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登禹

赵登禹
赵登禹
  赵登禹(1898——1937)汉族,字舜诚,小名“小三儿”,1898年农历3月16日出生于山东菏泽县赵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因家境贫寒,未入私塾读书,在家务农并师从武术名家朱凤军练习武术。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后在抗日战争中壮烈殉国,是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

人物简介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诚,1898年农历3月16日出生于山东菏泽县赵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4年初投奔冯玉祥部队,曾任排、连、营长等职。1926年五原誓师后,随军参加北伐。1927年升为旅长。1928年任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七师师长。1929年编遣后又任旅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任反蒋军第四路军第二十五师师长。1931年任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第一旅旅长。1933年在长城抗战中,率部坚守喜峰口阵地,给日军一重创。1933年6月任第132师师长,兼第二十九军特别党委筹备委员。1936年1月25日授衔陆军中将。1937年春奉令驻军南苑、通州、翼中一带,保卫北平。1937年7月28日,在抗击日军进攻南苑的激战中,壮烈牺牲。

生平事迹

  赵登禹(1898-1937) 字舜臣,菏泽市牡丹区杜庄乡赵楼村人。他少年投军,任国民军27师师长,率部在长城喜峰口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后又在北京南苑与日军展开激战,壮烈捐躯。为纪念这位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北京市白塔寺东侧的一条大街,被命名为“赵登禹路”。他的遗体安葬在举世闻名的卢沟桥畔。

·千里投军,随冯当兵

  赵登禹,1898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丧父,因家贫只读了两年书。13岁时,从师于朱楼村的武术名师朱凤军练功习武。他刻苦勤奋,聪颖好学,不到3年,就把太极、八卦、少林等各种拳术及枪、刀、剑、棍诸多兵器,练得样样精通,在家乡一带颇有名气。
  1914年春,刚满16岁的赵登禹,同二哥赵登尧及同村好友赵学礼、赵全胜,离开家乡,踏上了千里投军的征途。经历千辛万苦,在冯玉祥的16旅第1团第3营当了副兵。
  1916年,冯玉祥的部队调到通州、廊坊、天津3处驻防。在一次阅兵中,赵登禹以武艺出众被冯玉祥看中,遂被冯调至身边当了随身护兵。从此,赵登禹在冯玉祥身边一待就是六七年,耳濡目染,受其影响颇深。

·打虎将军,智勇善战

132师师长赵登禹
132师师长赵登禹
  1919年春夏之交,冯玉祥部驻防湖南常德,城北德山和石板滩时曾闻有虎伤人畜。有一次,赵登禹和战友们在德山练习野战,训练中发现了一只猛,士兵与山上居民边追边打,赵登禹冲在前面,连发数枪,皆击中老虎的要害,最后,老虎窜到江中。士兵们把老虎拖了上来,送到冯玉祥处,冯玉祥很高兴。事后冯玉祥请城里的照相馆为赵登禹照了一张骑在虎背挥拳的照片。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在北平抗战牺牲。31日,冯玉祥在南京找出这张照片,题写了“民国七年(1918年)的打虎将军”,以示纪念。
  1921年,冯玉祥在陕西剿匪时,摆下了“鸿门宴”,要在酒席上擒拿当地匪首郭坚。不料尚未“摔杯为号”,伏兵争看众人斗酒竟挤倒了屏风,暴露了计谋。就在郭坚欲拔枪射冯之际,赵登禹出手制服了郭坚。因下手迅猛,竟然拧断了郭坚的脖子。
  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赵登禹在孙良诚团任尖兵排长,攻打奉军炮兵阵地。赵登禹晓勇善战,和大部队一起,攻下奉军阵地,缴获大炮百余门,全胜而归,遂升任第一连连长。同年11月,冯玉祥就任陆军检阅使,将部队驻扎在北京南苑,开始了著名的“南苑练兵”。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冯玉祥对曹馄、吴佩孚的穷兵黩武早已深恶痛绝,便联合胡景翼、孙岳等人,不费一枪一弹,完成了首都革命,将贿选总统曹馄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故宫。随后,将北洋陆军改称为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
  1925年秋,第2师师长刘郁芬奉冯玉祥之命,率部赴兰州出任甘肃督办一职。原甘肃督军陆洪涛手下的第1师师长李长青野心极大,意欲消灭刘郁芬部。刘郁芬察觉后,先下手为强,设宴诱捕李长青及李部营长以上的军官。刘郁芬挑选了赵登禹、梁冠英等数十名中下级军官,一律装扮成士兵,埋伏在宴会厅四周。应邀而来的李长青等人刚刚就座,伏兵便冲进大厅。赵登禹首当其冲,扑到李长青身旁,将其擒住。李长青竭力反抗,但赵登禹身高力大,将李长青双手扭到背后,并缴下李长青的手枪。李部其它军官也被梁冠英等人一一制服,束手就擒。三日后,李长青和他的第一旅旅长被秘密处死。
  1930年,赵登禹跟随冯玉祥参加了“中原大战”,战败后冯的部队被整编,赵登禹被任命为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

·鏖战长城,大败敌寇

  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3年1月,日军占领了山海关。3月9日,日军尾追万福麟撤退部队,直抵长城喜峰口。这时国民党政府手忙脚乱,急命29军速赴长城一线御敌。驻防蓟县的赵登禹接令后,即派217团急往救援。该团在团长王长海的率领下,顶风冒雪,于是日午后进抵喜峰口,随即抢占关口两侧高地和长城一线,并与来犯的关东军第6、第8师团所属部队展开激战。
抗日猛将赵登禹事迹
抗日猛将赵登禹事迹
  日军乘其长驱之锐,以炮空联合的炽盛火力,疯狂地向217团发起进攻。该团则依有利地形,充分发挥近战火力,屡次歼灭敌军于阵前。战至夜晚,几经肉搏冲杀,双方伤亡惨重。夜深,日军又增调5000余人,拟定翌日晨9时,再次发起猛攻。在此危难之际,赵登禹被委任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率后续主力部队以日行160里的长途急行军先敌一步赶到。两军夹山为阵。日军对赵部阵地,上以飞机狂轰滥炸,下以炮火猛烈轰击。霎时,山崩石飞,硝烟弥漫。赵登禹沉着镇静,采用诱敌之计,命士兵悄悄离开战壕,伏卧各峰峦幽僻之处,以避其锋。日军轰炸长达3小时之久,赵军始终未还一枪一弹。日军指挥官以为赵部均已丧生,于是令步兵蜂拥而上。此时天色昏沉,黄沙扑面。赵登禹命所属官兵乘敌炮火暂停之时,屏息悄然返回战壕,待日军离战壕数十步时,从烟火中一跃而出,一声呐喊,万刀齐挥,与敌军血肉相搏,几经进退。这时,赵登禹左腿负伤,卫兵赵清山脱下白衬衣为之包裹,劝他退后指挥。他说:“肢体受伤,是小纪念,战死沙场,才算大纪念。”依然率众奋进。此役日军寸土未得,反被消灭大半。11日傍晚,赵登禹分析了两日战况,制定了兵分两路,跳至敌后方案,并在阵地上召集了营以上官长会议进行动员。他说:“抗日救国,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时至。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救亡。今夜我们绕至敌后,要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让小日本知道我中华民族还有不怕死的军队。”参加会议的团、营长,纷纷表示坚决执行夜袭方案,予敌以歼灭性打击。
  是夜,月明星稀,寒气逼人。赵登禹裹伤拄杖,率队潜行。他们攀悬崖,越峭壁,出潘家口经蓝旗地绕至敌后,如天兵降临,突然出现在敌炮兵阵地和宿营地。一声令下,士兵们一起,挥动大刀、手榴弹向敌人冲去。顿时,杀声震天,血肉横飞,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鬼哭狼嚎。敌炮兵大佐于酣梦中做了刀下鬼。喜峰口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连日军自己也称是“明治建军以来未有之大耻”。自此,29军声名大振,抗日虎将赵登禹的名字被广为传颂,国民党中央统帅部向他颁发了勋章。不久,赵登禹的109旅奉命扩编为132师,赵晋升为该师师长。

·浩然正气,民族尊严

  1933年秋,29军入察,赵登禹率领132师驻防张北县,遂令217团向独石口、沽源进军,驱逐李守信的骑兵部队,并驻守该地。在此期间旧本驻屯军为了吞并察省,经常派特工人员窜扰独石口、车棚子、小厂、张北县等地,进行挑衅。秉性刚烈和民族自尊心极强的赵登禹无法容忍日寇对我国的侵略,一再违抗上级“隐忍”的训示,与日伪针锋相对,毫不退让。1933年9月,赵登禹率部进驻察哈尔省张北县后,“制造”了两次轰动一时的“张北事件”。
  1934年10月27日,8名日本人途经张北不仅不按规定接受赵登禹部队的检查要求,还有意进行挑衅,为了维护民族尊严,赵登禹下令挑选10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紧握带着明晃晃刺刀的步枪,一边高喊口号,一边在这8名日本人面前走正步,吓得这几名日本人赶紧道歉。
  1935年5月31日,有四个日本人偷偷潜入我军阵地偷绘我军驻防布阵图,赵登禹果断命令将他们扣押。日本人抓住两次“张北事件”大做文章,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妥协退让,6月19日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暂做代理,秦德纯随后与日本代表签定了屈辱的《秦土协定》。随后,赵登禹及所部随第二十九军移驻北平附近。
  然而,以平津为重心的华北,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逼进,此时也是“山雨欲来”。1936年夏天,几名日本特工绑架了第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赵登禹与另两位师长冯治安和刘汝明商量后认为,鬼子竟敢抓我军高级将领,实在太嚣张,一定不能向其示弱。于是,赵登禹将一亲日分子叫来,让其向日方传话:“限日本人2小时以内把人送回。超过时限,我们就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统统杀光!”说完,当着亲日分子的面,赵登禹操起电话向部队下令,要求2 小时之内待命行动,做好作战准备。日本人被赵登禹的凛然之气所震慑,果在2小时内就将宣介溪送回。

·血战南苑,壮烈捐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7日,赵登禹受命到南苑指挥29军的直属部队。但他发现南苑这支2万余人的军队,平时未经统一的指挥和训练,亦无防御措施,军事部署上也极端混乱,因此,他急电调他所辖的132师第1旅刘景山部和第2旅王长海部到南苑参加保卫北平的战斗。但 28日黎明时分,日军20师团开始向南苑发动了总攻。同时,1旅和2旅北上增援受阻,未能及时到达南苑。此时,日军出动了关东军增援部队之铃木混成旅团与酒井机械化旅团,配以30架飞机,完成了对南苑的包围。赵登禹率领卫兵30多人,指挥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反复冲杀,企图突围。忽然,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左臂,但他仍坚持前线指挥,不久,腿部与肩部又中数弹。由于南苑大操场的演武厅已被敌人占领,他们只好且战且退,准备在大红门一带重整部队,循公路向永定门撤退。不料敌人将机关枪架在公路两旁的树上,封锁了附近的道路。赵登禹率军突围,在经过御河桥时,被敌弹穿胸,倒在了血泊之中。临死前,赵对传令兵说: “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什么可悲伤的,北平城里还有我的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死时年仅 39岁。
  为表彰赵登禹抗日杀敌、为国捐躯的功勋,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6年,北平各界举行公祭赵登禹、佟麟阁仪式。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沿用至今。
毛主席亲自签署的烈士证书
毛主席亲自签署的烈士证书
  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对赵登禹将军为国捐躯的英勇壮举作了表彰,确认赵登禹将军为抗日烈士。1952年6月,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赵登禹的烈士证书,这是毛泽东为国民党抗战阵亡将士签发的为数极少的烈士证书之一。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80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将其墓修葺一新,并树碑,以志纪念。1985年,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为赵登禹将军塑像。一腔热血,尽洒祖国热土;万古英名,照亮民族之魂!赵登禹是鲁西南人民的骄傲,他英勇抗战的光辉业绩永垂青史。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赵登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身后相关故事

       龙泉寺方丈义藏将军遗体
  今陶然亭公园西侧的龙泉胡同,那时有座龙泉寺,以办理慈善教育而著称,旧址即今陶然亭小学。崇敬抗日英烈的老方丈,带领4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8年之久。抗战胜利之后,年仅10岁的赵学芬去龙泉寺祭奠时,老方丈安慰她说:“将军没有走,我常在夜间听到将军喊口令操练士兵。”
  抗战胜利后终入土为安
  因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这样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园公祭大会之后,赵将军灵柩于次日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2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沿用至今。
  1952年6月11日,经冯玉祥夫人、卫生部长李德全提议,毛泽东主席为赵登禹亲属签发了《北京字第捌拾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文革期间烈士陵墓被毁
  文化大革命期间,赵登禹烈士的墓被红卫兵挖开,欲盗取“金银财宝”,一无所得后,砸墓而去,烈士尸骨无存。
  烈士陵墓重建
  赵登禹墓于1980年重建于卢沟桥城东关文子山,墓碑正面镌刻着:"抗日烈士赵登禹将军之墓(1898-1937)"。
  1980年至2003年,北京市和丰台区政府又三次为赵登禹烈士墓整休扩建和立碑,并列为重点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
  赵登禹烈士墓,紧临着京广铁路西道口铁路桥,每天迎送着过往的列车,就像仍在守护着北京的大门。

赵登禹之女对父亲的追忆

  中国青年杂志记者彭明榜采访赵登禹的女儿赵学芬
  赵学芬,住在北京市内一个不大的民宅内,很少有人知道,她正是抗战名将赵登禹的女儿。1997年从民革北京市委副秘书长职务上退休。父亲赵登禹牺牲时,她才两岁。两岁的她不可能对父亲有什么真切的记忆,但是对父亲的崇敬和怀念,让她几十年来一直注意搜集有关父亲的各种资料,并在心里形成了自己对父亲的一整套认识。从她嘴里说出的赵登禹的故事,是传奇,也是家常。
  生前传奇: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赵登禹之女赵学芬
赵登禹之女赵学芬
  赵登禹是山东菏泽人,身高1.90米,不折不扣一高大汉子,只读过两年私塾,13岁时拜当地著名拳师朱凤军为师,经三年苦练,习得一身好武艺,寻常十几人近不得身。16岁时,赵登禹与哥哥赵登尧和两个好友一起步行900多公里,到陕西临潼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当了一名不发饷的副兵。在一次训练时,冯玉祥听说赵登禹武艺了得,令他与自己比试摔跤,结果赵登禹将冯玉祥连摔三跤。当众“出丑” 的冯玉祥大喜,让赵登禹到身边当了卫士。以后,凭着军功和冯玉祥的栽培,赵登禹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一路擢升,30岁就当上了师长。在 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中,冯玉祥的西北军失败,被张学良改编为第29军,赵登禹的25师被缩编为109旅,他也由师长被“缩”为旅长。
  就在任109旅旅长期间,赵登禹迎来了让他名垂青史的喜峰口战役。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3月9日,赵登禹率部驰援喜峰口,与日军钤木师团展开了惨烈的争夺战。经过三天激战,喜峰口几度易手,双方伤亡惨重,赵登禹的左腿也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为了削弱日军的武器优势,3月11日晚,赵登禹带伤组织三个团的敢死队,身背大刀和手榴弹,分两路夜袭日军炮兵阵地和宿营地,于深夜三四点杀入敌营,砍杀日军500余人。喜峰口夜袭战的胜利,使赵登禹和他的大刀队名声大振,路人皆知。当时的政府为表彰赵登禹的奇功,给他颁发了最高勋章,并将 109旅扩编为132师,重新“升”其为师长,授中将衔。远在上海的音乐家麦新被赵登禹大刀队的英勇所激动,谱写了著名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从此,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遍了全国。
  赵学芬一直保存着两张翻拍的赵登禹在喜峰口战役期间的照片:一张是全身戎装照,左腿打着白色绷带,身左有一行小字注释“左腿受伤后,自告奋勇,由左翼潘家口夜袭敌营之赵旅长登禹”,身右有一句赵登禹的话带着引号“肢体受伤,是小纪念,战死沙场,才算大纪念”;另一张是半身戎装照,照片下的文字为“三十七师一百零九旅旅长新升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显是刚被嘉奖提拔后摄作纪念。
  对于横行跋扈的日寇,赵登禹一贯坚持针锋相对与之斗争。1936年夏天,几名日本特工绑架了第29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赵登禹与另两位师长冯治安和刘汝明商量后认为,鬼子竟敢抓我军高级将领,实在太嚣张,一定不能向其示弱。于是,他们将一亲日分子叫来,赵登禹让其向日方传话:“限日本人两小时以内好好把人送回。超过时限,我们就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统统杀光!”说完,当着亲日分子的面,赵登禹操起电话向部队下令,要求两小时之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行动。日本人被赵登禹的凛然之气所震慑,果然在两小时内就将宣介溪送了回来。
  1937年7月7日,日寇借口寻找一名失踪的士兵,向芦沟桥进攻,中国军队奋起自卫,芦沟桥抗战爆发。7月26日,赵登禹奉军长宋哲元之命,赶赴南苑,和副军长佟麟阁共同负责北平防务。7月28日凌晨,日军集中三个联队步兵、一个联队炮兵和30多架飞机,向南苑进攻。赵登禹率部与日军血战六小时,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扫射下,伤亡惨重。战至中午,宋哲元命令赵登禹率部向大红门集结。当赵登禹乘坐的汽车行至大红门御河桥时,突然遭到了日军埋伏的机枪扫射,赵登禹身中数弹,血流满身。他对身边的传令兵说:“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是本分,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受不了惊吓,请你们替我安排一下,此外我也没别的心事了。”说完,一代抗日名将停止了呼吸,年仅39岁。
  身后哀荣:流不尽的时间永存一份大纪念
  赵登禹牺牲后,先由北平红十字会草草掩埋。几天后,陶然亭内龙泉寺的僧人们将赵登禹的遗体取出,盛殓于一上好棺材,暂厝于寺内。僧人们崇敬赵登禹的爱国精神,常常一遍又一遍地给棺材上漆,将棺材漆得锃亮。赵学芬对父亲的惟一记忆就是,大概在父亲牺牲几个月后的一天,她和家人被带去看父亲的灵柩,在两张宽宽的木凳上停放着一副黑亮亮的棺材,全家人在棺材前哭成一片。
  赵登禹的灵柩在龙泉寺停放了九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7月28日,才由北平市政府在中山公园举行公祭,落葬于芦沟桥西1公里左右的西道口。也是在这一年,在北平市参政会的提议下,北平市将白塔寺东的一条街道命名为“赵登禹路”,以纪念这位为抗日捐躯的民族英雄。
  赵登禹牺牲后的第三天,即1937年7月31日,当时的政府发布褒恤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52年的一天,已经17岁并正在重工业学校读书的赵学芬在家里偶然发现了蒋介石署名的荣哀状,她觉得解放了,还保留这个东西不太好,要扔掉吧似乎也不太合适。不知如何是好,她便给民政部门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事。几个月后,有关部门向她家颁发了一个“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为 “北京字第000捌拾号”,证上内容为“查赵登禹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此证由毛泽东亲自署名,日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
  赵登禹的牺牲,对其家庭而言,打击可谓天塌地陷。其母年近70,备尝老年丧子之痛;其妻倪玉书时年仅27岁,身怀7月身孕,华年丧夫;其子4岁,其女2岁,尚不解生离死别,即与父亲阴阳暌隔。丧夫之痛让倪玉书常年以泪洗面,终至精神恍惚,无力持家。幸得赵登禹的堂弟赵登舜担起了兄长的遗责,扶携这一家孤儿寡母在兵荒马乱中颠沛流离。
  赵登舜原是赵登禹手下的机枪连长,有一次请假回山东老家,逾期未归,违反了军规。赵登禹的母亲知道儿子治军甚严,一定会严惩其弟,便预先代为求情,望能轻罚。赵登禹不为所动,按军法下令责打赵登舜40军棍,并宣布革除军职。之后,回到家里,赵登禹再向母亲跪地赔礼,并请医生医治堂弟的棍伤。
  或许是上天有眼,让赵登禹革除了堂弟的军职,使其不至于和自己一起战死沙场,也使自己牺牲后,家人能得到一份忠诚的照料。这可谓是不幸中的大幸。
  1949年,北京解放,赵学芬和母亲、哥哥、妹妹回到北京。以后,赵学芬和哥哥赵学武进重工业学校读了中专,妹妹赵学芳读了水电学校。赵学芬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城区米粮库小学任教。赵学芬的母亲由于精神不正常,没有参加工作,靠出租赵登禹留下的房屋的租金生活。
  “文革”期间,赵登禹的墓碑被毁,“赵登禹路”也被改名为“白塔寺东街”。“文革”结束后,“赵登禹路”才得以恢复原名。1980年,北京市丰台区用汉白玉在西道口原址重建赵登禹墓。赵登禹的妻子倪玉书也得到了政府的照顾,享受了生活补贴和公费医疗。
  1992年,统战部领导找赵学芬谈话,调她到民革北京市委任副秘书长。1997年,赵学芬退休。2001年,赵学芬的母亲倪玉书病逝,这个被日冠侵华强加了无数苦难的女性享年91岁。
  现在,在北京,除了赵登禹墓和“赵登禹路”,在通州区还有一条“赵登禹大街”,在丰台区还有一所“赵登禹学校 ”,都是已经物化了的对赵登禹的永志纪念。
  无尽遗憾:赵登禹的更多故事,再没人知道了
  “您父亲要是生在冷兵器时代,以其出众的武艺,一定是一位让敌人难奈其何的大英雄!”我对赵学芬感慨。
  “也已经很不错了,他30岁就当上了师长!”在一旁的赵学芬的老伴插话。
  “您可能只看到了我父亲的一面,他是武艺出众,作战勇敢,但他不只是一个赳赳武夫。”赵学芬向我讲起她所知的父亲的另一面。
  赵登禹对母亲的孝心在军中尽人皆知。由于他的父亲去世早,他便把所有对父母的孝敬都给了母亲。无论军务如何繁忙,每天回到家中,他都要先到母亲跟前问安。二十四孝中有个老莱子,为了讨父母欢心,总是故意扮出各种稚拙的小孩儿把戏,赵登禹在母亲跟前常常就是个“老莱子”。有一年,宋哲元的母亲做寿,赵登禹送的贺礼中就有一幅他亲题的字“孝思维则”,可见“孝”在他心目中有至高的地位。
  “我找这幅字的复印件给您看看!”赵学芬在抽屉里翻了起来,没找到这幅字,却找到了一封信的复印件。“您看看这封信!”
  这封信是赵学芬从北京市档案馆复印来的,竖格信笺上,是赵登禹的毛笔字:“径启者,敝师驻防塞北,有名殿布青山者,日前偶在该山得获火狐狸两只,因敝师不便饲养,恐日久伤其生命,殊为可惜,素念贵园万牲罗列,以供游人观瞻,兹特派副官单永安,携往送上,即请查收为荷,此致万牲园。师长赵登禹拜启”。
  第一眼看到这封信,我心底大为吃惊,不是吃惊于赵登禹的爱护动物意识,而是吃惊于他的书法。以其笔下所展示的笔力,绝不在当今一些书法家之下,怎么也令人难以相信,竟是出于一个只读过两年私塾的人之手,而且这个人的手素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而闻名。
  “我父亲的手可巧了,听说他收藏的古玩坏了,都是他自己修。”赵学芬说着,一脸的骄傲。
  “难以想像!难以想像!”我连连叹道。这确实是一个反差太大的人,任谁也很难将这样一种反差捏合在一个人身上,可赵登禹确确实实就是这样一个人。
  采访赵学芬后,我总禁不住想,要是赵登禹牺牲时,赵学芬的年龄再大一些,能记得更多的事多好!赵登禹的更多的精彩故事,可惜再没人知道了。

赵登禹墓

  赵登禹墓于1980年重建于卢沟桥城东关文子山,墓碑正面镌刻着:“抗日烈士赵登禹将军之墓(1898-1937)”。现赵登禹墓已被公布为丰台区文物保护单位。
赵登禹墓
赵登禹墓

·旅游指南

  交通提示
  乘309、310、339路车到西道口站下车,公路西侧坡上
  相临景点
  世界公园、中华航天博物馆、莲花池公园、长辛店“二·七”纪念馆、丰台药王庙、雷锋资料展览馆、万芳亭公园、卢沟桥、留法勤工俭学旧址、七营房、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抗日战争纪念馆、千手千眼观音铜造像、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镇岗塔、峰香公寿塔、金土城遗址、卢沟桥史料陈列馆、宛平城、宛平县署旧址、燕墩、金中都遗址青龙湖

赵登禹路

  赵登禹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中北部。北起西直门内大街,南至阜成门内大街,为纪念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而得名。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得到新中国认可。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三条街道得以在新中国继续沿用的原因。
赵登禹路
赵登禹路
  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几千条,街巷名称涉及人物的,有以其官职命名的,如文丞相胡同,在东城区府学胡同内文天祥祠堂东侧,以纪念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得名。有以其爵位命名的,如广宁伯街,在西城区辟才胡同以西,明朝功臣广宁伯刘荣的伯爵府原在此街得名。有以其特长技艺命名的,如刘兰塑胡同,在西安门大街路北,以元朝塑像高手刘元得名。
  正式以现代人物姓名命名的街道,在北京只有三处,即西城区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东城区的张自忠路。这三位英烈,都是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早年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在担任29军将领期间,自1934年29军驻防京津地区后,都曾在北京居住过。
  抗战胜利之后,何思源(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之父)出任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于1947年3月13日签发了《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沟浴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铁狮子胡同命名为张自忠路。
  南、北河沿大街,在元朝是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开挖的金水河河道,至清朝演变为排水沟“大明濠”,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由内务部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主持,利用拆除皇城的城砖,将大明濠改建为地下暗沟(去年太平桥路段施工,挖出此暗沟,本报2003年4月16日《风俗地理》曾作过报道),并在地上兴建马路,即南、北河沿大街。当年市政公所公布这两条大街为“一等街道,宽二十公尺。”
  这三条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街道名称,在解放后继续沿用。“文革”时期,佟麟阁路改称四新路,赵登禹路改称中华路,张自忠路改称工农兵东大街。“文革”过后,拨乱反正,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10月决定恢复原名。
  1949年1月20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为什么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上述三条街道名称,得以在新中国被继续沿用呢?这是因为1952年6月11日,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是得到新中国认可,并庄重给予纪念的。

赵登禹大街

  赵登禹大街,原名东关大街。位于北京通州区西北部,通州旧城东门外迤南,北运河西畔,与河道平行。明朝时期在通州城东门之外傍河形成,作为货栈与买卖街道,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1946年,为缅怀抗日将领赵登禹,更名赵登禹大街。2009年7月22日,据通州区规划部门消息,上营棚户区内的历史遗迹“赵登禹大街”或将因拆迁消失。

赵登禹学校

  北京市赵登禹学校建校于1951年,原名北京市第十八中学,1993年更名为大红门中学,1997年经市政府、市教委批准用抗日将领赵登禹将军的名字为学校命名。现学校坐落在北京城南三环路南侧马家堡嘉园小区,属于九年一贯制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