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

 
准备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之一部
准备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之一部
    西路军,即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指1936年10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2.18万人(占当时红军总数的2/5),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浴血奋战。但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  很长一个时期里,西路军问题一度是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由于事件参与者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干预,并得到了邓小平的坚定支持,使得研究这段历史的环境逐渐改善,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并渐为学界和公众所接受。
      西路军正本清源第一人,是国防大学朱玉教授。
 
 
国防大学教授 朱玉
国防大学教授 朱玉
国防大学教授 朱玉 在徐帅纪念馆
国防大学教授 朱玉 在徐帅纪念馆

 

概述

 
马家军围观西路军被害人员
马家军围观西路军被害人员
 半个多世纪以前一段惨烈悲壮的红军西路军历史,很长一个时期里,西路军问题一度是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由于事件参与者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干预,并得到了邓小平的坚定支持,使得研究这段历史的环境逐渐改善,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并渐为学界和公众所接受。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2.18万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不怕牺牲,浴血奋战。但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就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之际,延安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准备着手清算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被俘的西路军男女战士
被俘的西路军男女战士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其实,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他在1936年1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 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马家军将被杀害的红军干部尸体用毛毡包裹,准备送南京邀功
马家军将被杀害的红军干部尸体用毛毡包裹,准备送南京邀功
 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埋了起来,历史被改变了模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情出现了转机。20世纪80年代初,朱玉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部队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朱玉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不妥等看法。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成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向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他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随后,朱玉于1981年3月写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用当时大量的事实和电报论证:红四方面军的渡河,完全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有关业务部门,希望在其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由于受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说法年深日久的影响,该部门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出长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观点的反驳回答,即仍然坚持原传统观点的基本说法。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来捍卫自己的观点。  这样,在李先念组织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的一部分学者也开始撰写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文章。西路军问题的盖子被悄然地揭开了。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20世纪80年代初,按照邓小平的批示,李先念开始组织研究西路军问题。在此过程中,作为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陈云对西路军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说:“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3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份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同年3月8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给邓小平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1981年10月30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据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  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史学界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

 
突围到达新疆的部分西路军官兵
突围到达新疆的部分西路军官兵
 由于李先念的《说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只限存档,因此,中央关于西路军的新结论并不为史学界及公众所广泛知晓。20世纪80年代初,在李先念组织人员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对西路军问题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历程中充满了新旧观点的激烈交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世纪80年代,原有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来看,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重视,这一时期的论文和著述还比较少见。80年代初期,先有朱玉等少数同志的几篇文章,或就西路军军史中的争论问题提出见解,或对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西路军问题注释进行质疑。但由于这些文章都是登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印数很少,发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晓,对外影响极为有限。80年代中期,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元帅,用三年时间写成了《历史的回顾》一书。作为对西路军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徐帅在书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全面具体地阐述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关押在张掖的西路军被俘伤病人员
关押在张掖的西路军被俘伤病人员
有的研究者根据《历史的回顾》一书所披露的西路军的史实,并根据其他研究者发掘的档案资料,提出了“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并非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口号”;“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路军的组成,西路军的西行,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等都是执行军委命令的”;“西路军的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结论;并进一步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四点历史教训:一是“任务多变”,二是“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是“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是“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不过,整个80年代仍是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当时,试图突破研究“禁区”,对西路军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意义上的研究还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因为“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那时,一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以昭示传统观点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例如,有的文章认为,“西路军的形成,从根本上讲是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产物,这已是历史的定论”。还有的文章认为,“西路军西渡黄河是继续执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结果,西路军的惨败宣告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最后破产”。但是,仍有一些学者敢于向传统观点的坚持者和公开附和者提出挑战。例如,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陈铁健就撰写了一篇揭示西路军历史真相的文章--《论西路军》,此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后,“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为此,“胡绳同志在院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宣读了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同志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由此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西路军问题在史学界还是一个多么敏感的问题。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每次开会时主持人都要一再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但是,私下里研究者的兴趣和议论却越来越多。

·第二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突破对西路军问题的传统定论,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渐为史学界所接受。
李先念为西路军题词
李先念为西路军题词
  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仍有一部分人固守原有传统观点,甚至对新的研究结论进行全面的否定。在此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新华文摘》1991年第一期转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通过对当时一些电报稿进行了断章取义的分析,得出了“中央丝毫没有让四方面军之三个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张国焘要对西路军失败负责”;“西路军的由来是出自河西部队自行决定、自行发起、自行组成,在报请中央之前,由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并更改了名称罢了”;“组成西路军,不是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而是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罢了”等结论。  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看法的根本转变可能还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起。1991年,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但书中对西路军只写明是“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革军委之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尚未发行之际,这一问题引起了重大争议。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感到吃惊而愤怒。他于1991年7月8日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1982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1983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来自李先念的愤怒使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关于西路军的叙述回到了本应属于它的轨道上:“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4日夜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中央究竟有无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档案资料的发现说明,西路军的行动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部署。作为西路军事件的重要见证者,如前所述,陈云对此作了证明。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中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路军的西征作战,是毛泽东就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遥控指挥的首次大战役,又是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明确首肯和部署的军事行动”。  从1935年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到1936年第二次会师,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是指挥红军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军事物资援助,解决战略依托问题。1935年11月,斯大林关于不反对中共红军主力从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苏联的意见,由从莫斯科归国的张浩传达给陕北中共中央。1936年2月14日,张浩、张闻天将此意电告转战在川陕的朱德、张国焘。至此中共党内军内对此皆无异议。6月6日,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同意北上。9月11日,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至2万支步枪、8门火炮、12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政府尚未承认外蒙独立,作者注)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洼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会师后组成了中革军委主席团,其成员包括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等人。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和军委决定,对全军作战进行组织指挥。为打通苏联国际援助路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十月十一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作好渡过黄河的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  由此可见,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和中革军委既定的一个战略部署。

西路军的西征是否是执行中央宁夏战役的计划?

  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1936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提出三大主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中共中央打算通过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打通同苏联的交通,首先形成西北抗日局面,进而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战的实现。10月11日,中央和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命令:“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西渡黄河的具体过程是: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当即确定由三十军开至靖远附近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事宜。“徐向前把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找来交代了任务”,“李先念当过木匠,能够内行地指挥造船”。这期间,“中央不断来电催促,还让彭德怀派人送来造船用的木板、铁钉等材料”。在经过紧张的准备以后,三十军于10月25日从靖远虎豹口渡河成功。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报告三十军渡河成功,并提出部署意见。中央复电同意九军渡河。于是九军开始渡河,方面军总部也过河指挥。但前方军情瞬息万变,徐向前、陈昌浩率九军、三十军渡河北进后,背水作战,三面受敌--南临兰州北进之敌,西受马步青、马步芳的攻击,北有马鸿逵、马鸿滨部的遏阻,要完成以一个军出中卫、一个军取定远营的任务,困难极大。因此,徐、陈致电军委,建议:三十一军过河随总指挥部行动。中央当即表示同意。当三十一军按中央电令向河边开进时,军委又根据彭德怀建议电令该军暂不渡河。于是,已经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复折回麻春堡地区阻敌北进。此时,敌关麟征师已突进到靖远附近,担任警戒和看守船只任务的红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朱、张遂令五军于30日全部随船渡河,待命行动。此后,河东、河西的红军即被敌军割断。  这些历史事实说明,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在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

西路军的行动是否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挥?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根据大量的电报资料和有关亲历者的回忆资料可以说明,西路军的行动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挥。这可从以下方面来分析:  其一,西路军的组成,是中央根据敌情的变化,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决定的。这个新计划是,河东红军实施外线出击,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扩大统一战线,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为此,中央决定以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西路军的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这就是说,中央下达西路军番号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同时组成南、北、西三路军总计划的一部分。为统一领导,中央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其二,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忽西忽东,完全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行动的。西路军组成后,中央即电示徐、陈西进。不久,中央根据河东战略部署的需要,提出西路军应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但是,“西路军处在既无后方,又无补充的境地,孤军奋战,困难极大。于是,徐、陈多次将在河西走廊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不利处境报告中央,请示行动方针。”中央虽然了解西路军面临的巨大困难,但为策应河东红军的战略需要,仍要求西路军在甘东地区牵制马敌,并保持向东回旋余地,目的是造成河东、河西红军将在结冰期会合的战略态势,迷惑敌人,以策应河东红军主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军委主席团遂即电示徐、陈: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于是西路军开始准备二次西进。此时,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派“讨伐”军进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为保证西安侧后方安全,提议西路军以一部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胡(宗南)敌。这样党中央又改变了西路军西移的决定,命令部队东返。西路军刚调动部队,准备东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彭德怀、任弼时: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然而,蒋介石回到南京,又调集四五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根据形势的变化,军委主席团再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此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寡不敌众的绝境。

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该负怎样的责任?

  二十多年来,在澄清西路军这桩历史疑案真相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多侧重于推翻西路军问题的原有论定,即证明西路军的失败不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的行动是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澄清西路军问题的历史真相的过程也就是在西路军问题上为张国焘“翻案”的过程。但是,作为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重要领导人,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究竟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这个问题似乎被一些研究者忽略了。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党史专家胡绳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西路军问题涉及张国焘问题,当时中央红军已受到很大削弱,而张国焘四方面军却是兵强马壮。叶帅截收电报问题,恐怕要从政治上看。电报不一定讲得十分明白,毛泽东的政治敏感性特别强,看出了电报里的真正用意。西路军接受的是军委命令,上面署名是张国焘、朱德,张和军委不能截然分开。张当时想与苏联挂上,抬高自己的权势。”那么,究竟该怎样认识张国焘与西路军失败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作如下分析:  其一,在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张国焘仍有个人的打算。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二、六军团快要与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迅即下令让他们成立二方面军,就是为了防止贺部被张并吞了去”。1936年9月14日,中央和中革军委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作出具体部署,要求进抵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与在固原西部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队西进,争取两个月后夺取宁夏。但张国焘这时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掉头西进,打算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后经中共中央的耐心说服和命令,以及朱德和红一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对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张国焘是不愿意到陕北与中央会合的,二次北上时,他就警告过陈昌浩,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了,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而宁夏战役作战计划一下,为张国焘提供了一个另辟根据地的机会。对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四方面军渡河不仅是为了打仗,而且要在河西找一个安身之地。”因此,在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之初,张国焘急于立功赎罪,对中央指示的贯彻是积极的。  其二,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路线的大方向上,张国焘虽与中央是一致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对中央的具体部署却缺乏信心。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作好渡过黄河等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时,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向北大举进攻。针对这种情况,10月25日中革军委提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在具体部署中,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线来犯的敌军。这时,张国焘仍对重点击破南线之敌缺乏信心,“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断地提出异议”。中央要张国焘阻击南线敌军,而张国焘急于率领四方面军渡河西进取得苏联援助的物资。10月28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陈述了他的部署:“四方面军主力须迅速取得宁夏远营”,“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取得物资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 
部分流落西宁的原西路军女战士,于1988年在西路军纪念馆落成时留影
部分流落西宁的原西路军女战士,于1988年在西路军纪念馆落成时留影
 其三,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程中,张国焘“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对中央统一指挥不够配合。中央组织宁夏战役的另一个意图是,在统一指挥时,让彭德怀把四方面军河东部队的指挥权拿过来。10月29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个人手里”。但彭德怀办不到,他指挥不动张国焘,调不动四方面军,只能向毛泽东报告:“张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作战要求同心协力,而张国焘不肯让四军和三十一军去和国民党硬拼。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初截断了宁夏通道,隔断了河东红军四方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10月30日,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的红军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后继续北取宁夏。11月5日,张国焘电令渡河部队迅速西进,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然而,过河的西路军,立即受到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兜剿”,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因此,从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具体部署中,张国焘对宁夏战役计划的中途流产应负有一定的责任。

西路军被俘女战士大都被蹂躏 不能以叛徒失节论处

  红军西路军2.18万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时,遭到蒋介石指使的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的围追“兜剿”。在敌众我寡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于1937年3月几乎全军覆没。  西路军妇女团是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战斗力最顽强的一支妇女武装,近两千人,主要来自川陕革命根据地,大都在2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西路军覆没时,她们大部分牺牲,其余被俘或流落民间,回到延安者只有极少数。

·迟来的定论

  西路军因被当作“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而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人备受摧残乃至死于非命。其中命运最悲惨的是妇女团曾被俘的女战士。她们遭受了三重的折磨:新中国成立前,遭受敌人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新中国成立后,她们被视为“叛徒”而饱受歧视;同时她们还遭受世人封建主义陈腐的女子“贞节”观的折磨。  2002年9月推出的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为西路军作了公正的评价:“西路军所属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

·“失节”的尺度

  当年,西路军妇女团被俘的女战士,大都逃不过被蹂躏的命运。笔者认为,是否“失节”应以是否丧失了革命信仰、出卖同志或干了坏事来判断。例如——  党文秀被分给马步芳的传令兵为妻后,乔装逃跑被抓回,遇害前被残暴污辱。我们应视她为一个坚贞不屈的女英雄。  黄光秀利用受马步芳宠信的特殊条件,营救过原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新中国成立后,张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后来被杀害。她没有出卖同志,反而营救了同志,不能以叛徒论处。  赵全贞根据斗争的需要和女战友的建议,与男战俘杨万才组织假家庭,掩护过张琴秋。因无法逃脱,被敌旅长马步銮霸占为妾,青海解放时被挟持到台湾。  陈淑娥曾和女战友一起与敌人进行过斗争,后被抢去做了敌总指挥马元海的妾,她因此长期遭受歧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她才领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证”。她未做过有损革命的事,亦不能以叛徒视之。
国防大学教授 朱玉
国防大学教授 朱玉
国防大学教授 朱玉
国防大学教授 朱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