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

中国古牌坊
中国古牌坊
  牌楼是牌坊的俗称,古代叫“绰楔”。正史及志书中均作牌坊或简称坊而无牌楼字样。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也有一些宫观寺庙以牌坊作为山门的,还有的是用来标明地名的。为门洞式纪念性建筑物,宣扬封建礼教,标榜功德。牌坊也是祠堂的附属建筑物,昭示家族先人的高尚美德和丰功伟绩,兼有祭祖的功能。牌坊最早见于周朝,最初用于旌表节孝的纪念物,后来在园林、寺观、宫苑、陵墓和街道均有建造。在封建社会牌坊是崇高荣誉的象征。树牌坊是彰德行,沐皇恩,流芳百世之举,是人们一生的最高追求。
  牌楼是一种有柱子像门形的建筑物,一般比较高大。旧时多见于路口或要道,以为装饰。牌楼有木牌楼、石牌楼、琉璃牌楼、木石混合、木砖混合几种。现在一些大的庆祝活动中,也有用竹、木等扎彩搭成的临时牌楼。

简介

  牌坊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性标识之一。牌坊由起源到鼎盛,经历了由衡门-坊门-乌头门(棂星门)[冲天牌坊屋宇式牌楼]冲天牌楼,及由两柱单间-多柱多间-多柱多间多楼这样漫长曲折的演变发展过程。牌坊并非仅有 、所说的表彰、纪念、宣扬和标榜功能,而是具有旌表褒奖、道德教化、空间分界、情感承载、纪念追思、炫耀标榜、理念体现、风俗展示、装饰美化、标识引导等十大功能。
  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也有一些宫观寺庙以牌坊作为山门的,还有的是用来标明地名的。它不同于民居--民居是住人的;也不同于祠庙--祠庙是供神的;它是一种门洞式的、纪念性的独特的建筑物。牌坊是由棂星门衍变而来的。棂星原作灵星,灵星即天田星。汉高祖规定:祭天天先祭灵星。到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筑郊台(祭祀天地的建筑)外垣,设置灵星门。后移置于孔庙,用祭天的礼仪来尊重孔子。后来人们认为汉代祭祀灵星,是为了祈求丰年,与孔庙无关。又见改灵星为棂星。牌坊滥觞于汉阙,成熟于唐、宋,至明、清登峰造极,并从实用衍化为一种纪念碑式的建筑,被极广泛地用于旌表功德标榜荣耀,不仅置于郊坛、孔庙,以及用于宫殿、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和园林前和主要街道的起点、交叉口、桥梁等处,景观性也很强,起到点题、框景、借景等效果。于是灵星门不仅一变成为棂星门,而且再变为牌坊。牌坊就其建造意图来说,可分为三类:一类为标志坊;二类为功德坊;三类是标志科举成就的。或者又可分为:表彰宦绩政声,旌表孝子义士,旌表节妇烈女,作为里、院、墓道的门房等。
旌表牌坊
           旌表牌坊
  牌楼,为门洞式纪念性建筑物,宣扬封建礼教,标榜功德。牌坊也是祠堂的附属建筑物,昭示家族先人的高尚美德和丰功伟绩,兼有祭祖的功能。牌坊不仅具有标志和旌表作用,还是构成建筑空间,加强公共建筑群体序列和轴线作用的建筑处理手段,由于牌坊本身能使视线穿透,所以用它来围合的空间较之中国建筑习用的用围墙和建筑来围合的封闭的庭院来得通透、开朗和活泼,所以自从有了牌坊这种建筑类型后,在学宫庙宇等前面,往往都用牌坊来组成一个学前庙前广场。中国建筑十分重视空间序列,往往用中轴线将一幢幢建筑和一个个庭院串连起来,使人在沿着轴线绕过一幢幢建筑后,体会到建筑群体的恢宏,但这种在头脑中形成的虚轴线往往不易体会,所以一般人只有登上景山才能体会到从正阳门经故宫、景山直到地安门钟鼓楼这条轴线的宏伟气势。
  牌坊就其建造意图来说,可分为四类:一是功德牌坊,为某人记功记德。如山东省桓台县新城镇“四世宫保”牌坊,是明朝万历皇帝为当时新城人兵部尚书王象乾所建。王象乾文韬武略,威震九边,加功晋爵太子太保,追赠曾祖、祖父、父亲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之衔,故额题“四世宫保”。二是贞洁道德牌坊,多表彰节妇烈女,在安徽歙县有许多这类牌坊。云南楚雄黑井镇有一座节孝总坊,是清朝末年由慈禧太后下令建造的,表彰本地的节烈妇女。三类是标志科举成就的,多为家族牌坊,为光宗耀祖之用。四类为标志坊,多立于村镇入口与街上,作为空间段落的分隔之用。
  牌坊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在近代,她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漂洋过海,在世界不少城市均有修建牌坊之举。

牌坊与里坊制

  牌坊是作为聚居基本单位的里或坊的大门演变而来;里是坊的前身。里坊制是周朝以来中国统治者一直沿用的一种编民制度。是赋税、力役、兵丁之源,其发生、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都有密切的关系。《汉书·食货志》对里的组织和教育作用有清楚的的说明:“殷周之盛,诗书之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在野曰庐,在邑曰里(师古曰:庐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于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视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于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师古曰:门侧之堂曰塾,坐于门侧者,督促劝之,知其早宴防怠惰也),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里是一种用围墙封闭起来的基本聚居单位,由里胥掌管里门。里门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其适应于管理的使用功能,里门还担负着彰善瘅恶的教化作用。即所谓旌门之制。
梅溪牌坊
               梅溪牌坊

·旌门之制的起源

  旌门之制起源于周朝,在《尚书·毕命》中就有记载:“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旌别淑匿,表厥宅里,彰善瘅恶”。这是说周灭殷后,将殷民迁至成周,经过了三代,康王认为其中不少人已改造成了顺民,故让毕公将他们区分出来,住到不同的里中,不使其受顽民的影响,在这种“善者”聚居的里门外,树旌旗作为标志。当时是以旌旗来区分贵贱等级的:天子为日月旗、诸侯交龙旗、孤卿红旗、士大夫白边红旗、师都熊虎旗、州里鸟隼旗、县鄙龟蛇旗。志书上没有说明给这些善者之里树何种旗,但总有旌表之意。此后逐渐形成一种旌门制度,不过并未沿用树旗这种办法,而是改用文字来表旌美之意。如燕昭王四年(公元前308年)表甘需之墟为明真里,即将其里门上的匾牌刻上“明真”二字。从此,里门就有了门第高低的标志作用,后来牌坊的旌表功能实滥觞于此。

·改里为坊

  改里为坊是北魏以后的事。《魏书·世宗本纪》有“景明二年(501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的记载,说明此时已改称坊;但到隋开皇(581-600年)中,京都诸坊又改称里;再至唐武德七年(624年),又下令将邑中之里改称为坊。名称改来改去,作为聚居基本单位的内容并没有改变,只是反映了当时世多战乱,户口流失,或假磨慕沙门、或阴附豪强以逃避调役所以统治者要对其重组以加强管理,在改朝换代时换一换名称。这样改的次数多了,里、坊经常混用或干脆称为里坊。

·坊与防

  《洛阳伽蓝记》成书在北魏世宗改里为坊后数十年,但该书仍称里:“京师……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且在书中特别说明:“归正里,民间称为吴人坊”。“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坊就是防的意思,狮子、老虎、异族和经常为争夺王位而大动干戈的王子们,在老百姓看来都是需要防的,但当权者更要防的是还老百姓,里改称坊,更能体现建立这种编民制的本意。从宋人吕大防(1027-1097)主持复原的长安图碑残片中,可以看到光宅、翊善、长乐三坊,在图中就是用围墙和坊门来表示“坊”这个基本的聚居区的概念的。这些坊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日出开门,日落时敲街鼓60下后即关闭坊门,一般的老百姓和官员均不许直接向坊外开门,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官可以享受直接向坊外开门的待遇。所以对坊的管理作用着重体现在对坊门的管理上;而对坊内老百姓的教化作用,也体现在按教化之意来取坊名,将刻有坊名的匾牌悬挂于坊门上让老百姓进进出出均受到教化的作用。这些坊名往往是在规划时就决定了的。

·里坊制与坊巷制

  坊门演变成牌坊,是唐以后的事。由于商业与手工业日益发展,城市人口密集,城市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宵禁制度已不适应城市生活的需要,随着宵禁制度的取消,坊墙及坊门均失去了原有的使用功能,封闭的里坊制遂过渡为开放的坊巷制;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迁,离开了一马平川的黄河流域(产生棋盘格式里坊制的地理环境),到了水网纵横的江南,也是促成里坊制向坊巷制转变的一个原因。坊巷制即仍保持坊的编民制的行政组织,但民宅均沿街巷布置,直接向街巷开门,在街头、巷口树一个类似坊门但无门扇的标志,其上悬挂坊名的匾牌--牌坊从此产生。

牌坊--坊巷的门牌

石牌坊
            石牌坊
  自从改为坊巷制以后,坊的围墙取消了,坊,仅仅是一种行政区划,能够体现坊的只有坊的标志牌坊而已,牌坊与坊似乎已成为一体,所以干脆把牌坊称作坊,我们在看史料时首先要辨明这“坊”是聚居区还是牌坊。例如浙江《镇海县志》载:嘉定八年(1215),代理知县戴栩“始立门牌,各以坊市旧事”建了通利坊、永安坊、景福坊、荣贵坊、淑孝坊、富德坊、亨济坊、柔远坊、栖凤坊、孝行坊、和丰坊、保定坊、善庆坊、上安坊、清宴坊、洪化坊、仙桂坊、神秀坊、宝山坊;从该县志的附图--宝庆县治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9个坊均是按编民的老规矩建立的行政区划的名称,是坊巷制而不是里坊制,其中有通利坊等等4个坊用牌坊作为标志,还有五个坊未设牌坊,仅是地域的位置,从图2看来,这五个坊均位于城市的边缘。图中还有引铺、西ke(石旁加可)、利涉道三座牌坊,从坊名上看与其他作为坊名的牌坊不同,未加坊字,这三座坊是作为道口、水闸等的标志物,可见,此时的牌坊已作为一种独立的标志建筑而扩大了其使用范围了。

牌坊--商业的标志

棠越牌坊群
          棠越牌坊群
  牌坊作为坊门的演变物,自然也保存了坊门的旌表功能,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明清两代旌表成为牌坊的主要功能,所以有人把牌坊称为中国所特有的个人纪念碑。明朝的牌坊,以科举(状元进士……)和高官(尚书、御史……)牌坊为多;(安徽歙县1584年示建的明代大学士许国石坊)清朝则以贞节孝义牌坊为多(四川的一座节孝坊)。据《吴县(今苏州)志》载,明时吴县境中共有牌坊123座,其中科举高官的占99座;清时牌坊113座,其中节孝坊有力7座。再如前面提到的镇海县,明时50座牌坊中,高官、科举的占34座;清时49座牌坊中除孝子、乐善好施两座牌坊外,其余47座全被贞女节妇占去了。每一座贞节牌坊,都记载着一段悲惨的反人性的历史,对妇女压迫的程度与贞节牌坊的数量是成正比的。明清两代“个人纪念碑”泛滥,可能与旌表政策放宽有关。据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旌门法式中所述:“旌门之式,旧最繁重……皆官为建造也,今制应旌表者官给银三十两,听其家自建。”由于官府所费不多,自然可以放宽审批,于是中了科举和做了大官的人,自有巴结者张罗,为其树坊,而家族人等,也愿抬出个把孝子节妇以为门第增光,一时竟纷纷立坊,成为时尚。也有对这种立坊之事不以为然者,如范正平不愿接受地方官为他家树立“忠直牌坊”,他说:“于通途广陌中为往来之观,以耸动庸俗,不可也。”总之,这种“个人纪念碑”往往几代人后即无人照管而自然损坏了;象安徽歙县棠越村的七座贞节石牌坊那样完好地保存下来是很难得的,木牌坊毁于战火自不必说,即使是石牌坊有时也难逃厄运,如《灵宝县志》光绪二年(1876)刊本就有这样的记载:“旧有牌坊八十座,因流寇陷城,欲于潼关筑坚城,利用牌坊之石巨而近,遂拆运以去仅余三耳。”又如兴城县城内大街上有两座为守边大将树的石牌坊,其中一座在文革中被拆毁了。

著名牌坊

  棠樾牌坊群    刺史牌坊    大三巴牌坊    厚源贞洁牌坊    梅溪牌坊    萧大亨墓地牌坊群    七星岩牌坊    燕喜牌坊    隆昌牌坊群    佛山古牌坊(1)    佛山古牌坊(2)    佛山古牌坊(3)    龙坑镇石牌坊    漳州明清牌坊    徽州牌坊    桓台“四世宫保”牌坊    漳州的牌坊    升平人瑞牌坊    节孝牌坊    曹墩衷氏牌坊    大三巴牌坊    扬州牌坊    单县牌坊    泉州牌坊    宁波古牌坊    广州西关逢源街12牌坊    兵宪牌坊    庙口牌坊    旌表牌坊    清镇古牌坊    任市陶牌坊    南津关的三道牌坊    燕喜牌坊    大埔茶阳镇“父子进士”石牌坊

徽州牌坊

  徽州民居的白墙灰瓦,徽州祠堂的底蕴厚重,徽州牌坊的宏大精美,被称为“徽州三绝”,已经成了今天徽州人的三大宝贵遗产。看了徽州牌坊的人都说:“徽州三绝,牌坊为最。”
徽州牌坊
徽州牌坊
  古徽州的牌坊很多,一座座牌坊,用徽州山里特有的花岗岩和青岗岩,精雕细琢堆砌而成。有的孤孤零零,突兀地架在村口街旁路边,有的相拥成群,在山野里耸立,一路比肩而去。树牌坊,在古代是“旌表德行,承沐后恩,流芳百世”之举,也是古人一生的追求。
  徽州的牌坊就其建造意图来说,大致可分为三类:标志坊、功德坊、科举成就坊,多为标记功德、表彰贞洁、记录科举成就以光宗耀祖,晓谕后人而建立。据资料记载,从唐朝一直到清末,徽州这块土地上一直都是在建牌坊。据统计,前前后后达到四百多座。
  即使经历了太平天国、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至今保存尚为完整的牌坊有一百零四座。堪称“中国牌坊大观园”。经过岁月的侵蚀,牌坊大都已是斑驳陆离,而每一座牌坊下埋藏着的故事,历经了千百年的风风雨雨,却依然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和情思。
  歙县的许国牌坊和棠樾牌坊群可谓是徽州牌坊的代表作。

潮州牌坊街

潮州牌坊街
潮州牌坊街
  潮州古牌坊类型多种,有府治县治、府学县庠、忠孝节义、功德、科举、赐封、记胜等等,或表明街道、集市名称的牌楼。据初步查考统计,潮州古牌坊共有152座。仅昔日长不不足二里的繁华太平路,47座牌坊依次毗鳞。几乎是每巷一亭,百步一坊,为全国绝无仅有的石坊林、牌坊街。
  昔日潮人视“桥顶吃炒面,大街看亭字”为赏心乐事之一,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潮人心目中,石牌坊与湘子桥是铢两悉称。为推动“文化潮州”的建设,提升名城的文化品位,潮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太平路重新修复古牌坊中之22座的工程,以原址、原貌、原工艺为基本原则,力求恢复古牌坊的真实历史面貌和艺术特色。
  昔南宋潮州知州常祎尝说:“利众者易兴,谋众者易成”.值此昌明盛世,在社会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古牌坊必将与广济桥一起重焕光彩,再展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