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马斯金

埃里克·马斯金
埃里克·马斯金
  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1950年12月12日-),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美国纽约。曾任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Maskin教授曾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1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任教8年。也是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2004年受邀担任武汉大学名誉教授。埃里克·马斯金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埃里克·马斯金在现代经济学最为基础的领域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激励理论与信息理论以及机制设计,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一流经济学精英。埃里克·马斯金博士以其深邃的理论贡献,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经济学高级研究人才培养的突出贡献,被誉当今国际经济学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大师。    埃里克·马斯金作为对策论领域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它代表了经济学理论形而上的价值取向。1977年,马斯金完成论文“纳什均衡和福利最优化”,但该文时隔22年后于1999年才正式发表,并成为机制设计理论的里程碑。在该文中,埃里克·马斯金提出并证实了纳什均衡实施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他在证实充分条件时所构造的对策被称为“马斯金对策”,广为流传。    2007年,埃里克·马斯金与里奥尼德·赫维克兹罗杰·梅尔森因“机制设计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教育背景

  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85至2000年任哈佛大学教授;
  2003年出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
  现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社会研究学院讲座教授;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部主任。  

所获荣誉

  2007年因“奠定了机制设计理论的基础”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研究领域

   
  目前他主要的研究课题包括动态博弈理论和博弈联盟的形成理论、不同投票体系及选举制度之间的比较、收入不平等的起因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利弊等。此外,他的研究领域还包括软件专利。他认为软件是一种创新趋势连续性市场,软件开发者的工作要以前一个版本为基础。在这样一个市场上专利就如一堵墙,抑制创新而非刺激创新。

谈论中国经济

    埃里克·马斯金研究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增长,但其副作用也显而易见——收入差距显著拉大,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远远快于农村居民收入。未来中国需注意在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将其融入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成果赋予到更多的人口与地区。    他认为,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从过去模仿别人到自我创新的挑战。    埃里克·马斯金说:“中国的经济一开始可能会复制别人,复制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利用他们的成果快速迎头赶上,但是未来30年中国需要更多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成为全球的领头羊。这对中国也是一个挑战。”    他还说,中国将来发展面临能源挑战,这也是全球共同的挑战。中国要更多地开发出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输出。    埃里克·马斯金表示,任何经济形式在发展初期,会选择最简单的方式迎头赶上,所以速度较快,后期随着经济基数越来越大,发展的潜力会越来越小。与前30年取得的辉煌成果相比,中国未来不仅身处更具竞争力的国际环境,更要直面经济发展基数较大、发展空间较小的现实。    马斯金所参与创立和发展的“机制设计理论”,是“同时代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核心所在”。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这一理论“通过个人动机和私人信息,很大程度地扩展了我们对于最佳配置机制的理解”,“使我们得以辨别令市场运转良好或相反的各种情况,帮助经济学家、政府以及企业确定有效的交易机制、管理方案和投票程序,从而超越了亚当·斯密的纯市场理论”。    用最简单的话来讲,马斯金的“机制设计理论”旨在设计一个能够自我均衡的体制,在信息公开、监管参与的前提下达到效率与福利的最优化状态。这一理论充分吸收了纳什(诺贝尔数学奖获得者)“博弈理论”的经济学对策,突破了亚当·斯密式的“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竞争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学术偏执,同时也修正了计划经济以及传统机制设计理论寄希望于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央设计者”的认知谬见。 

谈论金融危机 

  
  马斯金认为,非理性、恐慌情绪、贪婪、职业道德缺失、宏观经济因素、金融衍生工具缺乏透明度、银行高薪以及银行“大而不倒”等都不是本轮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金融市场巨大的外部性才是罪魁祸首。这是由信用市场的特点决定的。    马斯金指出,信用市场与一般商品市场相比,其特点是与其他市场紧密关联;信用市场小的波动往往被放大,给无辜的第三方造成“外部性”;同时信用市场又缺少自我纠错的能力,因此银行业的局部问题往往被放大或者传递成为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大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因此,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政府的干预。    一般来说政府有两种手段来干预信用市场,其一是通过政府注入资金等防止危机扩散的事后介入手段;其二是通过约束银行行为的事前防范。但是,前者可能导致银行有恃无恐,形成预期,产生新的危机。马斯金强调,政府的预先监管至关重要,他认为一个合理设计的监管体系与政府救助计划,可以预防金融危机的出现,并在危机后解决问题。    在监管方面,马斯金认为有必要规定贷款的最低标准、限制银行的杠杆比例、上调资本充足率等,还包括限制可以为银行转移风险的衍生产品的交易;控制银行高管薪酬,除对业绩突出的高管发放奖金外,对经营失误的高管应要求其返还奖金;限制银行的规模,多发展小银行以分散风险。    马斯金总结道,诱导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机制很难从根本上完全消除,政府的监管或者救助并不能彻底防止金融危机的重演,但是可以控制危机的破坏范围和程度。

接受记者采访  

  
  第一财经日报:你能谈谈本次危机与以往危机的不同之处吗?    马斯金:当前危机的发生与此前的危机相比,根源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但是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危机波及范围扩大。21世纪发生的金融危机与20世纪和19世纪发生的危机,最大的不同,就是全球化的影响,一个地区发生的危机,很容易蔓延到全球范围内。    而我想,还有一个不同点,使危机能传导到危机发源地之外的地区机理也发生了变化,就是金融衍生品的存在。此前我们还没有这么庞大的衍生品市场。衍生品市场确实有很多好处,例如他们可以把风险分散给很多人去承担,但同时,它的危险就是,某个地区的风险,会演变成全球的风险。衍生品并不是危机的根源,但是却能成倍地放大危机的影响。    日报:危机之后,出台了很多的监管,如巴塞尔协议Ⅲ等一些法案,你认为这些法案的出台都是正确的吗?到底要监管到什么程度?    马斯金:无论是巴塞尔协议Ⅲ,还是一些新的金融监管法案,都对美国银行的资本提出了更多更严格的要求,这么做是正确的方向。不过也有一些监管法案我并不赞成,但是对于银行资本问题的这类监管,我觉得还是很可行的。有意思的是,如果将加拿大的银行与美国银行作比较,你会发现,加拿大和美国是邻国,文化相似,很多市场都有很多共同点,但是他们的银行体系却非常的不同。与美国银行业相比,加拿大银行的监管程度非常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活动很密切,但是,在金融危机中,加拿大的银行并未出现倒闭,他们金融体系的运作情况一直很不错,商业企业鲜有借不到钱的现象。而在美国,信贷状况低迷了很久,现在还没回到正常水平。这么一比较,就清晰地告诉我们,像加拿大这样的监管,是有效的,而且实际运作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日报:美国国会在去年通过的新监管规定依然存在着很多争论,“多德—弗兰克”法案算是大萧条以来最为严格的金融监管法案。但是,包括JP摩根CEO在内的一些银行家对此给予抨击,认为对银行监管过度,甚至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你认为呢?    马斯金:我不认为“多德—弗兰克”中对银行的监管会阻碍美国经济的增长,对于银行的监管我是很支持的。也许光从监管入手并不足够,但是这么做是正确之选。并非所有的监管都正确,但是“多德—弗兰克”中对银行的监管,是适宜的。现在危机发生的频率很快,我认为原因也是因为监管不够。    日报:全球金融化推进速度很快,连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都说,金融市场发展到如此,不仅不受实体经济影响,还反而成为影响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未来金融体系的作用会如何?    马斯金:金融市场确实在影响着实体经济,因为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信贷。但实体经济也在影响着金融市场。比如说,如果经济出现萧条,即便萧条不是因为金融体系的原因而产生的,也会影响到金融市场。因为公司的利润不如从前,所以它们的股价就下跌了。所以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是相互影响的。要问我金融市场未来的作用该如何,我认为,现在这种模式已经建立了,未来,金融一体化会越来越明显,这一趋势会继续。我预计,那些金融体系发展并不充分的国家,会引进更多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等。当然,这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好处,但是,一旦发生危机,同样也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现在危机的影响都是全球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