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

  杨 勇(1912-1983),男,原名杨世峻,湖南浏阳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大专学历。

人物生平

杨勇
杨勇
     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后,随本县农军参加围攻长沙的战斗。
  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任红八军政治部宣传大队长、红三军团连政治委员。
  1931年7月任红二师江西安远独立营政委,12月任二师政治部政务处长。
  1933年4月任第五师十四团政治处主任,10月任第四师十团政治委员。先后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的五次反“围剿”战争。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长征途中,他坚决果敢,率部参加了突破湘江封锁线、娄山关等一系列战斗,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作战任务。
  1936年1月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
  1937年1月任四师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副团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年底任团长兼政委。
  1939年春率六八六团挺进山东,开辟了鲁西抗日根据地。同年7月任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兼政委,8月成功地指挥了梁山战斗,全歼进犯日军600余人。
  1940年4月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
  1941年春赴延安,任军事学院高干队队长。
  1942年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
  1944年4月任平原军区副司令员。
  1945年8月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先后从日寇手里收复了清丰、东平、阳谷、菏泽等县城。同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
  1947年3月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参加了平汉、陇海和淮海战役
  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司令员,挥师渡江,进军西南,解放贵州,并指挥了成都战役。
  1950年1月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年底赴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兼任高级系主任。
  1951年4月任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10月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为党培养了大批的军事干部。
  1953年4月赴朝鲜,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
  1954年2月任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55年4月任司令员。在举世闻名的金城反击战中,给予美军以沉重打击。曾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8年10月回国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959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
  1972年5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973年6月任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新疆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
  1975年8月任新疆军区司令员。1977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77年9月,调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三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列席常务委员。
  1977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80年1月任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侧记

  他敢批评别人,是因为自己行得正;他分得很清楚,公家是公家,私人是私人
  杨勇刚到北京军区当司令员不久,有一天他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偶然看见军区的一辆专车,原来是一个领导干部的家属来买东西。杨勇生气了,回去后就打电话,叫那位领导干部马上过来。天正下着大雨,那位领导干部拼命骑车,淋成落汤鸡般站到杨勇面前。杨勇说,公家给你车,是让你办公的,不是让你老婆去买东西的!批评得那位领导干部大气都不敢出,有了这一次再不敢有第二次了。
  杨勇敢批评别人,是因为自己行得正。他从不让家人动用小汽车。孩子小时去上学,都是让人骑自行车去送。夫人林彬上下班都是骑车,连顺便车都不搭。那不是作给谁看的,每天如此,上班经过路口的交通警也认识她。有一天,林彬骑车经过厂桥的十字路口,正碰上红灯,因为下坡没刹住车,碰了前面小伙子的汽车。小伙子不依不饶。交通警见状过来,大包大揽地说:有什么问题找我,让人家走。
  长期在志愿军司令部担任摄影记者的杜心记得,抗美援朝时,杨勇在朝鲜战场5年多,为了让家里放心,经常要照上一张相,给林彬寄去。看到哪个地方风景不错,他就让记者来一张。但有一条很明确,胶卷相纸是公家的,照的相片是私人的,所以谁照相谁付钱。他对杜心说,公家是公家,私人是私人,给我照几张,记上账。
  警卫员小孙记得,杨勇在北京军区任司令员时,看到拿回军区供应的主副食品,他都要问一声给钱了没有。有一次下部队,部队给了一麻袋花生。小孙说付钱了,杨勇非要看发票不可,还问吃饭给钱了没有。
  他不给自家子侄任何特殊照顾;但对“文革”中落难干部的子女,他尽力关照,义无反顾
  杨勇的侄子都在农村,都是农民。他对侄儿说:你们别指望我,你们有本事,你们自己干。什么转干啊当兵呀,他从不在这类事上给自己的亲戚说话。“文革”初期,杨勇还在当司令,他亲妹妹的女儿想当兵,到北京来找他,杨勇让她回去了,说办不了。杨勇生前,也不让自己在外地工作的子女调进京。他说:我在这里,你们来了,我怎么工作?
  但对“文革”中落难干部的子女,他义无反顾地帮助说话,能照顾的都尽力照顾。那时,株连成风,人家躲都躲不及,而杨勇不管那一套,仗义执言。他常说,为人在世,要公道正派,光明磊落。
  王尚荣被林彪一伙打成“黑帮”时,他的妻子儿女也被弄到总参干校监督劳动。1973年,干校有征兵名额,王尚荣一个到年龄的孩子报了名,身体、本人表现都合格,只因王尚荣还没解除监禁,接兵单位不敢要。杨勇知道了这件事,当即表示,王尚荣这个人我很了解,是周总理点名挑到作战部工作的。这么年轻有为的干部怎么会是“反党分子”呢?他的孩子符合征兵条件,为什么不可以当兵?经报军区党委同意,部队接收了王尚荣的孩子。
  吴晗的女儿吴晓彦失去父母,带着小弟弟,生活很艰难。1972年,杨勇赴沈阳,他让女儿把晓彦找来,问她愿不愿意跟他去东北。其实,杨勇跟吴晗并不熟,只是一块出过一次国。但他知道吴晗是我们党内很有名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就为党做过不少工作。杨勇认为他的《海瑞罢官》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即使他本人有问题,孩子也是无辜的。
1979年冬,杨勇将军(前排左二)与南京军区领导在南京某地勘察地形
1979年冬,杨勇将军(前排左二)与南京军区领导在南京某地勘察地形
  安子文被打成“叛徒”,关进监狱,他的女儿安黎被弄到东北一个边远的小县城监督劳动。这位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每天都要抡8公斤多重的大锤。杨勇认为,就是老子有天大的罪过,也不该迫害他的子女。共产党对俘虏、战犯都可以宽大,为什么对自己的同志却要这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几天以后,杨勇外出看地形,专程到那个小县城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安黎的户口和工作关系转了出来,并且把她带到沈阳,在自己家里住了一星期。林彬说,这个女孩如果再不带出来,恐怕待不了多久就要疯了。
  类似的事情,杨勇不知做了多少。有人劝他,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上面点了名的,你这样作,当心有人整你……杨勇不加理睬,依然我行我素。
  到朝鲜金日成送给他女儿一块手表,他交了钱后才留下;出访南斯拉夫,他一分外汇没花
  改革开放以后,领导干部出国的机会多了。
  杨勇到总参工作后曾3次出访,每次出访都给当时的总参外事局局长柴成文留下很深的印象。
  第一次是在1977年5月底6月初,杨勇率我军友好参观团出访朝鲜。金日成送给杨勇女儿京京一块女表,表上刻有金日成的名字。杨勇知道,中央有规定,大礼品要交公,小礼品可以个人留作纪念。这块手表是算大礼品呢还是小礼品?他与同行的总参外事局局长柴成文商量。柴成文是老外交了,他说,这应该算是小礼品,一来嘛,是国家元首送给孩子的;二来嘛,是个小玩意,又写着名字,私人留下没有什么不可以。杨勇说,好,那就留下,我们交点钱。
  第二次是在1978年6月,杨勇率我军军事友好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那次,有个代表团成员有点怨言,嫌柴成文管得太严,不让花外汇。他不是为自己叫,是为杨勇鸣不平,说一个副总长出访,花点外汇有什么了不起。但他嚷嚷半天,没用。在那里,杨勇一分钱外汇也没花。
  第三次是在1979年7月,杨勇和林彬应英国国防参谋长尼尔·卡梅伦空军元帅的邀请,对英国进行友好访问。动身前,林彬筹划着要到那儿给杨勇买个电动刮胡刀,那时国内还买不到。但靠分给每个人的几个美元根本不够,她在香港的一个朋友得知后准备给她寄点港币。她问柴成文,该怎么寄。柴成文告诉她,汇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写武官收就行了。
  柴成文说,从这些事可以看出杨勇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了遵守纪律的良好习惯,很守规矩,不让花公家的外汇就不花,官越大越守规矩,作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
  杨勇就是这样,花公家的钱他手紧得很。在最后的岁月里,他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肝癌晚期,马上提出了3条:不做化疗,不做放疗,不做手术,听其自然。他说,那些都是同归于尽的办法,什么用也没有,何必白白花公家的医疗费!
  1983年1月6日,在经过长时间的昏迷之后,杨勇睡着走了。张爱萍将军闻讯,赋诗痛悼:“五十年来同战场,长征路上情难忘。痛思三军失良将,留得正气铁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