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

  箕子,是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弟弟,纣王的叔父,官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带),名胥余,作为中华第一哲人,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

人物简介

箕子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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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箕子,名胥余,因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爵为子,故称箕子。
  生年:(约公元前1173年—公元前10 80年)
  箕子与纣同姓,是殷商贵族,性耿直,有才能,在纣朝内任太师辅朝政。
  箕子佐政时,见纣王进餐必用象箸,感纣甚奢,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后纣愈奢靡,旦夕酒作乐而不理政。箕子屡谏纣不听。有人劝箕子离去,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也”。于是箕子便披发佯狂为奴,随隐而鼓琴以自悲。纣见此,以为箕子真疯而囚禁之。武王灭商建周后,命召公释放箕子,向箕子询治国之道,箕子不愿作周的顺民,带领遗老故旧一大批人从今胶州湾东渡到朝鲜,创立了箕子王朝。同去的有殷商贵族景如松、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
  后,箕子过殷(朝歌),见宫室毁坏荒凉,遍地野生麦黍,心甚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则近于妇人,乃作《麦秀歌》,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这里“狡童”系指纣王,意为你那时不听我劝,如今落得这般天地。朝歌殷民听见,皆动容流涕。
  今朝鲜平壤有箕子陵,是其遗迹。唐朝时,在朝歌南关建箕子庙,文学家柳宗元为其写了碑文,今存。明正德年间,在南门内路西建有“三仁祠”,以祀其位,遗址尚存。
  箕子与箕子朝鲜在中国商周古史、中国东北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箕子以一个哲学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出现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其学问、其人品、其影响长时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说,这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箕子,作为中华第一哲人,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
  箕子其人、箕子朝鲜其事,在国内外学界争论颇多,这之中既有书缺有间的问题,也有观点与方法论的分歧,而后一点更为突显,从而使古朝鲜史的研究成为学界的热点。

史书记载

箕子塑像
              箕子塑像
  《尚书大传·洪范》中都有记载。周武王灭殷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朝鲜侯国正式成立。其受封之地即今之平壤。《三国遗事》记载:“都平壤城(小字注:今西京)。”箕子朝鲜的历史延续千余年,直到西汉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建立了卫满朝鲜。箕子朝鲜可以说是朝鲜半岛文明开化之始,据说今之朝鲜喜爱白色之民俗即商代尚白之遗风。箕子胥余是殷末著名贤臣,因其品行高尚,被孔子誉为殷之“三仁”之一。因纣王无道,受到政治迫害的箕子率其族人出走朝鲜。箕子入朝鲜半岛不仅传去了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农耕、养蚕、织作技术,还带入了大量青铜器,另外还制定了“犯禁八条”这样的法律条文,以致于箕子朝鲜被中原誉为“君子之国”。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朝鲜史书的记载与在朝鲜出土的青铜器、陶器以及朝鲜的地面古迹三方面相互印证,都证实了箕子朝鲜的存在。自古以来,中朝两国人民都珍视这一有据可查的史实。在朝鲜有自己的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直到上世纪60年代前,朝鲜、韩国的史书、教科书都沿袭了这一历史学说。
  箕子开发古朝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得到论证:1、古代中国史书的记载;2、古代朝鲜史书的记载;3、考古发现与民俗的证明;4、从后代历史往前推断。
  古朝鲜地区,包括今中国辽东半岛的东部与今朝鲜半岛的北部。公元前12世纪,殷商遗民箕子在这个地区建立了箕氏王朝,传国900多年;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箕准被卫满篡位以后,又南下立国200年,开发了半岛的南部。他们作为移民成了后来Korea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与古代朝鲜的历史记载以及考古、民俗资料,都可以证明箕子与箕氏王朝开发古朝鲜的历史。

·古代中国的史书对箕子开发古朝鲜有明确记载

  中国记载箕子开发朝鲜事迹的书籍,有《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记》和《尚书大传》都记载了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事。
  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尚书大传》云:"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尚书·微子》篇中,微子称箕子为"父师"。先秦史书《竹书纪年》云:"伯夷、叔齐去隐于首阳山。或告伯夷叔齐曰:'胤子在,父师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商可复也。'"父师在夷,与箕子开发朝鲜吻合。西汉焦延寿《易林》也说:"朝鲜之地,箕伯所保"。它们的记述可以互相印证。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述得比较系统具体。其曰:纣王末年(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兴兵伐纣。牧野决战,纣王兵败自焚。武王进入商都朝歌,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出狱后的第二年,武王向箕子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不说话,因为他不愿意讲自己故国的坏话。武王也发觉自己失言了,就向他询问怎样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箕子于是陈述了《洪范》九畴。武王听了,非常高兴,要重用箕子。箕子早对微子说过:"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殷商如果灭亡了,我不会作新王朝的臣仆)。"(《尚书·微子》)于是请求前往与商有一定族缘关系的朝鲜。
  武王因而封他为朝鲜侯,不把他当臣下看待。这时箕子已经52岁。4年之后,箕子从朝鲜前来朝见周王,经过殷商都城遗址,只见原来的宫室已经残破不堪,有些地方种上了庄稼。箕子亡国之痛,涌上心头,只好以诗当哭,作了《麦秀歌》:"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诗歌中的"狡童"比喻不听忠告的纣王。诗歌采用男女恋歌的形式,反映君臣关系,为后世比兴手法的渊源。箕子到达古朝鲜地区以后的情况,《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得比较具体:"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后汉书·东夷传》还记叙了箕子后代的情况:"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千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三国志·东夷传》也有相同的记述。《三国志》注引《魏略》记述得更详细,而且记述箕准南逃以后,"其子及亲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现在,该国的确既有箕姓,又有韩姓。

·古朝鲜历史家明确记叙了箕子开发古朝鲜

  高丽王朝僧一然著《三国遗事》追述了朝鲜族始祖檀君的神话,并提到了箕子。书上说:天帝的庶子桓雄与化为女子的熊结合,生下"檀君"王俭,他就是古朝鲜全民族的共同始祖。现代韩国与北朝鲜仍然有时采用檀君纪年,即以公元前2333年为檀君元年。檀君御国1000多年以后,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檀君就谦让地退隐了。
  箕子开发古朝鲜的具体情况,该国史书《东史纲目》的记载比中国史书更详细。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编写《东史纲目》时,不仅参考了中国的各种史书,而且广泛总结了该国《三国遗事》、《三国史记》、《三国史略》、《高丽史》、《丽史提纲》、《东国通鉴》、《东史纂要》、《东史会纲》等史书和历代作家文集的成果。他在《东史纲目》卷一记载说:
  己卯(周武王十三年),朝鲜箕子元年。殷太师箕子东来,周天子因以封之。箕子,子姓,名胥馀。封于箕而子爵,故号箕子。仕殷为太师。纣为淫佚,箕子谏,不听而囚之,乃被发佯狂而为奴,鼓琴以自悲。及周武王伐纣入殷,命召公释箕子囚,问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王乃问以天道。箕子为陈《洪范》九畴。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而不臣也。都平壤。筑城郭。施八条之教。箕子之来,中国人随之者五千。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焉。初至,言语不通,译而知之。设禁八条,其略:相杀偿以命;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为家奴,女为婢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售。是以其民不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其民饮食以笾豆。崇信让,笃儒术,酿成中国之风教。以勿尚兵斗,以德服强暴,邻国皆慕其义归附。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
  按:据《高丽志》记述,箕子所筑平壤古城遗址,石筑周8200尺,土筑10205尺,高30尺。
  定田制,教民田蚕。
  箕子用殷田制,教民以田蚕织作。不三年,民皆向化。礼俗以兴,朝野无事,人民欢悦。以都邑之江比黄河,以其山比嵩山[注云:即大同江、永明岭],作歌颂其德。韩氏百谦曰:"余到平壤,见箕田遗制,阡陌皆在,周然不乱。古圣人经理筹划变夷为夏之意,犹可想见。其田形亩法,与今孟子所论井字制不同。其中含球、正阳两门间区划,最为分明。其制皆为田字形,田有四区,区皆七十亩。大路之内,横而见之,有四田八区。四田,四象之义耶?八区,八卦之象耶?八八六十四,正正方方,其法象先天方图。噫!此盖殷制也!《孟子》:"殷人七十而助。"七十亩,本殷人分田之制。箕子,殷人,其画野分田,宜效宗国。
  壬午(周武王十六年),(箕子)四年,箕子朝周。箕子以素车白马[注:殷人尚白也]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不可,欲泣为近妇人,乃作《麦秀》诗以歌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人闻之,皆为流涕。
  戊午(周成王三十三年),(箕子)四十年,箕子薨。寿九十三。葬平壤北兔山。这里记述了箕子到朝鲜立国的情况。箕子率领5000人到达朝鲜地区之后,定都平壤,传播中原的文化,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并制定了成文法,采用了类似殷商的田亩制度。
  该书还记载了和箕子后代(箕氏王朝)的情况。箕氏朝鲜王朝一直存在到汉高祖时代。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被燕人卫满灭亡。《东史纲目》列箕子传世图,说从箕子立国到箕准被卫满篡位,共历年930年;箕准至马韩,称南康王,到被百济所灭,历年202年(按:应该是201年),总共传世1131年。它记载箕氏王朝的情况说:戊戌(周显王四十六年),燕伯僭称王,侯欲伐,不果,亦称王。箕子薨,子孙世君东方,而年代无考。至是,燕易王僭号,欲东略地。朝鲜侯欲兴兵伐燕,以尊周室;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亦止不攻。侯复称王。
  庚辰(秦始皇二十六年),王否,服属于秦。寻薨,子准立。初,朝鲜称王,其后子孙稍骄虐。燕将秦开,尝质于东胡,胡甚信之,归以袭破东胡;攻朝鲜西方,取地一千余里,至满潘为界。朝鲜始弱。及秦并天下,王否畏秦,遂服属于秦,不肯朝会。否,箕子四十世孙也。寻薨,子准立。辛巳(秦始皇二十七年),王准元年。己亥(汉高帝五年),(王准)十九年,与汉以水为界。
  丙午,(王准)二十六年,燕人卫满来降,拜为博士,守西鄙。汉燕王卢绾,反入匈奴;卫满亡命,聚党数千人。椎髻蛮夷服,东走出塞,渡水来降。说王求居西界故秦空地上下障,与诸亡命为国藩屏。王信宠之,拜为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边。戊申,(王准)二十八年,卫满叛袭王都,王南奔。满称朝鲜王,都王俭城。王攻破马韩,都金马郡。

·考古发现与民俗的证明

  首先从有关考古发现看。檀君神话说,天神降于太伯妙香山,可以与该国的石器时代相互印证。妙香山在今平安北道、平安南道与慈江道交界处,处于大同江与清川江之间。考古发现,公元前5000年至前1000年初,朝鲜半岛正当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典型的文化遗址,多分布在平安南道、黄海北道等处,大同江正好流经这些地区而进入大海。生息在平原、河谷的初民,把妙香山想象为其祖先(天神)降落之处,是很自然的事。妙香山,正如古希腊奥林匹斯山、古代中国的泰山一样。檀君神话又说,檀君在箕子进入朝鲜后便移位隐居,正说明古代朝鲜文化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由神话时代转入了文明时代。《汉书》说箕子制定了八条禁令,标志古朝鲜社会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已快速地迈进了有成文法的文明时代。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个历史记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朝鲜青铜时代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10世纪至前5世纪,主要遗址在平安北道和黄海北道。""与周围地区存在着文化联系。"这时代正好与箕氏王朝开发朝鲜的时代相吻合;箕子朝鲜的国都王俭城的故址也正好在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岸边。而且,古朝鲜的青铜器和支石墓跟中国辽宁和山东的青铜器与支石墓,形制一致。今平壤有箕子墓,也决不是空穴来风。
  其次从该国古代的族源神话看。该国族源神话基本是卵生神话。高句丽国的始祖朱蒙是卵生;新罗国的始祖朴赫居世是卵生,新罗国的脱解王(姓昔)和金阏智也是卵生,新罗三大王族(朴、昔、金)都是卵生;南方的驾洛国的6个国王也都是卵生。这些神话本身,与中国卵生神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卵生神话很多,人所共知的如:简狄吞燕卵因孕生契(参见《史记·殷本纪》);女修吞燕卵而生秦祖先大业,其后代曰孟戏、中衍,仍然鸟身而人言(参见《史记·秦本纪》);直到明末清初,满族还有仙女吞鸟卵而生下清始祖努尔哈赤的神话传说(参见《清史稿·太祖本纪》及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据诸多学者考证,东夷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夷始居地在今易水、燕山一带,后来一支沿渤海南下,一支向东北迁徙,并达到朝鲜、日本等地。更有人认为,虞舜、殷商、秦嬴等皆为东夷分支。《孟子·离娄下》便说过:"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我们即使不把殷商、秦嬴划为东夷范围,但它们与东夷诸族相互影响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从卵生神话这个角度看,古代朝鲜与箕子所带去的殷商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再次从姓氏及有关考古发现看。中国《宋史·礼志》记载,宋徽宗封箕子为辽东公。宋朝罗泌《路史·国名纪》说:唐高祖武德年间"以辽为箕州"。今辽宁集安西有淇水县,辽宁新民一带有祺州。1973年,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西周早期铜鼎,腹内底壁铭文有"箕侯"字样。而且,箕子东去朝鲜时,在路经河北正定时留下了一支子孙,就是后来"鲜于"复姓的来源。《风俗通·姓氏篇》云:"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子食采于朝鲜,因氏焉。"
  朝鲜半岛的姓氏也一样可以作为证明材料。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姓氏中有箕姓,还有其分支韩姓、齐姓,他们都奉箕子为始祖,并到中国河南省淇水县朝歌镇的三仁祠寻根问祖。还可以从服饰、古代历法、风习等看。朝鲜族喜穿白衣,这与殷商传统有关。《史记·殷本纪》说:"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可见殷商尚白。《三国志》等史书记载,古朝鲜地区的扶余国"衣尚白,白布大袂",这是继承了殷商的传统。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
  古朝鲜的历法也跟殷商相似。《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说,该地区"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殷商有杀人殉葬的风俗,而《东夷传》等记载扶余国"杀人殉葬,多者百数"。《东夷传》还说,该国"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王"。这又使人想起《吕氏春秋·顺民》的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予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民乃甚悦"说明百姓认为汤这样作才对,否则就不对,也就是说把大旱归咎于汤。而且,《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还说,半岛上的许多居民,都自称是来源于中国的"古之亡人"。
  史籍、考古、姓氏、神话、民俗,各个方面相互吻合,都可以印证箕子与殷商遗民对古朝鲜的开发。

·后代历史往前推,可证箕子是古朝鲜开发者

  《史记·朝鲜列传》明确记载说:西汉建立政权后,与古朝鲜以水为界。燕人卫满,是燕王卢绾的部下。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卢绾反叛,投降匈奴;卫满逃跑到朝鲜地区,后来夺取王位,建立了卫氏王朝,建都王俭城(今平壤)。吕后当权时,卫满曾经与汉朝的辽东太守约定,称为汉朝的"外臣"。卫满传国三代,至孙子右渠王。右渠王与汉朝关系紧张。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使者涉何与右渠王反目,涉何杀死朝鲜的裨王长,右渠王派兵杀死涉何。于是,两国间爆发战争。元封三年,在汉朝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尼相参杀了右渠王投降。汉武帝把朝鲜地区划分为四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并封右渠王的儿子长降以及尼相参等人为侯。以上史实,是两国学术界都承认的。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所主编的《朝鲜通史》(贺剑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就是这样记述的:"纪元前3世纪,中国周灭亡,分裂为数国,互相混战。当时古朝鲜的侯也称为王,拥有相当的官僚机构和相当的武装部队。……后来,秦统一中国,筑万里长城时(纪元前214年),古朝鲜的否王曾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后来,他的儿子准王收留北中国燕、齐、赵等国避乱和迁徙的居民,使住于古朝鲜西部地区,扩大了古朝鲜的领域。""纪元前206年汉统一中国后,修万里长城外的辽东故塞,以卢绾为燕王,与古朝鲜以浿水为界。纪元前195年卢绾叛汉,亡命匈奴,其部下卫满聚众千余名,渡水入朝鲜。准王赐予博士爵位和百余里土地,令其统率亡命于古朝鲜西部国境之汉人。卫满在古朝鲜的西部境界扩张势力,于纪元前194年袭击王俭城,驱逐准王,自立为古朝鲜'国王'。""汉四郡的设置对朝鲜各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有巨大的影响。汉通过乐浪郡,与朝鲜各部落之间的交易广泛开展起来了。考古遗迹发掘工作中(仅辽东地方尚不得知),在大同江流域黄海道,直到庆尚道地方,都发现汉朝时代的文化遗物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如果不否认汉武帝灭卫氏王朝建立乐浪等郡的历史,那么,就不可轻易否认卫氏王朝取代箕氏王朝的史事。如果承认有箕氏王朝,就不可轻易否定箕子入朝鲜的历史记载。否则,箕否王、箕准王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呢?我们利用史料决不可割裂。而且,根据先秦典籍记载,箕子是确有其人的。殷商的三个著名人物,比干被杀,微子封于宋,都没有疑义,为什么单独怀疑箕子去朝鲜呢?而且,如果没有去朝鲜,那么为什么没有任何资料提出箕子的其他去向呢?一部世界各民族交往的历史,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和平的交流;一是武力的征服与反抗。箕子入朝鲜属于前一种类型;卫满的入侵与汉武帝的征服,是属于后一种类型。箕子入朝鲜,奠定了中国和朝鲜地区几千年文化交流与友好的基础。所以,古代韩国传统史书,从来就肯定箕子的开发之功,并以箕氏王朝为正统;对卫满则采取批判的态度。因为,箕子及其后代不仅对开发半岛做出了贡献,而且已经融合为古朝鲜民族的一部分,并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如:《东史纲目》评论卫满说:"卫满未有积仁行德,徒以亡人以诈逐王准,夺之国而并之,不义甚矣!二世而灭亡,暴得者暴亡。何以传世久长,与礼箕并哉?"该国古代三大诗人之一的李齐贤,在《题长安逆旅》中,把自己的祖国称为"海上箕封礼义邦";并且赞扬该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河山万世同盟国"。该国著名小说家金时习写的《醉游浮碧亭记》,以箕准的女儿为女主角。作家通过女主角的口说:"卫满乘时窃其宝位,而朝鲜之业坠矣!"小说还写了朝鲜开国始祖救助箕准之女,使她成仙。小说的倾向性非常明显。

学术思想

  箕子作为儒家前驱,其思想上承大禹,下开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的“仁”。其经历正如柳宗元《箕子碑》所说:“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
  1、“正蒙难”是说他在隐居时心忧天下,以“箕子操”来寄情书怀;
  2、“法授圣”是说周武王灭商后向箕子咨询治国大道,箕子以洪范九畴传授之;
  3、“化及民”是说箕子在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

·“正蒙难”

  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见微知著。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衰象初显的时候,外表上轰轰烈烈,其实内囊却上来了,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堕极矣。”(王国维语)商朝的灭亡决不单单是纣王一个人的过失,而是整个国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堕落习俗里面去了,如历代王朝末世一样。
  当有人劝他离开殷商另谋高就。他说,我如果这样去做,是在“彰君之恶”和“自说于民”。于是,箕子佯狂而独自一人隐居在箕山,闲暇时候借乐曲《箕子操》抒发自已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当纣王闻知箕子近况,遂囚禁在今天一个名叫“箕子台”的地方。箕子台在今河南西华县。箕子在那个地方构思出洪范九畴的伟大思想。

·“法授圣”

  当周武王以“小邦周”打败“大邑商”后,曾经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不耻下教于箕子。箕子就把洪范九畴治国大道传授给周武王。
  这个洪范九畴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实在不得了。它阐述了行政方式、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是一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对于中国专制社会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奠定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
  从洪范九畴的内容看,它涵盖了对自然世界、人身、行为、治国安民、政纲、天文、历数、根本大则、做人德性、气候征象、祸福种类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但它决不是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一种经验积累。洪范九畴其实是就社会政治秩序对君王说话行为的经验总结。陈来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说,“中国上古的天启文献竟然全部集中于社会事务,这不能不说华夏族特有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精神。”
  社会秩序的得治是“洪范九畴”提出的真正目的,这与亚里斯多德提出范畴理论的本体论目的可谓是天壤之别。就目的的思维特征言,亚里斯多德范畴理论的提出,是出于一种“纯知识”的兴趣和好奇。而“洪范九畴”的提出则是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实用性需要。
  从方法的角度看,亚里斯多德对范畴的获得方法和途径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在思维上具有思辩色彩,一种远离人生感觉经验的纯理性态度。这反映在范畴篇前四章内容。相反,洪范九畴是中国人对人生、社会实关怀而求得的经验知识。“这些分类的标准是经验,故可视为经验的综合。”(成中英)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西方思维方式是本体、语言、逻辑三位一体的,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则是社会、实用、经验的三位一体的。所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其实就是这种思维下的“杰作”。
  箕子作为思想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首次提出“社会公正”的政治哲学,并且寄希望于“开明君主制”。“五曰皇极......皇极,皇建其有极......毋偏毋颇,遵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凡厥庶民,极之傅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史记宋微子世家)在这里箕子阐述了“王道正直”的精神史观。“皇建其有极”就是要国君建立治国的典范,这个典范就是“王道”(即遵王之道、遵王之路、遵王之义)。后人释“皇”为大,释“极”为中,又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谓行九畴之义。”

·“化及民”

  在那次两人高峰会面之后不久,周武王把朝鲜作为箕子的封地赏赐给他。箕子来到自己的封地后除了颁布实施具有宪法性质的“八条之教”外,教民耕作建立“箕田”、教民礼仪。今天朝鲜穿衣喜欢白色,就是“殷人尚白”这一习俗的延续。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汉书地理志)
  “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多年以后那个春天,箕子朝周。路过当年故都废墟,不禁悲怆凄然之情油生,于是作诗《麦秀歌》: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教育思想

·神道设教

  箕子在《洪范》篇中所表达的思想是神权至上主义,反映了殷商时期“率民以事神”的社会现实。他总结了商代神道设教的经验,他认为统治者必须按照天生万物的法则办事,违背了这个法则,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
  “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 。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听说从前鲧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搅乱了五行,上帝于是发怒,不把九类大法传给他,因而他不懂得治国安民的常道。鲧被诛以后,禹继承了他,上天就赐给他九类大法,因此得到了治国安民的常道,做了这样的安排。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居九畴之首,各有其性,必须顺其性而用之。这个思想虽然笼罩着神秘主义的外衣,但仍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合理性。如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放在“相互关系”中加以考察比较,形象地看出了事物在性质上有“润”与“燥”的差别,在方位上有“上”与“下”的差别,在形体上有“曲”与“直”的差别,这里注意观察事物的特性和功能,试图从联系和差别中去认识事物,包含有差异思想的萌芽,从而为研究事物的矛盾打开了思路。又如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关系,鲧由于不掌握水、土之性,采取以土堙水的办法而失败了;禹总结了这个教训,通过实测来掌握山川形势,同时按“水曰润下”的客观性能,采取疏导法,取得了治水平土的功绩。这种对“五行”各种物质性能关系的认识,包含有内在联系思想的萌芽,给后人带来了有益的启示。禹经过治水平土的斗争,在初步认识“五行”各种性能的基础上,触类旁通,促进其能动性的发挥。如认识到“水曰润下”的特性,就令发展水稻生产;认识到“火曰炎上”的特性,就推行刀耕火种;认识到“木曰曲直”的特性,就促进各种交通工具的制造;认识到“金曰从革”的特性,就发展冶炼铸造,变革自然,为人所用。
  箕子认为天子必须立一标准,使人民遵从。“皇建其有极。”做到“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顺从教化,不敢违法乱纪。而人民必须绝对服从天子,“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不要有偏私,要遵守先王的正义;不可夹杂私心的偏好,遵守着先王的大道;不要做坏事,遵守着先王的正路。君子有绝对权威,“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君主可以给人恩赐,可以给人惩罚,可以吃美好的玉食,臣民不能给人恩赐,不能给人惩罚,不能吃美好的玉食,所以臣民不能僭夺。
  箕子认为筮是探测上帝意志的方式,因之必须重视,“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选择能够用龟壳卜卦和用蓍草占卦的人,命令他们根据不同的兆形卜卦。君主有疑问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虑,然后再和卿士们商量,再和人民大众商量,最后再问及卜筮。不过卜筮以龟或筮表示,有决定权。卿士、庶人只是陪衬而已。因此“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君子同意,龟卜同意,筮占同意,但卿士不同意,人民大众不同意,这也吉利。这即是说,对于君主要做的事,纵使卿士、庶民不赞成,但只要符合君主本人的意愿而又有卜筮同意,也是吉利的。由此可见卜筮在帝王神道设教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箕子认为如君主不从天意,天必警以灾异,天人相应。因而有“休徵”、“咎徵”之说。所谓“休徵”,即美好的徵兆,顺乎天意,则风调雨顺,万事吉利。所谓“咎徵”,即不好的徵兆,逆乎天意,则降灾降祸,万事不顺。

·补偏就正

  箕子指出各种不同类型的个性特征和品格,都应采取补偏救弊的办法,使之合于正道。他说,“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不要反复,不要偏心,王道是正直的,凡不合乎正直之道,偏刚偏柔之人,都要加以裁抑。他说:“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他主张对那些公平正直的人,就用正直去对付他;对那些强硬不可亲近的人,就采取刚强的方式去制服他;对那些平和可亲之人,就用柔缓的方式去教育他。纠正沉静之人的缺点,要用刚强来补救;纠正高傲之人的缺点,要用柔和来补救。
  箕子认为正直是德行的最高标准,不要过刚,也不要过柔,这才合乎正直之道。君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份,才不违背正直之道。违背正道,就会有过失。“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者有了过失,影响一年,卿士影响一月,师尹影响一日。一年一月乃至一日都没有变化,百谷就能成长,政治就会光明,优秀之士就能得到任用,国家也就安宁了。王道即正道,补偏就正,平康正直,万事大吉,国家平安。这是箕子设计的治国方案。

·重视“五事”

  箕子在总结殷亡的教训中,还提出对君主及太子要在“貌、言、视、听、思”这“五事”上进行教育: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又,明作晢,聪作谋,睿作圣。”
  箕子说所谓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语,三是视察,四是听受,五是思虑。容貌要恭敬,言语要有条理,视察要清楚,听受要聪敏,思虑要通达。容貌恭敬,表现就严肃;言语有条理,办事就顺利;视察清楚,就能明辨一切;听受聪敏,谋事就能成功;思虑通达,就能成为圣人。箕子作为太师,提出重视“五事”,显然是针对君主及太子的。他认为君主与太子不能只作孤家寡人,还要对外界多所接触,要“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要在“五事”上多加注意,要谦逊待人,要广见多闻,才能使自己聪明通达、多谋善断。这样,才能成为理想的圣君。

·选用平民

  平民是商周社会中低于士卿、师尹,高于奴隶的一个阶层。箕子主张在平民中选择合乎贵族统治所需要的人任用之。他说:“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他的意思是说,在平民中,凡是有计谋、有作为、有操守的,你就应该看重他,重用他;凡是没有能够上你所建的标准,但是也没有什么大错误的,你也应该宽容他。有猷、有为、有守者是上才,可以重用。就是达不到上才标准的人,也要诱抚之,使之为我所用。这是箕子在人才的任用与选拔方面,突破神权政治局限的例证。
  此外,箕子在“八政”中提出国家重要的政府要员八位:“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即一是管理民食,二是管理财物,三是管理祭祀,四是管理住行,五是管理教育,六是管理司法,七是接待宾客,八是治理军务。箕子把管理教育的司徒官,位在第五,可见他对教育的地位是重视的。

历史地位

  箕子与箕子朝鲜在中国商周古史、中国东北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箕子以一个哲学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出现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其学问、其人品、其影响长时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说,这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