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

喻国明
       喻国明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新闻学论集》主编。1957年9月生于上海市。1979年-1989年就学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3年获得学士学位,1986年获硕士学位,1989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1991年任讲师、1991年-1996年任副教授、1996年任教授。作为传媒理论界的标杆人物,喻国明曾经为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京华时报等几十家媒体进行了调查、策划,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传播学理论、新闻体制改革和新闻传播效果理论、中国民意测验的理论与方法,他比较持续地坚持了以实证研究为特色的学术风格,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和创新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资料。 喻国明还是唯一一位被邀请参加博鳌论坛和财富论坛的中国传播学者。

教育经历

  从小聪颖过人的喻国明学习成绩极佳,六岁时就曾创下象棋杀遍邻居大人而鲜有敌手的记录。带着时代烙下的印痕,他在中学时站过柜台,开过手扶拖拉机,高中毕业还到东北当了三年通讯兵。1979年,距离高考近三个月,满腮胡须一脸沧桑的喻国明出现在母校的高三年级插班备考,校长对大家介绍说:“你们现在不认识他,过半个月就认识他了!”果然,半个月后在海淀区的模拟考试中,喻国明的各科总分竟比原班级的第一名高出115分,让所有人都不得不重新认识了他。高考时,除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外,他根本没有填报第二志愿,并且如愿以偿地以北京市文科前五名的优异成绩开始了自己的梦想之旅。

新闻学术研究

  喻国明说自己走上新闻传播学研究这条道路其实也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喻国明说自己是个比较入世的人,早年报考人大新闻
喻国明侃侃而谈
     喻国明侃侃而谈
学院,因为那时特别喜欢一句话:“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希望能够以笔为刀,到新闻一线去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如果沿着那条路走下去,可能是另外一番人生风景了。因为当初觉得自己的定力和透析力还不够,要想写出鞭辟入里的文章,还需要在理论素养上继续加强,就决定进一步攻读硕士,从此跟理论研究结下了缘分。后来“一不留神”留校当了老师,跟早年的理想有了些出入,不过倒也乐在其中,因为这样就可以“入世但却不下楼”,像诸葛亮在《空城计》中唱到的那样“我站在城楼上观山景”。少了一些操作实务的羁绊,便有了相对更多的思想自由空间,在学术研究上可以不断去拓展,有一些不愿去说、去做的东西,也不必去勉强自己。他也喜欢在课堂上跟学生智力博弈的快感,年轻学生思想活跃,总能够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也逼迫自己不断去吸收更多新的东西,保持住学术研究上的年轻心态。

社会兼职

  喻国明同时也是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艺委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华中科技大学郑州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或客座研究员;教育部出国留学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专家评审组成员。

荣誉奖项

  喻国明曾经两度获得中国新闻奖学术论文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等奖励,是北京市“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的入选者,2000年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  在2006年3月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传媒创新年会”上,喻国明作为学界的唯一人选,被评为“2005年度十大创新传媒人物”。

研究方向

  喻国明说:“作为一个研究者,无视时代发展在本领域设定的关键问题、瓶颈问题,是勇气和责任感缺失的表现。新闻传播是一个敏感的,然而又快速变革的领域,新闻行业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新的瓶颈问题,我的研究方向一直是跟新闻传播领域在不同时期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的。”
传媒界的标杆喻国明
  传媒界的标杆喻国明
  早在八十年代中,他所提出的关于“传—受互动方格”理论、新闻体制选择的多维性理论以及他对中国新闻改革现实动因和未来走向的分析,等等,都是极富建树的理论创新成果,其中不少概念已经成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基本“话语”而被收录到有关学术辞典和专业工具书中。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喻国明的研究进一步转入将学术前沿的理论与现实的传播实践接轨的方向上来。他一方面广泛吸取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做了大量把握中国传播实际的极有认识和操作参考价值的调查研究项目,有针对性提出了“必读(视、听)性”的概念;引进了报纸不但是“新闻纸”而且也应该成为“有用纸”的概念;提出了传播产业是一种“影响力经济”的概念;等等,这些都已经或者正在成为指导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1986年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他已主持进行了140余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广泛社会影响的舆论领域和新闻传播领域的调查研究项目,并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京华时报》、《南方周末》、《中国经营报》、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深圳商报》、《长江日报》等媒体有许多成功的市场定位和竞争策略方面的调查研究和策划合作,被誉为“媒介军师”。  总体上讲,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是务“虚”性质的宏观研究,是研究“主义”的--即宏观政策性的,90年代更务“实”一些,即微观操作性的。80年代的研究都是一些宏观问题,像新闻体制问题、新闻传播效果问题等,这期间实际上是充当了决策的智囊团的角色。但90年代他们研究更多的是媒介的微观操作问题,比如媒介市场有哪些机会,怎么样在竞争中把握住这些市场机会,应该往哪些方面发展,也就是说他们后来更多是作为一种实践的推动者、媒介的思想库。  纵观喻国明的研究脉络,则几乎涵盖了新时期新闻改革的所有热点、焦点领域。从本科、硕士阶段对新闻学本体问题的探索,到博士阶段钟情于实证研究与民意调查,对宏观新闻体制的改革做出了一系列研究,20世纪90年代转入微观领域的传媒经营研究,再到新千年以来对于传媒资本运作、规则再造和传媒公信力、社会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热切关注,开放性与变动性几乎是他研究中唯一不变的特征,而对民生的关注,对民主的推动则是这一切现象背后不变的价值底牌。

研究风格

  喻国明把自己的研究风格归结为研究的开放性。对于各个学科领域的新发展,他都愿意去了解一些,当然,太泛的话有时会失之肤浅,但大方向上的把握是没错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整体生存哲学面临变革的时代,各个学科的学术范式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创新是咱们这个时代的根本特征,也是推动时代前进的根本动力,而创新经常就是发生在不同学科交叉的地方。“水本无华,相荡乃生涟漪;石本无火,相击乃生灵光”,喻国明认为很多时候,其他学科的视角能给自己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灵感。
侃侃而谈的喻国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
  从喻国明的文章风格来看,早期的体系非常严密,逻辑性、学理性都很强,最近几年的文章越来越朝着通俗、生动的方向转化,而且他很喜欢用生活中的比喻来说明问题。风格上的转变跟他的思维逻辑的转变有关。  在早期的研究中,喻国明很注重思维逻辑性的训练。他曾经是一个能把特简单的东西弄得特复杂的研究者,有老师曾经半开玩笑地说:“一个问题你不说我还明白点,你一说我反而就不明白了”。后来他的导师甘惜分教授跟他说:“你善于从别人不经思考的地方发现问题,这很可贵,但你是搞新闻传播学的,如果你的文章玄得让人看不懂,你的思想观点怎样才能传播出去,让人们接受?”这句话对他触动很大。  喻国明说,做学问大致有两种境界,一种是使简单问题复杂化,这体现了研究者的提问意识,这是很可贵的。因为一个好问题有时候会推动整个研究思路的进展。第二种是把复杂问题用浅显的语言表述出来,这是研究者回答问题的功夫。读硕士以前他只是达到了第一个境界,但由于自己并没有达到高屋建瓴、洞若观火的境地,只好在有关的研究中屏蔽掉复杂问题的各种变量,只选择有限的变量加以看似丝丝入扣的探讨,行文也是以非常学术化的语言作为依托。后来,当他选择以实证方式切入活生生的现实之后,更多的变量进入了研究视野,观察问题的方式和角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上理论储备的不断丰厚,他的写作风格逐渐实现了深入浅出,追求通透的转变。在每一个学科领域都存在着一些属于“圈子文化”的“方言”,也就是说,属于这个专门领域的特定话语和表述方式。学术研究成果要想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要想真正实现它的社会价值,就必须把这种“方言”转译成你的目标听众能够听懂的“普通话”。喻国明个人比较欣赏那种“经世致用”的学术关怀精神,做学问不是为了孤芳自赏或者自娱自乐,必须考虑自己的成果要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更好地作用和服务于社会,这样,语言风格上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研究成果

  如果说喻国明这二十年做了些什么的话,应该说是持续地坚持了以实证研究为特色的学术风格,迄今已经完成了140余项调查研究项目,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和创新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材料。在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传受互动方格”理论、新闻体制的多维选择理论,关于必读性、可读性、选读性内容划分的理论,以及提出“传媒特区”的概念和较早引进了“报纸不但应该成为新闻纸,也应该是有用纸”的理念,较早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传媒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影响力经济的理论等。另外为几十家媒体进行了调查、策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喻国明在做学术演讲
  喻国明在做学术演讲
  但是喻国明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既满意又不满意。满意的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社会调查、宏观新闻体制研究到90年代的媒介市场定位调查,基本上都是围绕我国新闻业当期的热点或困境而进行的,在这些研究中都注入了大量的心血与思考,也提出了一些属于自己的看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走在同时代研究的前沿并且作用于实践。在这一点上,他是无负于自己的学术价值观的。能在这样一个社会影响力相对较大的领域,见证和参与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为它的发展作一些奠基性的东西,这是他作为一名研究者的幸运。  对于自己的研究,喻国明是用全部的情感和精力包括生命来做的。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观点,一个在生活面前不动感情、写文章不倾注自己心血的人,只能成为文字匠,而不能成为一个有思想、有自觉追求的人。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在文章里尽可能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如果别人已经把真理表述得很通透了,就不必再去重复别人的话。自己要说的话应该是有自己的思考,有它的独立价值的。喻国明觉得他的每一篇东西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同于其它研究者的东西的,这是他对自己满意的原因所在。  不满意的是,时代的发展不断就有在传媒领域为我们提出新的命题,作为一名研究者,面对现实的巨大渴求,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虽然焦灼感和责任感不停督促他去做更多一点的东西,但到底无法超越上天给予的那一点可怜的“生命预算约束”。

人生遗憾

  喻国明认为最大的遗憾就是前面所说的,上天给予的“生命预算约束”--时间上的,精力上的,机会选择上的。如果能够重新来过,或许他会选择一种不同的治学道路,做一个躲在象牙塔中的纯粹研究者。真正大智慧是在一种沉静寂寞的环境中产生的,在层面
喻国明参加中国传媒论坛
喻国明参加中国传媒论坛
的生活中难以产生深刻的思考。他现在做的研究,有一些是学术性的,而有一些只是操作层面的研究,繁忙的现实工作缺少系统性梳理的时间。  学问历来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之分,“形而上”的学问是以学术逻辑为本位的,关注的是学术本身的范式和进展;“形而下”的学问则是以社会操作为本位的,关注的是社会的现实问题和操作问题,是一种描述、解释和控制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学问。一个优秀的“形而上”的研究成果能让人青史留名;但是一个好的“形而下”的研究成果却常常像空气、雨露和阳光那样,滋润社会于一时,但很容易变成时间隧道中的易碎品,事过境迁即成明日黄花。  “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总得在两种学术路径之间做出一种选择:是追求“永生”,还是甘愿‘速朽’?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巨变的大时代,我们很难选择置身事外,‘躲进小楼成一统’,去皓首穷经。我尊重别人的学术路径选择,在我自己来说,更信奉一种“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现实的推动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吧?个人的学术生涯难免有所牺牲了。这也可以说是我的遗憾之处吧。”喻国明这样说道。

喻国明眼中的好新闻

  “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荣誉在于深刻地关注和记录社会上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正是基于这种关注和记录,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成果才能有效地融入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力量潮流中去。显然,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好新闻永远是和时代发展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的。汤因比曾经说过:“一部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人类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挑战而不断应战的历史。”因此,真实地记录这种“挑战—应战”的社会状态,揭示这一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单子,深刻地反映人类应对挑战的智慧及其成果,便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好新闻的基本内涵和目标所指。  我想说的是,造就一篇好新闻的,绝不仅仅是漂亮的文字、敏锐的嗅觉和机巧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澈大悟的智慧。当这种境界、情怀和智慧面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基本问题单子时,一篇好新闻也就应运而生了。”——喻国明

学术著作

  《中国新闻业透视: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和未来走向》(1993);
喻国明著作
  喻国明著作
  《中国民意研究》(1993);  《嬗变的轨迹:社会变革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和新闻理论》(1996);  《媒介的市场定位:一个传播学者的实证研究》(2000);  《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2001);  《解析传媒变局:来自中国传媒业第一现场的报告》(2002);  《传媒影响力:传媒产业本质与竞争优势》(2003);  《喻国明自选集:别无选择:一个传媒学人的理论告白》(2004);  《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与韩运荣合作,2005);  《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2005);
新闻研究学者喻国明
  新闻研究学者喻国明
  《变革传媒:解析中国传媒转型问题》(2005);  《传媒的“语法革命”:解读Web2.0时代传媒运营新规则》(2007);  《拐点中的传媒抉择》(2007);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08》(2008);  《传媒经济学教程》(2009)  《传媒新视界:中国传媒发展前沿探索》 (2011)  另有200余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