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人

白马人
白马人
  白马人即白马氏,现在也称为白马藏人他们是指分布在四川平武、九寨沟和甘肃文县一带的少数民族,解放初期被定名为藏族,定名的主要根据是由于他们与松藩、虎牙等藏民生活区毗邻。较长时期以来,白马人对于自己被称为藏族,普遍存在意见。学术界也就白马藏人的族属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著名历史学者徐中舒、缪钺、邓子琴等认为“白马藏人”是历史上古老氐族的后裔;藏族学者桑木旦等认为是藏族;任乃强教授等则认为是古代“宕昌羌”的后裔;也有人主张是另一种民族。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教授在《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一文中,把“白马藏人”作为典型对象,向国内外介绍,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费先生也认为:“平武藏人”在历史上并非藏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简介

  在文县铁楼乡的大山深处,生活着一族白马人,人们习惯上称之为白马藏族。说是白马藏族,其实无论从语言、服饰、歌舞、信仰及生活习性等方面,均与藏民族有较大差别。这里山大沟深、峰峦叠嶂、交通不畅,自然条件恶劣。白马人人口不多,我国总共约2万余人,多数散居在甘肃省文县铁楼乡、四川省阿坝州的平武县、九寨沟一带。目前,铁楼乡共有3000多名白马同胞,他们的家园在2008年“5·12”大地震中,受到较大影响,不少村寨中的民房都不同程度地受损。  从地域分布来看,这一地区是历史上氐族居住、活动的地带。最早叙述氐族分布的文献,是《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自禽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榨都最大;自榨以东北,君长以什数月砒最大。其俗或土着,或移徙,在蜀之西。自丹肋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历史

白马人村寨
白马人村寨
 《通典·边防五》(卷189)“氐”条云:“氐者,西戎之别种,在冉肋东北,广汉之西,君长数十,而白马最大。‘,唐李泰《括地志》卷四《成州·上禄县》对白马氐的分布地区作了具体说明,日:”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其豪族杨氏居成州仇池山上。’,这说明西汉武帝以前,氐人活动地区当在今天甘肃南部与四川北部相邻的武都一带。汉武帝以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86)云:“其山(冉舫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说”白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氐人的活动范围,已经从甘肃南部扩大到四川的西部。《北史·氏传》(卷96)云:”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三代之际,盖自有君长,而世一朝见,故《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也。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济、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谓之白氐、或谓之故氐,各有王侯,受中国拜封。“这就说得比较具体了。”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济、渭抵于巴、蜀“,都是氏族居住活动的地区。《北史》所说的这个范围,相当于今夭的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和与之连接的四川西北部。正因为这一地区在秦汉是氏族居住的地区,所以汉王朝在这里设置了四个氐道。《汉书·地理志》(卷28)记载了陇西郡的氐道(今甘肃清水县境)、广汉郡的甸氐道(今甘肃文县西)、刚氐道(今四川平武县东) 以及蜀郡的湔氐道(今四川松藩县西北)。汉代的制度,县”有蛮夷曰道‘,。氐道,即氐族聚居的县。《汉书·地理志》(卷28下)陇西郡氐道颜师古注: “氐,夷种名也。氐之所居,故日氐道。”汉王朝除设置了上述四个氐道外,还在氐族较集中的地区设置了武都郡(治武都,今甘肃成县西),白马氏就集中在武都郡。河池(仇池)直至魏晋以后尚为氐人的重要据点。由史书可见,氐人在战国至秦汉已经定居在松藩、平武、甘肃南部广大的地区,与白马藏人现今居住的地区是吻合的、一致的。

族源

 
盛装的白马姑娘
盛装的白马姑娘
 两晋十六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大融合时期,氐人经过了这次大融合以后,史书记载氐人的活动逐渐少了,但我们仍可以从史料中寻到他们的踪迹。如《续资治通鉴》卷四十六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十月记:在今甘肃庄浪南水洛镇一带,“杂氐十余落,无所役属’。又如《宋史·蛮夷传四》(卷 496)载:”白马氐,在汉为武都郡,今阶州、坟州,盖羌类也。“虽然《宋史》对阶州、演州的氐人怀疑其为”羌类“,但从地理书看,仍可看出这一地区居有氐人。《读史方舆纪要·四川八》(卷73)黎州守御千户所”绸金堡“条说:”黎、邓二州西百里有三王蛮,谓之浅蛮,盖柞都彝白马氐之遗种。“《元一统志》卷四《陕西等处行中书省·西河州》中也记载了白马氐:”(西和)州境东(当为‘西,字之误)通吐谷浑,至青海之塞,南直白马氐地。“应当注意,从现在所接触的文献看,对这个地区少数民族单称羌者仅见于宋人着作,而对这一地区少数民族之单称氐者,则自汉以迄于明清不绝。《氓州卫志·形胜》说眠州”南临白马之氐“,乾隆《甘肃通志》卷六《山川·直隶秦州》”文县“条更有如下记载:”白水江,在城南,……民居水上者为白水氐“,。从史料中可知,名白马者有氐,也有羌;名白水者有氐,也有羌。如《后汉书》:”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又如《华阳国志》:阴平郡”多氐傁,有黑、白水羌、紫羌、胡虏“。但明清作者记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但称白马氐、白水氐,而不称白马羌、白水羌,这应当不是偶然的。然而,从数量上说,有关氐人的记载,特别是唐代以后,较之汉以前的确大大减少了。究其原因,一方面,自汉到唐数百年间氐人长期与汉人杂处,经过经济文化交流,氐人逐步接受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自身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西晋以后,内迁的氐人大都已成编户,多被融合到汉族或其他民族中去了。  氐、羌、鲜卑等族先后在我国北方建立政权,而为了政权的巩固,都必须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汉化政策,于是加深了本族内部的分化,冲击了聚族而居的状态,增强了与汉族社会的多方面的结合。尤其是氐人,本来汉化水平较高,其建立的前秦政权最强大,人数相对而言较他族为少,却又在统一北方后,聚居三原、九峻、武都、雍夕她的氐人十五万,被强行分散于诸要塞,处于汉族及其他族的包围之中。因此,氐人之被融合,比其他族要迅速得多。这是主要的但不是惟一的原因。另一方面,唐代吐蕃兴起,逐步占领了上述氐人居住的地区。以后,留居下来的吐蕃人便与这一带的氐羌人杂处,加之氐人势衰,活动减少,不再引人注目,从此,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就被史家们笼统地称之为”番“或”西番“而见之于史册了。正如《宋史·兵志》(卷198)”马政“条云:”宋初……招马惟吐蕃、回绝、党项、藏牙族,白马、鼻家、保家、名市族诸蕃。“这里虽然也把白马人称为”蕃“,但是很显然它同吐蕃、党项是有区别的,所以单列出来。《武阶备志·蕃夷》(卷 20)说得清楚:”其(指吐蕃人)在阶、文等州者,皆与氏羌杂处,自分部族。中朝人总以西蕃名之,不复别其汉种、唐种也。“作者的意思是极为明晰的,即:这里的少数民族虽可”总以西番名之“,但其中是有”汉种“、 ”唐种“的区别的。所谓汉种,指的是从汉以来就居住在这里的氐羌民族;所谓唐种则指的是在唐末才迁来的吐蕃,今藏族的先民。在明清时期,川北有白马番,居龙安府属,盖即唐以前的氐族的后裔。关于白马番的地理位置,《读史方舆纪要·四川八》”白马寨“条曰:”(龙安)府北三百里,番寨也。《志》云:白马番北通阶文,西抵漳腊“。白马番的地理位置,正是古代白马氐的地方,刚氐道的氐族由阴平向平武迁徙所经之地。是以明清平武之白马番即古白马氐的后裔。其不称白马氐而称白马番者,犹邓至、宕昌之不称羌而称番,乃唐宋以来之惯例。可见,古氐族的后裔,其在川北平武及甘南文县者,仍居留其故地,惟至明清时已不称为氐,而番或西番,本为白马氐的一支,故白马之名仍保留至今。正如《武阶备志》卷20载:”自是(公元565年)以后,(氐人)户落耗散…惟杨氏窃据爵土三百余年,西魏灭武兴,其子孙流移叠、宕、沙、岷等州者,仍为酋豪,迄今千余年,世承不绝。“正因为氐人”世承不绝“,才具有了保存本族名称的可能。

服饰

 
白马人“咂杆子酒”
白马人“咂杆子酒”
 《魏略·西戎传》谓氐人“尚青绛,俗能织布”,又说“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妇人嫁时着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这段记载说明氐人已形成了他们特殊的民族服饰,有着共同的服色爱好和相同的发式。绛,《说文》释之为 “大赤也”。是氐之服色爱好有青、赤两种,可能还有白色。史料中还多次提到氐人种植桑麻,出绢、紬布,如《华阳国志·汉中志》“武都郡”条及《南史·夷貊传下》等。《说文》云:“拼,氐人殊缕布也”,“纰,氐人绷也”,说的是氐人利用麻缕,织为异色相间的麻布。而且氏族妇人皆编发,这是与羌族不同的。《后汉书·西羌传》云:“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可见,古羌妇女为披发,与氐人编发不同,氏羌不能混为一谈。  调查材料记载现在的白马藏人不论在平时还是节日,除受汉化严重的地方着装从汉族外,其余地域穿着仍为麻衣或布衣,衣料好白色和青绛色。白马藏人的这些服装特点与史料记载氐人“种桑麻”、“尚青绛”、“俗能织布”、“着衽露”的习俗是吻合的。此外,《山海经·海内南经》云:“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抛开其中的神话成分,这也许可以说明白马藏人的妇女长期以来以鱼骨牌为饰的原因。调查材料中还说:“妇女发饰,先剃去一小圈,梳小辫十余条,再总成大辫拖脑后。……男子则剃去一大圈,头顶留发梳成小辫。”这点又与古氐人“皆编发” 的习俗一致。白马藏人具有的这些与古代氏人习俗相似的服饰特征,再次证明了他们是古代氐人的后裔。  白马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年四季头上都戴着白色的毡帽。帽为圆顶,镶有荷叶边盘,帽上插有一支或数支白色的雄鸡尾羽。白马人男女都编发辫,尤以妇女的发辫更为动人,先梳成十数条小辫,然后用黑羊毛扎成一根大辫,拖于背后,长者可及脚跟。服装多以白、黑、花三色,并以各种花布镶成翻领的对襟长袍,再配以发饰、胸饰、腰饰、脚饰等物,在黑白对比的衬托下,给人以古朴的美感。

建筑

 
白马人面具舞
白马人面具舞
 从房屋建筑来看,板屋土墙至今还是白马藏人住屋的一大特色。这种民居,完全是木质结构,选一缓坡地带,将木柱竖起后,然后用一根一根木柱由低往高排成一堵墙壁,再用绳索捆紧,前面留门,以便进出。屋顶的屋瓦是砍劈而成的一块一块长方形的木板,如鱼鳞一样把它们铺到屋顶,木板的两端均有大石,以防止被大风吹掉。有的墙壁涂上一层泥巴,堵住缝隙。据调查材料,如今居住在九寨沟等地一些偏僻的寨子里的“白马藏人”尚在使用这种古老而奇特的清一色建筑,当地称这种木质结构房屋为“木楞子”。在史料中很早就记载了这种“木楞子”建筑。叙说公元前八世纪秦襄公“备兵甲、讨西戎”故事的《诗·秦风·小戎》日:“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毛《传》也云:“西戎板屋。”。此所谓西戎,主要指氐,不指羌。《汉书·地理志》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天水、陇西二郡,春秋之时西羌尚未东迁。,在二郡之中,特别是天水以南的武都郡,自古即为氐族分布所在,所以西戎主要指氐族,并不包括羌族在内。况且《北史·宕昌传》(卷96)谓羌人建筑“其屋,织斧牛尾及投羊毛覆之”,这种住宅和氏族的板屋土墙显然不同了。南北朝时期更有详明的记载,《水经注·渭水》(卷17) 说:“上,故邹戎国也……旧天水郡治……其乡居悉以板盖屋,《诗》所谓‘西戎板屋,也。”@《南齐书 ·氏传》(卷59)云:“氏于(仇池)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由此更能证明“板屋土墙”是甘肃东南、四川西北氏族使用的主要建筑形式。今天的“白马藏人”仍然保留着这种建筑形式,这就为“白马藏人”乃是古代氏族后裔的论点增加了一个佐证。

婚俗

白马人的舞蹈
白马人的舞蹈
  《魏略·西戎传》云氏:“其嫁娶有似于羌。”《后汉书·西羌传》云:“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段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鳌埂(嫂)。”郭义恭《广志》记:羌“嫁女得高资者,聘至百犊。女披大华毡以为盛饰”。《魏略》所记氏嫁娶之习有似于羌,大概与此有关。若氏俗如此,则三世纪时其婚俗亦殊简略。至五、六世纪时,《南史·夷貂传下》记氏人的婚俗和文化日:“婚姻备六礼,知书疏”。同时期之吐谷浑的羌民,《北史 ·吐谷浑传》(卷96)则记:“至于婚,贫不能备财者,辄盗女去”,“父兄死,妻后畏及呻等.与奏赚俗同”.至于宕昌羌.同书《宕昌传》云:“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党项羌,同书《党项传》云:“其俗淫秽蒸报,于诸夷中为甚。”可见,氐人较之羌人显然是进步了。究其原因,氏人与汉族交往时间较长,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故在婚俗中也有所反映。调查材料显示,白马藏人婚俗与汉族接近,仍由父母包办,定婚结婚要纳彩礼,聘金很重,有定亲、迎亲、婚宴等几大环节,而且婚宴时间长达三天之久。抢婚发生的少。原则上一夫一妻制,如无生育可娶小妻;小妻多系大妻的姊妹或亲戚。没有一妻多夫的情况。夫死之后,其妻守孝三年,住在娘家,孝期满后可另嫁,但不得继承前夫的财产和带走孩子。他们始终坚持族内通婚而不与外族联姻,宁愿到距离远的本族村社结亲,而不愿与近在咫尺的藏族或汉族联姻。谁要是与别的民族通婚,定遭歧视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同姓不婚,有的五代后可婚。按中国古礼谓“百世而不通婚姻者,周道然也”,即周代已完全禁止同姓为婚,但白马藏人有的五世以后可通婚,这点可以看出他们尚知道中国古代宗法小宗五世则迁的道理。丈夫死后三年可以再嫁,也合于中国传统丧礼斩衰丧服的条例。可见,白马藏人的婚俗受汉族封建文化影响深远,与氐人“婚姻备六礼、知书疏”的记载相符。此外,不与外族通婚这一特点,最明显地反映了“白马藏人”作为单一民族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同时也是这支氐人经历了数千年民族融合,在其他氐人已遭同化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得以顽强保留至今的重要原因。

丧葬习俗

白马人祭祀舞
白马人祭祀舞
  据调查材料,白马藏人共有三种葬法:土葬火葬和水葬。土葬一般在人死后,换穿新的单衣,捆缚成蹲坐式,放入土坑中,上盖一块木板,板上又用泥土掩埋。在坟地有整齐的墓列,有本氏族的墓地。但是,由于地处约二千三百米的高原,尸体在冬天久久不能腐化,因此在冬季实行火葬。火葬有专门的焚尸处。尸体成坐势,只穿内衣,然后架柴,最后覆盖以外衣。焚后掩盖以石版或木板,不拣骨灰回家。而在夏天,尸体容易腐烂,所以实行土葬。根据冬、夏季节不同,形成了交替使用土葬和火葬的习俗。此外,还有水葬,凡未满周岁的婴儿死后,则装入背兜丢进河里,这样做有抛去灾难之意。可见,一个部落是可以同时存在几种葬俗的。在甘肃东南部临眺寺崔山考古发掘的一个墓地中,就有三种葬俗:一是火葬后将骨灰盛在陶罐中;二是平放仰卧;三是乱骨一堆。夏绷先生根据战国以来,氐羌确有火葬的记载,如《列子 ·汤问》说:“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横而焚之。燎则烟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吼又《荀子·大略》(卷19)说:“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累也,而优其不焚也”;而《吕氏春秋·义赏》(卷14)亦记载了相近内容:“氐羌之民,其虏也,不优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说:“死则烧其尸”。直到唐代,党项还保持火葬的习俗。《旧唐书·西戎传》(卷198)称:“死者焚尸,名日火葬”等。夏先生考订寺襄山墓葬为氐羌文化,这是可以信从的。但是,夏先生也提出一些问题,这种火葬的葬俗是否已流行于全体氐羌部落呢?已经采用火葬的氐羌部落是否专行火葬,或仅是部落中一部分人实行火葬呢?由白马藏人交替使用土葬、火葬来看,一个氐羌部落是具备两种以上葬俗的。单看火葬是不够的,是不足以论证某一个墓葬族属就是氐羌族的。所以,拿白马藏人的葬俗与寺窿山墓葬的葬俗比较来看,对于白马藏人是古代氐族遗裔的说法增加了一条重要证据。

文化

㑇舞
㑇舞
  白马人悠久的历史、独具个性的民族特色,构成了独树一帜的白马文化。  有研究者这样说:白马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白马人的音乐、舞蹈种类很多,不管在劳作当中还是在劳作之余,不管逢年过节还是平常生活,都离不开歌舞。  “黄发白首齐醉舞”,“携手踏歌程复程”。文县白马人以能歌善舞着称,歌舞是其生活的内容之一和精神寄托,歌舞伴随白马人走完人生旅途。  1.火圈舞传说  关于火圈舞的来历,据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成县分会会长、陇南师专蒲向明教授介绍,相传在很久以前,白马人的先民在腊月被官兵追杀,被迫走上了迁徙之路,后被官兵围困在山岭上白马人坚守了七天七夜。到了第八天,即腊月初八,疲惫不堪的白马人在山岭上歇息,燃起熊熊篝火,以驱赶冬夜寒冷,并渐渐进入梦乡。半夜时官兵偷袭,危难时一只白色雄鸡拍翅而鸣,惊醒了梦中的白马人,躲过了这一次劫难。为纪念腊月初八摆脱大劫难,白马人便把这一天定为火圈舞的开始日,成了白马人的传统纪念日。  2.“池哥昼”  有人说,白马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这话一点不假。田间地头,村庄院落,到处都是他们引吭高歌、施展舞技的场所。据文县文化局工作人员介绍,白马人的舞蹈种类很多,家里来了客人,妇女身穿百褶裙,双手举杯翩翩起舞高唱敬酒歌,既显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又表达白马人对嘉宾贵客的深情厚谊。白马人最爱跳的是火圈舞,但最热闹、最隆重的舞蹈却是逢年过节搞祭祀活动时跳的舞蹈。当地白马人称之为“池哥昼”,又叫做“鬼面子”或“跳曹盖”。跳舞时男人反穿皮袄或五彩花袍,足登长筒毡靴,身后系一根长长的牛尾巴,肩挂一串铜铃,头戴青面獠牙的各种动物或凶神恶煞的木雕彩绘面具激情而舞。在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上,文县白马藏族表演的“池哥昼”,以其原始、独特、粗犷豪放的风格,受到观众和舞蹈专家的高度好评。  3.善饮的白马人  白马人生活的地方大都是高寒林区,气候阴冷潮湿,他们一年四季都要喝酒驱寒。天长日久,养成了人人喝酒、家家酿酒的传统习惯。但他们经常喝的不是高度数的白酒,而是在自己家里用青稞、高梁、大麦、燕麦等五谷杂粮酿造的类似黄酒的低度酒。一般人家一年都要酿两三大缸酒,逢年过节,招待客人,常喝不断。白马人相聚,总是一边跳舞唱歌,一边举碗豪饮。每逢此时,老一辈的白马人还会用悲愤哀怨的曲调,唱起祖辈们留传下来的酒歌,讲述本民族南征北战、历经磨难,艰苦创业的历史故事。 白马人还有一种十分古老独特的喝酒方式,俗称“扎杆酒”或“咂咂酒”。  4.绉舞  “绉舞”是白马人的方言,意为吉祥面具舞,汉语俗称“十二相舞”。它源于白马人崇尚“万物有灵”的原始时期,是氐羌文化与藏文化的融合体,带有一定的祭祀性。其拟兽舞蹈的特征说明它应是远古“百兽率舞”的遗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