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

黄远生
黄远生
      
       黄远生(1885年1月15日--1915年12月27日),字远庸,原名为基,汉族,江西省德化(今九江县)新合乡人。远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时的笔名。1885年1月15日(光绪十年阴历十一月三十日)黄远生出生于江西德化(今九江瑞昌市)的一个书香世家。他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一位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先驱者。
  黄远生少年时期勤学好问,曾在两年内连中秀才举人进士。1904年考中进士后,获得清政府“知县即用”资格,但他不愿意做官,而是东渡日本官费留学,专攻法律。1909年学成回国,清政府任命他为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院行走和编译局纂修官。他不甘心“以极可爱之青年之光阴,而潦倒于京曹”,便经常为京沪的报刊纂写国际时事评论。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弃官不就,全身心从事新闻工作。 

简介

  黄远生的曾祖父黄凤楼是道光年间进士,在安徽做过知县、同知。三个叔伯父均为举人,父亲黄儒藻也是秀才出身,并在宁波办过洋务。黄远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发蒙时期广涉经史子集,家里还特地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他十四岁(1899)时考秀才未中。十五岁(1900)时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只得变卖田产,作为生活费和进入浙江南浔公学读书的学费,假期则寄居在亲戚家。十八岁(1903)时,他参加德化县试,考中秀才,同年秋中举人,为江西省第七名。次年他参加了清朝的最后一次会试,高中进士。同榜中进士的有沈钧儒、谭延闓、叶恭绰等知名人士。这是中国最后一批进士,而黄远生是其中最年轻的,当时还不满二十周岁。
  中进士后,他获得了“知县即用”的资格,但他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进入官场,便在高中进士的这一年(1904),以进士身份东渡日本,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六年后(1909),他学成回国,因为某些原因,还是进入了官场,历任清政府邮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法政讲习所讲员等职。公事之余他还从事报业活动,经常为京、沪报刊撰写国际时事评述。此时李盛铎以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欧考察宪政归国,他对黄远生说:“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撰述人员,你如果干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他本来就厌倦官场,深恨清朝的腐败,于是接受了李盛铎的建议,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辞去官职,专门从事新闻工作。
  他在1912年创办和主编了《少年中国周刊》,这是他记者生涯的开始。之后他还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 《申报》 《时报》 《东方日报》 的特约记者和北京 《亚细亚报》 的撰述,同时还经常为《东方杂志》、《论衡》和《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他的文章犀利泼辣,观点鲜明,见解独到,能从常事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深度,因此时人赞誉他的文章为“洞朗轩辟,幽隐毕达”。他以自创的“远生通讯”对当时几乎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陆征祥、熊希龄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案、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总能抓住全国各阶层广大读者的心,将真相告白于天下。他的报道“对民国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们的丑态,作了忠实的记录和辛辣的嘲讽”。邹韬奋也后来回忆说:“每逢有重要事故,他总能千方百计从最重要的来源,用最迅速的手段,探得最重要的新闻材料,写成有声有色亦庄亦谐的通讯供给读者,当时他在探采新闻的活动力方面,是最足令人兴奋的一件事。”
  他从事新闻工作只有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在这几年里,他写下了大量的新闻通讯和时评政论,其工作量之大、创造力之盛令人惊讶。《远生遗着》里收录了他在这几年中所写的200多篇文章,其中几乎全部直接或间接与时事有关,而且立场明确,影响极大。他既批评袁世凯的野心,又批评国民党的……。正因为如此,袁世凯一方面恨他,一方面想利用他的才华和影响来为己所用。
  1915年,袁世凯于筹备称帝之际,为了为自己造势,极力收买知名人士为之鼓吹,其中包括梁启超。袁世凯看中了黄远生这位名震海内外的记者,便设法想将他揽在旗下。他强聘黄远生担任他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黄远生心里虽然不愿意,但也不敢明确表态拒绝。袁世凯派人向黄远生表示,如果他能为袁撰写赞成帝制的文章,将得到10万元的酬谢和一个部长的席位。“于是远庸大窘,一连七八天,他想延宕不作,那边天天一两封信的催促他。”他很为难,没有办法,只得作了一篇“似是而非的,表示对于帝制之意”。但袁极不满意这种搪塞之作,派人逼他重写。他到了没有转身的余地了,“然他到了紧要关头,始终不肯迁就。那几天是他一生最不幸的境遇,又算是他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
  最终正义战胜了妥协。9月3日,他匆忙离开北京奔走上海。在途中他就在上海各大报刊刊出了《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明确表示反对帝制,与袁世凯决裂。抵上海后,他又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连续9天刊登启事,宣布自己与曾担任的《申报》驻京通讯员及上海《亚细亚报》的撰述,一概脱离关系。但《亚细亚报》在出版广告中仍把他的名字列为总撰述,他只得又在《申报》广告栏连续7天声明与《亚细亚报》划清界限。为了躲避袁党的追逼,他干脆于1915年10月24日乘日轮离开上海经日本赴美。
  黄远生一到旧金山,当地的报纸便报道中国名记者Yuan-Yung Huang抵美的消息。Yuan-Yung Huang本来是“黄远庸”的音译,而“远”又与“袁”刚巧同音。华侨中反袁的人便奔走相告,说是袁世凯的本家来了。而当地国民党人又恶意宣传,使华侨都以为来的是袁世凯派到美洲鼓吹帝制的亲信。12月25日下午6时许,当黄远生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用餐时,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改组后的名称)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刘北海从背后枪杀了他,时年不满31岁。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80年代中期在台湾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执行的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后来的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1985年9月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也统一了看法,确认是当年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刺杀黄远生的。
《远生遗著》                       《远生遗著》

着名的“远生通讯”

  黄远生是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他是民初名记者最杰出的代表,被称为是“报界奇才”。他以擅长新闻通讯而着称于世,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
  他的新闻通讯有以下特色:
  1、题材重大,记载翔实。他阅历丰富,对民初政坛十分熟悉,因而他能采访到许多人采访不到的重大新闻和内幕新闻。他对当时政坛风云作了真实而详尽的记录,既是新闻,又是信史。
  2、针砭时弊,忧国忧民。作为一名正直的新闻记者,黄远生用他那如椽之笔,对袁世凯的黑暗统治和官僚政容痛加针砭。
  3、细致详尽,幽隐毕达。黄远生的通讯善于捕捉各种细节,绘声绘形,嬉笑怒骂,涉笔成趣,鞭辟入理。
  4、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黄远生新闻敏感性极强,他的报道很注重时效性。
  5、语言通俗生动。他能把复杂的社会现象通过贴切的经喻表现出来。 

黄远生的“四能”

  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
  1、“调查研究,有种种修养”,是谓能想;
  2、“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
  3、“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
  4、“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

黄远生通讯文体的写作特点    

·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

       黄远生的新闻敏感性极强,他的报道很注意时效,这从通讯的标题就可看出,如《最近秘密之政闻》。《最近之袁总统》、《最近之大势》、《最近之北京》等,他采访所得的材料,当时是新闻,今天成为信史。黄远生不仅善于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还能够注意其背后的信息,如1912年6月的《政界小风潮零记》,就在报道裁军问题的同时还透露出萌芽状态的问题,即“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的动向,预报了事物的发展。   
  黄远生报道的人物有孙中山、袁世凯、唐绍仪、陆征祥、熊希龄、梁士治等,其中有总统、总理、内阁中的许多部的总长,他们是中国政府与中国政治的代表,黄远生善于抓住这些人物并从他们身上发掘重大新闻,如《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写的是1924年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北京会谈,其中既反映了孙中山让权和志在建设的态度,也揭示了袁世凯“权谋百出,专以手段胜”的伎俩,同时还含蓄地告诉读者孙袁会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黄远生报道的重大事件很多,如袁世凯大借款、内阁接二连三倒台、外蒙古的独立、日本提的“二十一条”、武昌首义功臣张振武被杀等,这些事件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远生的通讯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  

·抓住具体的场景细节

       黄远生的通讯善于抓住具体的场景细节进行绘声绘色的描绘,嬉笑怒骂,涉笔成趣,如《外交部之厨子》,写一个自前清到民国的外交部姓余的厨子,他“连结宫禁,结交豪贵”并花钱买了“花翎二品衔”。有一次外交部长官汪大燮在赴贺庆王宴会时,刚进门则“遥见厨子方辉煌翎顶与众客跄济一堂,愕然不能举步,厨子见江大人来,则亦面发赧而口嗫嚅”。汪的惊诧,厨子的窘态,旧官场的腐败,跃然纸上。

·语言通俗生动

       黄远生提倡“以浅近文艺普通四周”,为此,他追求通讯语言的通俗和生动,他能把复杂的社会现象通过贴切的比喻表现出来,如《奈何桥上之大借款》说的是1913年袁世凯向六国银行团借款的事,此事的现状、发展、结果如何,一下了很难说清,但读者一看“奈何桥上”,一切也就明白了。《乔装打扮之内阁》、《虎头蛇尾之国税厅》、《春云初展之政局》、《蝉曳残声过别枝之弹劾案》等也都同样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意味深长。

新闻思想

  办报目的:主持公理、指斥时弊、为人民奔走呼号。民国初年的报纸言论,正如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所说:“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现国民真正之精神。”针对报界堕落的状况,他主张“主持政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他指斥一些不良报人:“袁总统以马为鹿,我亦不敢以为马;袁总统以粪为香,我亦不敢以为臭。此其人,除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处!”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屏绝因缘,脱离偏依”。对最大权势袁世凯的态度应是“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
  在他许多的通讯中,上至总统袁世凯,下至各级官僚,他都敢指斥揭露。他把辛亥革命后的政坛斥之为“循私弄权,无异于前清”,“乃弊不革,而反加甚”。“政治之日趋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之自为之也”。说袁本人是“扶植个人之势力而为不能执行国家之权利也。”(《远生遗着》,商务印书馆,1984,以下引文皆同)对黄远生的这种精神,邹韬奋评价说:“不但眼光远,而且有胆量说话。”黄远生认为记者应该“为民生社会请命”,反映民生疾苦。他说:“记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风,然何尝稍益于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创意曰,此少数者皆可杀,则记者必先自服上刑矣。”
  他在为《亚细亚报》创刊一周年写的纪念文章《祝之欤诅之欤》说:天地之至人,我辈之走狗……余辈既已游食四方……我将为社会之耳目也!之喉舌也!”体现出他希望记者能真正为公众服务的理想。新闻工作的原则: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超然。在新闻工作上,他主张写实。他说:“吾人皆自述其思想,且以最诚实单纯之感想为限,而决不假于造作与劝化的口吻。以吾人今日之思想界,乃最重写实与内照之精神,虽其粗糙而无伤也。”
  1914年他在《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系统地阐发了对新闻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的理解。他讲到,“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对政局时事乃至一切事物,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的主张,但决不以自己为唯一主张,或以一种主张排斥他者,而是综合事实来判断,反对“凭恃理想发挥空论”。事实不足以作判断时,就仅仅提出事实,供社会参考,不急于妄发主张。他主张记者要与党派划开界限,成为“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予以忠告”,“无所偏倚”。努力超越现实政治,坚持报纸的公共性,避免使舆论成为私利的工具。 

海外遇刺 英年早逝

·黄远生遇刺旧金山世博会

       在民初的中国新闻界,发生过多起针对新闻记者的枪杀案。其中有一桩就发生在1915年美国旧金山世博会(即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简称巴拿马赛会)期间,遇刺者是游美并前往旧金山观会的知名新闻家黄远生。其遇刺缘由,记述颇多,但至今仍莫衷一是。
  直隶省(今河北省)参加巴拿马赛会的多位工作人员,不仅曾目击此案,而且还将当时的情形及时予以记载。但对于这些迄今为止未曾公开过的原始文字,尚缺乏研究。此为笔者近年偶然发现的鲜为人知的新说,很有披露和详考的必要。
  黄远生上海楼遇刺
  1921年出版的《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中收录的乐嘉藻(采澄)所着《大会参加日记·下》中,对1915年12月25日黄远生遇刺案有些记载。乐嘉藻是直隶省赴美与会参观员,他于当晚“六时,至上海楼晚饭。是夕,黄远生君为人暗杀。情景惨厉,不忍备述。”
  直隶省赴美与会干事陆辛农对此特有批注:“此晚,际昌、采澄与黄同餐。黄为东道。后闻上海楼主人言,打手暗随黄多日。因黄每出,与采澄、际昌偕行,不得手。今晚,黄独在柜台前付饭费,才得手云。”此处提及的“际昌”,为直隶省工业试验所赴美参观员郭际昌。《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收录他撰写的《调查报告》,署名郭嘉运。在《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中,还收录《预会志略》。在《预会志略·下卷》中,陆辛农又用毛笔予以批注。他根据现场所见所闻,更加详细地介绍了黄远生遇刺情形:“黄远庸为上海《亚细亚报》主笔。因有人向其报馆投炸弹,黄遂辞报务,赴美。在旧金山,曾接匿名函,逐其出境。并谓,如不离金山,将杀之。黄与乐采澄、郭际昌同住一旅馆,出入相携。黄自云:‘我心殊坦白,仇奈我何’。卒于一九一五圣诞节晚餐后。在上海楼柜台前付饭费时,被仇者枪杀。该次,乐、郭同其晚餐。余与陈幼卿、张墨庄,是晚亦同饭于上海楼,且所望之室,正在柜台前,目击其事。”上述诸位,均为直隶省巡按使所聘并派赴巴拿马赛会的工作人员,其中陈幼卿(启泰)为干事,张墨庄为看守生。
  陆辛农还画了一张目击现场示意图。图示表明:黄远生就餐之处在柜台(收费处)通道之右的雅座,柜台前通道之左为下楼的楼梯。待黄到柜台结账时,行刺者站在楼梯处作下楼状,看到黄后,反身向黄开枪。黄远生被枪击之处,即在柜台前与散座之间的通道处。黄中枪后,大声呼号,跑回就餐的雅座前时倒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