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孙行父

  季文子(前651年?-前568年),姬姓,季孙氏,名行父,是鲁庄公之弟季友之孙,齐仲无佚之子,春秋时代鲁国(今山东省曲阜)人。鲁文公六年(前621年)夏,被鲁文公任命为使节,往聘于陈国,去见陈共公,同时也在那里娶妻,到了秋天又奉派出使晋国,去见晋襄公。宣公八年(前601年),鲁国正卿襄仲去世,襄仲之子公孙归父继任为正卿。八年后,公孙归父实行“初税亩”,正式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权,而一律按照田亩多少征税。鲁成公元年(前590年)实行“作丘(地区单位)甲”。翌年,行父率军帮晋、卫、曹等国,去攻打齐的鞍(今山东济南市)。成公七年(前584年),吴伐郯,郯去鲁不远,却被纳入吴国的领土之事,发出“中国不振旅,蛮夷(指吴国)来伐”的警告。不久叔孙侨如造谣于晋国,晋人听信谣言,就相机捉去季孙行父,囚禁起来,直到晋国的卿大夫为季孙行父说话,才放行父回到鲁国。成公十八年(前573年)鲁成公薨亡,由四岁的公子午即位,是为鲁襄公,大政由季孙行父处理,也保持鲁国的相对稳定。鲁襄公五年(前568年),季孙行父逝世,下命以薄葬来进行仪式,谥号为“文”,执政有二十四年。

人物简介

  季文子从公元前601年至前568年共在鲁国执国政33年,辅佐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三代君主。为稳定鲁国政局,曾驱逐公孙归父出境。他执掌着鲁国朝政和财富,大权在握,一心安社稷。忠贞守节,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史记·鲁世家》记载:季文子当政时,“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此来收揽人心,并招纳人才,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国语·鲁语》说:季文子身居位高权重的鲁国上卿大夫,掌握国政和统兵之权,有自己的田邑,但是他的妻子儿女却没有一个人穿绸缎衣裳;他家里的马匹,只喂青草不喂粟米。孟献子的儿子仲孙很瞧不起季文子这种做法,于是就问季文子:“你身为鲁国之正卿大夫,可是你的妻子不穿丝绸衣服,你的马匹不用粟米饲养。难道你不怕国中百官耻笑你吝啬吗?难道你不顾及与诸侯交往时会影响鲁国的声誉吗?”季文子回答:“我当然也愿意穿绸衣、骑良马,可是,我看到国内老百姓吃粗粮穿破衣的还很多,我不能让全国父老姐妹粗饭破衣,而我家里的妻子儿女却过分讲究衣着饮食。我只听说人们具有高尚品德才是国家最大的荣誉,没听说过炫耀自己的美妾良马会给国家争光。”孟献子闻知,怒而将儿子仲孙幽禁了7天。受到管教的仲孙,改过前非,亦仿而学之。消息不胫而走,在季文子的倡导下,鲁国朝野出现了俭朴的风气,并为后世所传颂。
  鲁国三桓之一的季孙氏家族大多是一些私心很重的人物,但却出现了季文子(即季孙行父)这样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季文子行事以谨小慎微著名,凡事总要三思而后行,连孔子都认为他过于小心,“再,斯可矣。”(《论语·公冶长》)。据《左传》记载,鲁文公六年(前621年),季文子将要出使晋国,在准备好聘礼之后,又让属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随从都不理解其中的原因,季文子解释说:“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凡事总要做到有备无患,这是季文子的性格特征。又据《说苑·善说》记载:卫将军文子曾问子贡“季文子三穷而三通”之事,子贡回答:“其穷事贤,其通举穷,其富分贫,其贵礼贱。穷而事贤则不侮,通而举穷则忠于朋友,富而分贫则宗族亲之,贵而礼贱则百姓戴之。”富裕而能分财於贫民,老百姓就希望他更为富裕;富裕而能分财於贫穷的亲族,族人就会拥护他。这虽是小说家言,但也足以见季文子政治经验之丰富。
  特别是在“公室”与“次室”的斗争中,季文子实行了有利于民众的社会改革,推行“初税亩”,时代劳作在井田上的奴隶获得解放,开垦私田的“隐民”有了鲁国户口。鲁国民众拥护支持季文子的新政策,站在“次室”一边,以至于“民不知君”而只知季氏。据《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家子语:“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其中所谓“隐民”实际上就是“新制”初税亩之后归附于季氏的依附农民。所以,鲁君失政的关键就在于“失民”,“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国君是以镇抚其民。……鲁君失民久矣,焉能逞其志?”(《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确实,对民众而言,“礼不下庶人”,老百姓本来就一个被传统礼仪遗忘的阶层,因而季文子关注是他们是否能够生存或生活得更好。鲁君“失民”,便是“失礼”,而季氏“得民”,便是“得礼”,这是后来孔子倡导“礼学”得以昌盛的主要原因。
  季孙行父去世前留下遗言,要求用薄葬来举行下葬仪式。家臣收集家里的器物作为葬具。但家中没有收藏铜鼎玉器,一切用具没有重复,只好以他用过的家用器皿陪葬。根据大夫入敛的礼仪,鲁大夫为他入殓,鲁襄公亲自看视。鲁襄公对季文子政绩和一生清廉给予高度评价:行父“廉忠矣!”非常感动的说:辅佐过三位国君而没有家私积蓄以大夫礼节入殓,难道说不是对国家的忠诚吗?
  鄫国(今山东省苍山县向城西北)城西有一连绵的山麓,供奉着鄫国人世代拜谒的神庙,此山时称神峰山,山麓以北便是群山连绵的季孙氏封地费邑。神峰山背负鲁国群山,面向鲁南平原,遥望鲁国次室,山上清泉长流,山前泇水环绕,是一风水宝地。鄫国人为了表示归属鲁国的诚心,鄫太子巫便将季文子灵柩迎往神峰山安葬,并将神峰山命名为鲁卿山,以此表明鄫国已正式成为鲁国的附属国。鲁襄公授予行父的谥号为“文”,后人又称鲁卿山为文峰山,在其墓地前建立季文子庙,并将文峰山东鄫城西面的泇河支流河叫季文子河。
  季孙氏为鲁国正卿。季文子死后,季孙氏传到第四代人,季文子之子季孙宿(季武子)执政,从继其父而立至卒共33年(前568-前535年)。其后来是第五代∶季悼子(季孙纥),未立为卿而卒,从继其父而立至卒共5年(前535年-前530年);第六代∶季平子(季孙意如),从继其父而立至卒共25年(前530年-前505年);第七代∶季恒子(季孙斯),从继其父而立至卒共13年(前505年-前492年);第八代∶季康子(季孙肥),从继其父而立至卒共24年(前492年-前468年)。

生平简介

  清乾隆《诸城县志》载:周惠王十二年(鲁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665年)十二月,鲁国在石屋山(今庙山)东北、潍河南岸城诸及防。周顷王四年(鲁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5年)十二月,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因此,后人又将“诸邑”称为“季孙城”。这是迄今为止,用“诸”命名城邑最早的记载。研究季孙行父、季氏家族,则对研究诸城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祖父季友 两定鲁君

  了解季孙行父,应从他的祖父季友开始。春秋时期鲁桓公有子同、庆父、叔牙、季友四个儿子,子同就是鲁庄公,生有子般、子申、子启、子遂四子。季友与庄公是同母所生,以睿智贤达为庄公所器重。庆父品行极坏,因与其嫂、鲁庄公夫人哀姜私通为人不齿。庄公病危时,向叔牙询问继承君位者,叔牙举荐庆父,季友则认为长幼有序,立嫡为君符合周礼,并表示誓死支持子般。庄公应允后,季友便派人将叔牙毒死。
  周惠王十五年(前662),鲁庄公去世,季友辅佐公子般主丧,并告知国人来年改元。当年十月,庆父派人刺杀子般,立子启为闵公。第二年,又将闵公刺杀,谋篡自立,季友出逃。鲁国上下听说国君被杀,举国反对,庆父不得不仓皇逃到莒国。这时,带着公子申逃往邾国的季友便回到鲁国,立公子申为鲁僖公。随后,季友向莒国索要庆父。庆父被送回后,请求宽恕被拒绝,自缢而亡。
  因季友有两定鲁君之功,所以鲁僖公拜他为上卿。并遂季友之意,以公孙敖继庆父之后,为孟孙氏。庆父字仲,后人以字为氏,本应为仲孙氏,因忌讳庆父之恶,改为孟。以公孙兹继叔牙之后,为叔孙氏。季友后人则为季孙氏。于是,季、孟、叔三家鼎足而立,并执鲁政,史称“三桓”。季友极力辅佐鲁僖公励精图治,富国强民,使鲁国成为当时的强国之一,季友也因此奠定了季孙家族的执政地位,开创了鲁国“三桓”为政的政治局面。

·尊礼行仪 忠君护国

  季友死后,其子无佚早亡,其孙行父作为季孙家族的继承人,逐渐在鲁国政坛上崭露头角。季孙行父年少有为,8岁曾助祖父斩杀莒国入侵主将,平定庆父之乱。
  周襄王二十六年(前626),鲁文公即位。庄公庶子仲遂开始把持鲁国政坛,论辈份,他与公孙敖为再从兄弟,而季孙行父则是下一辈。后来,公孙敖得罪仲遂,客死于外,故孟氏失权,“三桓”为政变成了“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此后多年,鲁国实际大权掌握在襄仲(即仲遂)手中。当时,季孙行父年纪尚小,资历尚轻,但他凭着自己忠君、尊礼、行义的思想以及卓越的才能一直为鲁文公所器重,成为鲁国内政外交的重要人物。
  鲁文公六年(前621)夏,季孙行父作为鲁文公使节,出使晋国,去见晋襄公姬欢。临行前,他首先向礼仪官求教有关丧礼的事宜。原来,季孙行父听说晋襄公早已患病,当他出使到晋国时,晋襄公去世,季孙行父早有所备,礼仪有加,赢得了晋国上下的尊重。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季孙行父尊行礼仪的思想以及他的精明慎思。
  至于后来季孙行父率师城诸,则更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为巩固边防,鲁庄公二十九年(前665),鲁国在莒鲁交界之处的石屋山东北建城邑,命名“诸”。周顷王四年(鲁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5年),晋国、秦国交战,莒国又与鲁国争夺地盘。为安全起见,季孙行父率领军队对诸邑重新进行了修筑,并加强了驻军。这样,鲁国大部分地域就处在诸邑与曲阜之间,对莒国形成夹击之势,不仅巩固了鲁国边防,而且在战略上也对莒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不仅如此,在当时襄仲权重朝野、其他人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季孙行父还能在大事上坚持原则,表现出“尊行礼仪保天下”的思想。当时,莒国国君的大儿子太子仆因国君不合礼仪罢黜了自己的太子地位,便杀死国君,携带重礼逃到鲁国,献给新即位的鲁宣公。鲁宣公便下令赏给太子仆一座封邑。季孙行父知道后,马上命令负责治安的司寇大臣当天就把太子仆赶出鲁国。当鲁宣公责问时,季孙行父让太史官回答说:礼仪准则是用来观察道德行为的,道德是用来处置事情的,事情则用来衡量功效,以功效来取信于民。丢弃了礼仪就是贼盗,窝藏盗窃物就是赃。偷窃财物的叫作盗,偷窃国家宝器的叫作奸。像太子仆这样的人,弑君杀父,盗窃宝玉,如果我们接纳他和他的东西,我们就是窝主了。用这样的事例来教育百姓,只能让人混乱而不知所从。这些列入凶德之人,应该赶他出境。行父做了一件摒除奸凶的事情,不至于获罪吧?宣公哑然。

·妾不衣帛 马不食粟

  季孙行父真正为政鲁国是在鲁宣公八年(前601)。襄仲去世以后,他被鲁宣公任为丞相,从此,鲁国大权重新落到了季孙氏家族手中。季孙行父掌握鲁国大权后,政治上举贤任能,坚持忠君尊礼行义,继续巩固“三桓”的执政地位,从而也保持了鲁国的相对稳定;经济上则废除“井田制”,推行“初税亩”,承认土地私有权,分财济贫,推进了鲁国的发展。他也因此赢得了国人的爱戴,曾经出现了鲁人知道有季氏而不知有鲁君的情形。
  季孙行父虽然位高权重,但他始终廉洁俭省。《国语·鲁语上》曾载:季文子(季孙行父死后谥号“文”)为宣、成两朝相臣,但他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就是说季孙行父家中的妻妾连丝帛料子的衣服都不许穿,只能穿布的;驾车的那几匹马也净喂草,不加粮食。当时“三桓”之一的孟孙氏后人中有个叫服宅的,对季孙行父的行为不以为然。有一天,他对季孙行父说:“先生贵为上卿,两朝辅弼,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寒酸如此,怕是有损国家声威吧!”季孙行父则说:“我也喜欢豪华气派,但我看到国中百姓,不少人还吃糠咽菜,破衣褴衫,我因此不敢放纵自己。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我去打扮妻妾,拿粮食喂马,这哪是国家辅弼做的事!”他还说:“我听说能为国家争光的是伦理道德,没听说用妻妾与马来为国增辉的。”孟孙子服宅听后,自觉惭愧,后来,他的妻妾也只穿布做的衣服,马也只喂草了。在季孙行父等公卿贵族的影响下,鲁国形成了以节俭为荣的社会风气。
  鲁襄公五年(前568),季孙行父去世前,还嘱咐后人举行薄葬仪式。人们在给他清理随葬品的时候,发现他的妻妾没有绸缎的衣服,库房里没有喂马的粮食,箱柜里没有金玉宝物,房屋里没有金甲宝剑之类的上好兵器。鲁国上下也因此知道季孙行父虽然做过三任君主的辅相,大权在握,却没留下一点个人的积蓄,确实是廉臣良相。
  季孙行父死后,其后人季武子(文子之子)、季平子(武子之孙)、季桓子(平子之子)、季康子(桓子之庶子)相继执政,鲁国实权皆在其家族手中。
  季孙行父所处的春秋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转变时期。季孙氏家族执政鲁国几十年,使鲁国社会出现了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做了物质和文化的准备。以季孙行父所代表的士大夫阶级逐步掌握国家政权,说明鲁国的奴隶主阶级的政权已经逐步为下层所夺取,“民贵君轻”的思想开始出现,从而促进了鲁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在当时,齐、鲁两国代周在东方行政,较多的推行周礼文化,特别是鲁国享有文化特权,建国之初就使周礼文化成为指导文化,并形成了重视文化的传统。春秋后期,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之际,鲁国文化也便成为周礼正宗文化的代表。诸城作为当时鲁国为加强城防由季孙行父带兵重建的城邑,自然也受到了季孙行父及当时鲁国的影响,率先接受了鲁文化的洗礼。鲁顷公二十四年(前249),楚灭鲁,鲁地入楚,诸城境内除长城以南少数地区归楚外,大部分则沦为齐国属地,诸地开始接受齐文化的熏陶。鲁文化的基础,齐鲁文化的交融,再经过诸城先贤的创新发展,文化在诸城繁荣并使之成为“礼义之邦”,就是历史的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