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
  戊戌政变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大肆捕杀维新党人,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6人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六君子简介

谭嗣同
谭嗣同
  谭嗣同(1865一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湖南浏阳人。
  少时博览群书,并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探讨,鄙视科举,喜好今文经学。后为新疆巡抚刘锦堂幕僚,曾往来于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数省,察视风土,结交名士, 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异常不满,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 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 舆地等新式课程,开湖南全省维新风气之先。
  1896年2月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龢等人。旋奉父命, 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供职南京。曾游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同年底重抵南京,闭户养心读书, 成《仁学》2卷,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 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其哲学为“仁学”。“仁”是万物之源,它“以通为第一义”。而 “以太"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由于“以太”“不生不灭”,所以就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并且认为封建“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号召人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封建网罗。对秦汉以来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尤为猛烈,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在批判专制制度的同时,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变法等主 张。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筑铁路等新政。
  1898 年,创建南学会,主办《湘报》,积极宣传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同年4月,得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被征入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等人参与新政,时号“军机四卿”。当宫中后党密谋政变,光绪帝传密诏康有为等设法相救时,即“拔刀以救上自任”。9月8日夜,赴北京法华寺访袁世凯,请袁发兵相救。袁佯为应允。9月20日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政变遂起。9月25日被捕,9月28日与林旭等5人同时被害。时年33岁。临刑绝命词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生平遗著编入《谭嗣同全集》。
  留有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康广仁
康广仁
  康广仁(1867—1898),康君名有溥,字广仁,以字行,号幼博,又号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厉鸷,明照锐断,见事理若区别白黑,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观人,遂于生死之故,长于治事之条理,严于律己,勇于改过。自少即绝意不事举业,以为本国之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故深恶痛绝之,偶一应试,辄弃去。弱冠后,尝为小吏于浙。盖君之少年血气太刚,倜傥自喜,行事间或跅弛,逾越范围,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场, 使之游于人间最秽之域,阅历乎猥鄙奔竞险诈苟且闒冗势利之境,使之尽知世俗之情伪, 然后可以收敛其客气,变化其气质,增长其识量。君为吏岁余,尝委保甲差、文闱差,阅历宦场既深,大耻之,挂冠而归。自是进德勇猛,气质大变,视前此若两人矣。
  君天才本卓绝,又得贤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发论往往精奇悍锐,出人意表,闻者为之咋舌变色,然按之理势,实无不切当。自弃官以后,经历更深,学识更加,每与论一事,穷其条理,料其将来,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资为谋议焉。
  今年春,胶州、旅顺既失,南海先生上书痛哭论国是,请改革。曰:“今日在我国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则惟当变科举,废八股取士之制,使举国之士,咸弃其顽固谬陋之学,以讲求实用之学,则天下之人如瞽者忽开目,恍然于万国强弱之故,爱国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历年所陈改革之事,皆千条万绪,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当以全副精神专注于废八股之一事,锲而不舍,或可有成。此关一破,则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
  盖当是时犹未深知皇上之圣明,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见,乡会八股之试既废,海内志士额手为国家庆。君乃曰:“士之数莫多于童生与秀才,几居全数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革乡会试而不变岁科试,未足以振刷此辈之心目。且乡会试期在三年以后,为期太缓。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变童试、岁科试,立刻施行然后可。”乃与御史宋伯鲁谋,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请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国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来,行愚民之政,压抑既久,人才乏绝,今全国之人材,尚不足以任全国之事,改革甚难有效。今科举既变,学堂既开,阿兄宜归广东、上海,卓如宜归湖南,专心教育之事,著书译书撰报,激厉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
  时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优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
  既而天津阅兵废立之事,渐有所闻,君复语曰:“自古无主权不一之国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虽天亶睿圣,然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先生曰:“孔子之圣,知其不可而为之,凡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犹思援之,况全国之命乎?况君父之难乎?西后之专横,旧党之顽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犹且舍位亡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义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复曰:“阿兄虽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学,欲发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众生者,他日之事业正多,责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经华德里筑屋之下,飞砖猝坠,掠面而下,面损流血。使彼时飞砖斜落半寸,击于脑,则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华德里飞砖之类也。今日之事虽险,吾亦以飞砖视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计也。”自是君不复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陈奏,有所兴革,君必劝阻之,谓当俟诸九月阅兵以后,若皇上得免于难,然后大举,未为晚也。
  故事凡皇上有所敕任,有所赐赉,必诣宫门谢恩,赐召见焉。南海先生先后奉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督办官报局,又以著书之故,赐金二千两,皆当谢恩,君独谓“西后及满洲党相忌已甚,阿兄若屡见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变,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后,上书极少,又不觐见,但上折谢恩,惟于所进呈之书,言改革之条理而已,皆从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决意不出都,俟九月阅兵之役,谋有所救 护,而君与谭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办译书,以君久在大同译书局,谙练此事,欲托君出上海总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诏,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诏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恋阙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与复生、卓如及诸君力谋之。”盖是时虽知事急,然以为其发难终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独留,遂及于难,其临大节之不苟又如此。君明于大道,达于生死,常语余云:“吾生三十年,见兄弟戚友之年,与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计其数矣。吾每将己身与彼辈相较,常作已死观;今之犹在人间,作死而复生观,故应做之事,即放胆做去,无所挂碍,无所恐怖也。”盖君之从容就义者,其根柢深厚矣。
  既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谷、钱维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生数月而死,数岁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国变法,皆前者死,后者继,今我国新党甚寡弱,恐我辈一死后,无继者也。”君曰:“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神气雍容,临节终不少变,鸣呼烈矣!
  南海先生之学,以仁为宗旨,君则以义为宗旨,故其治事也,专明权限,能断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严于辞受取与,有高掌远蹠摧陷廓清之概。于同时士大夫皆以豪俊俯视之。当十六岁时,因恶帖括,故不悦学,父兄责之,即自抗颜为童子师。疑其游戏必不成,姑试之,而从之学者有八九人,端坐课弟子,庄肃俨然,手创学规,严整有度,虽极顽横之童子,戢戢奉法惟谨。自是知其为治事才,一切家事营辨督租皆委焉。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严密缜栗,令出必行,奴仆无不畏之,故事无不举。少年曾与先生同居一楼,楼前有芭蕉一株,经秋后败叶狼藉。先生故有茂对万物之心,窗草不除之意,甚爱护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则君所锄弃也。先生责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乱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检其阁上旧书整理之,以累世为儒,阁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举而付之一炬。先生诘之,君则曰:“是区区者尚不割舍耶?留此物,此楼何时得清净。”此皆君十二三岁时轶事也。虽细端亦可以见其刚断之气矣。君事母最孝,非在侧则母不欢,母有所烦恼,得君数言,辄怡笑以解。盖其在母侧,纯为孺子之容,与接朋辈任事时,若两人云。最深于自知,勇于改过。其事为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轻许可,及其既任,则以心力殉之;有过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盖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焉。
  君尝慨中国医学之不讲,草管人命,学医于美人嘉约翰,三年,遂通泰西医术。欲以移中国,在沪创医学堂,草具章程,虽以事未成,而后必行之。盖君之勇断,足以廓清国家之积弊,其明察精细,足以经营国家治平之条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国以没。其所办之事,则在澳门创立《知新报》,发明民政公理;在上海设译书局,译日本书,以开民智;在西樵乡设一学校,以泰西政学教授乡之子弟;先生恶妇女缠足,壬午年创不缠足会而未成,君卒成之,粤风大移,粤会成,则与超推之于沪,集士夫开不缠足大会,君实为总持;又与同志创女学堂,以救妇女之患,行太平之义。于君才未尽十一,亦可以观其志矣。君雅不喜章句记诵词章之学,明算工书,能作篆,尝为诗骈散文,然以为无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盖皆以余事为之,故遗文存者无几。然其言论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言人所不敢言。盖南海先生于一切名理,每仅发其端,含蓄而不尽言,君则推波助澜,穷其究竟,达其极点,故精思伟论独多焉。君既殁,朋辈将记忆其言论,裒而集之,以传于后。君既弃浙官,今年改官候选主事。妻黄谨娱,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
  论曰:徐子靖、王小航常语余云,二康皆绝伦之资,各有所长,不能轩轾。其言虽稍过,然幼博之才,真今日救时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盖为兄所掩,无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与幼博之持义,适足以相补,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所左右者为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笃挚,惟复生与幼博为最。复生学问之深博,过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条理,过于复生,两人之才,真未易轩轾也。呜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两君者可复得乎?可复得乎?幼博之入京也,在今春二月。时余适自湘大病出沪,扶病入京师,应春官试。幼博善医学,于余之病也,为之调护饮食,剂医药,至是则伴余同北行。盖幼博之入京,本无他事,不过为余病耳。余病不死,而幼博死于余之病,余疚何如哉?
杨深秀
杨深秀
  杨深秀(1849—1898)字漪邨,本名毓秀,号孴孴子。山西闻喜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1897年底授山东道监察御史,立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次年3月和御史宋伯鲁发起关学会,讲求变法。4月列名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与康有为过从甚密,不少奏疏是和康有为商量后写成,或为康有为代拟。6月1日上新政条陈5篇,请明定国是,宣布变法;请厘正科举文体,废弃八股,改试策论;请议游学日本章程,派遣近支王公游历;请筹款译书。又多次奏劾阻挠变法的守旧大臣。曾对文悌说:“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矣!”(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被文悌告发。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遗著有《雪虚声堂诗钞》、《杨漪邨侍御奏稿》、《闻喜县新志》。
  林旭(1875—1898)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举人出身。好为歌诗。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针对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上书请拒和议。同年捐赀为内阁中书。1897年进张元济等创办的西学馆学习。1898年创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各学会相呼应,推动维新运动。4月参与发起保国会,任董事。因仰慕康有为,受业于康。曾为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推扬今文经说。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前夕,曾把光绪帝的密诏带给康有为,共商授救光绪的办法。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24岁。遗著有《晚翠轩集》。
戊戌六君子杨锐
戊戌六君子杨锐
  杨锐(1857—1898),字叔峤,绵竹人,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承父兄教养,少年时代即开始显露头角。参加院试时,张之洞将杨锐与其兄杨聪二人比为蜀中当代的苏轼苏辙。及长,入已升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幕府,任职期间以其卓越的才华与高尚的品格深得张之洞的敬重,成为其重要幕僚。 15中,凡送呈朝廷的奏疏与重要文献,大多出自杨锐之手。光绪十年(1884),法军侵犯凉山和滇桂边境,杨锐力主援越抗法,并促成张之洞起用退职爱国老将冯子材为广西军关外军务帮办,率军出关,奋起反击,打败法军三路进攻,重伤法军司令尼格里,并攻占凉山。捷报传来,杨锐满怀激情,代张之洞草拟了《广军援桂奏稿》,此稿成为近代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光绪十五年(1889),杨锐考取内阁中书,获章京记名,协编《大清会典》,书成后晋升内阁侍读。杨锐身入政坛以后,即义无反顾地投入救国活动。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中,和议传出,杨锐深切愤慨,而慈禧却在此时要办六十大寿,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太监寇连才阻谏被杀,无人再敢直言劝阻。独有杨锐激励御史王鹏运进谏并代王作疏上奏,奏疏中有“齐顷公败于鞍,七年不饮酒食肉,越勾践败于会稽,二十年卧薪尝胆”之句。慈禧看后甚为恼怒,要恭亲王奕诉将其充军,奕诉回答:“言官无邪。”方得免。甲午战败以后,1895年4月17日,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对此全国人民非常愤慨。康有为在京发动一千三百多名应试举人“公车上书”。杨锐作为年辈较早的京中名士带头参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这年8月底,杨锐同文廷式、康有为等18人在京发起组织以振兴中华、开通民智为主要上的的“强学会”。
  光绪二下三年(1897),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多次向光绪帝上书都被守旧派作梗阻挠,光绪都未看到。康有为又来北就准备再向光绪陈述救亡自强之策,杨锐日夕与康筹划,为之宣扬,并在都察院一位官员高燮曾面前极力称赞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将主要内容予以条陈,高燮曾上疏向光绪推荐。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决心变法自强。6月16日 在颐和园内召见康有为,授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官职,并给予专折奏事的权力。半月后,梁启超以举人身份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授以办理译书局的事务。继“明定国是”诏以后,光绪帝不断发出“行新政”的诏书,甚至一日数令,倾泻而下,决心变法维新。由于当年是戊戌年,史称戊戌变法。9月1日,杨锐在积极推行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的推荐下,受到光绪帝的召见,向光绪极言兴学、练兵、用人等救亡之策,光绪以其所言切实中肯,甚为满意。接着又召见了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三人。9月5日加四人四品卿衔,参预新政,当时有关新政的诏书全由四章京代皇上草拟。加上一些守旧衰谬大臣已失去光绪帝的信任,因此,当时的四大章京颇有实权,按梁启超的说法是“名为章京,实为宰相”。“明定国是”诏发出以后,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与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展开了激烈斗争,北京城内政治形势十分紧张。6月15日,老谋深算的慈禧针对“新政”采取了三项重大措施:一、将亲近光绪的翁同龢“开缺回籍”;二、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三、命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须到西太后前谢恩,16日命崇礼署步兵统领。6月22日、23日又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北洋大臣,直接 统帅驻防京、津一带的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彭世凯的新建陆军,24日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派刚毅管理健锐营。这样首先牢牢抓住军权,并去掉光绪身边有一定影响的亲信。这时变法维新的口号已经喊了两月多,但各地巡抚总督见清廷实权仍在慈禧之手,大多数都持观望态度。
  光绪皇帝为了打破困境,大胆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8月30日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这些无所事事的衙门和充满着尸位素餐的官员,裁撤了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因这三省既有总督,又有巡抚);二是9月1日下诏把阴挠主事王照上条陈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交部议处。上谕发出以后,守旧诸臣初而震恐,继而切齿,怀塔布、 立山等人率内务府官员数十人环跪于慈禧面前呈诉光绪无道,继而又相率到天津就谋于荣禄。9月5日,西太后和他的亲信荣禄密谋决定废掉光绪皇帝。9月14 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慈禧明确表示了她的态度,对光绪帝施加了压力。光绪帝回宫以后,当天就写了一道密谕交给杨锐,其内容是:“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谏,太后更怒,令朕位几不保。当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杨锐接密诏以后,已知危机四伏,但念及“君父之急”岂可不趋,即约林旭来绳匠胡同寓所商筹。康有为、谭嗣同将挽救这一危局的希望寄托于驻军天津的袁世凯。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到法华寺面见袁世凯,拿出光绪皇帝的密谕,要求袁世凯迅速举兵,先杀荣禄,然后包围慈禧住处颐和园,并说事成以后立即升任袁世凯为直隶总督……狡猾多诈的袁世凯,当面并不拒绝,两天以后立即向荣禄全盘交待了谭嗣同夜访的情况。当时荣禄急乘专车赶到北京,同怀塔布等人面见慈禧,密谋至半夜方散。9月21日,慈禧传旨说皇帝生病不能办事,由她“临朝训政”。
  从6月11日“明定国是”诏发出到维新变法正式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维新变法结束,前后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当天即由慈禧下令逮捕康有为。康有为逃往日本,只抓住他的弟弟康广仁。24日凌晨,杨锐在绳匠胡同寓所被捕,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同时关押刑部监狱。28 日,杨锐与以上五人同时遇害于北京菜市口,年仅41岁。
刘光第
刘光第
  刘光第(1859~1898年),字裴村,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人,他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是清末维新派的著名爱国诗人。
  刘光第幼年时,父死家贫,母亲王氏在艰难竭蹶中,咬牙送子读书。虽然家里穷得每天只能买三文钱豆渣作菜,但她仍对刘光第督学极严,刘光第亦发愤读书,往往是三更回家,鸡鸣即起。光绪六年(1880年),二十一岁的刘光第参加县考,为案首(童子试第一名),得到县官陈锡囹的赏识和帮助,得以继续攻读,游学于成都锦江书院。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
  刘光第在刑部供职达十余年。此间,他在北京南西门外修复了一座废圃和几间旧合作为寓所。那里风景诱人,屋外柳树下有一醴泉,泉水清澈如珠,蜂蝶翩翩而至,环境十分幽静。刘光第居此期间,除上班例行公事外,不交往权贵,不应酬筵席,常是闭门读书,埋头著作。在刑部任职十多年,京中知道他的人还很少。当时刑部受贿成风,刘光第却从不接受,而且办事十分谨慎,一丝不苟。一次,刑部司寇因受贿某案.要他“枉法之”,遭到拒绝,因而得罪了上司,失去升官的机缘。这使刘光第看清了朝政的腐朽。
  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中国正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刘光第有一颗赤子之心,爱国的激情时时在他胸中翻滚奔流。当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刘光第关注着战局的发展,但传来的却是一个个清军战败的消息。刘光第激动了,要L书皇帝,贡献扭转战局、夺取胜利的方略。他明知自己位卑职低,上书言事于法不允,但“缕缕愚忱,不能自已”。他奋笔写出内容很丰富的《甲午条陈》,抨击时弊,力主改革。除了要求“严明赏罚”、‘下诏罪己”、“隆重武备’之外,还尖锐地指出:“自古政出多门,鲜有成事,权当归陛,乃得专图。”即要光绪帝不让慈禧于政,自己掌握权力搞好国家。他的上司见到这文字,吓得魂飞魄散,根本不敢代奏,还申斥他说:讲这种话,轻一点讲是“标新希进”,要充军;重一点讲是离间两宫,挑拨帝后母子关系,要就地杀头的。
刘光第文集
衷圣斋文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维新运动,经过两年多的酝酿逐渐走向高潮。康有为发起成为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 “保国会”,刘光第偕同友人杨锐等欣然前往参加。四月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推动下,下诏“明定国是”,命康有为参赞新政,开始变法。七月,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器识宏远,廉正有为”,向光绪帝保荐刘光第。在召见时,刘光第向光绪帝力陈“国势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的变法主张,对论详直,为光绪帝所赏识。次日,光绪帝授予刘光第四品卿衔,军机章京行走,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合称“军机四卿”,参与维新新政,总揽朝廷的纳谏大权。
  这时的军机处,实际上成了变法维新的参谋部。当时光绪帝变法之心甚切,下诏求言,广开言路。因此,每日上奏的条陈多达数百起。刘光第与谭嗣同同值一班,整日批阅奏文,拟出处理意见呈光绪帝裁夺。在维新派的辅佐下,光绪帝颁布了“裁官、汰冗、节费、练兵、改科举之举,弛八旗之禁”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方面一系列诏书,以“决去雍弊”,使得“民心大振”。
  维新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利益,朝廷内部斗争加剧。刘光第目睹“国脉一丝悬鬼手”的朝局,深感“亲贵握权,母后掣时”的严重性。他一方面憎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欲摆脱“当关老虎”,希望变法尽早获得成功;一方面又想在激烈的政治漩涡中洁身自好。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就曾谈到由于自己居官清廉,不接受官场风行的“炭别’一类贿赂,而在争权夺利的朝廷中处境困难的事。他说,军机处官员每年可分银五百两(贪婪者远不止此),而他不愿分一文,往年倒赔之数尚小,现在“每年须于赔五百金”。又谈到在为军机处领班的亲王做寿时,同僚们都去祝贺,惟他不往。他早有“罢去返乡井”的打算,只是苦于无钱,而“现在皇上奋发有为,改图百度”,变法尚有一线希望,自己又受到信住,因此“急切不忍去耳”。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湖南守旧党曾廉给康有为。梁启超罗织了很多罪状,谓之“叛逆”,上书请杀。光绪帝交谭嗣同按条驳斥。谭嗣同表示愿 “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在一旁见了,也挺身而出,在谭嗣同的驳语后写上“臣光第亦请先坐罪”。对于这事,梁启超后来专门谈过。他说;“裴村之在京师,闭门谢客,故过从希焉。南海先生则未尝通拜答,但于保国会识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呜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
  八月初六(9月21日),由于袁世凯的出卖,慈禧太后采取突然袭击,将光绪帝软禁起来,并用皇上的名义发布诏书,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王天后,刘光第在军机处被捕人狱。他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神态自若。翌日,在京做官的四川人联名“具疏”,要求释放刘光第、杨锐等人。刑狱因狱词未具,欲审不能,见此着了慌。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未加审讯,慈禧就下即行处斩之命。刘光第提出强烈抗议:“未讯而诛,何哉?”在去刑场的路上,他叹息说:“吾属死,正气尽!”临刑时,他又一次提出质问:“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监斩者无言以对。文质彬彬的刘光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显得异常顽强坚定。刽子手强按他跪下;他崛立不从,“神气冲夷,谵定如平日”。受刑后,头被砍了,身躯还“挺立不化’。围观的群众莫不为之惊心动魄,有的甚至拿出香蜡纸烛为他招魂。
  刘光第死后,乡人把他的灵枢寄放在莲花庵内,外省来吊唁的人数以百计,京城的吊唁者更多。人们都说“刘君不死”,看到他家十分穷困,纷纷捐款赠物,其中有个不知名的吊唁者,留下银子百两而暗暗离去。
  刘光第自幼喜爱文学,著有《衷圣斋文集》和《衷圣斋诗集》。“衷圣斋”为刘光第自命之名。经后人增补,共收录有包括家传、墓志、游记、杂感等在内的散文54篇,诗歌260首。据说刘光第常常是“积稿逾尺厚”,他自己生前也说“新诗满竹树,未肯与人传”,可知其作品散佚者甚多。
  刘光第最喜读杜甫韩愈的诗,也擅长于作诗,其风格在韩、杜之间,题材以咏诵自然风光和感慨时事为多。他热爱故乡。巴蜀的津渡、幽林、古松、寺阁,以及生长在那里的蜻蜓、松鼠、八哥等,都成了他歌咏的对象。他留下的描写号称天下独秀的峨眉山的诗就有四十余首,其中《峨眉最高顶》写道:“白龙地上走轻雷,万瓦如霜日照开。诗客人天争秀骨,神僧埋地结真胎。三秦鸟道衣边接,六诏蛮云杖底来。南北风烟通一气,雪山西望是瑶台。”他漫游过许多地方,在他的眼底,瑰丽的山河就是祖国的化身,而祖国河山,处处使他激动。面对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蹂躏,他的心在痛哭。他在《上鲍爵帅春霆时方大修第》诗中写道:“将星耿耿钟夔岳,时局艰难待枕戈。臣子伤心在何处?圆明园外野烟多。”深沉地表达了在祖国危难之际的一颗与祖国同呼共吸的“臣子”之心。他的《梦中凡《遗愤》等诗,既对国外反动派的侵略本性以无情揭露,又对导致祖国倍受凌辱的国内反动势力以诅咒,无不洋溢着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刘光第治学严谨,“醇粹严肃”。为文学昌黎,说理透彻,“气骨森辣”,文笔洗练犀利。他还书法学颜真卿,练得一手好字,“时辈难于抗手”。
刘光第墓
刘光第墓
  当刘光第的灵枢运回四川船过三峡时,沿江人民结队相送,各码头纷纷燃香设供,临江祭奠。沿岸纤夫,自动帮助拉船,有时多达两百余人。由沪州转沱江,到达他的家乡富顺赵化镇,家乡人民家家执香祭奠,人人戴孝痛哭。从全省各地赶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公祭文中有这样的话:“汉唐遗秽,邦国其怀!沟壑能填,白刃已蹈。”意即:慈禧真像日后、武则天那样乱国乱政,杀戮忠良,而为了正气,志士仁人甘愿洒热血抛头颅斗争下去。在那样的时代下,一个小镇的人民能这样自发地为刘光第举行盛大的追悼会,敢说敢言,既是四川近代史上的壮举,也充分表明“刘君不死”。

名言语录

  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林旭《狱中示复生》: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思。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1898年9月24日),林旭被捕入狱。这首诗是林旭在狱中写给谭嗣同的。
  康广仁: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

历史探密

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
  “戊戌七君子”缘何成了“戊戌六君子”
  戊戌变法后,慈禧最初要处斩的是7个人--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谭嗣同等6人在北京菜市口刑场慷慨就义。他们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戊戌六君子”。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慈禧太后最初要处斩的不是6个人,而是7个人,那第七位君子就是当时官至二品的礼部右侍郎徐致靖。
  徐致靖(1826-1918),字子静,江苏宜兴人,思想开明,拥护革新,曾给光绪皇帝上过有名的《人才保荐折》,保荐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张元济等维新人士。当年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大肆逮捕维新派官员。徐致靖也进了监狱。
  慈禧亲笔批文立即斩决的头一个人就是徐致靖。李鸿章与徐致靖的父亲是同科进士,又是密友,私交很深。李鸿章就想方设他法救徐。他知道自己出面救徐致靖不妥,只好求慈禧的红人荣禄帮忙。碍于面子,荣禄只好向慈禧说情。不料慈禧大怒,责怪为帝党开脱。荣禄马上跪地申诉说徐致靖只是个书呆子,根本不懂得新政,只是在维新派里唱昆曲、玩围棋而已,而且在宣布维新后的3个月内,皇帝一次也没有召见过他。
  慈禧立即派太监查询。因宫廷规定,皇帝召见任何人都要有记载,一查便知。太监核查后回报说:3个月内皇帝确实没有召见过徐致靖。这下慈禧稍有转色,再加之荣禄是她最宠信之人,慈禧就改判徐致靖为“监候”(即死缓)。
  徐致靖大难不死,“戊戌七君子”变为“戊戌六君子”。徐致靖出狱后,一直居住在杭州,改名徐仅叟,意思是“六君子”被害,刀下仅存的老朽。(摘自《文摘报》)

相关资料

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 喋血菜市口
  2009年05月20日 17:14凤凰网
  当然,大多数学者也认为,戊戌政变虽然并非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的告密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事实上,袁世凯在得到政变消息后,为了保全自己,慌忙向荣禄和盘托出了谭嗣同的密谋。慈禧太后在得知维新派想谋杀她之后,恼怒至极,“雌”性大发,使得原本和平的训政转变成为一场流血的政变。
  由此,慈禧太后随即发出密谕,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接着,整肃行动进一步扩大化,诸多维新人士或如宋伯鲁、徐致靖等被革职监禁、或如陈宝箴、熊希龄等革职永不叙用、或如徐致靖等被定罪流放,光绪皇帝和珍妃身边的太监也倒了大霉,被杖毙四人,另枷号十人,就连光绪也被软禁在灜台。
  最为惨烈的,当然是被杀的“戊戌六君子”。在这些人当中,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恐怕是最冤枉的。他是六君子中惟一没做官,也不是维新派的风云人物,他完全是死于杨崇伊密告康氏兄弟“出入宫禁”的谣言。据说,康广仁被杀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其状惨不忍睹!
  六君子中,谭嗣同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在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是有机会脱逃的,他完全可以像梁启超一样避居日本使馆,但谭嗣同坚辞不受,掷地有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好汉子铁骨铮铮,谭嗣同真不愧为一个真正血性的殉道爱国者。
  随后,谭嗣同便在浏阳会馆“莽苍苍斋”静待捕者。被捕后,谭嗣同在狱中写下这样一首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四天后,六君子未经审判、也未定具体罪名,就在菜市口刑场被杀。
  临被杀前,谭嗣同叫监斩官刚毅过来,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刚毅扭过头,不予理睬。谭嗣同朝着刚毅的背影,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就义之日,观者万人空巷。六君子引颈就戮时,风雨如晦,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
  再说康有为。当慈禧太后下令捉拿康氏兄弟的时候,我们的康老师奉光绪之令准备去上海办他的官报,此刻正安步当车的前往天津。殊不知,此时京城已经风云突变,自己的亲弟弟刚刚被抓,追兵们便已经追到天津。
  幸好当时有人通风报信,康老师才得以换乘英国船逃走。后来,慈禧太后又派水师的军舰去追赶,不料此舰在半路上燃料不够而折回,康老师也算是命大,他最后又换成英国军舰直接去了香港,随后又转道去了日本,这才逃过一劫。
  梁启超则在政变发生后避入日本使馆,后来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剪去发辫,改穿和服,乘坐日本军舰逃走。不久,梁启超便和老师康有为在日本会合,并一度想利用日本的力量解救光绪皇帝,最后未能成功。
  而此时的北京,在谭嗣同等人被杀后,守旧势力纷纷弹冠相庆。令人讽刺的是,这些颟顸污秽的既得利益者在为最后的垂死挣扎而欢呼的时候,那些对国家民族前途真正忧心如焚的青年志士却喋血街头。谁也没有料到,戊戌变法是以这样的结果而告终。
  六君子既死,各新党维新派或逃匿、或监禁、或流放,一时败落;而原本和维新派同气相应的洋务派开明官僚们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也只得缄口自保或者干脆靠边站,神州上下,万马齐喑,唯有那些老朽昏庸的守旧大臣拊掌称快。
  这些人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掌握了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视新事务为仇敌,这也是整个晚清最为黑暗的时期。正是在这些人的统治下,导致了最为荒谬的庚子之乱和八国联军之祸。
  “戊戌六君子”百年祭有感
  热血冷却,疑问尚存 
  在中华万年历书上,1898年9月26日(农历戊戌年八月十三日)被涂上血色。这一天,“戊戌六君子”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喋血北京菜市口刑场。
  百年冷却,热血是否还有春温?
  百年漂洗,记忆是否还会殷红?
  这,只是我心里的一丝躁动,旋又压抑为沉默的超然。谁都明白,一个潇洒的时代,并不宜于谈论任何严肃的命题。有多少人会背负百年惦恋而放弃享受稍纵即逝的人生逸乐呢?
  终于握起笔,用稀释的淡墨去勾勒那幅血凝的画图,不是出于高尚的史识或应时的文心;我只是觉得100年的风风火火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泰斗们并没有坦诚回答“戊戌六君子”蒙难这一“史实”所必然连带的历史疑问。百年反复,误识汹汹,常识性的清明之见反而屡遭批驳。
  所以,本文不触及史学家们对戊戌变法“史实”的纷纭聚讼及对戊戌变法“教训”的冷峻判罚,只是“有感而发”,“感”之者亦是“戊戌六君子”走后100年间中国思想界的粗疏。
  “国”有希望,则“士”有精诚 
  生命视“死亡”为最后的痛苦,尤其是种种血腥的刑杀之后还要蒙以恶名、罪名的“死亡”。“戊戌六君子”接受了死亡,接受了死亡之痛苦。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等了100年,等不来圆满的答案:“戊戌六君子”到底为谁舍生赴死?
  为国家死,为民族死,亦泛说也。
  既为国家,复为民族,却被握有国家、民族之最高权力者所诛杀,这是牺牲 者的不幸?还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追怀“戊戌六君子”之死,我常常跳不出思维的困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能让它的知识分子(士)为它的利益杀身以赴,这国家、这民族必有存在与发展的希望。而这国家、这民族的实际操纵者用杀戮回应忠贞,则这国家、这民族无疑又在自断其根、自塞其源的昏乱中呈现绝望。“希望”与“绝望”的悖论,从大屠杀中揭示出来,国人却每每不悟——杀人的“国家辩解”压倒了被杀的“国士宣言”,这是周而复始的梦魇!一旦杀人者也顶着国家、民族的金冠,为国为民的牺牲定然呈现着滑稽。
  思维倘能再进一步,思想的主人必然会对“国家”、“民族”作一番“人文认识”。因为,“国家”、“民族”不论表现着多么巨大的包容性,其内核都是一定空间背景下的“人”,都是顺应社会结体而将“个人”凌驾于“全民”之上的“人”,于是,“国家”、“民族”的“简化形式”,自然由“人”的“简化形式”得以体现。考虑到“戊戌六君子”的事业均在中华帝制的背景下拓展,所以“忠君”、“报国”的主题不容忽略。
  如果不从光绪皇帝的“明定国是诏”上看出国家前途,不从帝党的政治倾向上看到国运转机,不从“一个人”或“一群人”身上测定出国事可为,“戊戌六君子”的行动就失去了必有的政治判断。事实是,“戊戌六君子”皆洞明时势而怀抱忠贞。于是,“国士”赴“国难”,便不可能绝缘于“国君”情结。反之, “国事”倘已败坏到连“国家象征”的人都一无所是,为国家民族的牺牲自然蜕化为“愚忠”。
  “戊戌六君子”的牺牲,赢得为国捐躯的美名,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色彩。这不是污点。即便“戊戌六君子”走后的百年期间,结束了封建帝制的中华大国也舍不得告别专制。没有帝王的帝王意识不断以国家、民族、党派的名义驯化普遍的个人崇拜,没有帝王的帝王专制又不断以国家、民族、党派的威权惩处坚持个人意志的异己。在这软硬兼施的双重制约下,中国大地上不再有士之“知己”或为知己去死之“士”!    不知何种原因,“国家”剔除不了它“专制”的基因;“民族”的神圣外衣下,又总掩饰着与“民族”大多数无关的个人野心。于是,国家与民族的“价值体系”上下松动。 
  “国家”出了问题,还是“国士”出了问题? 
  让“国家”重建它的价值体系,还是让“国士”重建他的牺牲精神?
  走了100年,思想又回到元点:“国士”为谁而活的旧题,必然连带着“国家”值不值得“国士”为它去死的反命题。“国士”与“国家”等价。等价,才可互换。
  在严格的人生哲学意义上,从古至今一切受褒奖的个人牺牲,都可以用这个“等价原则”再加评估。这或许太商品化了,但商品化的公平也是思想的觉醒。质言之,当广大的知识分子以“戊戌六君子”为典型反思人生取舍时,握有国家权柄的天之骄子定然要以慈禧太后为鉴戒作出权衡……
  “养士”,无须乞求 
  终于,大清的江山还是毁在反叛的知识分子之手。不是手下留情、没有斩尽杀绝,而是“国家”将“国民”与“国士”置于鱼肉的地位,逼使“国士”走向对立。
  从“国”与“家”的关系,从“国家”与“国士”的关系设喻,这叫“打着家鸡飞上天”,或“马棚牛栏大围猎”。中国历史一以贯之的“养士”之风,蜕变为“逐士”或“诛士”,后果当然十分严重。“士风”之颓败几乎直接诱发着“国运”艰危!当政治家以“皮”与“毛”比喻“国家”与“士”的关系时,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成为对知识分子的警告;而在反向的哲学观照中,没有人注意毛发的脱落正预示生命的血气已亏!
  “戊戌六君子”的喋血并非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悲剧。不论夕阳西下的大清帝国,还是匆匆收场的洪宪王朝、轮流坐庄的北洋政府,甚至后来的政治权威,都无一例外地警戒着知识分子的呼吸。如果不是钻入纯科学、纯学术、纯琐屑的“业务”中作蜷伏之状,即便稍作政治欠伸便可能招致囹圄之灾或杀身之祸。从秋瑾、徐锡林,到李大钊、瞿秋白,从李公朴、闻一多,到遇罗克、张志新,20世纪起伏着一条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痕。
  我常常想起飞蛾投火,如果那生灵压根儿便厌弃光明呢?我又常常想起放火烧荒,不管你是益虫还是害虫统统化为灰烬。在无比崇高的国家旗帜之下,真的要用普遍的沉默凝固无比崇高的稳定吗?
  “戊戌六君子”是一个群体,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也以“群体”的生态形式,表达他们的故国情思。这也决定了他们的宿命牺牲同样是“群体”的。总结以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为发端的学生运动,我对20世纪“国士”的报国情怀有了铭心的感动。青史黄旧,那焦脆的书页何能再经血染?
  从盛于战国的“养士”的命题,到宋太祖赵匡胤“不杀读书人”的许诺,中国的政治宽容找到实证。其实,“养士”与“养农”、“养兵”相比,源于更高的精神层面上的稳定与发展之需。
  或许“养士”的吁求太软弱了。海阔鱼跃,天高鸟飞,何用乞求人类的施舍?只是,人类太专横,误认自己是地球的唯一主宰而滥施渔猎,才造成生态环境的失衡。在政治上、思想上,不也存在着那种相依相存相克相生的“生态平衡”吗?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吁求“养士”才是可以谅解的。
  为问新世纪:“国士”存否?“国士”强否?此后,才可与言“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本段作者: 田秉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