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1943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曾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早在14岁时,他就立志将来要成为大学教授,并且将自己的工作与一定形式的公共服务相结合。
  1967年,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4岁的那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哲学搏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工作过的大学包括:耶鲁大学(1970—1974年)、斯坦福大学(1974年—1976年)、牛津大学(1976—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1979—1988年)、斯坦福大学(1988—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2001年至今)。
  2001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宾塞一同分享了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博士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

教育背景

  1960年就读于美国东部的阿赫斯特学院;
  1967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头衔,师从保罗·萨缪尔森。  

工作经历

 
  1969年,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
  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
  1988年起他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自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且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在此期间,他是克林顿总统顾问班子的关键成员;  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主要著作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    《中国:第三步改革的构想》;    《国际间的权衡交易》;    《经济学》第三版 ;   《全球化及其不满》;    《喧嚣的九十年代》;    《公共部门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讲义》。 

早年经历

·成长环境

    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长大,这是在密歇根湖南岸的一个小城,它的起伏变化似乎可以体现美国的经济发展史。在1906年之前,那里没有市镇,是一片海滩,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可以利用煤、铁等资源来炼钢,从而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钢铁城市。在美国出现后工业化之后,随着钢铁业的衰退,它的人口减少了一半。    在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成长的过程中,有三件事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生长在一个钢铁城市,它的经济有一定的起伏波动,这是受经济周期影响的。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的一些同班同学四年以后忽然就没有工作了,他们没有买保险也没有钱进行消费。从同班同学的身上就可以看到社会和经济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城市是个多种族混合居住的城市,有很多来自南方的黑人,但还是有很强烈的人种歧视,人们歧视黑人。在美国,这些黑人通常只接受低等的教育,这是社会的一种不公平。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想在其长大后应该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现象。    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父母说生活和钱是毫无关系的,生活的重要性根本不体现在钱上,生命的重要性来自于公共服务以及思想和所做的研究,因此他们不断地鼓励斯蒂格利茨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在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的成长阶段,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的家人就同他进行了很多有关政治和经济的讨论。

·本科阶段

    后来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进入了阿默斯大学,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觉得阿默斯大学的教学方式对他的成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偏向人文教育,要求学生学习所有的科目。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的主修专业是物理,但是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还得学习英语、历史、生物、化学等等。他们是想要你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去了解一切,这使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在以后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去研究经济学,而不是成为非常专的研究经济的人。    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觉得阿默斯大学的教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的教学采用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的并不是学习某一段材料、写某一个题目,这种教学中最重要的是你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所以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在上学的时候一直在想怎样才能提出更好的问题,因为只要你可以提出更好的问题,那么回答也就不请自来了。这不是说获得回答不需要任何努力,只是他认为这种教学方式使其不断地学习,并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研究生阶段

     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后来又到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当时,老师教给他们不少模型,有的同学直接接受了这些模型。他们可以重复他们学过的东西,他们擅长记忆,但是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却觉得有些模型是错的。你可以把“怀疑一切”称之为一种科学的传统、一种民主的传统,只要你自己有想法,你就应该去置疑,这就是阿默斯大学告诉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的,你不应该毫无保留地去接受一切。当我在麻省理工学习的时候,他们说市场就是一个绝佳的模型,但是在我成长的地方我看到那么多的失业,难道这种经济也是完美的么?城市一半的人都失业了,这也是一个完美的市场么?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必须要理解这个模型的问题出在哪一点,因为我想要修复世界中出现的不公正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要去读研究生院。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看到了巨大的差异,经济模型中体现的理想情况和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现实中看到的情况是相异的,如何把这种差距缩小?另外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还注意到,这种模型根本没有谈到歧视或者公正的问题。对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来说,这是社会非常重要的方面,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作为经济学家怎么能够忽视公正以及歧视呢?但是,社会的很多大学以及我们所学的模型并没有谈到社会的不公平和歧视,所以在当时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就决定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创建一个模型,用这个模型来了解这种不公正和歧视。    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是60年代在阿默斯上大学的,60年代美国有这样的现象,60年代晚期是越战,在60年代早期却是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在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读书的时候,他们被告知所有的人生来平等,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歧视以及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这种平等的权利被伤害了。这些教会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公民权利确实是有用的,对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来说也意味着变革是可能的,意味着认识到社会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对其加以改进。首先要找到如何进行改革,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热衷于全球化的一些讨论,因为这谈到了公平和公正的问题,还谈到了那种不正确的经济理念。有些人说世界本来就这样的嘛,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是坚决反对这一点的。虽然变化不会一蹴而就,但只要我们意识到这种不公平的存在,就可以尝试采用学术界的一些原理,说明为什么人们愿意这样做而不愿意那样做。所以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就写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为什么在90年代全球化没有让所有国家同时获益,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人们意识到全球化存在哪些问题,让人们意识到在社会范围内有哪些力量最终会改变全球的社会,从而实现一种对全球人都公正的秩序。  

从政生涯

    斯蒂格利茨从1993年雄心勃勃地进入政治圈,到2000年黯然退场,在七年时间内担任了两个机构内的四种职务。1993年到1995年,斯蒂格利茨成为克林顿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名顾问,1995年到1997年,他被擢升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年到2000年,他出任了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    在美国,没有哪一个群体对经济理论的排斥程度超过政治家。对政治家们来说,经济理论纯属空想,经济学家应该成为政府的吹鼓手,因此,当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担任要职,而且始终凭着自己的人格和素养固执己见时,他们的上司总是持怀疑、排斥、甚至拒绝的态度。例如,约翰逊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瑟。奥肯坚持认为,如果政府削减税收,同时又在越战和社会福利上花费过多,那么通货膨胀将会加剧。但是约翰逊政府对此不置可否,结果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现在这个受排斥的对象变成了斯蒂格利茨。虽然他也许是同代人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四年中,他的政策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不甘心的斯蒂格利茨并没有在卸任后选择退回斯坦福大学去当教授,而是接受了一个更引人瞩目的职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斯蒂格利茨选择进入世界银行的时机并不太好。1997年到1998年,世界上相继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在危机过程中,作为国际最终贷款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反映迟缓,对申请贷款的危机国提出了过于严苛的紧缩要求,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预防和救援方面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斯蒂格利茨所在的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责是为全球范围内的贫穷国家提供发展融资,与危机预防和解救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IMF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遭到猛烈批评,世界银行也难免受到一些株连。

谈论就业

  
  我不仅要谈美国的经济问题,同时还要谈中国的经济问题。首先我想谈谈美国经济的情况,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现在美国经济有一些严重的问题,它会造成全球性的影响。    美国的经济主要问题现在比较严重了,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史蒂芬·罗奇和我说过这样一个情况。2007年之前的情况,我们都说,美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是有错误的。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泡沫如果不提早消除,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大。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深层次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是在逐步展开,就像火车不断行驶过程中的节拍一样。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刚才我们提到了没有出现的影响,比如随着房地产价格不断升高,人们的收入不断下降,美国财政联邦的收入,包括税收都不断减少,可支出的预算也不断减少,这就给美国经济带来强烈的影响。在这点上有三个主要的因素,可能大家存在一些误解。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银行发出的信贷比较多,他们并没有对风险进行非常好的管理,次贷抵押贷款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明年我们预计会有220万美国人因为失去住房的抵押权而无家可归,这是一个最严重的情况。事实上,大概有1400万的美国家庭的住房贷款可能都会出现重新估值的情况,甚至他们会出现违约的情况。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管理风险的工具,但是实际上这些金融工具是增加风险,起到了恰恰相反的结果。有些人谈到收入透明度的问题,包括东亚收入透明度的问题,但是现在美国很多银行和金融机构,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的风险有多少,不知道其他的关联的银行透明度有多少,这就导致目前信贷紧缩的情况,因为存在不透明性这个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信贷紧缩带来信贷减少,会使经济下滑变得更加严重,同时美国的问题也会带来全球性的问题。在政府方面,可能有一些比较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让美国消费上出现繁荣,储蓄量达到零,房屋市场却出现很大的泡沫,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有些人在不断存钱,有些人却一点也不进行储蓄,进行大量的借贷,包括住房贷款抵押,但是一旦出现无法支付的情况,整个泡沫就会连锁破灭。    如果美国的储蓄率不断地上涨,上涨到4%到6%,就会对美国的整体需求产生影响,会使它的经济增长产生放缓。就算出现复苏也会是一个非常弱的复苏。现在我们经历着美国,也是西方国家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济结构需要调整,一旦出现通胀压力,美联储往往会采取比较过于严厉的措施,可能会对经济刹车刹得太重了,但对于整个经济的调整或者结构性的问题仍然没有真正解决。    事实上,我们知道在1991年也出现了这样经济下滑的局面。那时,整个金融市场边缘的部分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当时也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是整个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是全球经济的核心。所以金融体系不仅仅是一个部门,它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不断向前进的核心,我们不应该把它分离来看,所以整个次贷的问题,或者整个危机的影响。    如何寻找这样一个救援计划呢?一方面我们不相信美国政府拥有美国金融机构的股份,有些人认为,相反是国外的企业在美国银行当中或者国外政府在美国银行当中占有更大的股份,这就带来一个影响。就需要一个非常长时间的恢复和复苏的过程。我们政策选择有什么呢?非常有限。也就是一方面,可能货币政策最多也只能更多的如何避免这个灾难,而不是如何进一步刺激经济,美国的货币政策还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带来不必要的道德风险,存在着长期的道德风险的问题。如果现在你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誉进行大量保全,肯定会带来长期道德风险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大量的政策资金注入,进行救援,但是同时不可避免地看到还将会有几百万人最终回无家可归。像其他的国家,包括中国有两个这样的机制,在上世纪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现在在WTO多边框架之下,我们不能进行多边措施,但是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让自己的货币贬值的措施。实际上我认为,货币方面的政策会让问题变得更加长期,但是可能会让其他国家也来分担一下这个问题解决当中的一些工作。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现在刚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美国银行系统存在过量地流动性,包括在欧洲的一些银行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美国的这些银行现在不愿意向处于经济困难的家庭继续发放信贷,这是一个问题。银行手中的信用会流入国际金融市场,包括流入中国资本市场,这可能就会给中国增加通胀的压力。这样对中国的经济调控也会增加难度。    今年我们遇到的情形很不寻常,全世界的通胀来源,包括全球的基本产品,包括食品和原油价格不断上涨,就像之前发言者说到的那样,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应该怎么做呢?面对全球不断增长的原油和食品的价格,一般情况下,一些传统的降低通胀的方法都会带来大量的失业,也就是解决方案会更加糟糕。那些国家在现在的情况之下解决起来会有更大的难度,如果他们保持他们现在通胀的目标的话。他们现在采取了措施,不会特别影响通胀的继续增长,同时却会带来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对于中国来说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继续过去几年所讨论的重组的问题,更多的依靠内需,依靠国内的消费,而不是出口来推动增长。尤其是对资源密集型的“两高一资”的出口,转向其他类型的出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仍然要关注比如创造就业的问题。因为每年在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大军,因此在制定相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流动性,如果把它从出现泡沫的地方拿出来之后,把他们注入到哪些领域,能创造更大可能的就业呢,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这当中不仅有货币的政策,还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同时还有对资本所得税收方面的考虑和讨论。    最后,大家也谈到金融体系的改革,有很多都是来自于西方的银行方面的见地。我想他们在管理风险方面的信誉已经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目前出现了这些危机。因此,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国来说,和其他西方国家有机会进行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金融体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金融体系的过程当中,如何去避免现在这个问题重复发生。我想,我们全球金融机构需要进行一个共同的讨论,建立一个比较统一的全球性的金融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