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现场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这次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第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第三,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它在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

会议背景

邓小平和陈云在会议上
邓小平和陈云在大会上
  1976年10月6日, 毛泽东接班人,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联同中共元老叶剑英李先念及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所支持下,在中南海怀仁堂拘捕了四人帮,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10月7日,华国锋被选举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但华国锋为了巩固自己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及稳定局势,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并没有因为四人帮被捕而改变自己立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意图延续毛泽东时代的错误方针路线,并欲藉“两个凡是”阻止老一辈政治家复出。由于“两个凡是”延续毛泽东执政时方针决策,华国锋因而作茧自缚,不能改变原有的错误方针,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不能得到平反,令人们强烈反对。后期华提出要继续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及展开批判四人帮运动,但批邓运动不得人心。1977年,邓小平在“永不翻案”保证下和部分中共元老支持下复出,同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恢复四五天安门事件后被撤销的一切职务。邓小平复出后,对于平反冤假错案有了进一步进展。但由于受到两个凡是限制,大量案件未得到解决,包括批判四人帮运动所揭发的案件,例如震惊中外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虽然有大量民众党员要求平反,但受到文化大革命得益的汪东兴、吴德等人反对,有着严重阻力。1978年,局势开始转变,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期新华社亦转发了这篇文章,《实践》一文在全国各地产生巨大影响,全国展开一系列讨论,令长期受到蒙蔽、愚弄、迷信的人们思想解放,导致“两个凡是”开始被人们怀疑攻击。在此背景下,需要召开一次讨论,谋求解决办法,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准备。

会议准备工作

  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开幕,出席者有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23名政治局委员及3名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王震粟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等人。中央工作会议原先主要讨论农业问题、1978年至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议题,但后期突破了原先讨论重点 。11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云在会议上发言,指部分批判四人帮揭发出来的问题要由中央作考虑或决定,他先指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牵涉者并非反共,是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应予以平反,第二谈到彭德怀冤案,应予以平反。第三是四五天安门事件,指出四五事件并非反革命,中央应平反并肯定。最后是对康生在文化大革命所犯的种种罪行,应予以批评调查。陈云的发言得到很大响应,大量出席者就陈云的意见提出反应,会议展开突破性进展。
  11月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承认解决问题不彻底,没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28日由北京市委宣布为革命行动,正式平反)并承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决定,决定撤销全部中央文件,并为二月逆流、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受害的干部平反昭雪。并给予陶铸、杨尚昆平反,对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交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审理。并交由三中全会批准审查。
  11月2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政治局委员吴德被批评,吴德在会议上作了检讨。汪东兴在会上被批评盲目支持两个凡是,“鹦鹉学舌”式跟着华国锋讲话。会议上又批评了华国锋的不切实际的经济计划、建设思想。会议主旋律开始转向讨论文化大革命遗留的种种问题。汪东兴亦被批评为兼任太多职务,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8341部队政委、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并兼着中央专案组负责人,由于中央专案组是处理、主管文革案件的机构,大量冤案不能平反,是汪东兴不批准,阻碍了冤案平反进度。
  当天晚上,华国锋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决定给予四五天安门事件、彭德怀、陶铸等案平反,并宣布撤销中央专案组、辖下所有办公室,并将所有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办审查干部。并决定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进行审查。
  12月13日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分别在会议上作出讲话。
  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散会,历时36天的工作会议,基本上解决了文革以来的重大问题,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理论及其追随者在会议上均遭到批判,华的执政理论基础动摇。在其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其权力更逐渐被邓小平等改革派取代。

会议简介

大会通过决议公报
      大会通过决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69名,候补中央委员112名。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次全会前,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积极的建议。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议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要从科学体系上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切照搬照抄,不能搞“两个凡是”。否则,党和国家就会失去生机,就要亡党亡国。全会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第二,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建国之初,党就要求各项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党的八大确定要以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这以后我们的失误,归根到底,就是背离了八大路线,搞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八大正确路线的恢复和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第三,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是一个从中央贯彻到各级的较长的过程。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三中全会在实际上建立起来,这是最重要的成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中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使重新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群众争购刊有全会公报的报纸
群众争购刊有全会公报的报纸
  第四,全会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肯定了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绩,肯定了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四人帮”干扰破坏进行的斗争,肯定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质,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第五,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全会讨论 并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全会决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体领导。全会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遭到破坏的情况,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在讨论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要求。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在经过修改和充实之后正式发布,接着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人民日报刊登的会议公报
人民日报刊登的会议公报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9人为中央委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会议的四大贡献

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
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
  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大家又对小平同志在内提出的一些东西进行了讨论。15日会议结束后3天,也就是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5天,因为前面有36天的充分准备。应该说这次会议开得很顺利,前两天主要是学习和传达36天工作会议形成的一些文件,包括领导人的一些讲话。后三天主要是讨论分组讨论这些讲话,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得出会议的结论。这个会议最重大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也可以说就是实现了四个拨乱反正。
  第一个拨乱反正是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充分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路线上实现了拨乱反正。
  第二个大的贡献就是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一个长期坚持的口号。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实际上是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第三是在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第四是会议审查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包括一些领导人的功过问题,由此开始了在重大历史是非上的拨乱反正。

大会的意义

  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讨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会议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全会讨论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党第一次明确解决了从1957年以来一直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标志着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全会讨论了党的组织路线问题,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会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包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结论、关于薄一波等61人案件、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
  全会还讨论了经济建设问题。全会指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地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实际上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历史地位

  短短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其伟大的历史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过去理论界比较注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意义,但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高度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十一届三中全会高扬的改革精神、开拓精神、民主精神、务实精神,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直接推动下,在中央工作会议基础上,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中国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转向逐步开放、从墨守陈规转向全面改革,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
  1.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华民族面临走什么路的关键抉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入两年徘徊前进时期,中国面临究竟向何处去、走什么路的关键抉择。当时有三种选择,一是按照“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去办。按照“两个凡是”,就会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仍然奉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不仅无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且势必全盘继承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如此就难以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二是走全盘西化的邪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利用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盘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全盘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同西方国家所谓“非毛化”、“非社会主义化”的社会思潮相呼应,企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三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导,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得失,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拨林彪、“四人帮”之乱,清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既维护毛泽东的崇高历史地位,又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主题相结合,开创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在这紧要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为既不能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也绝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邪路,而是要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恰恰成为在这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
  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其巨大贡献实现中共历史转折,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规格很高,规模较大,讨论问题很多,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作了充分准备。闭幕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都作了讲话,其中邓小平所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很全面、很深刻,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为全会实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折奠定了重要基础。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取得六大成果,实现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第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第二,作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正式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第三,提出了要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全会指出,现在必须“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第四,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全会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第五,解决了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全会决定撤销中央过去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全会还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第六,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20年后,江泽民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荣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3.党的重要文献多次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均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两次飞跃”思想,也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即“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指出“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论述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这次历史性变化时,也有类似论述。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既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意义,又指明了全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点的价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大众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以及着力解决的三大问题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重要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是坚持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必然结果。
  1.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思想路线部分的重要来源。邓小平曾指出,“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结晶。随着党情、国情、世情的发展变化,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与时俱进”,为思想路线增添了新内容,突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随着时代变化、国情变化追求创新的特点,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品质。新世纪,党中央在全党大力倡导求真务实之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丰富和发展的历程,既生动记录了党的理论创新的发展脉络,又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和源头性,为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先导。
  2.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并在此后形成的改革开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从而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全会后,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大改革大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改革开放理论包括渐进改革思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引进来走出去的开放观念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党的十三大所说“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新发展”,全会恰恰是改革开放思想的重要源头。
  3.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来源。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会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全会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经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阐发,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执政党建设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党建部分,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给出一个较为全面的回答。
  4.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民主法制的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部分的思想来源。全会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随着国家对法制建设的重视,人们对法治认识的逐渐深入,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2004年又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战略思想。足见,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十六字法治建设方针为依法治国决策提供了思想来源。
  5.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思路,是探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的思想源头。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如何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历史证明,依靠大而纯的生产关系变革伴随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路不适合中国实际。在经过认真思考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一种超越平均主义思路且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即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而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一新思想极大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东南沿海地区迅速实现率先发展。随着对发展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入,中共又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思路,逐步解决了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此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情的再认识、对市场作用的新判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探索,与以往相比都有了很大不同,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奠定了思想基础。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动力

  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形成的改革、民主、开拓进取、务实等精神,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创造新的辉煌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武器。
  1.十一届三中全会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在全会上,与会同志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党的团结。全会公报也指出,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另外,会议还强调要“在人民和青年中继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教育”。无疑,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十一届三中全会高扬的改革精神,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改革开放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渐渐成为一种象征和一种精神,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就是认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创新精神;就是大胆学习别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极心态;就是不拘陈见、不囿一隅的开放胸怀。这种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的创新精神一起构成的改革创新精神已成为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核心,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鼓励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动力。
  3.十一届三中全会发扬的民主精神,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强的政治思想保障。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基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并表示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会议召开期间,与会同志的发言时间、发言次数、发言范围不受限制,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会议召开过程中,党的最高领导人当面道歉、参会人员点名批评与自我批评,各抒己见,切实体现了民主精神。列宁曾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叶剑英在会上还专门就民主法制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开展了批评,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做了自我批评,这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邓小平评价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正因为坚持和发扬了民主精神,“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展开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全会公报指出,全会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上述民主精神有力地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顺利发展。
  4.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开拓进取精神,为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要求“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敢闯敢干的拼劲和闯劲,反映了当时广大百姓的心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传播的开拓进取精神,实际上是不畏艰难,坚持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精神。正因为30年来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形成的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精神,才有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功实践,才形成了能正确指导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此外,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的务实精神也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会召开前后,陈云曾多次指出,“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要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⑦在这次全会上,从实际出发推动经济建设,在党内高层达成一致,这有助于减少经济大起大落,也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