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召开
     庐山会议召开
    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外,还有各省市区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部委负责人。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许多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进行;另外,也有不少与会者不愿意多讲缺点,认为纠“左”已经过头,使干部、群众泄气,出现了右的倾向。 但是后来彭德怀上了一封书给毛泽东,正是这封万言书让毛泽东大发雷霆,庐山会议由“纠左”转成“反右”,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    1959年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4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一是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二是讨论调整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重要的影响,但是后期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不但使经济工作中的纠“左”努力一度中断,更重要的是,它使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原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此外,在庐山召开的会议还有196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70年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会议召开背景

    1958年的“大跃进”尽管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但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很快受到惩罚,带来的种种问题开始暴露。
毛泽东与彭德怀
     毛泽东与彭德怀
    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显得忧心忡忡,而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有了觉察和纠正。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和周恩来李富春都持有一致的意见,认为“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毛泽东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毛泽东实际上讲他自己也是碰了钉子才转弯的。为了促进这种共同的“转弯”,进一步廓清“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毛泽东提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核心人物统统召集到他一直想去的江西庐山。    庐山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会议内容

·第一次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庐山会议第一天
庐山会议第一天
    会议从7月3日至10日,按六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    六大区小组名单:    第一组组长林铁,副组长宋任穷、江华;第二组组长柯庆施,副组长廖鲁言、甘泗淇;第三组组长陶铸,副组长谢富治谭政;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肖华;第五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第六组组长欧阳钦,副组长江渭清、张国华。    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神仙会”。会上对如何估计国内形势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分歧,一部分同志认为农村食堂、供给制、“共产风”等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应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另一部分同志对于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很不满,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    但是,会议实际进程发生了转向。7月14日,彭德怀鉴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基本估计,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工作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17日印发给与会同志讨论。并在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在小组会上,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各组讨论中意见分歧较大。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从此,会议错误地开展了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由此,全党的工作也由纠“左”转到反右。

·第二次庐山会议

    1959年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4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一是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二是讨论调整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讲话。    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4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先后为这些同志平反)

庐山会议上的矛盾

    庐山会议一般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将会议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神仙会”,气氛比较宽松;后期“反右倾”,变成一边倒。值得注意的是,在“神仙会”阶段,“秀才”们(当时一般指参与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的人,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大都表现出对前段“大跃进”的否定和对继续深入纠“左”的支持。但是他们又大都与某个积极促进“大跃进”的地方负责人发生了矛盾。
庐山会议结束后合影
  庐山会议结束后合影

·田家英和李井泉

    田家英自1948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办副主任等职。他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官司”在庐山打到了毛泽东那里。    早在1959年春,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到四川进行蹲点调查。在新繁县大丰公社近四个月的调查中,田家英掌握了这个所谓“高产丰产”公社虚报产量的问题。不久,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指示信(即4月29日党内通知)下达,信中特别提到合理密植和要讲真话两条。这两条所涉及的问题当时在四川普遍存在且争论激烈。但毛泽东的指示信被封锁,四川省没有在县级以下传达。田家英毅然突破封锁,在蹲点公社广播了指示信。    这样,大丰公社在密植问题上“另搞一套”的消息迅速传开。在四川省委会议上,因为田家英反对高度密植,和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发生了争论。最后省委决定,全省继续实行高度密植,只是让田家英所在的公社可以稀一点。    上庐山后,田家英把公社浮夸虚报产量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把调查组反映劳动模范罗世发对浮夸和过度密植等问题不满的材料送给毛泽东。这件事引起李井泉的不快,他与田家英发生了争吵。在开小组会时,田家英谈到下面受压而虚报产量等问题时,组长李井泉批评了他,以致讲不下去。最后 “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也没有明确判定谁是谁非。

·李锐和柯庆施

    李锐自1958年初担任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庐山会议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在庐山,李锐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矛盾尖锐。    在此次的庐山会议上,李锐于7月20日的小组发言中特别提到:华东地区600万吨带头,就想得过高了,远远超过客观可能。这些话应该说是针对华东地区的负责人柯庆施的。23日,毛泽东讲话后的两三天里,会议形势急转直下。这期间,柯庆施曾在吃午饭时过来和李锐干杯。李锐大声说:柯老,你是见过列宁的人,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并转回餐桌不予理会。

·陈伯达和叶飞

    陈伯达自1939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他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矛盾所见叙述不多,不过还是可以看出些端倪。    在“神仙会”阶段,陈伯达曾两次作长篇发言,批评“大跃进”中的一些弊端。他对福建的工作提出批评,结果和叶飞发生了争论。7月23日后的小组会上,陈伯达受到批判,他去福建调查的事也被重新提起。

·胡乔木和曾希圣

    胡乔木自1941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他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矛盾纷争主要表现在对《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的争论上。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多月,通过一个会议纪要性的文件就结束了。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毛泽东原来指定五个人:胡乔木杨尚昆、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7月13日,毛泽东建议起草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起草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据李锐回忆:谭震林和曾希圣是“大跃进”时的带头人,但他俩不是主要起草人。    曾希圣作为起草小组成员,对《议定记录》提出批评,格外引人注目。从他发言中为“共产风”辩护和对工农业比例失调的否认看,矛头是指向三条缺点的。    由于这时彭德怀的信已经印发出来,20日后讨论的焦点更多集中到彭德怀的信上。这样,胡乔木和曾希圣的纷争初一爆发,未曾展开就转向了。

·吴冷西和吴芝圃

    吴冷西虽然没有正式的毛泽东秘书之职,但1956年后经常参与为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跟随毛泽东左右,庐山会议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等职。没有史料反映他在庐山会议上与地方负责人有过什么纷争。不过,会前他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矛盾还是有迹可循的。    1958年10月底,吴冷西和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到河南新乡地区蹲点调查。11月5日,两人在专列上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吴冷西着重汇报了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修武县委书记对一县一社的全民所有制和供给制有忧虑,担心如果公社实行了全民所有制,灾年会闹饥荒,丰年会因谷贱伤农。毛泽东认同修武县委书记的看法。当他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泽东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要禁止拆散家庭。    在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11月10日,毛泽东批评了河南省提出的要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马克思主义“太多”了。此次庐山会议讨论时,毛泽东就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做法提出批评。后来在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第一次郑州会议对吴芝圃作了批评。    从上述看,吴冷西等的汇报,是河南省委负责人在会上遭到批评的重要原因。吴冷西也认为,他们的调查结果对毛泽东不无影响。虽然没有材料表明吴冷西和吴芝圃在庐山会议上有过纷争,但两人就“大跃进”中一些做法存在分歧,并且将这种分歧展现在毛泽东面前,是可以推断的。

庐山会上周恩来的两难处境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反“左”,讨论和纠正“大跃进”以来积累的诸多问题。但由于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使得会议陡然改变了方向。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既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反右,又要遵循客观规律务实;既要纠正“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又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威望,这就构成了一些不可回避的两难处境。周恩来顶着巨大压力,既小心谨慎,又敢于负责,将国民经济尽可能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庐山会议后的彭德怀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针对“浮夸风”写了一封被后世称作“万言书”的意见书而获罪,继而被罢官。
彭德怀
         彭德怀
    庐山会议批评彭德怀“对马列主义基础的许多学说……根本不太懂”,这深深触动了彭德怀。于是,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请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信上批示:“德怀同志在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认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做参观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做出适当决定”。10月13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同彭德怀谈话时,毛泽东又问彭德怀:“准备怎么学习?” 彭德怀的回答是:“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中央党校近,希望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学习四年。”毛泽东听后表示同意,并责成彭真、杨尚昆具体安排。他还建议:“不要学那么长时间,两年就够了。”彭德怀点头说:“同意。”    就这样,彭德怀搬出了居住7年的中南海住所,前往京郊的吴家花园。临别时,他对参谋景希珍说:“我给主席写信了,请求去当农民,边学习边劳动。”他让工作人员将他的元帅礼服、狐皮大衣、地毯、名家字画等统统上交。他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但是,书,一本都不能丢。”当景希珍把装了一车的物品送交管理科后又返回来时,只见彭德怀正在翻腾他们偷偷给他留下的几箱东西。他把几件好衣服拽了出来,把一些布置新居用的装饰品也都翻了出来,仅留下他认为最需要最宝贵的一大堆书籍。警卫参谋照他的话办,把他长期收藏的20多箱书,现代的、古代的,平装的、线装的,都搬到北京郊区的吴家花园新居。
庐山会议旧址
     庐山会议旧址
    在赋闲京郊吴家花园的那段日子里,彭德怀的精神是苦闷的。为了排除这些苦闷,他干脆不去想它,专心致志地读起书来。他的家就像个书屋:桌上、床上、柜子里、箱子里,到处都是书。那时,读书和劳动,成了他的主要乐趣。当他读到称心之作,常拿起书本,举在空中,自言自语地喊:“好!好!对极了,我拥护!”    在吴家花园,他读了一些哲学书,并大量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如杨献珍所著的《什么是唯物主义》,艾思奇所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苏联科学院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并作了大量的眉批和心得体会。例如,在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分析唯心主义的段落旁,彭德怀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人们如果把认识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只要主观意识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的泥坑里。”    这些书籍,不仅充实了彭德怀的理论基础,同时他针对当时国家的状况,分析研究问题,力求找出解释和解决的方法。

庐山会议旧址

    庐山会议旧址位于中国江西省庐山牯岭东谷长冲河畔、掷笔峰麓的火莲院。这座建筑原名庐山大礼堂,为传习学舍会议礼堂,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兴建于1935年到1937年,楼高2层,耗资20万元,设计师为高观四    1949年以后,改为庐山人民剧院。毛泽东曾经在此主持过3次重要会议: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和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1980年代以后辟为庐山会议纪念馆,保留1970年时的会场布置。1996年,庐山会议旧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