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

戊戌政变
戊戌政变
  1898年戊戌变法的103天,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诡异的时间段。时至今日,很多疑问依然像迷雾一样,笼罩在史学界,比如说慈禧对待变法到底是怎样的态度?康有为是不是真的领导了公车上书,他是不是伪造圣旨要发动戊戌政变?胡适说过,历史本来就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戊戌变法被人涂抹过很多次,直到近年,很多新的证据出现,让我们有了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戊戌政变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分歧比较多的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袁世凯告密与政变的关系上,对此主要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袁告密引起了政变;一种认为袁虽告密,但政变时慈禧太后尚未接到密报,政变另有原因;一种认为袁告密是在政变之后。

政变背景

·维新酝酿

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8 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1897年冬,严复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 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 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全国人心激愤。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 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开端

  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变法从此正式开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具体步骤和措施。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这些抵制和反对措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受到维新派和地主阶级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

·戊戌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政变简介

荣禄
荣禄
  1898年9月初,直隶总督荣禄调兵聚集天津、长辛店。光绪帝想开懋勤殿并设顾问官,命谭嗣同拟旨,觉定自己在9月13号这一天亲自去颐和园请示慈禧。可到了13号这一天,众臣都在等待皇帝的诏书,而诏书却迟迟没有下达,这更说明慈禧与光绪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9月14号,光绪帝召见杨锐,并赐予他衣带诏,内容是“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康有为与谭嗣同等见到密诏后抱头痛哭,可是光绪只是个傀儡皇帝,手里没有一点权力,所以康有为这些人干着急没有办法。
  当时朝中的所有将领之中,只有袁世凯曾长期驻兵朝鲜,知道国内外的形式,也主张变法,于是,谭嗣同以及其恳切的言辞密奏光绪,要拉拢袁世凯,给他一些恩惠,这样一旦情况有变,袁世凯可能会是勤王保驾之臣。9月16号,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加封他侍郎之职,命其专办练兵事务。17号再次召见了他。
袁世凯
袁世凯
  9月18号这天夜里,谭嗣同亲自去袁世凯所居住的法华寺见他。一见面,谭嗣同开门见山地问:“以将军看,皇上是怎样的人?”袁世凯说:“皇上是旷代圣主”。谭嗣同又问:“天津阅兵的阴谋可将军知道?”袁说:“是的,略有耳闻”。于是谭嗣同拿出了光绪皇帝的衣带密诏给袁世凯看,并说:“现在可以救皇上的,只有你一人,你若想救皇上,那再好不过;如果你不打算救皇上,干脆立刻就去颐和园告发我,让西太后砍我的头!那样的话,你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说到这里时,他还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脖子,以示自己的决心。袁世凯听了,假惺惺地装出一幅很生气地样子,提高了嗓门说:“足下把我袁某当成是什么人啊!皇上不光是你一个人的皇上,而是我们共同的主子,我和足下都受到皇上莫大的恩德,要救皇上的,不只足下一个人!足下如果有什么教诲,我愿洗耳恭听!”谭嗣同说:“荣禄的阴谋,都在这天津阅兵一行上,将军与董、聂二人所统领的三支军队都要受荣禄的节制,他们就想要依仗兵力来行废立之事。尽管这样,董、聂二人根本不值一提,当今天下能算是厉害的只有将军你,若那些奸贼真的发动变乱,将军你以一支人马力敌董、聂两支军队,辅保皇上,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你指挥的军队若能成功,这可是不世之功啊!”袁世凯说:“倘若皇上能在阅兵之时跑入我的军营,下达铲除逆贼的号令,那么我一定能像足下一干正人君子一样,就算豁出命来,也要保得皇上周全!”谭嗣同试探地问:“那荣禄对将军你可是不薄啊,将军会怎样对待荣禄呢?”袁世凯笑而不答。袁世凯手下的一个幕僚对谭嗣同说:“荣禄老贼并非真心对我家大帅好。以前曾有大臣向皇上进言要给我家大帅增兵,可荣禄却说:‘不能让汉人掌握太大的兵权。’他的那些施恩于我家大帅的举动,只是想笼络住我家大帅而已。就像前年胡景桂参劾我们大帅的这件事,那姓胡的原本就是荣禄的手下。荣禄先让他弹劾我们大帅,然后再查办他给我们大帅昭雪,就是想向我家大帅施恩。他把胡景桂外放宁夏知府,可没过多久,那姓胡的就升任了宁夏道台,这就是荣禄老贼最阴险的地方,我们大帅难道会不知道吗?”谭嗣同又说:“我们不能小看荣禄,他可是个能成就一番霸业的枭雄似的人物,要对付他只怕不那么容易。”袁世凯怒目而视:“只要皇上在我的军营里,杀荣禄就像宰条狗一样容易!”于是谭嗣同就把救光绪的计划详详细细地和袁世凯说了一遍。袁世凯又说:“现在军营里的枪支弹药都攥在荣禄老贼的手里,而且军营里各级将官有很多以前都是荣禄的手下,现在可是千钧一发的关头。既然我们已经订好了计策,我就得立刻赶回军营去,把重要岗位的将官都换成自己人,另外,还得多储藏一些枪支弹药才行。”于是又叮咛了一番,谭嗣同才离开法华寺。到了20号,袁世凯再次受到皇帝召见,并且似乎也拿到了皇帝的密诏。
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
  袁世凯赶回天津,连夜去见荣禄告密,把事情的始末一五一十都对荣禄讲了。荣禄当即下令封锁进京的重要道路,没有他的命令不允许任何军队不准擅自进北京。荣禄还坐上专列连夜进京向慈禧太后告发。这天深夜,当慈禧知道这件事后,先是大惊失色,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平日一贯唯唯诺诺的光绪皇帝胆敢这样做。但是,作为一个经历了几十年宫廷斗争冰刀雪剑的慈禧太后,立刻采取了行动。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到紫禁城,将光绪痛骂一番之后,把他囚禁在瀛台,自己重掌大权。与此同时,她下令关闭北京各城门,封锁交通,出动3000军士在全城搜捕维新派人士。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见到伊藤博文,请他照会上海领事馆,搭救康有为。22到24号的三天时间里,谭嗣同还策划组织要救出光绪帝,可最后没有成功。
  9月24号,梁启超见到谭嗣同,劝他和自己一起去日本,谭嗣同不同意,梁启超再三劝说,谭嗣同也不应允。谭嗣同对梁启超说:“各国的变法,无不是经过流血牺牲而成功的,而在中国从没听说过有为变法维新而流血的,这大概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吧。如果是这样,我谭嗣同愿意做为变法维新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第二天,谭嗣同被逮捕,在狱中,他在墙壁上题诗一首“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号,慈禧太后下诏,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6人押赴菜市口开刀问斩,命军机大臣刚毅监斩。这6人即后人所说的”戊戌六君子”。这天,观斩的百姓达万人之多,谭嗣同面不改色,从容就义,这一年他年仅33岁。清朝政府随即又罢免数十名支持维新派的官员,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新政均被废除,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相关争议

  戊戌政变之真相
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
  戊戌政变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分歧比较多的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袁世凯告密与政变的关系上,对此主要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袁告密引起了政变;一种认为袁虽告密,但政变时慈禧太后尚未接到密报,政变另有原因;一种认为袁告密是在政变之后。(注:前两种看法由来已久,第三种看法是戴逸先生最近提出的,见其《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载《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我在1983年曾写过一篇《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注:论文收入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持第二种看法。现在仍持这种看法,但是由于近年来陆续发掘出一批新史料,特别是档案史料,使我对整个政变过程有了些新的认识。其实政变经历了一个过程,其间事机杂出,几个看似偶然实则互相关联的事件促成了政变的发生和升级,使不必流血的训政变成了流血的政变,而袁世凯告密是其中的事件之一。
  一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此后新旧党争逐渐加剧,至七月改官制时已成水火之势。七月十九日光绪帝令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堂官革职,二十日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这两项举措表明光绪帝要刷新中央机构,任用新人,以推进变法。守旧派为之震惊。慈禧太后立即在颐和园召见怀塔布,详询本末,并令他暂且忍耐。随后,怀塔布与内府大臣立山奉懿旨于二十二日赴天津见直隶总督荣禄,“有要商”(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39-341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所谓“有要商”就是商量太后训政事。
  谭嗣同等进入军机处,使康有为等维新党人更加活跃。康有为与谭嗣同等商议,建议光绪帝开懋勤殿,令维新人士入值其中、讨论政事。光绪帝同意,并定于七月二十九日赴颐和园请示慈禧太后。康有为于二十七日得知光绪帝决定开懋勤殿,于当晚觅人缮折推荐维新党人入懋勤殿。宋伯鲁于二十八日上折(该折为康有为代拟),徐致靖、王照于二十九日上折。三折分别推荐康有为、康广仁、梁启超、黄遵宪、徐致靖、麦孟华、宋伯鲁等。朝廷欲开懋勤殿事很快传扬开来。《郑孝胥日记》八月初一日记,这一天他听严复说“将开懋勤殿,选才行兼著者十人入殿行走,专预新政”(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81页中华书局,1993年。)。初二日天津《国闻报》登出《拟开懋勤殿述闻》:“近日又有拟开懋勤殿、令三品以上保举人材、召见后派在懋勤殿行走以备顾问之说,闻数日内当即有明发谕旨矣。”(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407页。)
  二十九日光绪帝赴园向太后请示,却遭到严斥。光绪帝次日即召见杨锐,赐一道密诏给维新党人,内中说:“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注: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卷九,全州赵氏铅印本,民国十三年。)光绪帝此时竟发出密诏,说明形势已非常危急,危及到皇位。从密诏的内容来看,引起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光绪帝欲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即开懋勤殿。当时维新党人也从开懋勤殿事觉察到帝后矛盾加剧。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写道:“至二十八日(注:当为二十九日,因为光绪帝于二十九日赴颐和园请示。),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注: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清代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均曾在懋勤殿召对九卿科道。光绪帝企图以“前朝故事”来说服太后,实则想借开懋勤殿引入新人并且摆脱太后的控制。慈禧太后对此也非常敏感,对开懋勤殿事要查个究竟。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随手登记档》载,七月二十八日宋伯鲁的荐折和二十`九日王照的荐折均当日“奉旨暂存”,这是因为开懋勤殿尚需征得太后同意。二十九日光绪帝遭太后严斥,这两折已无意义。但《随手登记档》又记这两折于“(八月)初二日发下”,并且由军机大臣“恭呈慈览”。这很可能是太后在调阅有关奏折。此时光绪帝进一步感到自己和维新党人处境危险,所以又发出两道谕旨,一为明谕,一为密诏,令康有为迅速出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康有为不过一总理衙门章京,督办官报也是小差事,但光绪帝却发出一道明谕促行,并且还特别申明仅召见过康有为一次。(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97页。)密诏则要康有为“迅速外出,不可迟延”(注:《初二日交林旭带出朱笔谕》,《新闻报》,1898年10月19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转引自汤志钧《乘桴新获》,第5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这两道诏书说明形势更危险了。康有为后来回忆说,他初二日夜晚见到明谕时即“知祸作矣”(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60页。)。他所说的“祸”是指八月初六日清廷发布训政诏和拿办康有为令,他当时和后来都不知道“祸”已作于初三日,从这天起光绪帝已失去了处理政事的权力,改由太后处理。
  自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1889年3月4日)慈禧太后完全归政后,日常政事就由光绪帝处理,虽然不时向太手请示,但大多是办理后才向其报告。《上谕档》有这种记录,通常记有某日某些奏折“现拟议办法,均俟分别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这种记录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自八月初三日起突然有了变化,记为“还拟定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这种变化表明光绪帝已不能自行处理日常政事,他仅能“拟定办法”,然后向太后请示,待太后同意才能办理,权力已转到太后手上。可以说事实上初三日已经发生政变。(注:关于八月初三日权力转移问题,林克光先生首先论及,但林先生认为引起权力转移的直接原因是御史杨崇伊于初三日上了一道“吁恳太后训政”的密折,而不是开懋勤殿。(见《戊戌政变时间新证》,《历史教学》,1987年第3期)关于杨崇伊上密折事,本文下面将论及。)这次政变悄然进行,外间几乎不知道。
  导致初三日政变的原因除开懋勤殿外,还有召袁世凯进京。袁世凯时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小站新军为北洋三军之一,并且是其中最精锐的一支。慈禧太后对北洋军和京畿的防务非常重视,归政以后仍留心控制军权,变法开始后更有意作一番布署。四月二十七日令荣禄接替王文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领北洋三军。随后又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键锐营。崇礼、怀塔布、刚毅均是颟顸的顽固派,荣禄倒有些洋务思想,但为后党中坚。经过这一番调动,后党已牢牢掌握北京地区的防务,而光绪帝却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将领。七月下旬,风传慈禧太后将利用九月到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帝,康有为等非常焦急,经过商议,决定笼络与维新派有交往的袁世凯,令其在关键时刻保护光绪帝。于是康有为代徐致靖草拟一折建议召见袁世凯,又通过谭嗣同递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60页。)。徐致靖折上于七月二十六日。据《随手登记档》载,徐折递上后,当日奉上谕“电知荣禄,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由军机“缮稿递上,发下,由堂封交总署”,军机大臣并将徐折“恭呈慈览”。从处理徐折的经过看,“电知荣禄”在先,“恭呈慈览”在后,说明召袁世凯进京事先没有征得太后的同意。
  召袁之旨一出,朝野震骇。维新人士王照立即找徐致靖,问他为何请召袁世凯。徐回答说:“我请召袁为御外侮也。”王照说:“虽如此,太后岂不惊?”于是王照急忙缮折,请皇上命袁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压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注: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32页。)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之后发出一道谕旨:“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95页。)这道谕旨不仅使袁世凯升迁,而且使他脱离北洋大臣荣禄的控制而直接向皇帝负责,其“抚慰”的意图十分明显。荣禄等对此“颇觉骇异”,立即调动军队,以防他变。(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45-346页。)慈禧太后当然也不会掉以轻心。据王照事后分析,召袁世凯进京一事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关键。他写道:“迨至召袁之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注: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60页。)
  请召袁世凯进京的奏折是徐致靖上的,而徐致靖属于康党则尽人皆知,王照所上《遵保康广仁等以备顾问折》中即保康广仁、徐致靖等。此时的维新党人一面请设懋勤殿,一面请召袁世凯,表明既想掌握变法大权,又想控制军权。对此,慈禧太后针锋相对,收回处理政事的权力,于是有初三日的政变。
  事情至此似乎已告一段落了,初三日下午慈禧太后就让光绪帝回宫去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起居注册》八月初三日记:“侍晚膳毕,驾还养心殿。”),而自己仍留在颐和园。
  二 
  光绪帝于八月初二日发布的令康有为出京的明诏,使“国人骇悚,知祸作矣”(注:《康南海自编年谱》写道:“初二日明诏促我出京,于是国人骇悚,知祸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谕旨,有要事由军机大臣面传谕旨而已。至逗留促行一事,非将帅统分逼挠,无明降谕旨之理。况吾为微官,报亦小事,何值得明发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60页))。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立即密商如何救皇帝。而御史杨崇伊等顽固派则乘机奏请慈禧太后训政。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杨崇伊“吁恳太后训政”密折,末署八月初三日,但内中有“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字样,可知该折草于伊藤博文七月二十九日进京以前。草就后曾找人联署,但不很顺利,直到八月初才单独奏上。有论者根据末署日期而论断此折上于初三日,其实末署日期并不一定是奏上日期,此折当上于初四日。
  自慈禧太后归政以后,太后处即不设奏事机构,御史杨崇伊不能自行将密折递到太后手中,须请王大臣代递,杨的密折是请庆亲王奕劻递的。张尔田曾述及递密折的经过:“杨崇伊为御史,值戊戌新政,密草一疏,请太后训政。面谒庆亲王,求代奏。庆王有难色,崇伊曰:‘王爷不代奏亦可,但这并非御史的意思。’佛衣便行,庆王急拉之回,曰:‘我与你代奏,但你必须同去。’崇伊曰:‘那是自然。’遂同至颐和园。庆王命崇伊俟于外,独自入对,递上崇伊折。太后阅毕大怒,曰: ‘这是国家大事,杨崇伊小臣,安敢妄言?须严办。’庆王叩头。太后徐曰:‘这是国家大事,你们都是近支亲王,也应商量商量。你的意下如何?’庆王唯唯。太后曰:‘既是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庆王退下,谓崇伊曰:‘事情完了,你去罢。’”(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松堪小记·杨崇伊》,北京出版社,1996年。)张尔田所述乃得自于张仲炘。张仲炘在戊戌变法时为工科给事中,也是个有名的守旧派,他与杨崇伊有交往,杨写好密折后曾请他联名,他没有答应(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松堪小记·戊戌政变实录》。),而单独上奏弹劾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军机大臣张荫桓。(注:《随手登记档》八月初四日记:“给事中张仲炘折,参张荫桓由。”)他所述杨崇伊上密折经过当是可信的。其中所说“太后曰:‘既是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这在清宫档案中也得到印证。按例,皇帝或太后有行动,总要在前一天发出通知,说明“明日”将到何处去,以便有关部门做准备,接下一日便记“本日”到达该处,但初四日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初三日并未预发通知,仅在初四日的《早事档》等宫中档上记有一条“皇上本日办事后至瀛秀园门跪接皇太后”,说明太后是突然归来的。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光绪二十四年《起居注册》载,八月初四日光绪帝于“申刻”“至瀛秀门跪接皇太后”(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光绪朝《起居注册》为初稿本(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国学文献馆,1987年)。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光绪朝《起居注册》是改定本,改定本记“卯刻”诣瀛秀园门跪接皇太后还仪鸾殿。当以稿本为是。)。《康南海自编年谱》记“是夕太后还宫”(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62页。)。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初四日太后“酉刻”回宫(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45页。)。这些记载都说太后是傍晚回宫的,这是因为她上午接到密折,临时决定回宫,以至回来时已比较晚了。
  杨崇伊的密折不长,却足以打动太后,促使其立即采取行动。折中罗列四项“即日训政”的理由(注:以下所引密折内容见《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收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1页,中华书局,1958年。):
  1、 “自东瀛发难,革员文廷式等昌言用兵,遂致割地偿款。兵祸甫息,文廷式假托忠愤,与工部主事康有为等号召浮薄,创立南北强学会,幸先后奉旨封禁革逐,未见其害。乃文廷式不思悔过,又创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得黄遵宪、陈三立标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开讲,抚臣陈宝箴倾信崇奉,专以讪谤朝廷为事,湘民莫不痛恨。今春会试,公车骈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
  文廷式是珍妃和瑾妃的老师,向为太后所痛恨。杨崇伊恰从文廷式入手,并且将文廷式、康有为、孙中山联系起来,将他们说成是一个叛乱集团。杨的这种说法并非是他自己造作谣言,而是得自社会传闻,并非完全无据。
  文廷式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曾和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创立强学会,以后两人书信往还,交往密切。戊戌政变时,清兵在康有为所居之南海会馆搜检到文廷式“致康有为长信洋洋数千言,其中辞句诸多‘失检’,颇涉‘不经不敬’”(注:《文廷式年表稿》,见《文廷式集》,第1504页,中华书局,1993年。)。文廷式与革命党人也有联系。康有为的弟子梁铁君在一封致康有为的信中曾说到文廷式与康、孙两派的联系:“香涛办哥老会极严,杀了数人,故湖南诸公奔走出沪,遇文廷式,交信嘱其来港觅宫崎,故诸公到港亦曾识宫崎及少白等人也。惟师则主意极定,外联宫崎、少白,而内防之。湖南诸公亦深信服师。师且云:文廷式有异志,欲自立者。”(注:信见孔祥吉《晚清佚文丛考》第8-9页,巴蜀书社,1998年。据孔祥吉考证,此信写于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晚。)这封信写于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内中的“香涛”即湖广总督张之洞,“宫崎”即与孙中山交好的日本人宫崎滔天,“少白”即孙中山的密友陈少白,“师”即谭嗣同的好友师中吉。这封信表明文廷式早就和革命派有联络,所以当“湖南诸公奔走出沪”时,他能及时地将他们介绍给宫崎。至于康有为,他虽然不造成孙中山的“造反”,却也与孙中山有联系。光绪二十三年冬天,旅日华侨邝汝磐和冯镜如欲在横滨开办一所华侨学校,请孙中山介绍教员,孙即介绍梁启超,并函介邝汝磐赴沪与康有为等商议,康以梁启超正致力于《时务报》,便改荐徐勤、汤觉顿等,并建议学校名以“大同”,且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相赠。(注:参见孔样吉《孙中山康有为早期关系探微》,《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21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大同学校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开学,由徐勤主持,他与孙中山有分歧,也与出资人闹些矛盾。清驻日公使裕朗西对大同学校的事情很关注,闰三月曾致函总理衙门报告情况,说:“孙文久未离日本,在日本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近以办事不公,诸商出钱者颇不悦服。”(注:闰三月初五日汪大燮致汪康年涵,《汪康年师友手札》,第1册,第7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这份报告已由总办呈送总理衙门大臣。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也见到过这份报告,并告诉另一章京汪大燮,两人商量后找军机大臣张荫桓,请他设法为康有为、梁启超等掩饰,以免兴狱。(注:闰三月初五日汪大燮致汪康年涵,《汪康年师友手札》,第1册,第7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后来虽未因此兴狱,但已张扬开来,京师纷传,竟说“孙文党羽云聚辇下及津、沽”(注:《蔡金台致李盛铎书》,见《古董琐记全编·松堪小记·戊戌政变实录》。)。
  2、“不知何缘,引入内廷。”
  事实上康有为仅被召见过一次,康广仁则未被召见,但传言康氏兄弟经常出入内宫。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对此愤愤写道:“康氏兄弟进宫之谣,无人不知,且有污秽宫闱之语。苟有人心者皆不忍闻。欲知造此谣言者乃当道王公,尚有咸庙皇孙在内。谁不知珍妃久禁高墙,皇上欲一见而不可得,况外人乎?狺狺兽语,不足听闻。”又写道:“有谓康有为曾进药水,上服后性情大变,急躁异常,并有在宫中设立礼拜堂之说。”(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36-337页)这类谣言全无根据,但在新旧党争激烈之时,守旧派却是相信的。臣子出入内廷乃大逆不道之罪。
  3、“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
  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看,这倒是事实,也是守旧派反对变法的根本原因。
  4、“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伊藤博文到中国访问系私人性质,但在中国政界却引起轩然大波,维新人士对他寄于厚望。伊藤于七月二十六日抵达天津,当日就一道奏折请“设客卿以奔走外交”(注:《户部候补主事聂兴圻条陈宜办十事》,《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73页。),一道奏折建议“征用寓洋华人”(注:《贵州大定府毕节县拔贡周培fēn@③呈文条陈八事》,《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89页。)。据报载,在伊藤抵京前后,“京朝大小官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廪,持此议者甚多”(注:《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407页。)。如候选郎中陈时政在《条陈时政便宜》折中建议:“顷又闻日本伊藤罢相来游中土,已至京师,将蒙召见。虽以辽东之役与我为难,然近年来彼国君臣亦深悔当时启衅之非,失唇齿之相依,动东亚之全局,亟思联络维持,伊藤此来必非无意。查伊藤既为日本维新之臣,必能识新政之纲领,知变法之本原,朝廷用人如不及,莫若于召对时,体察其情,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注:《候选郎中陈时政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97页。)当时康有为也积极活动,欲与伊藤联络,他通过李端fēn@③奏请派他为接待伊藤的使节,但被张荫桓阻止。(注:张荫桓说:“日本致仕伊藤来华,李端fēn@③保康为迎送使,实康折稿奏入,留中,由是康颇惊皇。”(王庆保、曹景chéng@④:《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429页)《蔡金台致李盛铎书》说:“后伊藤来,李bì@⑤园举康为接待使,亦为张(荫桓)所阻。”(见《骨董琐记全编·松堪小记·戊戌政变实录》))
  与维新派对待伊藤来华的态度相反,守旧派颇惶恐,他们担心维新派与伊藤联络一气,更怕皇帝重用伊藤。慈禧太后也一直留意伊藤来华事。本来,伊藤来华访问是经太后同意了的,伊藤的访华日程(包括八月初五日觐见光绪帝)太后也知道,但并不一定知道杨崇伊密折中所说“将专政柄”的传言,所以她接到密折后立即回宫,以严密监视觐见过程,防止“祖宗所传之天下拱手让人”。张荫桓、苏继祖等均说初五日光绪帝在勤政殿接见伊藤时,太后在“帘内”监视。张荫桓说:“伊藤觐见,又系我带领,时太后在帘内。到班时,我向伊藤拉手,乃外国礼,而太后不知。上殿时挽伊之袖,对答词毕,又挽伊袖令出,就赐座,太后皆见之,遂疑我与彼有私。”(注:《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493页。)苏继祖写道:“觐见伊藤博文于觐政殿。伊藤为日本改革领袖,皇上急欲面询变法方略,预定于殿内间设果酒以便详查一切,而是日太后先在屏后坐听,以鉴察之,上仅能与照例数语而退。”(注:《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45-346页。)慈禧太后是否亲自在“帘内”监视,在宫中档案中尚找不到证据,但太后密切关注这次觐见却无可怀疑。有人认为伊藤来访正是太后发难的借口。苏继祖说:“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借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自御史李岳瑞、洪汝冲等上书请用客卿,朝臣斥为汉奸将引外人从中取事。及至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王公卿相士皆言之凿凿,竟有陛见之督抚大员,曾谓军机章京曰‘公等好事新堂官也’。”又写道:“伊藤在津日,又值皇上电询,可否在津多留数日?伊藤答以两礼拜,守旧者皆惶悚不安。”(《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41-342页。)
  慈禧太后初四日匆忙回宫,切近的目的是监视伊藤觐见,但这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准备训政。郑孝胥八月初五日《日记》对此有所反映,说:“返馆,幼陵(严复)、暾谷(林旭)皆来。暾谷言,上势甚危,太后命新章京所签诸件,自今日悉呈太后览之。又言,杨崇伊纠合数人请太后再亲政,且以‘清君侧’说合肥,又以说荣禄。余惊曰:‘此事急矣。康有为已去,张荫桓尚在,惟有逐之以息众谤,则或可免祸耳。’”(注:中国历史馆编:《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81页、第681页、第682页,中华书局,1993年。)这则日记非常重要,它是现在所见史料中唯一一条在政变之前记录了即将发生政变的种种迹象的,并将杨崇伊请训政、太后严密控制新章京、光绪帝甚危三者联系起来,说明训政必然要发生了。
  果然,初六日光绪帝发布“吁恳训政”诏,称:“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社稷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95页。)这道诏书是光绪帝被迫发布的。慈禧太后初四日突然回宫,使光绪帝感到恐慌,但是他并不知道太后已决定在初六日宣布训政。慈禧太后富于政治经验,为了使政变平稳进行,她一回到中南海就宣称她将于初六日回颐和园,所以初五日的《早事档》和《邸抄》均记下这样一条通知:“皇上明日卯初二刻升中和殿看版毕,还海,至瀛秀园门跪送皇太后毕,还宫。”按照这条通知所说,初六日太后将回颐和园,而光绪帝仍留在皇宫,果真如此则不会发生训政了,因为一旦训政太后和皇帝要同时接见臣工,皇帝必须随侍太后。而其实这条通知仅是为了掩盖将要发生的训政而已。且不说初六日训政后慈禧太后不可能让光绪帝独处宫中,即使不训政,也不可能让光绪帝独处宫中了。初三日已令军机处将处理政事的程序变为“还拟定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初五日“命新章京所签诸件,自今日悉呈太后览之”,按照这两项规定,光绪帝和他的办事机构必须在太后近旁,而不可能一在皇宫,一在颐和园,距离太远,太后不能及时处理紧急政务军务,也不可能有效控制新章京。
  初六日,尚蒙在鼓里的光绪帝按照初五日的计划开始一天的活动。卯初二刻他准时到中和殿看祝版,所谓看祝版就是“阅礼部拟祀社稷坛秋祭文”,初七日将祭社稷坛。据黄鸿寿《清史记事本末》记:光绪帝阅毕出殿,即有侍卫、太监来,称奉太后命,将其引到太后处,太后责之曰:“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不料汝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汝自五岁入宫,继立为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予何负于汝?而汝无福承受大业,听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汉大臣中虽一、二阿顺汝者,予自有法治之。”(注:黄鸿寿:《清史记事本末》卷六十六,上海文明书局,民国十四年。)在这番训话中,太后特别强调“皆请予训政”,其根据当然就有杨崇伊的密折。于是宣布训政,并令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百日维新”至此结束了。
  从上述训政经过看,引起初六日训政的直接原因是杨崇伊所上请训密折。
  杨崇伊不过一小小御史,他的一道密折竟能引发如此重大的变局,这是因为他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
  其实慈禧太后早有训政之意。政变之后,荣禄曾告诉盛宣怀,在政变前,他有一次随侍太后看宫内扎花,太后问他“此花我扎,你看好不好”,他答以“太后不独扎花好”,太后即谓“我亦只可扎花”。荣禄由此窥测太后的内心,他对盛宣怀说:“此语已见不甘寂寞为退院僧也。”(注:赵凤昌:《戊庚辛纪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19页。)戊戌七月底、八月初,不断有守旧大员请训政,太后知道时机已到,但她还要等有人奏请才采取行动,以表明她的行动是舆论所要求的。
  慈禧太后虽然专擅,但表面上她是很重视“舆情”的,她的重大行动无不是经人奏请才采取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她的垂帘史,看她是怎样利用舆情的: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八日(1861年9月12日)大学士周祖培的门人董元醇御史上一道奏折《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九月二十八日胜保上《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三十日大学士贾桢、大学士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上《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折》。两宫太后借皇帝名义于贾桢等上疏的同日向内阁明发一谕: “本日据贾桢、周祖培、沈兆霖、赵光奏政权请操之自上并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请饬廷臣会议,并据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各一折。著王、太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应如何酌古准今,折衷定议之处,即行妥议以闻。”(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册,第105页,中华书局,1978年。)慈禧和慈安两太后得以垂帘。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同治帝满18岁,两宫归政。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同治帝病重,有旨令李鸿藻、奕訢代批奏折。十一月初八日两宫太后召见群臣,《翁同龢日记》记录了召见情景:“(两宫)宣谕数日来圣心焦虑,论及奏折等事,裁决披览,上既未能恭亲,尔等当思办法,当有公论……未退时诸王奏言,圣躬正值喜事,一切奏章及必应请旨之事,拟请两宫太后权时训谕,俾有遵循。命诸臣具折奏请。退后同至枢廷拟折稿。”(注:陈义杰整理:《翁同龢记》,第2册,第1076页,中华书局。)因有大臣奏请,同治帝遂颁谕:“再三吁恳,两宫皇太后俯念朕躬正资调养,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呈请披览裁定,仰荷慈怀曲体,俯允权宜办理,朕心实深感幸。”(注:《穆宗实录》,第10册,第7141页。)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死,死后1小时,两宫太后即召集王大臣会议,讨论立嗣。《翁同龢日记》载:“戌正,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曰某。”(注:《翁同龢日记》,第2册,总第1086页。)两宫又是经人奏请而在光绪朝垂帘。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帝16岁,已届亲政年龄。慈禧太后即于六月初十日表示明年归政。而十五日奕懁奏:“王大臣等审时度势,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2123页。)世铎、伯辛彦讷谟祜也奏请训政。太后不允。奕懁等再奏请,太后才“勉允所请”(注:《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2127页。)
  经人奏请,甚至一再奏请,慈禧太后才垂帘,才训政,这是为了避免外臣说她把持朝政。杨崇伊密折正是戊戌训政不可缺少的“舆情”根据。
  其实初六日训政后,当时京官就知道是杨崇伊的密折导致了政变。如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八月初九日记:“闻首发难者,仍系敝同乡杨侍御也。”初十日记:“午后赴省馆应绀宇之招,见凤石、范卿、淮海昆仲、蔚若,各证所闻,知莘伯(杨崇伊)发难无疑义;并闻先商之王(文韶)、廖(寿恒)两枢臣,皆不敢发,复赴津与荣中堂定策,其折由庆邸递入,系请皇太后训政,并劾新进诸君植党营私,莠言乱政也。”(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也有人看出杨崇伊的密折不过是太后训政的借口而已,如赵凤昌说“西后藉一词臣奏请”而“临朝训政”(注:赵凤昌:《戊庚辛纪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19页。)。
   
  关于引起初六日训政的直接原因,也有另一种说法即袁世凯告密说。这类史料很多,但都不可信。
  袁世凯告密说通常是这样叙述的:八月初三日晚谭嗣同至法华寺,说袁世凯勤王,袁佯作答允。初五日袁请训后回天津,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荣禄立即报告慈禧太后,太后遂于初六日训政。而荣禄具体是怎样向太后报告的,则又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是荣禄初五日夜派人或亲自赴京告变。如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写道:谭嗣同夜说袁世凯,袁许诺,“至天津,适聂士成以军事上谒制府,士成淮北骁将,统武毅军五千人,驻芦台,非有急,不轻离营。世凯疑荣禄已觉其谋……遂叛有为,反输其情于荣禄。荣禄大惊,遣人变服赍蜡书,驰告奕劻,奕劻言于太后……时八月初五日也。太后漏四鼓还宫,即收上印绶。”(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77-378页。)而费行简《慈禧传信录》则说荣禄亲自告变,他写道:“(袁世凯)至天津告密于禄,谓奉帝手诏,令锢后杀禄。禄大惊曰:‘子意云何?’世凯曰:‘特以告公者欲破奸谋,卫慈圣耳。’禄感极,即嘱世凯守津,而自乘火车微服入京,奔颐和园告变。时已午夜,禄扣园门,门者初不纳,继有侍卫出,知为禄,始导之入。及后宫,捶户呼内侍,群奄惊起,以为火也。迨出见禄微服,益诧,诘其何来,禄对有急事,须进见。时后已寝,闻报,召禄入内室,卒问曰:‘岂康有为等谋变耶?’ 禄对诚如慈论,因陈世凯告密语,后大震怒,连呼小子负心,立命驾还宫,而令荣禄驰赴宋、董诸军,谕其防变。”(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45页、第336-337页、第531页、第377-378页、第465-466页、第553页、第553-554页、第554页。)胡思敬和费行简写得比较细致,费行简且绘声绘色,如所亲见,但是均经不起推敲。
  袁世凯初五日上午11时40分乘火车离京,到天津见到荣禄时已是六时左右了。骆宝善曾对袁世凯见荣禄的时间作了细密考论,他写道:“京来火车下午三点钟到津,袁向荣禄表白、告密的急近心情是不言而谕的。但外界并不知情,他必须不显出不露水地应酬一切。袁以超擢兵侍返津,天津文武各级官员早已筹备了盛大的欢迎会。《国闻报》载所谓‘同城文武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407页、第441页、第432页、第428页、第421页。)。袁要端起官场仪态不慌不忙地出站,要同文武官员们行礼如仪,请皇上、太后圣安,然后入茶座同文武官员周旋、寒喧,报告陛见盛况,宣讲皇上圣德,然后告别,赴直督署。经查,天津火车站至直督署乘坐正式交通工具八抬大轿,大约近半小时路程。总算起来,袁从下火车至到达直署,确需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天津地区此时日落时刻为下午六点零八分。(注:《太阳出没时刻表》,见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编(1821-2020年二百年历表),第465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袁谓‘诣院谒荣相’时‘日已落’(注: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53页。)当符实际。”(注:骆宝善:《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袁世凯见到荣禄时,荣禄处又有客人,直到“二鼓”袁才离开。(注: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53页。)
  如果荣禄要告变,当在“二鼓”以后,“二鼓”约晚上10时左右,荣禄不可能乘火车去北京了,因为那年月没有夜班火车。荣禄派人送信去,这位差人骑马到京最快也得5个小时左右,他到庆王府后,奕劻得先看一下信,然后才能决定是否立即奏报太后。按照胡思敬所说,太后接到奕劻转递的“腊书”后,于“于漏四鼓还宫”,这就是说奕劻是赴颐和园告变的,而奕劻家住北京地安门外定府大街,颐和园则在北京西郊,奕劻如果乘车走这段路程至少需两小时以上,且夜间出行,尚需叫开西直门,颇费周折。如果天津的告密人“二鼓”出发,慈禧太后于“四鼓”还宫,两者相隔不过4个小时左右,告密是来不及的。
  胡思敬和费行简都说天津来人是初五日夜赴颐和园告变,太后则从颐和园赶回宫中,但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太后初四日已回宫,这说明胡思敬和费行简对训政经过并不清楚,所述得自传闻。顺便说一下,就我见到的关于荣禄亲自或派人赴京告变的史料,全都说是到颐和园告变,可知都是得自不实的传闻。
  另一种说法是荣禄电告北京。
  八月十四日,日本驻天津领事给日本外相发出一份电报:“我从可靠方面获悉,中国皇帝突然被迫下野以及惩办康党,主要是因为皇帝在九月十九日(阴历八月初四日)接见袁世凯时,密令他从小站派4000名兵士到皇宫担任皇帝禁卫军。在袁世凯回小站的第二天,袁向后党分子直隶总督告密了,直隶总督立刻电奏慈禧太后,太后立即重新执政。”(注:转引自黄彰健《论光绪赐杨锐密诏以至政变爆发以前康有为的政治活动》,台湾《大陆杂志》,第38卷第9期。据黄说:“台湾中央研究院藏日本外交微卷内有日本驻中国天津领事八月十四日致日本外相的电报。”黄引文为英文,本文转引时译为中文。)八月二十三日上海《申报》则报导说:“先是本月初四日候补侍郎袁慰帅晋京陛见,康有为等曾奏请饬调新建陆军三千人,入京围颐和园,劫令皇太后改易服式,为天下倡,幸皇上天亶聪明,未为所惑,而慰帅微有所闻,即于初五日陛辞出京,密告荣中堂,电奏皇太后,宫寝得免震动。”(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407页、第441页、第432页、第428页、第421页。)这两条史料所述袁世凯得知密谋的经过并不相同,明显都是错误的,说明作者并不清楚训政经过,值得重视的是两条史料都说由荣禄电奏太后才引起训政的,但未具体说明电报怎样达及太后之手。九月二十三日蔡金台至李盛铎函倒是说得具体些:“袁乃密白略园(荣禄),电庆邸(奕劻达之。”(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松堪小记·戊戌政变实录》。)
  电奏比荣禄亲自赴京告变似乎合理些,但荣禄却不可能采用。当时北京中央各部门只有总理衙门和兵部设电报房,所以电报不能直达太后处,需经奕劻这样的王大臣转递。奕劻时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荣禄如果要发电报给他,应发往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有严格的办事章程和保密制度,但是不能很好地贯彻,事实上管理很混乱,时常泄密。张元济曾回忆说:“有一天,我到总理衙门事务厅(即收发处)去,发现公文堆里有一封电报,签名的是俄皇尼古拉第二,电报是给光绪的。我觉得很奇怪,为甚么不由公使转呢?照例这样的电报应该立刻送给光绪的,但我一看,已经在事务厅里搁了二天……衙门里还有一个木橱,摆着和外国所订的条约。这样重要的文件竟不注意保存,任何人都可以开,都可以看。这种腐败的国家,那能不亡国?”(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26页。)本文前引驻日公使裕郎西的密电也被张元济等看到了,并被传扬出去。荣禄为保密起见,不会通过总理衙门去告密。据时人记载,荣禄在政变前与慈禧太后之间的联系是由大臣、宗室往来传递消息的,连初六日太后训政的消息也是杨崇伊赴津相告的,而不是电达的。
  关于袁世凯告密的经过,袁世凯《戊戌日记》中另有一种说法。《戊戌日记》原题为《戊戌纪略》,收入《戊戌变法》资料丛刊时编者改题《日记》。《纪略》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属于追记。它最初发表在1926年的《申报》上。据《申报》记者说《纪略》得自于袁世凯的幕僚张一?(此字字库无,原字鹿下吝)。而近年姚伟发表《〈戊戌纪略〉序跋及题辞》一文,指出《纪略》得自于袁世凯姻亲费仲深(韦斋)。姚文收录了常州吴楠写的《序》,《序》中说曾将《纪略》拿给步林屋看,步林屋“处项城幕中参与机要有年,亟称确为项城手笔”(注:《近代史资料》,总81号,1992年。)。如此说来,《纪略》确为袁世凯手书。
  《日记》记其告密经过:八月初五日请训后,“即赴车站,候达佑文观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语未竟,叶祖珪入坐,佑文亦来,外候至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筹商久之,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在坐,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53页。)
  按照《日记》所说,袁世凯初五日晚仅向荣禄略述内情,初六日早晨才备述详情,同时两人又商量如何才能不牵涉到皇上,一时无善策,因此未能及时向太后奏报,而当晚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的上谕,即是说太后训政另有原因,并非因袁告密引起。对于《日记》所述的经过,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不相信的主要理由是:维新党人的“谋乱”乃大事,荣禄和袁世凯不敢不及时奏报。而相信者则解释说:当谭嗣同夜说袁世凯勤王时,袁设词推宕,二人商定在九月天津阅兵时再说,因此并不急于奏报。
  我认为《日记》肯定有所隐讳,但所述告密经过大体可信。袁世凯已承认初五日告密了,也就是承认清廷捕拿和杀害谭嗣同等六君子都是因他告密而引起的,这就够了,他没有必要再隐瞒荣禄向太后奏报的时间,作此隐瞒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要检验《日记》所述可信与否,不能仅靠“断之以理”的方法,而应找到袁世凯告密经过的原始记录,但遗憾的是今所见到的关于袁世凯告密的史料均形成于八月十四日清廷公布维新党人“锢后杀禄”的罪状之后,这就很难直接证实其可信与否。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间接印证,方法是考查清廷在政变期间的举措与袁世凯所述是否对应。
  清廷于八月初六日发布垂帘诏,同时令拿办“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而未涉及夜说袁世凯勤王的谭嗣同,这说明慈禧太后尚未接到天津方面的密报,如果接到密报,无论如何不会放过谭嗣同。
  在清官方文件中捕拿谭嗣同的密谕是初九日发出的,称:“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100页。)比较这道密旨与初六日拿办康有为的密旨,可以看到两者在行文上有重要不同,初六日密旨罗列康有为的罪名“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劾”,而初九日密旨未说明谭嗣同等有何罪行,这是因为谭嗣同等是因“谋乱”获罪,而这种罪名即使对步军统领衙门也要保密。
  由初九日的密旨可知慈禧太后已得到了荣禄的密报,但她究竟在哪一天得到的呢?
  据《戊戌日记》说,初六日晚杨崇伊到荣禄处出示训政之诏。杨崇伊之所以要特地向荣禄报告这一消息,是因为杨在上请训折前曾找荣禄商量过。当晚他们自然会议论政变的有关问题包括维新派的“逆谋”,并商量了对策。有论者认为正是杨崇伊返京时带回了天津的密报,这是有道理的。据八月十七日《申报》一则《津友再述国事要闻》报导,杨崇伊是初七日乘11时20分的火车离津回京的。(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428页。)本来当天早晨有令停止京津火车,以便捕拿逃逸的康有为,但11时20分天津开出一列专车,起初人们以为是荣禄进京,后来才知道是杨崇伊。杨崇伊不过一御史,竟能乘专车回京,显然是有重要使命的,即受荣禄之托向太后告密。杨崇伊应于下午2时左右抵京,太后应在当晚前后得到密报。
  太后得到密报就应该布置拿办谭嗣同等,时间不应迟于初八日,但现在我们见到的逮捕令是初九日发出的,为什么要迟一天呢?
  原来,步军统领衙门于初八日已在密拿谭嗣同等人。据一个名叫魏允恭的京官初八日写信给上海的汪康年说:“南海系奉太后密旨拿问,密旨中有‘结党营私,紊乱朝政’八字。适隔晚赴津,闻有获住之说。博(康广仁)已交刑部审讯。今早五更又奉密旨拿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四人。弟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想已发交刑部。惟林旭尚未寻着,闻避往他处。此新政中至新者,其余外间传说纷纷不一……总之,昨日上谕有‘门禁森严’等语,则幼博等人入内办事之说不为无因。慈宫震怒,究不知何人传递消息?且近日严拿各人,旨意甚密,竟有先拿一人,余人均未知悉者,是以新政诸人咸怀股栗。”(注:《汪康年师友手札》第3册,第3116页。)魏允恭说他亲见捕到杨、刘、谭三人,而未捕到林旭。恰好郑孝胥初八日的《日记》记:“既寝,暾谷忽至,复起,谈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82页、中华书局,1993年。)可知初八日林旭确实没有被捕。
  张荫桓自述他也是初八日被捕的,他在被发配新疆途中对两个解差说:“初八日辰刻,提督崇礼遣翼尉率缇骑至我宅,邀我赴提督衙门接旨。我知有变,因尚未用饭,令其稍待,饭毕濒行,翼尉忽谓我曰‘请赴内与夫人诀。’我始悟获罪,将赴西市,负气行,竟不入内。抵提督署,各官均未至,坐数时,天已暝,仍无确耗,遂令人取行李住一宿。次日有旨拿交刑部审讯,入监住。“(注:《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489页。)张荫桓为军机大臣,初八日逮捕他时竟无谕旨,初九日才有旨,这说明初八日的逮捕令是非常秘密的。检视初六日和初九日两道拿办密旨,可以看到在起首都有“谕军机大臣”字样,可知这两道密旨是通过军机大臣发下的,尚属正常程序,所以在清官方文件中有记录,而初八日的逮捕令未经过军机大臣(前引魏允恭信中说“今早五更又奉密旨拿杨锐……”,“五更”军机大臣尚未上朝,军机大臣卯时上朝),极可能是对个别人面谕,所以清官方文件未留下记录。慈禧太后之所以不通过正常程序发出逮捕令,是因为她得到了“谋乱”的密报,逮捕要做得更加机密而迅速。
  初十日有旨,令荣禄即刻来京,其直隶总督职由袁世凯暂行护理。(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100页。)十一日荣禄离津赴京。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记,荣禄行前,他与荣禄相约,“誓以死保皇上”,且曰:“赵盾弑其君,并非赵盾,中堂世笃忠贞,现居要津,而皇上万一不安,天下后世,其谓中堂何?我亦世受国恩,倘上有不安,惟有以死报之。”荣禄说:“此事在我与庆邸,决不至累及上位,勿虑也。良以慈圣祖母也,皇上父亲也,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者惟有出死力以调和,至伦常之变,非子孙所忍言,非子孙所敢闻。”(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53-554页。)荣禄离津时,袁世凯等到车站送行。据十二日《国闻报》报导,送行后,“袁慰帅率司道在圣安棚寄请圣安”(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407页、第441页、第432页、第428页、第421页。)。此时的光绪帝已完全是傀儡,时刻都可能被废掉,而袁世凯竟还率下属“寄请圣安”,这说明他确实与荣禄有“保全皇上”的约定。
  袁世凯和荣禄要保全皇上,并不仅因为“世受国恩”,更重要的是为大局着想。袁在《自书戊戌纪略后》中对此有一段分析:“当其谋乱之时,国之危机有三:倘其凶谋果逞,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其危一也;设予稍露主(圭)角,该党必将害我,以其党代之,内有悍徒,外有劲旅,何堪设想?其危二;或者发泄后荣相不即入枢廷,善为调和,保全上位,各国必将藉口交讧,匪党挟以有辞,
  将至不可收拾,其危三。”(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54页。)这三条中,他们最担心的是外国干涉。当时报纸上已有外国将干涉的舆论。十一日在上海的盛宣怀特致电荣禄:“近日洋报纷议,殊骇听闻,英尤虑俄惟所欲为,颇思先发。深宫举动似未可操之过急,以防彼族藉口干预内政。”(注:盛宣怀:《愚斋存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4册,第942-943页。)这份电报对荣禄说服太后“未可操之过急”似乎起了作用,后来盛宣怀至京见荣禄,荣禄特别就电报事向他致谢,称“幸得汝电而止”(注:赵凤昌:《戊庚辛纪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19页。)。据当时报纸报导,自荣禄进京后,政局平稳多了,“太后的行动和缓一点了”(注:《字林西报》,1898年10月14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495页。)。而从清宫档案来看,光绪帝的处境也得到了改善。
  光绪帝在训政期间前后的处境是不同的,从其变化中也可以印证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述大体不错。
  下面我们主要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所藏《穿戴档》来考察光绪帝的处境。《穿戴档》记录了光绪帝每日的活动及在不同场合的不同穿戴。
  该档八月初六日记:“上戴……(按此处略去该档所记龙袍式样),卯初外请至中和殿阅视祝版毕,至圣人前拈香毕,还勤政殿,朝珠金龙褂带挎下来,更换寻常,见大人毕,还涵元殿。”初七日记:光绪帝寅正外请去祭社稷坛,然后还勤政殿,“见大人毕,还涵元殿”。这两日所记表明,在宣布训政的最初两天光绪帝是随同太后在便殿办事的,因为有“见大人”的记载,所谓“见大人”就是见军机大臣。
  但慈禧太后接到密报后,光绪帝的处境就恶化了。我们前面说到,慈禧太后大约在初七日晚得到天津方面来的密报,得知维新党人有谋乱计划,这使她不能不怀疑光绪帝也卷入其中,于是她就不再让光绪帝和她一起“在便殿办事”了。
  从《穿戴档》看,初八日这天光绪帝的活动很多,但都是礼仪性的,计有:至中和殿看祝版,率诸王大臣至勤政殿向慈禧太后行三跪九叩礼(按初六日垂帘诏规定初八日举行训政仪式),祭月坛,至妙应寺拈香。其中没有一项政务。
  初九日则简单记为:“上戴绒草面生丝缨冠(缀珠重七分),穿蓝江绸单袍、青江绸单褂,束绿玉钩褡线鞓,穿青缎凉里尖靴。”初十日记:“宣宗成皇帝诞辰,上戴……卯初外请至奉先殿、寿皇殿拈香行礼毕,还涵元殿,朝珠金龙褂带挎下来,更换寻常褂。”十一日所记与初九日相似。以上三日所记表明光绪帝已被囚禁在涵元殿,就连形式上的参政随同太后在便殿办事也没有了。
  值得注意的是初十日清廷还发出一道光绪帝求医的上谕,这预示太后要废掉光绪帝了。
  但是荣禄十一日进京后情况又不同了。荣禄尽力保全光绪帝,这从十二日及以后的《穿戴档》得到反映。十二日记:“上戴……卯正外请至圣母皇太后前请安毕,朝珠金龙褂带挎下来,更换寻常褂,见大人毕,还涵元殿。”这次见大人包括荣禄,并且是和太后一起先单独见荣禄,后见军机大臣。(注:八月十三日《早事档》记: “直隶总督荣禄到京请安。召见荣中堂、军机。”)此后几日连续都记有“请安”、“见大人”、“至纯一斋看戏”的内容,其中十五日“见大人”后,上下午各看了一场戏。看来荣禄一到京,光绪帝的病就好了,政事活动也正常了,并且还天天看戏娱乐。
  荣禄进京后的确是保了光绪帝,由此也可以证明《戊戌日记》中这样的说法是可信的:为筹商保光绪帝的办法而未能及时向太后告变。
  也正是为了保全光绪帝,荣禄建议无需审讯就杀掉谭嗣同等人,以免在审讯中牵涉到光绪帝。
  荣禄进京仅三天,八月十三日“戊戌六君子”被杀。十四日清廷公布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状。政变至此以流血的方式结束。
  当时,外间很难了解政变的复杂经过,在看到十四日的上谕后,误以为初六日的垂帘诏是因维新党人的“逆谋”而起,于是有了袁世凯告密说等种种传闻,影响至今。(本段来源:《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
  变法新说:子虚乌有的“戊戌政变”
  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以光绪皇帝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为标志,戊戌变法拉开了帷幕。到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第三次训政,戊戌变法仅仅存活了103天,所以,戊戌变法也被人们称做“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终结后,梁启超在日本驻华使馆的庇护下,搭乘日本军舰“大岛”号,于1898年10月18日逃到日本东京。不久,康有为也在英国驻华使馆的庇护下,经香港赶到日本。劫后余生,师徒们异国重逢,禁不住悲从心来,抱头痛哭。梁启超为何不能像谭嗣同那样慷慨赴死、以血醒民呢?他在长诗《去国行》中做了一番自我辩解: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寇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声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同年12月10日,日本的《东亚时报》开始刊登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有关章节。《东亚时报》虽是日文半月刊,但所连载的四期《戊戌政变记》却是中文。13天后,在横滨,梁启超在旅日华商冯镜如等人的资助下,正式创办《清议报》。该报是旬刊,每期40页,梁启超为主笔。在发刊词中,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指出:《清议报》的性质是“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在“支那近事”专栏中,梁启超又以任公为笔名,开始连载《戊戌政变记》中的有关章节。他还特意申明:“政变记凡八篇,卷帙太繁,今先将第四篇登载于报中。”1899年5月,《新民丛报》社发行的单行本《戊戌政变记》(九卷本)长达11万字,属于纪事本末体史书,分为5篇。第一篇《改革实情》,记叙了康有为在变法时期的新政上谕,集中说明了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兴起的直接关系;第二篇《废立始末记》,记录了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帝的台前幕后事;第三篇《政变前纪》,分析了政变发生的原因;第四篇《政变正纪》,记载了慈禧太后推翻新政、株连维新人士的情状;第五篇《殉难六烈士传》,为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分别作传,使其留名青史。附录有三:《改革起原记》、《湖南广东情形》和《光绪圣德记》。
  《戊戌政变记》是第一部系统记述、研究戊戌变法的著作。“梁启超将变法的过程描述为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将清政府陆续推行的新政缩减至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将康有为思想诠释为戊戌年新政运动的唯一指导思想,将政变的原因约化为主维新的光绪和主守旧的慈禧之间的帝后党争。这些观点在现行的叙述中演变为: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构成的维新派是当时唯一的进步力量,康有为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他多年奔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并最终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于1898年推行了短暂的新政。但是由于光绪皇帝没有实权,又与慈禧太后长期失和,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相差悬殊,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汉顽固派所扼杀。”
  由于梁启超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戊戌政变记》又是戊戌变法研究的开山之作,所以,《戊戌政变记》一直被众多戊戌变法研究家奉为经典、深信不疑,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不断“层累地”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以康党为主角的戊戌变法话语叙述体系。“戊戌政变”一词也因此深入人心,成为戊戌变法研究的常识性概念。
  事实果真如此吗?
慈禧
慈禧
  政变,有特定、明确的定义。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解释,所谓政变,通常指统治集团少数人通过密谋,用政治手段或暴力手段等非正常途径实现国家权力转移的行为。政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自下而上,篡夺国家最高领导权。如果说“戊戌政变”的确发生过,那么,是因为慈禧太后等少数顽固派用“政治手段或暴力手段”,从光绪皇帝手里突然夺回了国家最高领导权。可是,在戊戌变法时段乃至整个光绪年间,光绪皇帝何时执掌过国家最高权力?
  亲政之前,光绪皇帝毫无实权,这是毋庸置疑的。光绪不但在政事上无权可言,而且,连打理自己私生活的权利都被残忍地剥夺了。
  应该说,刚入宫的那段岁月,慈禧太后还是很疼爱自己的亲侄子光绪(也是亲外甥)的。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瞿鸿禨(1850—1918,湖南长沙人)在《圣德记略》中披露,有一次,慈禧太后在谈及光绪时,颇为动情地说:
  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从娘家算,又是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之理!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涂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看着天气寒暖,亲自为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醇王府时即胆怯,怕听到大声特别是雷声,每有打雷下雨,我都把他搂在怀里,寸步不离。皇帝三五岁后,我每日亲书方纸,教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
  慈禧还反复挑选,最终确定书法、学问、人品都闻名遐迩的翁同龢、孙家鼐等鸿儒为光绪师傅。翁同龢为光绪授课时,慈禧多次亲临上书房,提出要求。每天放学后,光绪也像普通百姓家的孩子一样,回宫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慈禧,向她背诵当日功课。光绪十一年,当慈禧发现小光绪的作文颇有进步时,就降下懿旨,要求翁同龢从此之后,把“(皇帝)每日所作诗、论及对子,均缮写清本,随功簿一并呈览”。光绪十三岁时,她又让光绪实习政务。在垂帘听政的时候,大臣们递上奏折,慈禧总是让光绪先看一遍。她提出处理意见后,再给小皇帝解释这样决策的道理,传授治国理政的经验。同时她还让翁同龢、孙家鼐等给光绪增加了讲解奏折的内容。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慈禧与光绪感情融洽的黄金时期。慈禧对光绪的表现也很满意,表扬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慈禧不慈,晚年犹嬉。她不仅攻于心计、权欲无极,而且翻手覆云、冷酷无情。为了稳坐“女皇”宝座,她在物质上、精神上对光绪进行控制,恩威并施,不择手段。特别是发现光绪不太听话之后,更是脸色陡变,采用种种手段,对光绪加以虐待,使其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整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就像忍辱负重的汉献帝似的,过着非人生活。苏勋丞在《我所见到的慈禧和光绪》中回忆道:
  光绪……那时约30多岁,中等身材,瘦长脸,面色苍白,体质羸弱。我们从未见他笑过。说实在的,他过的是囚犯生活,怎么能乐起来呀!慈禧每日三宴,每宴108样菜,光绪却没有这个排场。慈禧每餐拣自己不喜欢吃的三四样菜命人给光绪送去,以示慈爱。有时,三四样菜要分三四次“赏”,每送一次,光绪都得起立叩头谢恩,连一顿安生饭也吃不成。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她可以就着慈禧的桌子吃。我们那时都私下猜疑,光绪瘦弱,多半是差了点饭食。慈禧怕光绪再反对她,监视光绪很紧,每次去万寿山,都带光绪同行,说是疼光绪,形影不离,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押在马后的犯人罢了……
  苏勋丞是河南永城人。1901年,他经老乡介绍,到袁世凯所建的武卫前军当兵,被编入武卫前军右翼第一营。武卫右军的统领是后来有“辫帅”之称的张勋(1854—1923,江西奉新人)。1902年1月,《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从西安经洛阳、开封等地,回到北京。为了自身安全,慈禧命令张勋所带的武卫前军右翼第一营担负警卫任务。每天晚上5点至次日早上7点在皇宫站岗。慈禧和光绪外出时,也跟随保驾,一直到1905年才撤出去。苏勋丞在值勤时,多次见到慈禧和光绪,并近距离地观察了宫廷内的生活情形。他在这里所回忆的是戊戌变法后光绪的悲惨遭遇。实际上,在戊戌变法之前,光绪皇帝的身边也是眼线密布,活动受限,内心十分不爽。一年冬天,翁同龢看见光绪皇帝穿的裘皮大衣外面,又加穿了两件马褂,就好奇地询问缘由,光绪皇帝说:“天气太冷了。”“皇上为什么不穿厚一些的狐狸裘皮大衣?”光绪皇帝喃喃自语:“朕只有一件,前一段日子衣袖开缝了,拿出去缝补,还没补好。”翁同龢建议道:“宫内库房里存料很多,皇上应该让成衣房再做一件。”光绪皇帝颇为难堪地说:“朕已经跟亲爸爸说过好几回了,可是太后一直没答应。”翁同龢听后,鼻子发酸,再无言语。
  慈禧太后,二十多岁就成为寡妇。那正是她如狼似虎的时节,手握重权的她,岂能耐得住紫禁城里的寂寞?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于是,慈禧绯闻便越过高墙徐徐传到宫外,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悄悄交流的“精彩段子”,如慈禧喝药堕胎、慈禧同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床笫情缘、慈禧与荣禄以及李连英不清不白的关系等。但陈灨一(1882—1953,江西新城人,曾在民国初年担任袁世凯幕僚)在笔记《睇向斋秘录》中指出:世上流传的慈禧太后淫乱段子,不下数十件,大都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之谈。以我所听到的,某部侍郎连夜逃跑一事,真实可信,此事足见慈禧之荒淫无度。政界大老大多都知道这个故事。某部侍郎,安徽人,风华正茂,皮肤白皙,一表人才。一天,慈禧在听取他的工作汇报时,两眼直钩钩地盯着他,一见钟情,禁不住欲火中烧。按照清朝规矩,官员晋见太后时,只能猫腰俯首蹶腚地跪在地上,如果违反,那是大不敬、杀无赦。所以,该侍郎并不知道慈禧的心意。汇报完毕,侍郎退下去休息,慈禧就密遣心腹李莲英过去打探他的意见,说太后准备将其留在宫中,办理“机要”。该侍郎一听就明白了,他佯装着答应,到了夜里,却乘机逃了出来,从此变名易姓,终身不仕。
  年老体衰之后,慈禧在情欲方面似乎有所收敛,却久病成医,深谙“用情感软刀子杀人”的精髓。这也成了她企图降服光绪的一把暗器。
  光绪有一位皇后、两个妃子,皇后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隆裕,无论相貌、才学、性情,光绪都不中意,但是由于是慈禧太后敲定的,光绪皇帝只能“照单收下”。两个妃子瑾妃、珍妃姊妹二人,也是慈禧太后帮助挑选的。隆裕比光绪大三岁,生在宫外,见多识广。据说,由于初夜不谐,两个人的感情产生了裂痕。后来,光绪“移情别恋”,对皇后采取冷淡态度,却与年少活泼的珍妃打得火热,引得隆裕醋性大发,频频向姑妈告状……夫妻关系的恶化,影响到了慈禧与光绪的母子关系,也为光绪皇帝悲惨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清史专家谢俊美教授指出:“西太后为什么让隆裕去做皇后?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光绪皇帝,实际上西太后为了自己掌权,各方面都设计好,最后把光绪变成一个傀儡。”长期的精神虐待和思想压抑,使光绪皇帝的健康大受影响,“光绪幼年即身体虚弱,大婚之前稍感风寒,必头疼体瘦,年仅十五六岁已弱不禁风,二十七八岁患耳鸣脑响,渐次加重,又长期遗精。”这样的生活真是太残酷、太可怕了。
  光绪皇帝生于1871年8月14日,按照祖制规定,1887年2月7日(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朝廷为虚岁16岁的光绪举行了亲政典礼,慈禧太后被迫开始“训政”,实际上还是她当权;1889年3月4日(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朝廷再次为光绪皇帝举行亲政大典,慈禧太后不得不正式宣布“归政”,驻跸颐和园。但是,皇上亲政后,修复了颐和园,专门用来颐养母后慈禧;每隔一天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每日各地上报的奏折,皇上阅读后,都要密封好,派人送到颐和园,请慈禧审阅、指示。“太后此时,表面上虽不与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光绪也非常“懂事”,“处理哪一件事情,都刻意求工地模仿着太后的旧规,这不用说自然是很使太后高兴的了。可惜太后的雄心太大,光绪纵然如此谨慎小心,她也不能完全满意。后来,她又知照光绪遇事必须先禀告她,然后再决定办法。于是,光绪的亲政便成了一句面子上的空话,全部的政权依然牢牢地握在太后自己的手掌里,等于她不曾退休一样。”
  恽毓鼎(1862—1917),字薇孙,河北大兴人。光绪十五年考中进士,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他长期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起居注官,其工作职责就是记录光绪每天的起居言行,对光绪的习性和事迹非常熟悉。光绪皇帝驾崩后,葬在河北易县的崇陵。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在清朝灭亡前夕,恽毓鼎写成了光绪皇帝传《崇陵传信录》,其中,主要记载了清末朝廷倾轧内幕,对于慈禧太后专权,荣禄策划另立大阿哥谋废光绪帝,以及义和团运动等记录得尤为详细,是研究晚清统治集团宫廷政治活动的重要史料。在《前言》中,恽毓鼎写下了一段声情并茂、可感可触的文字:
  缅维先帝御宇,不为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紧制,终於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毓鼎侍左右,近且久。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
  戊戌变法是经过慈禧同意之后才开始的。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外患内扰相通而至”的危险形势,促使许多“国人之迷梦亦渐醒”?“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
  1898年春夏之交,全国维新热情日趋高涨,光绪忍无可忍,毅然向太后“摊牌”。他对主持朝廷日常事务的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听到奕劻的报告,慈禧勃然大怒:“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但鉴于废立阴谋还没有酝酿成熟,所以,她又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随后,奕劻转告光绪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争取到了事权以后,光绪皇帝又去颐和园当面请示维新事宜,获得太后批准后,光绪才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对此,梁启超做了明确记述:“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相继上书,请定国是。上既决心,乃白西后,召军机全堂下此诏书,宣示天下……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仍无实权。6月15日,也就是戊戌变法进入到第5天,慈禧迫使光绪连下三道“上谕”:第一道,下令免去有维新思想的帝师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驱逐回原籍;第二道,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实质上是向朝野宣布,大权仍在太后手中;第三道,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实授该职兼北洋大臣,加授文渊阁大学士衔,统领北洋三军)。从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迫令光绪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将军事大权牢牢地握在手心。由此可知,慈禧“下放”给光绪的事权是十分有限的,国家最高权力中的核心权力兵权、人事权和理政决策权,仍被慈禧掌控。茅海建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中提供的一组数据表明,从戊戌年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天内,光绪皇帝与太后同住69天,请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侍看戏15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12次前往颐和园“请安”,在交通不畅、轿扛船载的晚清时代,相距15公里的路程,去一趟就得三四个小时,这对身体虚弱、日理万机的光绪皇帝,不光是变相体罚,简直就是一种“刑罚”。可以说,在戊戌变法时段,光绪至少有一多半时间是在太后的身边看其脸色行使事权的。而且,朝廷文件明确写着“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说明慈禧与光绪在行政上是上下级关系。“从四月二十三至八月初五日(6月11日至9月20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片、呈、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百日维新进入其高潮期七月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上送慈禧太后的奏折原件。……光绪帝确实将此一时期的重要奏折,包括军机处都无法看到的‘留中’的折件,基本上都送到慈禧太后手中。”“不管什么时候慈禧太后来到北京,他总是严格遵守礼仪,在宫门外跪着迎接她。当去颐和园拜访她的时候,不许皇帝宣布驾临,皇帝被迫跪在内宫等候大太监允许他晋见。太监李莲英非常憎恨皇帝,让皇帝等待使他内心感到非常高兴,有时通报老佛爷说皇帝驾临甚至要拖半个小时。每当这些时候,他总是感到非常受压迫,皇帝也像宫中的官员一样,必须买通太后身旁的太监开道。事实上,这些忠实的追随者就像对待那些满族贵族一样,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光绪有了眼泪只能肚里咽,难怪他常以处境凄惨、生不如死的“汉献帝”自比啊。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在《回顾戊戌重温历史——在戊戌变法110周年之际》座谈时指出:“在100多天的变法中,光绪皇帝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一次颐和园,去一次要住两三天。每日的奏折,光绪皇帝处理之后,都要封好,派人送给慈禧。慈禧如果认为皇帝处理不当,就会令皇帝改正。我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有一道废漕运的上谕,头一天发出,第二天又有旨改正。”在这一时段,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关系,打个未必恰当的例子,慈禧太后就像是清政府的“董事长”,而光绪皇帝最多不过是个“总经理”。一切重大决策,还得“董事长”拍板,连“总经理”的去留,也是“董事长”说了算。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也记述了光绪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一事的决策过程。康有为写道:光绪于五月“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清廷戊戌朝变记》《四朝佚闻》分别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清廷戊戌朝变记》认为,自四月二十三日宣布变法以来,皇上所采取的新政举措,没有一项不是先赴颐和园向太后报告的,太后同意后才对外宣示。虽然他表面上拥有事权,并不敢独断专行。《四朝佚闻》指出:光绪皇帝摄于太后的积威,见到太后就浑身筛糠,胆战心惊,虽然已经亲政,却不敢擅自做主。戊戌变法时期,也是事事都要向太后请懿旨。这些证人证言,无可辩驳地证实,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并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换句话说,政变的前提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本段作者:余音 )
  马勇:还原“戊戌政变”被扭曲的历史真相
  教科书上所持的晚清史学观有严重偏差,原来的叙事模式有严重的问题,我们带有政治目的地去扭曲了这段历史。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这段历史被“妖魔化”了!我们应该打破对晚清历史“腐朽“的认知,重建晚清叙事模式。
  教科书上的“戊戌政变”是杜撰
  晚清史中轰轰烈烈、振奋人心的“百日维新”最终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所镇压。在袁世凯告密后,慈禧把光绪痛骂一番,并将他囚禁在瀛台,自己重掌大权,而后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6人押赴菜市口开刀问斩,百日维新到此结束。这就是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戊戌政变”和著名的“戊戌六君子”。
  “教科书上的‘戊戌政变’完全就是在杜撰历史!”马教授愤愤不平的说道,通过自己这些年的研究,他对这场政变有着自己的看法。
  “从来没有见过慈禧,只见过光绪帝1个多小时”的康有为,一走上政治舞台就反复强调“皇上无权”,大权落到了慈禧手中,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他们要救皇上于水深火热中。于是,康有为暗中策划着一场政变。
  有一天,光绪帝因为和慈禧在免掉礼部干部的问题上发生了“言语冲突”,光绪帝请来当时军机章京上行走的杨锐出主意,希望他能够帮忙想出一个“可以让老一辈人”放心的改革之方。杨锐在获得了皇帝给的“免死诏书”后,说出了“康不去,世不兴”几个字,建议光绪帝把当时改革太激进的康有为逐出北京,以缓和内部矛盾。光绪当时听了杨锐的建议,并让他以“派康前去上海办报”的理由将康有为迁出北京。
  杨锐事后将皇上的口喻告诉了当时和康有为政见一致的林旭,并由林旭再转达皇上旨意。可是,林旭却传达了错误的信息,让康误以为是皇上已经被慈禧关起来了,还在关心着他,让他快快离开北京。康有为在感动之余,决定不能这么走掉,要救皇上出来,于是联系谭嗣同准备发动自己酝酿已久的政变。
  谭是江湖中人,当时就召集了很多“大刀”王五之类的人物,准备救皇上。在事情败露后,谭嗣同面临一死,他却无畏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然而这句话,马教授却认为其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究。
  谭嗣同为什么不像康有为一样离开北京呢?“那是因为作为一个江湖中人他不能走,他不能在看到他请来帮忙的朋友们都死后,还安然的苟活着,”马教授如是说,他认为历年来人们都太过于美化谭嗣同的革命形象。
  慈禧: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女人
  “慈禧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女人!”马教授说到,26岁丧夫的慈禧,做为一个寡妇,带着独生子同治帝活在大清王朝的纷争中,而且不幸接踵而至,在慈禧40岁的时候,同治帝也离开了。青年丧夫、老年丧子的慈禧饱尝着鳏寡孤独,而她却仍旧要昂首面对整个大清。
  很多人都认为慈禧对光绪过于严格,马教授不否认这种观点,但他觉得慈禧之所以这样做,“是走了两个极端”。
  慈禧在过去对同治是“太溺爱”了,以至于同治帝17岁的时候拿到大臣们的奏折都断不了句。更为严重的是,同治帝小时候就跟着一群小太监不学好,出去逛北京南城的“红灯区”,为了避免在名窑碰到他的“众爱卿”,小同治只有去逛低等的窑子。17、8 岁的同治就染上了性病,以至于在他21岁死时,下身溃烂。
  慈禧失去了她唯一的孩子后,将自己妹妹的孩子,也就是当时4岁的光绪过继了过来。“为什么慈禧会打光绪?”马教授坦言,自己在琢磨了很多年后,发现慈禧在同治帝死后,已明白溺爱的下场,于是走了另一个极端“领养过来的孩子不能再溺爱!”但是,尽管严格,“慈禧确是将光绪‘一把屎一把尿’的带大的”马教授说。另外,对于光绪被慈禧毒死的说法,马教授也不甚赞同,他经过研究,认为他们都是死于久病,而慈禧更是因为光绪的死,而加深了病情。
  袁世凯没有告密
  “我们对袁世凯的认识实际上是采用了一种‘逆推法’,因为他的复辟,所以他之前的一切都是坏的,”马教授说,当时谭嗣同确实找到过袁世凯,希望他帮助他们发起政变,但袁世凯是“有密可告”,可是却“没有告”。
  没有告密的原因,马教授认为有二。首先,当时作为清政府“高干”,他根本就瞧不起这些书生,认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其次,当时的袁世凯正忙于第二天的“谢恩”仪式,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事情。“我们不能倒放历史!不能因为政治的需要而撰改历史”马教授说到。
  “我们对晚清的历史,要怀有敬意、激情地去看待,要跳出政治形态的圈子,去认识真正的历史!”马教授反复强调着这句话。另外,马教授也认为,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也需要更趋向事实。
  怀着敬意和温情回顾历史
  “我是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有一个全新的考虑——怎样让它更合乎历史的真实。”2010年1月13日晚,在西五117教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向在场同学重构了晚清的叙事模式。在他“怀着敬意和温情回顾历史,看清被妖魔化的东西”的基本思路的带领下,同学们了解了一些被教科书掩盖的真实史事。
  自古以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话语权总是掌握在胜者手里,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呈现给人们的1840年以后被“妖魔化”的清政府。马教授说,从洋务运动开始的30年,中国大量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经济有很大的发展。有外国学者称,1891年中国在国际经济体制上的份量甚至比过今天。1883年中法越南战争,中国在战场上打败了法国却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将附属国越南让给了法国,也就是所谓的“不败而败”。而到了1894年,针对同样是附属国的朝鲜,中国却敢于对日本说“不”,选择“打”,是因为这期间中国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国力上升。
  关于为大家所熟知的、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大大加深的《马关条约》,马教授也有不同的说法。他认为,对于当时的中国,赔款是担负得起的,对于割地,台湾是当时中国走私最严重的地方,割让台湾在一定程度上是甩掉了包袱。所以《马关条约》的损失并不大是很,它真正的影响是给当时的知识分子的震动,让康有为等人认识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更要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在这批知识分子的煽动下,1898年上演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变革。康有为主观臆断光绪皇帝没有实权,就策划了一场武装政变,包围慈禧太后,要求其交权于光绪。马教授形容它为“近代版的玄武门兵变”。而这与教科书上的西太后发动政变的说法也是大相径庭。
  当晚,马教授在回答听众提问时说到,当下历史学的边界扩大了,历史的功能被无限扩大。他认为历史学最不该宣扬的就是爱国主义,历史学是要告诉人民真历史,在意识形态的背景,历史难免会有被扭曲的解释。(本段文字系根据2010年1月13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马勇教授在“重构晚清叙事模式”讲座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