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

《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
《新青年》
  《新青年》,首刊名《青年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革命报刊之一,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出版,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新青年”。1926年停刊,历经十年,始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新思想宣传的主要阵地。杂志为16开月刊,每出满6号为一卷,从创刊到1922年7月止,共出刊9卷54号。作为其创办者和主要撰稿人的陈独秀也因此声誉鹊起,成为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自1918年后,该刊物改版,不接受来稿。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又成为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之一,后期成为中共早期的宣传刊物。

刊物资料

  报刊名称:
  《新青年》(首刊名《青年杂志》)
  自第2卷(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自此成为反封建和鼓吹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
《青年杂志》创刊号
《青年杂志》创刊号
  创刊时间:
  1915年9月15日
  创刊人物:
  陈独秀
 
  发行地点:
  《新青年》的发行地点前后不同,从第一卷一期到八卷五号都在上海法租界发行,但因为八卷六号被上海警察没收查封,加上陈独秀受广东省长陈炯明之聘,掌管粤省教育,故发行地点从此改到广州。
  
  报刊口号:
  1917年2月,《新青年》提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文学革命正式开展。
  陈独秀并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三大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许多文人对这些主张响应热烈,鲁迅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知名的白话文创作,发表于《新青年》 。
  报刊目的:
  综括来说,《新青年》的目的就是要“破旧立新”——反对各种旧的思想和习惯,重估所有传统的经典和价值,并提倡新学。它企图通过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改革,来达成思想的改造,求以对抗军阀。
  重要主张:
   ◆破旧  
  反对君主专制、少数人享有政治特权  
  反对传统的伦理-对掌权者尽忠、对父母尽孝,对男子、女子应用两种尺度 
  反对传统的大家庭制  
  反对艰涩文言文  
  反对旧迷信和旧宗教
  ◆立新 
  提倡民主、自由、个人主义 
  主张个人平等 
  提倡西方的小家庭制、女性平等和独立、恋爱和婚姻自由自主,不受父母安排 
  提倡文学革命、介绍标点符号的用法 
  拥护科学、技术和不可知论
  报刊立场:
 
  随着时局环境的变化,《新青年》的立场亦有多次的转折。陈独秀、胡适等人原本约定,将《新青年》定位为一纯粹论理的刊物,二十年不谈政治;但是由于时事多变,在俄国革命、欧战结束后,《新青年》才迈入第三年,就开始出现议论政治的文章。

创刊背景

图为首期《青年杂志》
图为首期《青年杂志》
  《新青年》(首刊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当时,中国正处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在政治上,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国家政权,进而加紧策划复辟帝制。在思想文化上,竭力提倡封建道德和尊孔读经的旧文化,鼓吹复古思想,宣扬鬼神迷信,严重阻碍了人民的觉醒。现实的教训引起先进人士的深思,曾经追随辛亥革命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治,必须首先从思想启蒙着手,广泛开展一个“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运动,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主义思想,来唤起民众。他们开始从先前热衷于旧政党政治活动转向从事思想启蒙运动。《新青年》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和指导思想下创办起来的,它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成为主要阵地。《新青年》杂志是16开月刊,每出满6号为一卷,从创刊到1922年7月止,共出刊9卷54号。

改名的原因

  1916年9月,《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改名的原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指责《青年杂志》与他们的刊物在名称上有雷同、混淆之嫌,要求其改名。作为办刊者,陈独秀显然不便直白将改名的真实原因告诉读者。他向读者解释说:“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

报刊历史

《新青年》资料图片
《新青年》资料图片
  1915年9月15日,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月刊,陈独秀主编。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首卷到1916年2月15日止共6期,后因战事停刊。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复刊,从第二卷第一期起更名为《新青年》。第二卷终止于1917年2月,该年1月,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阵地由上海转往北京。
  1917年3月至8月,《新青年》第三卷的第六期出刊。之后又因故中断4个月。
  第四卷1918年1月复刊,截止至1918年6月。该年编辑部改组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工作,曾一度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
  第五卷从1918年7月到12月,第六卷从1919年1月到11月(6月陈独秀被捕,被迫停刊5个月,《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胡适、李大钊之间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第七卷从1919年12月到1920年5月——仍改为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1920年9月第八卷第一期起,被迫迁回上海印行,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陈独秀主编。
  1921年10月出至第九卷第六期后停刊。
  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出季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迁广州出版。
  1923年2月第九卷以至1926年7月,《新青年》在广州改出季刊,瞿秋白担任主编,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4期后停刊。
  自1925年4月改为不定期刊物,共出5期,1926年7月最后停刊。

刊物发展

·创刊

  1915年(民国四年)夏天,日本归国的陈独秀便开始筹备《青年杂志》,先是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商量,在得知亚东图书馆无法合作后又被介绍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几人商议后由群益书社出版《青年杂志》,每月一本,每期支出在200圆。最初发行量为1000份。编辑部在陈独秀家,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陈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
  发刊词: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这篇带有发刊词性质的纲领性政论,针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提出六方面要求,希望青年自觉奋斗:
  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5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他向读者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里,陈独秀倡导的科学,指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的进化论学说;人权,就是包含平等、自由、民主内容在内的天赋人权说。这就打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
  该文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从而首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新青年》最初每期大约印行一千份,不过自1917年开始,销售量骤增至一万六千份,而且许多期都曾经重印了好几次,就当时的中国出版业而言,能有如此发行量可谓惊人,由此正可证明《新青年》强大的影响力。
《新青年》最初每期大约印行一千份,不过自1917年开始,销售量骤增至一万六千份,而且许多期都曾经重印了好几次,就当时的中国出版业而言,能有如此发行量可谓惊人,由此正可证明《新青年》强大的影响力。

·发展阶段

  在“五四”之前,它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它强调“青年文化”,同时也介绍各国的青年文化,这与刊物的名称相符(代表性文章像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自觉》)。
  第二个阶段则刻意批评孔教与军阀因缘为用,并抨击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不合(如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吴虞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
  第三个阶段提出伦理革命及文学革命(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第四个阶段则强调思想革命,认为文学本合文学工具与思想而成,在改变文学的工具之外,还应该改换思想(如鲁迅、钱玄同等人的文字)。
  第五个阶段则在“五四”前后,这其间,它的社会主义的成分愈来愈浓,1919年5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即是一个例证。1921年以后,《新青年》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阵地。不过,这几个阶段只是一个大概的划分,不同阶段之间的文章仍有错杂。

·改组

   五四运动后,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向社会主义。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办刊方向。1920年9月,《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由民主主义性质的刊物改组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社会主义刊物。
  《新青年》改组的主要标志:
  一是组织领导方面,编辑部虽然由陈独秀继续主持,但这时陈独秀已经由激进民主主义立场转换到无产阶级立场上,并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负责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等也加人了编辑部,成为编撰骨干。在印刷发行上,解除原来和上海群益书店的关系,成立新青年社,独立印刷发行。这就从组织上、经济上加强了中共上海发起组对《新青年》的领导。 
  二是编排形式和宣传内容方面的明显变化,从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的封面正中绘制了一幅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这一设计“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同时,从这一号起,增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出至第9卷第3号止,共发表36篇文章,绝大部分译自美、英、法、日等报刊所载有关苏俄的情况,各方面的政策,关于列宁生平及其著作的介绍和资料,其中注明译自纽约进步刊物《苏俄》周报的最多。这一专栏的设置,为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提供了丰富材料,起了树立旗帜的作用。在言论上,改组后的《新青年》,刷新论说、通信、随感录等栏目,用社会主义。
   改组后的《新青年》,仍然保持原来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面貌,与在北京的编者作者保持联系,照旧采用他们的来稿。这样,既争取了原有民主主义作者读者逐步跟上来,同时也避免打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而招来反动当局的注目。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
  改组后的《新青年》,向广大读者进行了彻底的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激励、团结一代新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刊物思想发展的转变

·初期: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起猛攻

  《新青年》创刊伊始就揭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起猛攻。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伦理民主和用科学与理性制定事物的主张,号召青年人“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成为《新青年》上第一篇纲领性文章。他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和科学,这是陈独秀的一大贡献。
  《新青年》创刊前后,腐朽的封建文学和僵化的文言文仍然统治着中国文学界,严重阻碍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自1917年2月起,《新青年》又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从而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篇文章成为文学革命的真正宣言书,此后,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相继响应,而鲁迅则更以其文学创作表现了文学革命的最高成就。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它倡导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写实文学”,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青年》对封建势力狂风暴雨般的攻击,震击了整个思想界和舆论界,引起封建卫道士们的极端仇视。新旧思潮的大激战猛烈地展开了。1919年1月,《新青年》6卷1号发表了陈独秀执笔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义正辞严地回答了整个封建势力的非难,对《新青年》创刊以来的宣传作了一个实际上的总结。

·后期:宣传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从《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起,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该刊编辑部为中心的统一战线。1919年1月,《新青年》成立编辑委员会,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实行轮流编辑制。李大钊利用他负责6卷5号编辑的机会编成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从此,《新青年》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7卷1号发表《本志宣言》,继承了过去《新青年》的民主主义精神,又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办刊方向。1920年9月,《新青年》从8卷1号起,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在这一号上发表《谈政治》一文,从此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发展阻碍

·封建顽固势力

  封建顽固势力把《新青年》看成是洪水猛兽,大肆诬蔑它、攻击它,严禁青年学生阅读,甚至借助军阀政权的力量诬陷迫害陈独秀。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发表了陈独秀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理直气壮地向社会宣称:“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漠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因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文章结尾说:为了宣扬倡导民主与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是坚持反封建文化运动的战斗宣言,也是《新青年》前期思想宣传的基本总结。

·后期内部思想对立  

  1919年五四事件后,《新青年》的思想方向有了更剧烈的转变,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大谈马克思主义,导致编辑群内部思想的对立,造成胡适等自由主义分子与其分道扬镳。是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办刊方向。
  1920年9月,《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由民主主义性质的刊物改组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社会主义刊物。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报,主要由陈独秀、陈望道、瞿秋白来编辑,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一举措遭到了胡适的反对。1920年底至1921年初,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指责改组后的《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提出要《新青年》迁回北京编辑出版,发表一个“不谈政治” 的声明。他还在北京同人中散布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他还寄明信片给陈望道,反对“把《新青年》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胡适这一把《新青年》北迁置于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控制之下的图谋,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没有得逞。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

重要文章

  1917年1月1日2卷5号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推广白话文,以打破旧思想(如儒家思想)及推动文学改革为目标。
  1918年5月15日4卷5号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1918年10月5卷5号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1919年第6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  

编撰队伍

·简介

  1917年初,陈独秀受北京大学聘请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着迁到北京出版,并由个人主办发展成为一些进步教授、学者编撰的同人刊物。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开始,实行轮值主编制。
  主编人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
陈独秀
陈独秀
  主要编撰人有鲁迅、周作人、高一涵、陶孟和、王星拱、陈大齐、张申府等。
  这支编撰队伍结成了包括左中右三方面知识分子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

·陈独秀与《新青年》

  陈独秀(1879—1942年),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自任主编。1917年,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往北京,并得以扩大。
  作为《新青年》的创办人和长期的主编、主持人,陈独秀主要从三个方面领导了《新青年》的发展:
  (一)制定刊物宗旨和不同阶段的办刊方针;
  (二)提出开展思想文化斗争的原则;
  (三)组织编者、作者和读者队伍。
李大钊
李大钊
  陈独秀又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他一共撰写发表了一百多篇政论、专论和杂文,通信专栏署名记者的答疑辩难文章大都是他写的。他在主持《新青年》的7年中,一次被捕入狱,两次被抄家罚款,平时还经常受到来自社会封建顽旧势力的恶毒咒骂和人身攻击,但他始终不为艰难困苦所动,坚持《新青年》的革命方向,并和读者一起前进。《新青年》成为五四时期最著名的舆论重镇,和陈独秀的精心编撰、改革创新是分不开的。

·李大钊

  李大钊是《新青年》团体中和陈独秀并肩战斗的一员猛将。1916年,他从日本寄给《新青年》第一篇稿件《青春》,满怀爱国热情地号召青年“冲破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把自首中华改变为青春中华而努力。1916年4月回国后,担任《新青年》特约撰稿人,1918年初被聘任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他又在《新青年》上写了《今》、《新的!旧的!》等文章,反对颂古非今和安于现状的人生态度,反对尊孔复辟。同时,他在 《甲寅》上发表《孔子与宪法》一文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 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将孔教写人宪法是“专制复活之先声”,指出了历代封建帝王利用孔子为偶像来巩固其专制政治的目的。
鲁迅
鲁迅

·鲁迅

  鲁迅从1918年应邀开始为《新青年》撰稿,并参加编辑工作,是《新青年》团体中的又一员猛将。他给《新青年》写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首次署名鲁迅),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吃人” 本质,成为不朽的篇章。他还用“唐俟”、“俟” 的笔名接连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论文和小说、杂文,共五十多篇,鞭挞封建主义,痛斥尊孔复辟势力,鼓舞青年投身反封建斗争。
  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又在《新青年》发表了《孔乙己》、《药》等小说,并在该刊《随感录》栏发表了二十多篇杂文。鲁迅的白话文学作品,树立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使文学创作与反封建主义斗争紧密结合,“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胡适

胡适
胡适
  胡适(1891~1962)是《新青年》倡导新文学和白话文的主将之一,中国现代学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6年,他在美国留学时,就在《新青年》上发表译着,和陈独秀通信交往。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继提出文学改良几点意见后,又写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要是大力提倡白话文。他首先在《新青年》上用白话文写诗,1920年汇集所写诗作出版《尝试集》,曾被称为“白话圣人”。

·易白沙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易白沙在《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上发表长篇政论《孔子平议》,是该刊的第一篇批孔文章。另一主要撰稿人吴虞写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多篇文章,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内在联系。他被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其他

  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是《新青年》文学革命战线中的前卫者,他们赞同陈独秀“以白话文为文学之正宗” 的主张,多次给反对文学革命的言论以有力的回击,其中一次是以“双簧戏” 的形式进行的。1918年初,《新青年》第4卷第3号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的总题下发表了著名的新旧文学论战的两封信。一封是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辑部反对文学革命的来信,一封是刘半农写的万余言反驳书《致王敬轩信》,逐条批驳王的论点,具体论述文学革命的必要性。事实上并没有王敬轩这个人。那封来信是《新青年》编辑部汇集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论点,由钱玄同化名执笔编写的。这两封信的辩驳,推动了文学革命问题的讨论。

主要宣传贡献

  《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发动了一场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
  它主要的宣传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批判封建的旧道德,抨击尊孔复辟逆流,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新道德新思想。
  1916年9月,鼓吹尊孔、复古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向北洋军阀政府上书,要求把孔教定为“国教”,载人《宪法》。陈独秀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袁世凯复活》、《复辟与尊孔》、《再论孔教问题》等,并在《通信》栏对尊孔言论“词而辟之”,阐释批孔的必要性。他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打着尊孔旗号的活生生的事实立论指出,在已经挂着民国招牌的今天,“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陈独秀大力阐述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道德观念,把思想上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和政治上要求实行民主共和结合起来进行宣传。他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大声疾呼:“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人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这段话集中地反映了陈独秀反对封建主义思想道德的坚定意志,也代表了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虽然他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这种民主主义的宣传,对于长期受封建思想束缚的人民却起了振聋发联的作用。
  (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当时封建统治者利用一些组织和报刊宣扬鬼神迷信,攻击新文化运动,巩固其反动统治。上海“灵学会” 出版《灵学丛刊》,公然宣扬“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 的谬论。《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痛斥所谓“灵学”,从多方面论证鬼神为无稽之谈,进行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宣传,易白沙在《诸子无鬼论》中针锋相对地指出:“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新青年》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专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文章不多,更重要的是倡导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和人生,反对偶像崇拜、迷信盲从、主观武断和一切黑暗愚昧现象。陈独秀撰写《偶像破坏论》,提出要打破一切“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这种科学的精神,显然和政治上道德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精神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三)发起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
  1917年初,《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紧接着陈独秀在第2卷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反对“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 的为封建主义服务的旧文学。
  《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起大量泽载介绍世界近现代文学名著。先后译介有俄、法、英、德、日、挪威、美、丹麦、印度等二十多个国家的百余名作家的作品。第4卷第6号出版《易卜生专号》。同时,对“彻底暴露人生” 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和“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学理论进行了探讨,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滋养,也为反封建文化思想提供了武器。

影响及作用

  《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新青年》在后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许多高级共产党员(如毛泽东)都受到过《新青年》的影响。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巨大而久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
  《新青年》杂志创刊的时代,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文化正由以封建专制为主体的旧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为主体的新文化转型。《新青年》杂志激励现代中国实现由封建文化到包含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文艺、现代传媒在内的现代文化的重大转型,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崇尚科学,提倡创新意识是《新青年》编辑群体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要被古代的先贤“所拘囚”,也不要被近代的圣人“所支配”。要发扬《新青年》倡导的民族创新精神,提倡的学术开放意识,“一勿尊圣,二勿尊古,三勿尊国”。广采博纳,吸取其精华,营造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时代氛围。 《新青年》推进了思想解放和人们观念现代转型的进程。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中那种安于现状,因循依赖,空想虚玄,寻求世外解脱的种种观念,愈来愈与社会的进步不相容,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的创新竟智,崇尚科学,重视现实,讲求实效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观念。陈独秀则认为,民主、科学是现代社会前进的两大机轴,应摈弃旧的落后的官本位文化观念,树立振兴实业的现代意识。《新青年》倡导的现代化意识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通过以民主、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由封建思想统治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现代思想的重大飞跃。《新青年》和五四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更新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到民族独立和现代民主的重大历史嬗变,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新青年》倡导的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赶超精神,促进和加速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多方位、多层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继续蒙受《新青年》杂志的鼓舞和鼓励。《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注:《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样一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转型已经基本实现。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觉醒,不断解放思想,深刻领悟五四时期先进中国人确立的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时代主题的当今意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局限性

  新文化运动前期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缺点,正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指出的:“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总的说,《新青年》前期对民主与科学的宣传,没有超出旧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但是它唤醒青年一代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就在陈独秀当年的寓所,同时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习惯上也称作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创办初期,以打倒孔家店,批判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发起了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后成为介绍和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17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并将《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1920年春天,陈独秀再次来到上海,并住进了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迁至这里。
  环龙路位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南侧,是一条掩映在梧桐树下的幽静马路,老渔阳里2号,是一幢普通石库门房子,可通霞飞路,出行方便,闹中取静。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以后又成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
  《新中国》周围聚集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等都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1920年12月,陈独秀离沪赴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由陈望道主编,他和李汉俊、李达都曾在这里办公或居住。
  这里又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地和办公地,1920年4月,陈独秀曾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在这里讨论建党大事;5月陈独秀在这里发起建立了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社”也曾在此开展工作;11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共产党》月刊的第一、第二期,就是由李达在楼上的亭子间里编辑的。另外,《上海伙友》、《劳动界》也都在这里编辑。1920年5月,毛泽东来上海时,曾到这里拜访陈独秀。
  1921年8月底,陈独秀从广州返沪主持中央局工作,党中央机关就设在这里,陈独秀、李达、张国焘3人经常在这里聚会,研究党的工作。
  由于《新青年》等刊物经常发表介绍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许多革命活动在这里举行,引起法租界巡捕房拘捕。此后,党中央机关和陈独秀从这里转移别处。
  1959年5月26日和1980年8月26日,《新青年》编辑部两次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