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

丁汝昌雕像
丁汝昌雕像
  丁汝昌(1836~1895)原名先达,字禹廷,也作雨亭,号次章。安徽庐江人。初隶长江水师。参加淮军后,随刘铭传镇压太平军、捻军。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筹办海军,次年被派赴英国购置军舰,回国后统领北洋水师光绪八年(1882)率舰赴朝鲜支援吴长庆军。次年授天津镇总兵。光绪十四年北洋舰队编成,任海军提督,光绪二十年赏加尚书衔。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率北洋舰队护送运兵船只增援平壤,归途于大东沟海面突遭日舰截击,负伤督战,重创日舰多艘,北洋舰队亦损失“致远”、“经远”、“超勇”等舰。战后退守威海卫。日舰攻旅顺,请战批准,旅顺陷落,被革职留用。次年日军以海陆两军围攻威海卫,他据守刘公岛,力战不胜,拒绝投降,服鸦片自杀殉国。

人物简介

丁汝昌
丁汝昌
  丁汝昌(1836.11.18~1895. 2.12)原名先达,字禹廷,也作雨亭,号次章。生於安徽庐江县。清朝北洋水师提督。安徽庐江县人。原籍安徽凤阳县。早年参加太平军,当太平军大势已去的时候,被迫随队叛投湘军,不久改隶淮军,参与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官至记名提督
   1879年,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1881年1月,率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带“超勇”和“扬威”巡洋舰回国。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出任北洋海军提督。在任职期间对北洋海军和北洋海防的建设呕心沥血,严于律己,但整肃军纪不够严厉,贪腐严重,但其人严重依赖李鸿章,言听计随,北洋海军在其领导下,俨然李氏家军. 1891年,率舰队访问日本。鉴于日本海军的发展,回国后曾陈请清政府再购新舰,增强北洋海军实力,以防外患,未被采纳。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一日,中日双方互相宣战,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7月丰岛海战后,命令加强各舰防护,以备再战。9月中旬,奉命率北洋舰队主力护送运兵船队赴大东沟,17日准备返航时发现日本舰队,即令舰队起锚迎敌。由于舰队所取接敌队形严重失当,加之负伤后中断指挥,北洋舰队遭受重创,被革职留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初五,日军进攻威海南帮炮台,丁汝昌率舰队从海上用火力支援炮台守军,发射排炮,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由于众寡悬殊,威海陆路南北帮炮台相继失守,刘公岛遭海陆合围,成为孤岛。 正月十五,日军舰艇40余艘排列威海南口外,势将冲入,日本陆军也用陆路炮台的火炮向港内猛轰。丁汝昌登“靖远”舰迎战,击伤两艘日本军舰,“靖远”中陆路炮台发射的炮弹受伤,丁汝昌欲与船同沉,被部下誓死救上小船。 十七日,丁汝昌获悉陆路援军彻底无望,北洋舰队已被国家抛弃。当晚,服鸦片自杀,延至十八日晨7时辞世。 丁汝昌死后,手下军官牛昶眪盗用他的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威海降约》。2月17日,日军开进威海港,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
  此后,清政府内的清流、顽固党人交相攻击,光绪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 
  民国元年(1912年),灵柩始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

人物生平

丁汝昌
丁汝昌
  丁汝昌(1836.11.18-1895.2.12),原名先达,字禹廷,亦作雨亭,号次章。原籍安徽凤阳县,祖先在明初投军入了卫所,后人成了卫籍,落户在庐江县北乡石嘴头地方,子孙繁衍,人口增多,后来该地改名为丁家坎村。咸丰末年,丁汝昌家迁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今安徽巢湖市高林镇汪郎中村),丁汝昌的父亲丁灿勋,以务农为生,生活贫苦。丁汝昌幼年曾入私塾读了三年书,因家境贫穷,自十岁起失学,出外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等,以补贴家用。十四、五岁时,被父亲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店学徒。咸丰元年(1851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丁汝昌父母先后病故。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太平军占领庐江,丁汝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太平军驻扎安庆,成为程学启的部下。
  十一年(1861年),安庆被湘军围困危急,身为陈玉成部下的程学启,深夜率丁汝昌等300余人翻越城墙,向集贤关湘军训导曾贞干投降。湘军将领曾国荃对这批降军存有疑虑,每逢战斗,必令他们居于前列,七月十三日,程学启、丁汝昌作为前导,攻破安庆北大门外的太平军营垒3座,断绝了安庆北面的交通,使守城的太平军处境更加艰难,八月一日,曾国荃指挥程学启、丁汝昌等攻占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莱以下1.6万人全部战死。战后,程学启升任游击,赏戴花翎,充当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任千总,充当开字营哨官。
  当时因上海士绅请求,曾国藩命令李鸿章组建湘军,支援上海,并将大都由安徽人组成的,程学启开字营拨归李鸿章指挥。同治元年(1862年),程学启、丁汝昌等随李鸿章乘轮船前往上海。八月,配合刘铭传铭字营与太平军战于四江口,刘铭传见丁汝昌作战英勇,请李鸿章把丁汝昌调入铭字营,仍充哨官,统领亲兵 100人。旋改统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败亡。曾国藩北上督师剿捻,由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办理后勤。丁汝昌升为副将,统先锋马队3营,随刘铭传北上,与捻军作战。七年(1868年),东捻军失败,丁汝昌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决定裁军节饷,刘铭传拟裁去丁汝昌部马队3营,丁汝昌致书抗议,刘铭传怒其不执行命令,欲杀之。丁汝昌闻讯,驰归故乡巢县,得免杀身之祸。
  同年,发生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政府展开海防大筹议,李鸿章力主购买铁甲舰,办理海军。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
  丁汝昌罢职归田,闷闷不乐,其妻魏氏,是湖北钟祥人,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有见识的女子。她安慰丁汝昌:“家有薄田数亩,足以饱腹,大丈夫建功立业,自有时也,姑待之”。家居数年,丁汝昌时常想到李鸿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姑前往天津投靠。李鸿章素知丁汝昌“才略武勇”,就对他说:“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矣。尔宜与之分道扬镳!今吾欲立海军,乏人统率,……当以此任相属。”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指挥西征收复新疆的战事,因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发往甘肃差遣。李鸿章不愿丁汝昌西行,便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由,把他留在天津。
  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从英国订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4艘蚊子船来华,北洋军舰日多,李鸿章奏准将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派充炮船督操。六年(1880年),李鸿章奏派丁汝昌率林泰曾、邓世昌等赴英接收订购的“超勇”、“扬威”号巡洋舰。在英期间,丁汝昌觐见了英国女王,拜访了英国海军司令和高级军官,并与当时一些着名的军舰设计师会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借赴英的机会,丁汝昌特意绕道德国,参观了建造中的“定远”舰。
丁汝昌
丁汝昌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京城爆发壬午兵变,国内局势大乱,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出兵朝鲜。清政府派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舰开赴朝鲜,用以观察局势和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六月二十六日,丁汝昌与候选道马建忠离开烟台,率舰队抵达朝鲜仁川,日本海军舰队已先期到达。丁汝昌决定“以软禁祸首李昰应为先着”,遂乘“威远”回天津请兵。七月初七日,丁汝昌率“威远”、“日新”、“泰安”、“镇东”、“拱北”等船舰,载运淮军吴长庆部2000 余人往朝鲜登陆,十三日,丁汝昌与吴长庆、马建忠等设计擒获朝鲜太上皇李昰应,押往天津软禁,使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落空。八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称记名提督新授天津镇总兵西林巴图鲁丁汝昌,久历戎行,才明识定,前往英国督带快船回华,创练水师,讲求西法,能耐劳苦,此次扬威域外,足张国体。清政府赏丁汝昌穿黄马褂。
  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德国订造的“定远”、“镇远”、“济远”回国,丁汝昌与津海关道周馥前往验收,举行升旗仪式。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李鸿章命丁汝昌与总查琅威理率北洋水师主力赴朝鲜釜山、元山、永兴湾等处操练,并巡查洋面。不久,李鸿章又派吴大澄等勘定吉林东部国界,命丁汝昌率舰队至海参崴接应,然后折赴长崎进船坞保养(“定远”、“镇远”铁甲舰按设计,每半年必须入坞油漆一次,以防锈蚀,当时中国没有能容纳这两艘军舰的船坞,而前往日本,是最近的选择)。七月初十日,“定远”等军舰到达日本长崎,引起日本民间的艳羡、妒恨心理。七月十六日,中国休假水兵上岸,和日本警察及民众发生争斗,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一度准备下令向日本宣战,被丁汝昌制止,最终通过外交、法律途径平息了这场争端,日本向中国赔偿5 万余元。
  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命令各地督抚物色将才,以备任用,分别保奏。七月二十日,李鸿章递交《保举将才折》,丁汝昌名列其中。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清政府定北洋海军官制,在威海择地建造水师公所。九月初九日,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奏准颁布《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建军。十三日,海军衙门根据李鸿章的提名,奏准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旋赏加尚书衔。根据丁汝昌的建议,在威海刘公岛设立水师学堂,培养驾驶、指挥军官;在大沽、旅顺设立水雷学堂,培育鱼雷军官;在山海关设立武备学堂,在威海设立枪炮学堂,培育各级专业军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派兵帮助镇压。李鸿章以中国军力不充,准备不足,不建议过早开战,尽量拖延时间。
黄海海战
黄海海战
  六月二十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
  七月一日,中日双方互相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后,光绪皇帝在清流党人的怂恿下,情绪激动。数日间,连发电报指责丁汝昌,质问为何没有战果,提出要将丁汝昌革职,送交刑部治罪。
  而当时清政府所下命令,也是前后矛盾,混乱不堪。既要丁汝昌远行寻找日本舰队决战,又命令必须保护大沽、山海关、旅顺、威海等地万无一失,舰队不得远离, “倘有一舰闯入,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而朝廷中的顽固派、清流党也乘机大做文章,名为指责丁汝昌,潜台词则是攻击李鸿章。七月二十五日,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的广西道监察御史要求撤换丁汝昌,河南道监察御史要求治丁汝昌罪,翁同龢等军机大臣也在推波助澜。七月二十六日,清廷明降谕旨:“海军提督丁汝昌即行革职”,七月二十七日,又有圣旨到,称丁汝昌“狡猾避敌”,对丁汝昌的攻击达到高潮。
  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递交《复奏海军统将折》,为丁汝昌辩护。因为对丁汝昌的指责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光绪皇帝降旨:“丁汝昌暂免处分”。
  经历了如此一场风波,丁汝昌当时的心情可以想见。
  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护送陆军赴朝后正准备返航的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遭遇,黄海海战爆发。战斗开始后不久,丁汝昌即被炮火所伤,但仍坚持坐在舰内的过道中鼓励士气。经过近5小时的鏖战,中日双方互有损伤。
  九月二十日,北洋舰队在旅顺完成修理返回威海,“镇远”舰入港时触礁受伤,使得本已元气大伤的北洋舰队雪上加霜。日军进攻旅顺时,丁汝昌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职,暂留本任。在威海布防上,丁汝昌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不料,又成为“通敌误国” 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
  丁汝昌当时所处环境虽十分艰难,仍力图振作,召集诸将,筹商水陆战守事宜。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三十日,即光绪二十年除夕,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递送劝降书,丁汝昌不为所动,决心死战到底,当日,对家人说:“吾身已许国”,并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以明心迹。
丁汝昌题字
丁汝昌题字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初五,日军进攻威海南帮炮台,丁汝昌率舰队从海上用火力支援炮台守军,发射排炮,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由于众寡悬殊,威海陆路南北帮炮台相继失守,刘公岛遭海陆合围,成为孤岛。
  此后,日本海陆两军配合,并利用占领的陆路炮台,连日攻击北洋舰队,均被击退。正月十一日,日本鱼雷艇夜间偷袭,“定远”舰遭重创,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正月十三日,鱼雷艇管带王平策划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形势进一步恶化。正月十五,日军舰艇40余艘排列威海南口外,势将冲入,日本陆军也用陆路炮台的火炮向港内猛轰。丁汝昌登“靖远”舰迎战,击伤两艘日本军舰,“靖远”中陆路炮台发射的炮弹受伤,丁汝昌欲与船同沉,被部下誓死救上小船。
  十七日,丁汝昌获悉陆路援军彻底无望,北洋舰队已被国家抛弃。当晚,服鸦片自杀,延至十八日晨7时辞世。
  此后,清政府内的清流、顽固党人交相攻击,光绪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民国元年(1912年),灵柩始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

威海卫之战

丁汝昌力守刘公岛
丁汝昌力守刘公岛
  丁汝昌原本是清朝末期的一个旧式陆军军官,被李鸿章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在甲午战争中,他在战场上表现英勇。在李鸿章“保船避战”的投降主义方针捆绑和周围的英、德等洋顾问的包围下,他指挥的北洋海军被迫开进威海湾内,不许出战,听任日军从荣成山头登陆占领了威海卫两岸的所有炮台,使自己陷于腹背受敌的绝境。迫不得已,自杀殉国。
  当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在指挥猛攻北洋舰队的同时,曾写信给丁汝昌,劝他率舰队投降。丁汝昌坚决拒绝了敌人的劝降,并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以表示自己的抗敌决心。
  为了粉碎敌人的劝降阴谋,他决心冒死突围。1895年2月6日夜间,丁汝昌为了发挥北洋舰队鱼雷艇的作用,回击敌人鱼雷艇的偷袭,命令左一雷艇管带王平率北洋舰队鱼雷艇队,出口袭击敌舰,但是,王平贪生怕死,趁双方炮战正在猛烈进行之际,突然率艇从西口逃跑。日舰发现后,立即追击,结果,北洋舰队鱼雷艇,有的被击毁,有的被捕获,全部覆灭。
  在形势日益危急的情况下,日军的围攻更加猛烈。少数贪生怕死、丧失民族气节的无耻将领与洋员马格禄、浩威秘密勾结,准备投降。他们沆瀣一气,鼓动一些士兵、水勇,挟持护军统领张文宣至镇远舰上,威胁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宁死不降,并于2月10日命令各舰冒死突围,或者沉船、毁炮。但除定远舰管带(船长)下令沉船并于当晚自杀殉国外,其余将领贪生怕死,拒绝听令,甚至准备带船投降。2月11日,日军对威海卫及北洋舰队进行水陆夹攻,炮火更加猛烈,清军日夜苦战,疲惫不堪,弹药也将用尽。丁汝昌最后沉痛地下令炸舰沉船,但遭到一些将领的反对。丁汝昌决不投降,无奈将令不行,无法统帅,他在绝望中自杀殉国。12日晨,马格禄、浩威等人盗用丁汝昌的名义起草了投降书,缴出了残余舰艇十一艘和刘公岛炮台以及军资器械,向日军投降。李鸿章花费巨款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北洋海军,就这样可耻地覆灭了。

生平年表

丁汝昌
丁汝昌
  1879年(清光绪五年),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 
  1881年1月,率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带清政府在英订购的“超勇”和“扬威”巡洋舰回国。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出任北洋海军提督。在任职期间对北洋海军和北洋海防的建设呕心沥血,严于律己,但整肃军纪不够严厉,贪腐严重,但其人严重依赖李鸿章,言听计随,北洋海军在其领导下,俨然李氏家军.
  1891年,率舰队访问日本。鉴于日本海军的发展,回国后曾陈请清政府再购新舰,增强北洋海军实力,以防外患,未被采纳。
  1894年7月丰岛海战后,命令加强各舰防护,以备再战。9月中旬,奉命率北洋舰队主力护送运兵船队赴大东沟,17日准备返航时发现日本舰队,即令舰队起锚迎敌。由于舰队所取接敌队形严重失当,加之负伤后中断指挥,北洋舰队遭受重创,被革职留任。
  1895年1月30日~2月11日,在威海卫之战中,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但未得到上级命令,无奈港内待援,致北洋海军陷入绝境。弹尽粮绝后又无援军来援的希望,拒绝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的劝降和北洋海军洋员瑞乃尔等的逼降,但对大清政府已绝望,服毒自尽以谢国人。

人物评价

 
  中日甲午战争中外古今,都不乏因一次战争的胜负而改变双方前途和命运的事例。经过甲午战争,日本因胜利而更快地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并使这个原来封建落后的太平洋岛国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中国清朝政府的失败则使得对中国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的洋务运动破产,并使此后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更加曲折而艰难。世界的形势和中日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丁汝昌是甲午海战中的关键人物,以往不少中国近代史的论著和辞典都对其大加颂扬、说他作战勇敢,指挥镇定,最后“严辞拒绝”敌人的诱降,(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坚持不屈”服毒自杀,(《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还有一些作者将丁收入“历代名将”、“历代爱国将领”一类辞典。

历史探密

丁汝昌战服
丁汝昌战服
  丁汝昌是爱国将领吗?
  2008年10月14日 08:17湖湘论坛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百周年,中外古今,都不乏因一次战争的胜负而改变双方前途和命运的事例。经过甲午战争,日本因胜利而更快地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并使这个原来封建落后的太平洋岛国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中国清朝政府的失败则使得对中国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的洋务运动破产,并使此后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更加曲折而艰难。今天,世界的形势和中日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不能忘却我们民族所受的耻辱与苦难。痛定思痛,我们更应该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认真的反思。
  丁汝昌是甲午海战中的关键人物,以往不少中国近代史的论着和辞典都对其大加颂扬、说他作战勇敢,指挥镇定,最后“严辞拒绝”敌人的诱降,(苑书义等着《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坚持不屈”服毒自杀,(《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还有一些作者将丁收入“历代名将”、“历代爱国将领”一类辞典。然而、据我们广泛地查核资料,考证史实,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以免误导我们的后代,我们认为有必要还丁汝昌以本来面目。
  (一)从个人履历来看,丁汝昌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并是靠镇压农民起义而发家的
  据史载,丁汝昌1836年出生于安徽庐江北乡石嘴头村,14岁时,父母在荒旱中双双饿病而死。1853 年,走投无路的丁汝昌参加了太平军,驻安庆。1861年随程学启叛反,编入湘军,为哨官,授千总。1862年被拨入淮军刘铭传所部,不久升营官,领马队。后在作战中先后担任了马队的参将、副将。1868年,因对捻军作战有功,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1874年,朝廷“裁兵节饷”,丁汝昌被置于“闲散”之列,便致书抗议。刘铭传拟“命将召至而戮之”,丁汝昌逃到巢县汪郎中村,隐居赋闲,僻居乡间数年。1877年,蒙光绪召见,奉旨发往甘肃差遣。不久,又因“回籍措资,伤病复发,呈清咨部展限”,仍回故里。1879年,面谒李鸿章,留北洋水师差遣。1880年,去英国购置超勇、杨威两艘快船。 1883年,授天津镇总兵,赏黄袍马褂。1888年,授北洋海军提督。
  从上述史料记载看,丁汝昌发迹的历史并不光彩,他有奶便是娘,始则参加农民起义军,终则弃之,见风驶舵,卖主求荣。而一般教科书、论着和辞典对此均只字不提,使人们对丁汝昌无法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二)丁汝昌经营北洋舰队,既无其才,又无其德,由此大大影响了北洋舰队的素质,埋下了甲午海战失败的祸根
  北洋舰队在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舰队之一,丁汝昌作为北洋海军提督,全军的统帅,对这支舰队的兴衰具有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却有负众望,并没有把这支舰队经营好。一些学者却为其开脱罪责,认为这是“因军官多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闽籍人,他以淮军陆将孤寄其上,威令难行,操练松弛”。(《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事实并非如此。丁汝昌之所以担任北洋海军提督,完全是李鸿章想将北洋舰队据为已有,推行“任人唯亲”路线的结果。1879年,丁汝昌到天津谒见李鸿章。“李鸿章‘任人唯亲’。常常以亲属、淮籍及淮系为用人之资。本来海军提督非阅历多年,深谙西法之水师官不可……在李鸿章看来,丁汝昌既是淮系,又“经大敌”……因而统率全军重任只能落到丁汝昌身上”。(苑书义着《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215页。)所以李在1879年就力荐丁汝昌留北洋差遣,并在1888年授他海军提督之职。其实,丁汝昌虽有陆战经验,但对海战却茫然无知,这种以外行领导内行的做法,首先就铸下了大错。
  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里,如果他努力学习、发奋图强,加强对士兵的操练,仅仅缺少治理海军的经验和才干,还是可以弥补的,可惜的是他还缺少作为将帅的“德”,具体表现有五:一是生活腐败。据载:丁汝昌“性情浮华,毫无韬略,虽为海军统帅,而平日宿娼聚赌,并不在营中居住……”(见福建道御史安维峻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严申官军纪律以收人心摺,附件二》)二是不善处理与下级军官的关系。当时,“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轻其为人,不服调度。”(见福建道御史安维峻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严申官军纪律以收人心摺,附件二》)他上任不仅没有形成凝聚力,反使上下关系十分紧张。三是放松对部队的管理和操练,军纪松弛。丁汝昌自己生活放荡,对士兵则不问不管,很少操练,甚至还放纵士兵赌博嫖娼。据《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记载:“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年6 月版。305页)四是不关心军舰设备的保养和维修。人们发现,“镇远、定远舰上的士兵,常在舰炮上张晒衣裤。”(苑书义等着《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不仅如此,些舰只还不务正业,早在1891年就出现了“中国炮舰和运煤船从事旅客运输业务”以谋利的报道,1892年又传出了“大批军舰定期运送旅客”的披露。军用船舰不停地从事商业运输,必然影响军事训练,削弱战斗力,同时也使机器保养甚差,设备损坏严重。五是弄虚作假,哄骗上级。按惯例。李鸿章每三年检阅一次海防,每逢此时,北洋舰队所有的船舰和大炮都被“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真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丁汝昌由此更受到李鸿章的器重。
  是这样一个统帅。是这样一支部队,我们能指望它在日后艰苦的战争中战胜敌人吗?
  (三)在甲午战争中,丁汝昌的畏敌避战情绪和指挥失当,是造成甲午海战失败和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直接原因
  以往某些学者一谈到黄海海战的失利,都笼统地归结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一谈到北洋舰队的覆灭就归结于李鸿章的避战保舰。我们认为,这种推论虽然省事,但却肤浅。同是清朝官员,冯子材、刘铭传不是打败了比中国武装先进数倍的法国侵略者,左宗棠不是取得了收复新疆的辉煌胜利吗?而丁汝昌为什么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北洋舰队打败武装略胜于我们的日本联合舰队呢?笔者认为,从当时的历史事实考察,这次失败与丁汝昌的畏敌避战情绪和指挥失当有直接的关系。
  1894年7月,朝鲜形势吃紧,7月22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日方公使)大鸟迫韩逐叶军,恐叶军危困,添队难登岸,汝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半岛海战》,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要丁汝昌为支援叶志超的运兵船护航。丁汝昌若真想出海杀敌,就应该好好地利用这次机会率舰出击。据后来计算,当时出海可以及时赶上在丰岛与日舰力战的广乙号等运兵舰船,并可趁势打击日军联合舰队的锐气,力创日本主力舰只。可是丁汝昌胆怯畏敌,回电道:“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惟有力拚,倘夜间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半岛海战》,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实际牙山在牙山湾东端,并非丁汝昌所说汉江内口。丁对牙山的方向尚不清楚,舰船航行到牙山的航时计算不清,因而白白放过了一次围歼日海军第一游击队的机会,使运兵等舰遭到日舰优势力量的袭击。损失了广乙号等几艘船只,700余人全部殉难。光绪帝对其行为十分不满,就特意在8月3日下召李鸿章,察看丁汝昌“有无畏葸纵寇情事。”到8月中旬李鸿章也多次电示丁汝昌“汝当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并责令“此正海军将士拚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日舰),尽力剿洗,肃清洋面为要,不可偷懒畏葸干咎。”(见《李文忠公全书》(电稿),载《甲午中日战争》(上)81页)可见当时李鸿章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只会极力保船,不求战机。他看到了中日战争的关键所在一制海权。而早在8月5日,日参谋总长向天皇提出的作战计划中也是把日海军联合舰队与北洋舰队决战的胜负视为整个日军侵朝的关键。这也与李鸿章所见相同。
  至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的广大官兵是英勇抗敌的,像邓世昌等人的英勇表现被人民永远记在心中。在他们顽强、不屈地努力下重创了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等五舰,击毙击伤约300余名日军官兵。并迫使日舰主动撤逃。但北洋舰队也蒙受了极大损失。这次战役的失利,丁汝昌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一场遭遇战,也就不存在李鸿章对他所有的种种约束的说法。由于在一开始就没有排列出于我有利的阵法,发挥我舰巨大、舰炮口径大的优势,弥补我舰老龄化,航速不快的缺点。加之丁汝昌从未大规模进行这方面的战术编队操练,于是在遭遇战一开始就指挥混乱,丁汝昌与其他官员意见分歧,只好在慌忙中以夹缝雁行阵法去迎击日舰的单纵阵,我们的优势不仅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反而处处受到制约,各舰只能独自为战。而日舰阵法早就是以北洋舰队为对手进行了几次模拟演战研究出来的,所以显得机动灵活,得心应手。此外,丁汝昌还没有把致远、经远、靖远、来远这四艘高速舰只另外编组,形成单独的游击支队。而是与其他舰船混在一起,不能充分发挥出巡洋舰的机动灵活的攻击作用。以上的种种失职和失误,使得我们损失了5艘战舰。
  此役之后,北洋海军已不能独立成军,但被日军畏怕甚过虎豹的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尚存。如果重整旗鼓,抓住战机,仍有可能挽回战局。可是丁汝昌再不敢出洋巡逻作战,只把舰只龟伏在港内。9月末,光绪又一次谕令李鸿章派海军出击。10月中旬,李鸿章多次电令丁汝昌率定、镇等“出巡威湾旅一带”并质问丁汝昌:“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8第4页)10月17日至 27日,日军开始从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并进逼金州,旅顺。丁汝昌不听李鸿章提出率舰往旅湾游弋袭击日军运兵船的电令,而是率舰在威海卫与旅顺来回游弋。这样就给前方造成极大的压力。11月12日,日军进攻旅顺,丁汝昌奉命率6舰“赴旅顺口探巡”,但他只是把战舰停在旅顺口外观望了9个多钟头,对守备将士未作出任何援助就弃旅顺而去,令广大守城士兵心寒,结果旅顺很快失守。
  11月16日朝廷震怒,下谕革去丁汝昌职务,还欲逮到京城问罪,1895年1月22日,日军开始了围歼北洋舰队的第一步,在山东登陆,攻克荣成,此时威海卫军港中的战舰已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在1月23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位烟台。(《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9第43页)这本是当时一个较好的作战方案,但丁汝昌不愿与封锁洋面的日舰正面交锋,却以“至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9第44页)加以推诿。2月17日,李鸿章再次电令丁汝昌”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 1987年版卷20第12页)但丁汝昌还是不听指挥,只等待陆军救援。当威海卫炮台被日军占领后,北洋舰队就成了日军的瓮中之鳖,丁汝昌见事无转机,乃与马裕禄面商,向日军发出“和谈”函告。从而使中国多年惨淡经营起的第一支当时尚属世界前列的舰队全军覆灭。
  从上述战争发展过程的情况可知,丁汝昌既无指挥海军从事海上作战的军事才能,又无克敌制胜的胆略和勇气。因而他始终采取的是多方避战的策略,畏敌不敢出击;偶而遭遇敌人则又指挥无方;加上他不听正确的电谕和意见,贻误战机,终使北洋舰队遭受毁灭性打击。可以说,丁汝昌是甲午海战失败的罪魁祸首。
  (四)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之际,丁汝昌派人与日军“和谈”,实际上是谈判投降的条件;而他服毒自杀,则是为了使其家属免遭诛罚,根本谈不上“坚持不屈”,“以死报国”。
  以往一些教科书和辞书,将丁汝昌戴上“爱国将领”和“历代名将”的桂冠,还依据这么两个“事实”:其一,当北洋舰队处于危急时,舰上的英美军官策动部下“胁迫丁汝昌投降”,遭丁汝昌“严词拒绝”。(苑书义等着《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其二,丁汝昌见大势已去后,“为保存民族气节”,便只好“自杀殉国”,(苑书义等着《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在这种情况下,其部下与英美军官“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把北洋舰队拱手交给了日本。
  上述说法把丁汝昌装扮成一个铮铮铁骨的硬汉,拳拳爱国的英雄。然而历史真相却并非如此。据考证,丁汝昌死于北洋舰队投降之后。北洋舰队的投降书不是如泰莱所说“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而是出于丁汝昌亲裁。且服毒时间也不是投降前夕(十八日晚),而是在他发出第二封投降书后(十九日黎明前)。他收到伊东同意投降的回书后,再次作书,要求宽限投降日期,在派“广丙”管驾程譬光送降书启程后才服药自尽。(张凤翔《丁汝昌之死考析》,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故此根本不存在什么“严词拒降”和别人假其名作降书之类的事实。此外,由于当时丁汝昌正被朝廷“革职留任”,现在又与日军商谈投降,自知罪责重大,只能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所以,根本谈不上“为保存民族气节”而“以死报国”。正象爱国诗人黄遵宪在《降将军歌》中所指斥他的那样“已降复死死为谁”?(黄遵宪《入境庐诗草》,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册卷八)实际上,光绪帝在位期间,丁汝昌虽死,却一直“戴罪在身”,直到光绪帝死后,袁世凯为了个人目的,才将其罪责巧为开释。可见,丁汝昌头上“爱国将领”的光环是后来某些人给他加上去的!(本段资料来源:《湖湘论坛》1994年第5期)
  寻访丁汝昌墓地
丁汝昌像
丁汝昌像
  公元2001年的12月22日,由上海到南京的沪宁高速公路上,飞驰着一辆桑塔纳轿车。
  开车的,是上海团市委的司机龚师傅;坐车的是我们——本书的两位作者。龚师傅这趟是苦差事,他将拉着我们从上海到南京,再从南京的绕城公路转向通往安徽马鞍山的省道,然后沿着芜湖市——无为市——庐江市的路线行驶。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去寻访丁汝昌的家乡和墓庐。
  中国第一支现代海军舰队的司令——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
  丁汝昌在海军时的主要基地,是辽宁的旅顺口和山东威海的刘公岛。那是我们熟得不能再熟的地方。有一年,我们还专程乘船出海,走过了当年中日两国舰队黄海大决战的海战场——大东沟海域。记得那一天天气很好,微风、轻浪、小涌,船头推开碧蓝的海水,雪一样的航迹从两舷向后扩展、延伸,很久才归于平静。我们在宽阔的甲板上,聊起了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这座广场上有成群的鸽子,所以伦敦人习惯叫它“鸽子广场”。在广场的中心,竖立着着名英国海军将领纳尔逊的铜像。这位当年指挥英国舰队,在特拉法加一举击败法国舰队的英雄,至今仍享受着英国人的崇敬。
  记得当时我们有过这样一番谈话:如果当年那场黄海大海战的胜利者不是伊东佑亨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而是丁汝昌指挥的北洋海军,那丁汝昌的名字,是否将与纳尔逊一起,写进海上名帅的名册?也许,中国人也会给丁汝昌竖起一座雕像。他将以一个指挥舰队奋勇冲杀的威武姿势,凝固在21世纪中国某座城市的广场上,接受无数少女的鲜花和男孩子们崇敬的目光。
  然而,这只能是幻想了。
  我们在威海刘公岛的海军公所,看到过一尊丁汝昌的彩绘泥塑,但彩塑所描述的,已经是黄海大决战后,北洋海军兵困威海时的危急情景了。在不太远的地方,还有一座丁汝昌的居所旧址,他手植的紫藤正吐着嫩嫩的叶芽,而东厢房里他最后自尽时坐过的椅子,已经落满了薄薄的一层尘土。
  在《清史稿》的目录中,丁汝昌的名字,甚至被误写成“丁汝贵”。而这部被学术界讥为“秽史”的《清史稿》,编撰年代为20世纪初叶,距离丁汝昌和他的北洋海军覆灭,最多不过才二十几年。
  历史的无情,有时会象一把尖利的匕首,把众多过往者像剔肉一样冷酷地剔掉,只剩下那几根干巴巴的骨头,然后,再把后来者的心刺出血来。
  我们就是这样,怀着复杂的心绪开始了安徽之行,在庐江,有丁汝昌的故乡;在无为,有他的墓庐。我们不仅仅是要去凭吊,而且是要真真切切走近这个人。作为军人作家,我们虽然只能“纸上谈兵”,但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让他那已经日渐模糊不清的音容笑貌,重现在人们的面前。为此,这一天我们郑重地穿上了蓝色的马裤呢军服,佩戴好海军大校和海军上校的军衔,随着龚师傅的桑塔纳,走向云烟重叠的历史深处。
  道路越走越颠簸,进入无为县,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小县城的夜晚异常安静,才晚上9点钟,所有的饭店都关了门,连个卖饼干面包的小铺子也没有。摸黑找到无为宾馆,饿着独子躺在陌生的旅床上,想像着明天的采访。这一夜,我们久久未能入睡。
  第二天清晨,县委宣传部的黄招凤副部长就赶来了。这个办事麻利的女部长安排县文物管理所的邹喜庆所长,陪我们前往丁汝昌的墓庐。邹所长是个年轻人,一路上向我们介绍说:无为,至今仍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人口130万,外出打工的有二十几万人。在北京,无为有“保姆县”之称。可对于丁汝昌这样遥远的话题,他说得并不多。只介绍说,丁汝昌的墓,是去年才修建起来的。当时县里投资了14万元,这对一个贫苦县,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桑塔纳在泥泞的道路上开了将近一个小时,到达了严桥乡。邹所长往路边一指,说:“到了。就是这里。”
  路的右侧,有一条石头小路与公路连接,路的尽头,就是丁汝昌的墓庐了。
  我们沿小路步行过去,登上青石砌就的墓基,一座两米高的石碑出现在眼前,上面刻着“清海军提督丁公汝昌之墓”,字体和刻工都比较粗糙,显然出自乡间石匠之手。墓碑的背后是丁汝昌的安息之所,墓高三米,以砖石砌成圆形,墓顶堆土,上面荒草萋萋。  
  我们这两个穿海军军服的军人一出现,立刻引来了一群乡亲。
  正在锯树枝的方益成老人从梯子上爬下来,指着远处青青的小山对我们说,“这是块风水宝地。你们看,这南边,是小鸡山,北边,是黄米山,小鸡吃黄米,饿不着,是个‘活龙口’。丁汝昌当年选这个地方,可讲究了。”
  我们问:“老大爷,这墓,当年是怎么发现的?”
  老人说:“1958年还是1959年那,平整土地,平出了这坟。严桥公社的干部让社员把墓刨开,看看里面藏着什么值钱的宝贝。当时,挖坟的有陈培寿、王茂生、周自全,都不在,死了。我当时在城里,没赶上,他们每人挖一天,给一斤米。”
  我们忙问:“挖出了什么?”
  一个叫周可宏的中年汉子说:“挖出的东西都让公社拿走了,还不让说出去。听老人们讲,当时挖开坟,丁汝昌和夫人的尸体还没有烂掉,丁汝昌没穿官服,头发胡子都在。后来,就拖到那边水塘边上烧了。”
  我们的心,像被蛰了一下,紧缩在了一起。抬眼看那个水塘,绿色的污水上,几只麻花鸭子正在悠闲的游动。
  我们问:“那这里,难道是座空坟?”
  乡亲们齐说:“空的,空的,连个骨头渣子也没留下来。”
  周可宏说:“其实,当时也没挖出什么,就是那棺木还结实,被公社拿去,听说给公社大食堂打了几条板凳,现在早没有了。任克武的伯伯当时参加了挖坟,老人还健在,你们问问他去。”
  穿着皮夹克的青年任克武是个开出租汽车的小伙子,他特别热情,主动带我们去找他的伯伯任昌枝,一路走,还一路说:“我伯伯今年86岁了,身体还挺硬朗,头脑也不迷糊。我们这个村,叫梅山村,当年挖坟的,可能就剩下我伯伯一个人了。挖一天给一斤米?那肯定是58、59年的事情,因为一到60年以后,三年自然灾害,就没得大米发了。”
  不巧,任昌枝家灰黑色的木门上挂着一把老式铁锁。屋后走出一个戴毛线帽子的老人,可能因为有点耳聋,说话声音特别洪亮,他说“任昌枝一个亲戚死了,他一早就出去了。”
  毛线帽子老人外出做过工,见多识广。他回忆说:“当年我在城里做工,但村里的事情还是知道的。丁汝昌的棺木是好木头。什么做板凳?是给公社食堂拿去做了切菜板。当年尸体没烂是真的,上面盖的被子是红色的,丝绸料子,很漂亮。还有,丁汝昌嘴里,含着一颗珠子,也给抠了出来。棺木里还有一把拂尘,是玉柄的,都给公社拿走了,公社不让讲,谁敢讲?!”
  离开梅山村,我们的脚步异常沉重。
  重新回到丁汝昌墓地,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对着这座空空的坟墓敬上一个军礼。
  回望当年焚烧丁汝昌尸身的水塘边,一股莫名的悲哀沉沉地压在我们心头,那种尖锐的痛楚已经变成了压抑和苦叹。
  我们问邹所长:“当年,清政府在战败之后,推罪于自杀殉国的丁汝昌。尸身多年不准回籍安葬,棺木上还打了三道铁箍,以示责罚。照乡亲们讲的,并没有提到铁箍,是不是安葬时拆掉了?”
  年轻的邹所长显然也被我们的情绪感染了,他摇摇头,叹息着说“那个年代的事情,真的说不清了。不过我听说,从墓里挖出的珠子玉器,被公社卖了,换了一辆自行车。”
  无为,小鸡山,我们千里迢迢而来,本是想在你的土地上,看到一个大国海军统帅静谧的安魂之所。他没有成就中国的海军的辉煌战绩,但毕竟勤勉奋斗过,痛苦打熬过,最后用生命殉了这支军队。他生前经历了太多磨难,死后背负了太重的指责,他有理由在自己的故乡,找一块能熟睡的角落。没有想到,他死后还会遇到如此不堪的遭遇。
  此刻,我们不禁再次想到了伦敦特拉法加广场,想到了纳尔逊那高昂着的头和被海风吹起的衣襟。但我们像呵护着伤痛一样,不忍再提起。
  一路前往庐江,一路沉默无言…(节选自舟欲行、黄传会着纪实文学《梦断龙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