部级以上奖项。1995年,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同志为《中国传统道德》一书的出版题词,李岚清同志为该书作序。
  在出书品种不进行大的增加的情况下,人大出版社致力于从管理、质量、品牌、营销、服务争取高效益,经营规模和利润率逐年增长。到1995年,发行码洋达到5380万元,比1990年增长了一倍多;利润587万元,比1990年增长了两倍多。人大出版社已不再是条小舢板。
  找准了定位,选题规划、产品质量、经营策略、企业管理、生产规模各方面的进步,为出版社今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几年的探索、调整,可谓卧薪尝胆;此时的人大出版社如一艘注满能源的快艇,蓄势待发!

·做大做强,健康、快速发展阶段

  有了明确定位和特色、形成一定实力的人大出版社战舰,从1996年中国进入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起,开始驶入发展的快速航道。
  怎样赢得大的发展,人大出版社找到并确定了“以自我扩张为主,内涵式发展”的战略。
  在这个发展战略定位下,人大出版社坚持构建高校文科教材出版基地,发挥出版高校文科教材方面的独特优势,通过编写出版优质教材开拓市场、占领市场。为此,人大出版社抓住我国高等教育进行学科调整、教学内容更新以及教育规模扩大的机遇,大力推进教材建设工程,发挥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优势学科集中的特点,加快教材的更新换代。除继续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新编百余种教材和教育部“九五”重点教材外,还启动了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系列教材的出版工程。这个工程计划出版30多个系列600余种新编教材,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教材建设。同时实施优秀学术精品的建设工程,以出版有文化积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学术着作服务于我国的文化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施从国外引进、翻译、出版一流教材、图书的建设工程,用国际的优秀文化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不断深化以发展为导向的改革,加强科学管理和现代管理,用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带动出版创新,保障人大出版社的高速、可持续发展。以发展为导向,以改革为动力,通过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挖掘内部潜力,向管理要效益,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
  在编辑工作中不断深化以加强策划为导向的改革创新。第一步,挑选策划能力强的编辑组成组稿策划室,立足本校,面向社会占有和挖掘出版资源,策划图书选题,培育外部市场;第二步,实施项目负责制,鼓励编辑自主策划选题,经申请、论证、审批后按项目方式进行管理,选题策划人成为项目负责人,在图书的组稿、编辑、出版、营销各个环节中起主导作用,在运作中享有相应的责、权、利;第三步,改革编辑部结构,全社编辑运用双向选择的方式进行分流,建立选题策划部和书稿审读部“两大部”的新体制,实现策划编辑与文字编辑既分工又配合的运行机制。改革使全社的选题策划实现了主动性、超前性、整体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结合,全社的选题质量、双效益选题明显提高,选题的方向性更加突出和明确,为优化选题结构、打造人大社品牌、提高两个效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发行工作中不断深化以加强现代营销为导向的改革创新。把原有的发行部改造为市场营销部,下设销售部、信息部、市场开发部、储运部。新组建的开发部负责新市场的开发和面向直接用户的宣传营销,挖掘潜在市场,扩大人大社图书的市场覆盖率;信息部对图书发货、退货、回款等进行跟踪分析,为选题策划部、销售部、市场开发部提供图书的反馈信息,为领导的决策提供依据。市场开发部建立后,以创新精神设计开发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教研服务网络”,为全国高校的师生服务,把市场营销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管理工作中加强运用现代化网络技术的改革创新,全面实施数字化信息管理,开通了社内局域网,全社员工每人配备一台电脑、一部电话,实现了e化管理和办公自动化。
  出版社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必须对人力资源进行科学的配置和管理。为此,人大出版社一方面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运作与发展的规律,在确保企业核心生产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前提下,其他工作能够社会化的都走社会化的路子,从而尽力降低本社的人力成本;另一方面,优化社内现有人力资源的配置,逐步实行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严格考核,合同管理的用人机制。与此相适应,建立以岗定薪、岗变薪变、按劳取酬、优劳优酬、以岗位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社内分配制度。由于加大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力度、科学考评的力度,因此最大限度地挖掘了人的潜力,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实现增效不增人,有的部门甚至实现了减员增效。
  特别强调依法治社和以德治社相结合。重视建章立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部、各科室的管理制度和管理规范,全社从上到下建立了岗位责任制。重视出版社的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提倡开拓进取、无私奉献、勇于拼搏的观念和精神,努力营造团结和谐、人心凝聚、人气旺盛的环境与氛围,实施了凝聚力工程和企业文化建设工程,加强民主监督与民主管理,鼓励员工树立开拓意识与参与意识,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不断深化以发展为导向的改革,加强科学管理、现代管理和民主管理,用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带动出版创新,使出版社实现了健康、快速、持续的发展,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全社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大大增强。1995年出版新书158种,重印书207种,合计出书365种,总印数为673万册;五年后的2000年,新书和重印书合计近800种,达到“日出二书”,总印数为1234万册。2000年发行码洋20835万元,比1995年增长了287%,年均增长57.4%;实现利润3038万元,比1995年增长418%,年均增长83.6%;资产总额达9296万元,平均每年增长31.7%。
  出版了一系列有文化积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精品图书,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相继出版了 “人文丛书”、《亚里士多德全集》、“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社会学译丛”、“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着译丛”等优秀图书;全面启动了“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系列教材”的出版工作,到2000年底已出版17个系列150多种,在教育部组织专家评审、推荐的全国105种经济管理和法学类主干课教材中,有35种是人大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系列教材,占了推荐教材的1/3,在全国出版社中首屈一指。
  该社出版的图书获得多项大奖,约200种图书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其中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中,人大版图书有34种获奖,在全国高校出版社中位居第一。大型译着《亚里士多德全集》(汉译十卷本)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经济学》(上、下)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人力资源管理》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
  在版权贸易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人大出版社获得了首届全国“版权贸易先进单位”称号,在2000年8月中国图书版权贸易成就展上,人大出版社以引进版权326项,在全国各类出版社中名列第九位;输出版权143项,在全国各类出版社中名列第六位。引进和输出版权排名都进入前十名,在全国出版社中是惟一的。
  在这五年中,人大出版社由原来单一的图书出版走向了多种媒体兼营。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和《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三家期刊并入出版社。2000年,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成立音像出版社;受教育部社政司委托,筹建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和中国高校社科信息网两大网站,标志着人大社已经涉足高科技信息产业。

·造大船、建大社名社,跨越式发展阶段

  经过上一个十年的探索、发展,人大出版社的发行码洋从3000万翻到了3个亿,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也打下了雄厚而坚实的基础,人大出版社已成为中国出版业中一艘令人瞩目的旗舰。而此时,在新世纪的曙光里,人大社人又给自己定下了更宏大的发展战略:以自身特色为本,走内部扩张之路,以人文、政治、法律、经济、管理、外语、教育培训图书为主业,自我发展、自我更新,努力把人大出版社建设成为一个以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物为特色,具有图书、期刊、音像、电子、网络出版等多媒体经营的现代化、国际化出版集团,打造人文社科出版重要基地。——进入新世纪的人大出版社,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将自身打造成“航空母舰”,伴着时代的强劲发展旋律,展翅腾飞!
  2001年8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亲临人大出版社视察工作,挥笔题词“追求一流,追求卓越”,肯定了出版社的宏伟发展目标,对出版社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寄予了殷切期望。12月,出版社专门就“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召开战略研讨会。
  2002年9月28日,贺耀敏社长在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考察调研座谈会上,作了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为题的汇报发言,正式提出了进入新闻出版总署内涵式发展大社名社试点的申请,阐述了把人大出版社建成多种媒体互动、产学研一体化的国际化现代出版集团的设想。
  这一切标志着人大社在发展历程中迈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也拉开了人大社走向更加辉煌的序幕。
  围绕着以内涵式发展为主,建设多种媒体互动、产学研一体化的国际化现代出版集团的既定目标,着眼于提高内部活力和市场竞争力,人大社对内部体制机制、出版经营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更加积极有效的改革。
  ——对出版物的策划、组织、编辑部门进行进一步改造,探索适应现代企业专业化需要和市场规律的体制。2002年,将编辑部门改造成经管、法律、人文、教培和外语五大事业部;2003年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拆分,组建了13个事业部(中心),使其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自主权,更加贴近市场。积极探索利用各种社外策划能力,先后组织成立了朗朗、博闻一方、诚文等文化公司,广泛联系各方面作者,拓展出版社的图书策划品种。
  ——按照市场化发展方向和我国发行体制改革的要求,对市场营销部进行了公司化改造,组建成立了准公司化管理的发行公司,根据人大社的实际情况,成立了教材发行中心、一般图书发行中心、直销中心和外版中心,从体制上为营销工作进一步贴近市场、做细做好创造了条件。
  ——加快了对出版物品种和结构的调整,突出效益优先原则,初步实现了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追求数量增长型向追求效益增长型的转变。2003年根据市场的变化和教育结构调整的态势,果断地对教育培训出版事业部的产品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压缩了效益低下的产品和品种;2004年底又提出了“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增长方式,控制总量,优化结构,突出原创,提高效益”的选题思路,为出版社下一步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基础。
  ——实施精品战略,提出了“以教材精品为主体、以学术精品和大众精品为两翼”的选题结构思路,为建设大社名社、建设内涵式发展出版企业加固、拓展产品基础。在出版规模扩大、出书周期缩短、精品图书增加的情况下,人大出版社从组稿、编辑加工、校对、装帧设计、出版印刷各个环节上加强了质量把关。
  ——加大引进、输出版权的力度,积极拓展与国外着名出版公司的合作。2003年底全面启动了与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的出版合作;2004年又与沃顿商学院出版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版权贸易数量明显提高, 2003年和2004年引进、输出版权近千种,2004年9月,人大出版社被北京市版权局评为“版权贸易十佳出版单位”。
  ——整合各种出版资源,发挥综合优势,在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等多媒体互动、跨媒体经营方面迈出新的步伐。
  ——在人事制度改革上取得突破,打破编制、身份的界限,不拘一格使用人才。
  ——更加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党、团、工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以企业文化建设为载体,凝聚人心,提高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全社形成了讲团结、谋发展、干事业的新局面。
  人大出版社通过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创新,在新世纪的头四年里,优秀精品图书的出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卓越成就。教材上,30多个系列600余种的“21世纪系列教材”出版工作基本完成,其中百余种被教育部评为优秀教材、推荐教材。学术着作上,着重抓住有文化积累价值和对国家改革、发展有影响力的理论学术精品,精心组织、出版了 “法律科学文库”、“管理科学文库”、“财金科学文库”、“财会文库”、“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当代世界学术名着”、“新闻传播学文库”、“中国当代法学家文库”、“19世纪中国社会研究”丛书、《世界美术全集》(20卷)等品牌图书。引进出版了权威的质量管理全书《朱兰质量手册》,历时四年完成了《牛津当代百科大辞典》的出版,九卷本的《康德着作全集》、十卷本的《劳特利奇哲学史》也开始陆续出版。2004年更是人大社的“品牌建设年”,重点策划、组织和出版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古代治国要论》、《康有为全集》、“大学生文化读本”(8种)、《国际工商管理百科全书》(8卷)、《经济学大辞典》、《哈佛商学案例精选集》、《詹姆逊文集》(4卷)等图书,出版了2003、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出版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报告,出版了教育部办公厅主编的《中国教育新闻大事记》、教育部社政司主编的《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通鉴(1996-2000)》和《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第二集)》、《大学校长视野中的大学教育——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等对现实具有指导意义的精品。
  四年里,人大出版社有两百余种图书获得多种重要奖项,尤其是同时登榜国家“三大奖”,受到出版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2002年,“管理科学文库”(4种)荣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2003年在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评选中,人大社有三种图书获奖,在大学出版社中名列第一,其中《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荣获“国家奖”,《公共危机启示录——对SARS的多维审视》获 “特别奖”,《物权法研究》获 “提名奖”。同年,《制度、趋同与人文发展——区域发展和西部开发战略思考》入围“五个一”工程奖。2004年《民法总则研究》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这一年,人大出版社还首次荣获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出版物印制优质产品出版社金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连续荣获第二届、第三届国家期刊奖。
  人大出版社以教材图书精品战略和内涵式的自我扩张、自我再造,向建设现代出版集团的目标快步迈进,企业规模和经营规模迅速扩大,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人大社的年出书品种、发行码洋、利润,从2001年起开始逐年快速提升,到2004年,年出书已达1683种,其中新书1203种,重印书480种,已是“日出四书”,比2000年翻了一番;2004年的图书发行码洋近4.9亿元,是2000年发行码洋的两倍多。四年翻一番的速度,创造了出版社发展史上的奇迹!
  成就述说着光辉的历史,也昭示着灿烂的未来。
  人大出版社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抓住教育和出版改革、发展的大好机遇,借中国人民大学建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的东风,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加快发展,把出版社建成国际化的现代出版集团,为实现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版社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