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越

司马越
司马越
  司马越(?─311),字元超。西晋宗室,是八王之乱中其中一王东海王。晋宣帝司马懿四弟安平献王司马馗孙,司马馗次子高密王司马泰之长子。初以世子为骑都尉,侍讲东宫,拜散骑侍郎,历左卫将军,加侍中。讨杨骏有功,封五千户侯。后复为侍中,加奉车都尉,别封东海王。永康初,为中书令,徙侍中,迁司空,领中书监,后加尚书令。八王之乱后期,河间王颙挟晋惠帝迁长安,司马越起兵奉迎惠帝,应者云集。及惠帝还洛,司马越以太傅录尚书事,独揽朝政。永嘉元年(306年),怀帝即位,政事出于司马越,领兖、豫、司、冀、并等六州,诛杀异己,大失众望,自请出讨石勒,上下崩离,忧惧成疾而卒。 他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王,似乎是这场大动乱的最终胜利者,他的死意味着八王之乱的终结。

生平简介

司马衷
司马衷
  司马越(?~311年)西晋宗室。字元超,高密王泰次子。因讨杨骏有功,封于东海郡。永康初中书令。及宗室诸王混战,越率诸侯及鲜卑等步骑迎惠帝返洛阳,诏为太傅录尚书事。怀帝即位初,委政于越,后帝亲理万机,越不悦,求出藩,镇许昌。继还洛阳,诬帝舅王延为乱,杀之,由此大失众望。后又请讨石勒,屯于项。越不臣之迹,四海所知,加之当时经济破坏严重,动乱迭起,上下分崩离析,祸结弥深,遂忧惧成疾,卒于项。其部下欲还葬东海,石勒追及,焚其柩。

·封东海王

  年轻时已有好名声,为人谦虚又扶助平民,因而受国内外人们的尊敬。初以高密王世子身份任骑都尉,与驸马都尉杨邈及琅邪王司马伷子司马繇一起侍讲东宫,拜散骑侍郎,历任左卫将军,加侍中。永平年(291年),因参与诛杀杨骏有功,封五千户侯。迁散骑常侍、辅国将军、尚书右仆射,领游击将军。后再任侍中,加奉车都尉,给温信五十人,别封东海王。永康初年,任中书令,后徙侍中,再迁司空,领中书监。

·捕长沙王

  太安二年(303年),成都王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攻长沙王司马乂,战事持续数月,至明年年初,司马乂固守洛阳,并多次击败司马颖,士兵亦战意高昂。但此时,司马越害怕缺粮的司马乂终会失败,与是与殿中将领勾结,捉拿司马乂到金墉城。其他人不忍司马乂功败垂成,打算救出司马乂继续战斗,司马越打算诛杀司马乂以绝众心,但黄门郎潘滔劝司马越向张方告密,借他手杀司马乂。最后司马乂被张方烧死。

·逃回东海

  司马乂死后,司马颖入城升任丞相,后被封为皇太弟,司马越加守尚书令。永安元年(304),在邺城遥控政府的丞相、皇太弟司马颖渐渐目无君上,又任用亲信的宦官孟玖,引起大众不满。司马越与右卫将军陈眕及长沙故将上官巳等图谋讨伐司马颖。司马越以晋惠帝诏为名北征邺,并以司马越为大都督,领十多万兵与惠帝亲征。但被司马颖将领石超击败,晋惠帝被石超带到邺,司马越投奔下邳,被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拒绝接纳,司马越唯有逃回封国东海国。永兴元年(304年),太宰司马颙又让晋惠帝下诏,要立远在东海的司马越为太傅,要司马越到长安与司马颙共同辅政。司马越不受。

·反攻西军

  东海中尉刘洽因张方逼惠帝移到长安,劝司马越起兵讨伐,司马越于是以刘洽为左司马,尚书曹馥为军司,随后起兵。起兵后司马楙畏惧,于是将徐州奉上。司马越于是以司空领徐州都督,以司马楙领兖州刺史。司马越兄弟都据州郡,范阳王司马虓和王浚等共推司马越为盟主,而司马越此时选置刺史以下地方职官,朝士多奔赴司马越,而不跟从长安的惠帝政府。而河间王司马颙挟天子,发诏罢免司马越等,皆令回封地。司马越仗义奉迎大驾,返回旧都,率将士三万,西行到萧县。但豫州刺史刘乔不受司马越命,遣儿子刘祐拒东海王大军,司马越军败。及后范阳王司马虓遣督护田徽以突骑八百迎接司马越,遇刘祐于谯,祐众溃败,刘乔军溃败,司马越得以进屯阳武。山东兵盛,关中大惧,司马颙斩送张方首求和,但司马越拒绝,反而令守荥阳的吕朗投降。
  光熙元年(306年)夏四月,司马越屯兵温县,山东军将领祁弘率军入长安,手下的鲜卑军队在长安大肆抢劫,二万多人被杀。祁弘及后带惠帝乘牛车回洛阳,司马越率诸侯及鲜卑许扶历、驹次宿归等步骑护送。惠帝下诏封司马越太傅录尚书事,以下邳、济阳二郡增封。十一月庚午,晋惠帝于长安显阳殿食饼中毒逝世,可能是被司马越毒死的。皇太弟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委政事于司马越。吏部郎周穆,是清河王司马覃舅父,为司马越之亲戚,与其妹夫诸葛玫共游说越废晋怀帝司马炽,立清河王司马覃,让司马越挟幼主号令天下。司马越遂叱左右斩二人。以二人世家,不再诛杀其亲族,因此上表废除夷三族法令。后晋怀帝开始亲理万机,留心庶事,司马越不悦,求引退回封地,怀帝不许。司马越遂出镇许昌。

·掌控西晋

  永嘉元年(307年),由许昌率领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讨破作乱的汲桑。司马越战后回到许昌,而荀晞因功而加抚军将军、都督青、兖诸军事。司马越长史潘滔说:“兖州天下枢要,公宜自牧。”因此下诏转苟晞为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领青州刺史,自此与苟晞有仇隙。同时怀帝下诏司马越为丞相,领兖州牧,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司马越恐清河王司马覃终为储君,矫诏将他收押金墉城,次年将他杀害。
  永嘉二年二月(308年),自许昌迁于鄄城。同年,汉赵王弥攻入许昌,司马越遣左司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卫京都洛阳。鄄城自坏,司马越移屯濮阳,又迁于荥阳。司马越召命田甄等乞活军,但田甄不受命,司马越另派监军刘望讨伐田甄。刘望渡过黄河后河,田甄撤退。李恽和薄盛斩杀田兰,率领部众投降;田甄、任祉和祁济于是弃军奔到上党。
  永嘉三年(309年),司马越自荥阳回洛阳,以太学为府第。司马越疑朝臣背叛自己,乃诬谄帝舅王延等作乱,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宫收押王延等,交给廷尉将众人杀死。后司马越解去兖州牧,领司徒。司马越既与苟晞构怨,又以顷兴事多由殿省,于是奏请罢免有爵位的宿卫。因当时殿中诸将皆封侯,故此一律罢免。后以东海国上军将军何伦为右卫将军,王景为左卫将军,领国兵数百人宿卫。
石勒
石勒
  司马越自从诛杀王延等后,大失众望,而且众人猜嫌他。散骑侍郎高韬有忧国之言,司马越诬谄以讪谤时政将他杀害,但是仍不能自安。同时北方胡族政权又时常侵扰,所以戎服入见怀帝,请旨讨伐石勒,并且镇集兖州、豫州士兵以救援京师。留裴妃、世子镇军将军司马毗,及龙骧将军李恽和右卫将军何伦等守卫京都。以行台自随,率甲士四万东屯于项县,王公卿士随从者甚众,而皇宫却再无守卫,甚至闹饥荒而令皇宫尸骸交错。诏加九锡。司马越传羽檄四方所征皆不至。而苟晞又上表征讨越。司马越以豫州刺史冯嵩为左司马,自领豫州牧。

·忧惧而死

  司马越专擅威权,把持朝政,而早前领军至项县带走了大量人才,更统御全国最后一支精锐的军队,不臣之心众人皆知。加上匈奴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独立政权势力愈来愈大,地方不稳;而晋朝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日渐严重,与苟晞数度交战,终于忧惧成疾。永嘉五年(311年),晋怀帝下诏以征东大将军苟晞为大将军,并发布司马越的罪状,要各方镇讨伐,不久司马越就病死于项城。军中秘不发丧。以襄阳王司马范为大将军,统令其众。回到东海安葬。石勒于苦县宁平城追及大军,将军钱端出兵对抗石勒而战死,大军溃败。石勒以骑兵围着溃败的十万士众,然后用弓箭射杀,十余万王公、士兵和庶民相践如山,全被歼灭,石勒焚烧司马越的灵枢。王弥弟王璋然后焚杀余下军众,更吃他们的肉。天下归罪于司马越。怀帝发诏贬司马越为县王。
  当何伦、李恽听闻司马越死去,秘不发丧,便侍奉裴妃及世子司马毗从京邑逃出。至洧仓,又为石勒所败,司马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被杀死。李恽杀妻子逃到广宗,何伦逃走至下邳。裴妃被人掳去,卖给吴氏。东晋太兴年间,得以渡江到东晋,欲招魂葬司马越。元帝诏有关机构详细议论后下诏不许。裴妃不奉诏,随后在广陵为司马越下葬。太兴末年,司马越墓被毁,改葬丹徒。当初晋元帝出镇建业,是裴妃出的主意,元帝深感其恩德,数次驾幸其府第,又以第三子司马冲奉司马越后、追谥司马越为东海孝献王。司马冲死后无子,晋成帝以少子司马奕继嗣。晋哀帝徙司马奕为琅邪王,而东海无嗣。隆安初年,晋安帝改以会稽忠王次子司马彦璋为东海王,入继司马冲,作为他的为曾孙。后被桓玄杀害,东海国国除。

司马越与王衍

  “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既是琅琊王与琅琊王氏的地域结合,又有其历史原因。王马结合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晋八王之乱后期即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关系。
  八王之乱后期,惠帝子孙全都死亡,惠帝兄弟成为其时司马皇族中血统最近的亲属。成都王颖抢得了皇位继承权,称皇太弟,居邺城遥制雒阳朝政。东海王越是八王之中最后参与乱事的藩王。按血统关系说,东海王越是司马懿弟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高密王司马泰之子,于武帝、惠帝皇统是疏而又疏,同成都王颖居于惠帝兄弟地位者大不一样。按食邑数量说,成都王本食四郡,东海王只食六县,大小轻重迥不相同。永兴元年(304年)七月荡阴战后,惠帝被劫入邺,成都王颖更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久,党于东海王越的幽州刺史王浚发兵攻邺,成都王颖和惠帝以及皇室其它近属逃奔雒阳,被河间王颙部将裹胁入关。这时候,惠帝兄弟辈25人中,只剩下成都王颖(原来的皇太弟,入关后被废)、豫章王炽(入关后新立的皇太弟,后来的晋怀帝)和吴王晏(后来的晋愍帝司马邺之父)。惠帝和宗室近属悉数入关,广大关东地区没有强藩控制,这是东海王越填补空缺、扩充势力的大好时机。东海王越的势力就是趁这个机会扩充起来的。
  荡阴败后,司马越回东海国,又收兵下邳,取得徐州,控制江淮,进行了大量的活动。从此,徐州地区成为他的广阔后方。他部署诸弟司马腾、司马略、司马模分守重镇以为形援。然后他移檄征、镇、州、郡,自为盟主,并于光熙元年(306年)把惠帝从长安夺回洛阳。接着,惠帝暴死,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被害,继立的晋怀帝完全在司马越的掌握之中。司马越在皇族中已没有强劲的对手,八王之乱至此告终。胜利的司马越赢得了疮痍满目的山河,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的军队动辄威胁洛阳,使司马越不遑宁处。
  司马越并不具备皇室近属的名分,号召力有限。因此他力求联络关东的士族名士,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关东是士族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马越统治的命运。但是关东士族同宗室王公一样,在十几年的大乱中受到摧残。有些人鉴于政局朝秦暮楚,尽量设法避祸自保。名士庾敳见王室多难,害怕终婴其祸,乃作《意赋》以寄怀,宣扬荣辱同贯,存亡均齐思想。还有一些人逃亡引退,如吴士张翰、顾荣辞官南归,颍川庾衮率领宗族,聚保于禹山、林虑山。这种种情况,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士族名士的避世思想和政治动向。司马越必须在星散的士族名士中找到有足够影响的人物列于朝班之首,才能号召尽可能多的士族名士来支持他的统治。夙有盛名的琅邪王衍被司马越看中,他们密切合作,共同经营一个风雨飘摇的末代朝廷。
  王衍郡望虽非东海,但是是东海的近邻。王衍家族的社会地位,高于东海国的任何一个家族。王衍是其时的名士首领,以长于清谈为世所宗。据说此人终日挥麈谈玄,义理随时变异,号曰“口中雌黄”,朝野翕服。《世说新语》一书,记载了清谈家王衍的许多佚事。不过王衍的玄学造诣,声大于实,史籍中除了记他祖述何晏、王弼“贵无”思想和反对裴頠的“崇有”之说等寥寥数语以外,不言他对玄学究竟有什么贡献。清人严可均辑《全晋文》,竟找不到王衍谈玄内容的任何文字材料。王衍死前曾说:“呜乎!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从此,王衍就以清谈误国受到唾骂,至于千百年之久。
  王衍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口头上虽说“不以经国为务”,自称“少不预事”,但青年时代就“好论纵横之术”。以后除了一个短时间以外,王衍始终居于朝廷高位。王衍之女,一为愍怀太子妃,一适贾充之孙贾谧。可见他在西晋末年宫廷倾轧这一大事中既结后党,又结太子,两边观望,期于不败。王衍另一女为裴遐妻,而裴遐是东海王司马越妃裴氏从兄。王衍通过裴遐,又同东海王越增加了一重关系。以上种种,都是王衍所结的政治婚姻,反映王衍在政界活动的需要。他被石勒俘获,临死犹为石勒“陈祸败之由”,并且“劝勒称尊号”。他恋权而又虚伪,服膺名教与自然“将无同”的信条。他和司马越作为西晋末代权臣,除了操纵皇帝,翦除异己,羁縻方镇,应付叛乱以外,没有推行过任何有积极意义的措施。
  司马越与王衍,是一种各有图谋的政治结合。司马越以其宗王名分和执政地位,为王衍及其家族提供官位权势;王衍则为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当时北方名士团聚在王衍周围的,数量很多,其中的王敦谢鲲、庾敳、阮修,号为王衍“四友”。由于王衍的引荐,诸王、诸阮以及谢鲲、庾敳、胡母辅之、郭象、卫玠等名士都被司马越所延揽,南士也有辟司马越府者,所以史称越府“多名士,一时俊异。”这些人祖尚玄虚,多半没有政治能力,在司马越的卵翼之下醉生梦死,等待着命运的安排。他们之中多数人陆续过江,庇托于江左政权;有些名士则同王衍一起被石勒俘杀。
  东海王越妃出河东裴氏。西晋时裴氏与王氏齐名,时人以两家人物逐个相比,以八裴方于八王。裴妃兄裴盾、裴邵,都是司马越的重要助手,也是司马越联系士族名士的又一桥梁。不过裴盾、裴邵没有来得及过江。裴邵随司马越出项,死于军;裴盾后降匈奴,被杀。裴氏与司马越个人关系虽密,但其家族不出于河南,与司马越府椽属多出于河南士族者,毕竟有所不同。这种河北河南的畛域之见,当渊源于昔日司马颖居邺、司马越居雒阳(今洛阳)而相互对立的历史。所以裴氏家族重要人物与其他河北士族一样,罕有过江者,因而裴氏家族没有在东晋政权中取得相应的地位,以继续发挥象王氏家族那样的政治作用。
  由上可知,惠帝末年和怀帝时的西晋朝廷,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操持政局,由士族名士装点其间,实质上就是司马越与王衍“共天下”。可以说,这是“王与马共天下”最早的一种组合,一个形态。
  在司马越、王衍操纵之下,另一个王与马相结合的政治中心正在形成,这就是晋琅琊王司马睿与琅琊王导在徐州开启的局面。
  王氏家园所在的琅琊国,是司马睿的封国。司马睿的琅琊国与司马越的东海国相邻,都在徐州。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曾出为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晋书》卷三八本传称其“镇御有方,得将士死力。”后来,当司马越收兵下邳,准备西迎惠帝时,起用琅邪王司马睿为平东(后迁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为他看管后方。司马睿受命后,请王衍从弟、参东海王越军事的王导为司马,委以重任。由司马越、王衍在雒阳的关系,派生出司马睿和王导在徐州下邳的关系,王导在司马睿军府中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司马越物色司马睿,还有历史渊源。司马越与司马颖对峙之时,司马睿与其从父东安王司马繇先居雒阳,后居邺城。那时司马越已通过辟于越府的王导对司马睿施加影响。荡阴战后,司马繇被司马颖杀害,这更坚定了司马睿在成都王颖和东海王越之争中投向东海王越一边的决心。司马睿在王导劝诱下南逃雒阳,转回琅琊国,在那里接受了司马越的号令。从种种迹象看来,司马睿、王导同莅徐州下邳,不是偶然的组合,而是司马越、王衍精心的策划与安排。洛阳司马越与王衍的组合,下邳司马睿与王导的组合,都是日后建康“王与马共天下”的前奏。
  不过,情况还是有区别的。雒阳司马越、王衍的组合,掌握实权的是司马越;而徐州下邳司马睿、王导的组合,王导却起着主导作用。那时,司马睿还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可以把司马睿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王导传》叙述这一段关系时说:“〔导〕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元帝为琅琊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雒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透过这一段夹杂着攀附之辞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司马睿在北方所经历的大事,几乎全出王导的主动筹谋。王导在邺城、雒阳、下邳,早已发现了司马睿“奇货可居”,很像当年吕不韦在邯郸发现了秦国的子楚一样。子楚曾约定分秦国与吕不韦共之,而司马睿后来实际上与王导共享东晋天下。
  永嘉政局,纷乱异常。刘渊等交侵于外,怀帝、司马越构嫌于内,州郡征镇叛服不常,流民暴动此伏彼起。司马越、王衍力图在政治上、军事上加强控制,抢据要冲,以维持残破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马睿受命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偕王导南渡建邺。这是司马睿、王导同镇下邳两年以后的事。其时,王衍为门户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案指中原)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案指雒阳),足以为三窟矣。’”孙盛《晋阳秋》记此事,谓王衍辞诸弟时曰:“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依孙盛所记,王衍经营“三窟”,并不是消极地效狡兔之求免于死,而是欲乘王室卑微之时图谋霸业。以后的事实表明,王衍追求的霸业没有实现于齐楚,而实现于扬州的江南;不是假手于王澄等人,而是假手于王导。这是王衍始料所未及的,因为他设想的“三窟”均在长江以北,并未包括扬州江南部分。
  从人物构成和历史渊源说来,扬州一窟,同样是司马越、王衍势力所派生出来的。扬州江南窟成,齐楚已乱,王马天下,只有于此经营。但是此时雒阳尚有怀帝,名分不可僭越,因此形势暂时还不是很明朗的。五行家看到王导在建邺“潜怀翼戴之计”,待机脱离洛阳以称霸江左的事实,谓其时江左“阴气盛也”。这反映晋室社稷南移的可能性,已在时人的估计之中。
  司马睿渡江一举,开启了东晋南朝在江左立业局面。不过这不是司马越、王衍的初衷。在司马越、王衍的全盘部署中,渡江的直接目的究竟何在呢?
  司马睿、王导受命过江,从军事、政治上说,是为了填补陈敏被消灭后江左的真空,使之同江淮、荆楚呼应,保障徐州,并为中原犄角。这一点与江左原来的政治形势有关,将在本文下节详论。从经济上说,很可能有替坚守中原的司马越、王衍搜括江南财富,特别是潜运江南粮食的目的。
  原来,陈敏在洛,为尚书仓部令史,建议于执政曰:“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潜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因此陈敏得以出为合肥、广陵度支。他后来击败石冰,割据米谷丰裕的扬州江南诸郡,也得力于所统运兵。《水经·淮水注》谓陈敏于中渎水域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径渡,以改变湖道纡远状况,缩短了江淮间的航程。此事内容尚有疑点,不可全信,亦非全诬。《太平御览》卷六六引顾野王《舆地志》,谓陈敏在丹阳境开练湖,而练湖之开与维持丹阳、京口间运河航道有密切关系。《舆地纪胜》卷七引《舆地志》,谓京口城南有丁卯港,港有埭,为京口运河航道重要设施,据说“晋元帝子裒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案司马裒镇广陵,开丁卯埭,为建武元年(317年)事,在陈敏于扬州江南开练湖以济运河之后十年。这些维修江南运河的史实,都与陈敏离都的初衷切合。又,司马睿、王导在徐州时本有漕运任务。徐州治所下邳,当泗水通途。《水经·泗水注》:宿预,“晋元帝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司马睿与王导南来,沿中渎水下广陵,过江而达建邺,也是踵陈敏之迹。根据这许多迹象,我推测,司马睿、王导奉命南来,本有与陈敏相同的潜运江南粮谷以济中州的经济目的。
  细察王衍“三窟”之说和其后事态发展,可以认为司马睿、王导受司马越、王衍之命南来,并不是为越、衍南逃预作准备。司马越和王衍始终不见有南逃的打算。我们知道,司马越是在逗留东海、收兵下邳以后才得以成为独立力量的。他的军队以徐州人尤其是徐州东海国人为多。雒阳宫省宿卫,也都被司马越换成东海国将军何伦、王景的东海国兵。永嘉四年(310年)冬司马越声称为讨伐石勒而离雒,还以何伦和坚决支持司马越的“乞活”帅李恽等军,奉东海王妃裴氏和世子毗守卫雒阳,监视宫省。这些情况,说明司马越、王衍势力的地方色彩很浓。他们只求死守正朔所在的中原,而不曾考虑偏安江左。其时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周馥建策迎天子都寿春,也被拒绝,周菠以此为司马越、司马睿的军队夹攻致死,这就是史臣所谓“祖宣(馥字)献策迁都,乖忤于东海”一事。司马越的战略意图,是依托徐州,守住洛阳,自为游军与石勒(以后还有苟晞)周旋。王衍是支持司马越这一战略意图的。当雒阳由于刘渊、石勒的攻击而人心浮动,迁都避难呼声甚紧时,“衍独卖车牛以安众心”。后来,司马越、王衍拥军东行,越于道中病死而托后事于衍,衍必欲扶越柩归葬东海,以至于在东行道中为石勒部众追及,王公士庶十余万人俱死。何伦、李恽拥裴妃及世子毗逃离雒阳,世子和36王都落入石勒之手,何伦东走归下邳,李恽北走广宗,时在永嘉五年(311年)。
  司马越、王衍拥众东行,从战略战术上看不出有其它用意,只是反映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将士“狐死首丘”的愿望而已。《晋书》卷三五《裴楷传》载东海王越妃兄徐州刺史裴盾大发良人为兵,司马越死,裴盾“骑督满衡便引所发良人东还”,也是东方将士只图奔返家乡之证。
  司马越、王衍一心东归而无南渡意图,客观上便利了司马睿、王导在江左独立经营。东方青、兖、豫、徐诸州士族名士则多有在胡骑侵逼之下南走建康者,昔日司马越府俊异陆续归于司马睿府,成为司马睿府“百六掾”的主干,有助于司马睿、王导势力的壮大,而且也显示出麇集江左的这一集团是雒阳朝廷事实上的继承者。尔后江左的门阀士族,大体上都是出于昔日司马越府的僚属。
  与司马越、王衍一心东归成为对照的,是阎鼎的西行。阎鼎,天水人,也出于东海王越府参军。他鸠集西州流人数千,欲还乡里。雒阳沦陷后,他翼戴秦王(后来的晋愍帝)西奔长安。裹胁而行的以荀藩、荀组为首的行台诸人多关东人,不愿西去,或者逃散,或者被杀。由此可见,其时除有前述河南、河北的畛域之分以外,还有关东、关西的畛域之分,这在士族人物中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影响着政局的发展。
  西晋统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出现的永嘉之乱,既摧残了在北方的西晋政权,也毁灭了几乎全部西晋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随他们的士族人物。吴人孙惠在上司马越书中说:“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王衍一伙惨死在石勒之手,又增加了一堆尸骸。他们在北方彻底失败了。残存的长安朝廷落入西州人之手,也不可能维持多久。只有他们派出的司马睿和王导,在建邺植下了根基。由于皇族劫余无多,建邺的司马睿更不得不依傍具有号召力量的士族琅琊王导。这样,在北方具有雏形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南方就成为一个新朝政权的基本结构。

典籍记载

  《晋书·卷五十九》
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
  东海孝献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初以世子为骑都尉,与驸马都尉杨邈及琅邪王伷子繇俱侍讲东宫,拜散骑侍郎,历左卫将军,加侍中。讨杨骏有功,封五千户侯。迁散骑常侍、辅国将军、尚书右仆射,领游击将军。复为侍中,加奉车都尉,给温信五十人,别封东海王,食六县。永康初,为中书令,徙侍中,迁司空,领中书监。
  成都王颖攻长沙王乂,乂固守洛阳,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疲于战守,密与左卫将军朱默夜收乂别省,逼越为主,启惠帝免乂官。事定,越称疾逊位。帝不许,加守尚书令。太安初,帝北征邺,以越为大都督。六军败,越奔下邳,徐州都督、东平王楙不纳,越径还东海。成都王颖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宽令招之,越不应命。帝西幸,以越为太傅,与太宰颙夹辅朝政,让不受。东海中尉刘洽劝越发兵以备颖,越以洽为左司马,尚书曹馥为军司。既起兵,楙惧,乃以州与越。越以司空领徐州都督,以楙领兖州刺史。越三弟并据方任征伐,辄选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间王颙挟天子,发诏罢越等,皆令就国。越唱义奉迎大驾,还复旧都,率甲卒三万,西次萧县。豫州刺史刘乔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军败。范阳王虓遣督护田徽以突骑八百迎越,遇祐于谯,祐众溃,越进屯阳武。山东兵盛,关中大惧,颙斩送张方首求和,寻变计距越。越率诸侯及鲜卑许扶历、驹次宿归等步骑迎惠帝反洛阳。诏越以太傅录尚书,以下邳、济阳二郡增封。
  及怀帝即位,委政于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与其妹夫诸葛玫共说越曰:「主上之为太弟,张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为群凶所废。先帝暴崩,多疑东宫。公盍思伊、霍之举,以宁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岂宜言邪!」遂叱左右斩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亲万机,留心庶事,越不悦,求出籓,帝不许。越遂出镇许昌。
  永嘉初,自许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讨汲桑,破之。越还于许,长史潘滔说之曰:「兖州天下枢要,公宜自牧。」及转苟晞为青州刺史,由是与晞有隙。
  寻诏越为丞相,领兖州牧,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辞丞相不受,自许迁于鄄城。越恐清河王覃终为储副,矫诏收付金墉城,寻害之。
  王弥入许,越遣左司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卫京都。鄄城自坏,越恶之,移屯濮阳,又迁于荥阳。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监军刘望讨甄。初,东嬴公腾之镇邺也,携并州将田甄、甄弟兰、任祉、祁济、李恽、薄盛等部众万余人至邺,遣就谷冀州,号为乞活。及腾败,甄等邀破汲桑于赤桥,越以甄为汲郡,兰为钜鹿大守。甄求魏郡,越不许,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恽、薄盛斩田兰,率其众降,甄、祉、济弃军奔上党。
  越自荥阳还洛阳,以太学为府。疑朝臣贰己,乃诬帝舅王延等为乱,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宫收延等,付廷尉杀之。越解兖州牧,领司徒。越既与苟晞构怨,又以顷兴事多由殿省,乃奏宿卫有侯爵者皆罢之。时殿中武官并封侯,由是出者略尽,皆泣涕而去。乃以东海国上军将军何伦为右卫将军,王景为左卫将军,领国兵数百人宿卫。
  越自诛王延等,大失众望,而多有猜嫌。散骑侍郎高韬有忧国之言,越诬以讪谤时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见,请讨石勒,且镇集兖、豫以援京师。帝曰:「今逆虏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心。朝廷社稷,倚赖于公,岂可远出以孤根本!」对曰:「臣今率众邀贼,势必灭之。贼灭则不逞消殄,已东诸州职贡流通。此所以宣畅国威,籓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辇以失机会,则衅弊日滋,所忧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镇军将军毗,及龙骧将军李恽并何伦等守卫京都。表以行台随军,率甲士四万东屯于项,王公卿士随从者甚众。诏加九锡。越乃羽檄四方曰:「皇纲失御,社稷多难,孤以弱才,备当大任。自顷胡寇内逼,偏裨失利,帝乡便为戎州,冠带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为忧惧。皆由诸侯蹉跎,遂及此难。投袂忘履,讨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义奋。当须合会之众,以俟战守之备。宗庙主上,相赖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风奋发,忠臣战士效诚之秋也。」所征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讨越,语在《晞传》。越以豫州刺史冯嵩为左司马,自领豫州牧。
  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乱,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祸结衅深,遂忧惧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项。秘不发丧。以襄阳王范为大将军,统其众。还葬东海。石勒追及于苦县宁平城,将军钱端出兵距勒,战死,军溃。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于是数十万众,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王弥弟璋焚其余众,并食之。天下归罪于越。帝发诏贬越为县王。
  何伦、李恽闻越之死,秘不发丧,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从者倾城,所经暴掠。至洧仓,又为勒所败,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贼。李恽杀妻子奔广宗,何伦走下邳。裴妃为人所略,卖于吴氏,太兴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诏有司详议,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设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还。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室庙寝庙祊祭非一处,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今乱形神之别,错庙墓之宜,违礼制义,莫大于此。」于是下诏不许。裴妃不奉诏,遂葬越于广陵。太兴末,墓毁,改葬丹徒。
  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数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后。薨,无子,成帝以少子奕继之。哀帝徙奕为琅邪王,而东海无嗣。隆安初,安帝更以会稽忠王次子彦璋为东海王,继冲为曾孙。为桓玄所害,国除。司马越府"隽异"与西晋王朝的历史出口  西晋司马越幕佐现可考知79人,加上辟而未就者12人,则为91人.他们分布在15州近50郡,绝大多数为士族和低等士族,沾染玄风之士约比儒学之士多出一半以上.越府是中朝权臣幕府中规模最大、人才最多、玄学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对东晋建国有深刻而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