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
  天命汗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1626年),女真族。公元1582年至1588年,努尔哈赤首先统一了建州各部。以后又合并松花江流域的海西各部和长白山东北的东海诸部。在统一过程中,创建了八旗制度,并命人用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割据辽东,定都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年号天命,国号金,史称后金。在位11年。努尔哈赤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大业,对后来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对加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辽东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八旗铁骑所向披靡,一路南下,马鞭几乎指到了山海关。但就在这时(1626年),六十八岁的马上皇帝在宁远城遭到了明大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兵退盛京(沈阳),不久便撒手人寰。突然驾崩的努尔哈赤为自己的子孙们留下了未竟的大业,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

基本资料

  姓名: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
  民族:女真(满族) 出生: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2月21日)
  卒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9月30日)
  享年:67岁
  谥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庙号:清太祖
  陵寝:福陵(沈阳东陵)
  父亲:塔克世
  母亲:喜塔拉氏,后尊为宣皇后
  祖父:觉昌安
  初婚:19岁结婚,配偶佟佳氏
  配偶:16人,皇后(大福晋)叶赫那拉·孟古姐姐
  子女:16子,8女
  继位人:皇太极

人物简介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1559-1626),爱新觉罗氏。满族。即清太祖。明朝后期,女真族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统一的趋势。  
  努尔哈赤生于建州左卫赫图阿拉女真贵族家庭祖父任建州左卫都指挥,其父塔克世继任指挥。努尔哈赤十岁丧母,十五六岁时寄居外祖父、建州首领王杲家,后常到抚顺、清河等地经商,广交朋友,学会蒙汉语言文字,喜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十八九岁时隶属明朝总兵李成梁部,屡立战功。明万历十一年袭父职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他将家仇罪于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组织近百人队伍,攻破图伦城。次年,率兵攻翁科洛城。万历十三年二月,击败界凡、萨尔浒、栋桂、巴尔达四城联军八百人。十四年七月,攻鹅尔浑城。万历十六年统一建州苏克素护、浑河、完颜、董鄂、哲陈等部。十七年,整编军队,分为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和能射军。十九年,吞并长白山鸭绿江部。二十一年六月击败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四部联攻。九月,在古勒山之战中迎战叶赫、哈达等九部联军三万之众,斩叶赫贝勒布斋等四千人。三十四年,受喀尔喀等五部尊为“昆都仑汗”。三十五年三月,与乌拉兵万余人激战,斩三千余人。九月,灭辉发部。四十三年,更定八旗制。后金天命十年,迁都沈阳,十一年正月,率军约六万,号称十三万,渡辽河攻明,在宁远战败,八月十一日(1626年9月30日)因病逝世,终年68岁。

生平详解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2月21日,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建州左卫一个小部酋长的家里。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尔,原是元朝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明永乐三年(1405年)应明成祖朱棣的招抚,入京朝贡,封授建州卫指挥使,后掌建州左卫,晋升至右都督。宣德八年(1433年),因教授明都指挥佥事裴俊,被阿速江等卫“野人女真”杀死。其子董山是努尔哈赤的五世祖,初授指挥使,后晋升右都督,与叔父凡察分掌建卫、建州右卫,成化三年(1467年)以屡掠辽东人畜,被明朝斩杀。建州三卫遭到明军残酷征剿。董山的长子脱罗及其子妥义谟,先后袭职,多次进京朝拜明帝,贡献方物。董山的第三子锡宝齐篇古,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锡宝齐之子福满,后被清朝追尊为兴祖直皇帝。福满第四子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第四子塔克世娶妻喜塔喇·厄墨气,生三子,长为努尔哈赤,次为舒尔哈齐,幼为雅尔哈齐。
  觉昌安是建州左卫枝部酋长,为明都指挥使,人少势弱,早期依附建州“强酋”亲家王杲,也常率领部众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以麻布、粮食易换猪牛,领取抚赏的食盐、红布、兀剌等物。万历二年(1574),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率军数万,因王杲抗命,扰民抢掠,扩大实力,有不轨之心。遂攻取王杲之寨,杀掠人畜殆尽,觉昌安、塔克世为平息战火,充当明军向导,劝说王杲罢兵息战。万历十一年,王杲之子阿台图报父仇,屡掠边境,李成梁再率大军出击,取阿台的古勒寨及其同党阿海的莽子寨,杀阿台,“杲自是子孙靡孑遗”。觉昌安、塔克世再次为明军向导,战乱中被明兵误杀。后来,明朝认识到误杀的错误,归还其祖、父遗体,并赔“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封龙虎将军,复给都督敕书”。
  噩耗传来,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本想起兵索报父仇,但势孤力单,怎能与拥兵百万的大明“天皇帝”交锋。无可奈何,努尔哈赤乃诿过于建州左卫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指责其唆使明兵杀害父、祖,奏请明臣执送。不料这一要求,竟惹恼了骄横跋扈的明朝边将,被视为无理取闹,一口拒绝,并宣称要于甲板筑城,令尼堪外兰为“满洲国主”,因而尼堪外兰威望大升,“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甚至连亲族子弟也“对神立誓”,欲杀努尔哈赤以归之,尼堪外兰则乘机逼努尔哈赤“往附”,俨然以建州国君自居。
  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部众三十人起兵。逐渐吞并了其他建州部落(仅栋鄂部长阿海就有兵四百),海西叶赫、乌拉、哈达强部,降服建州、海西、“野人”数以万计的女真,建立后金国,登上女真王的宝座。
  建国后,努尔哈赤顺应时代潮流,凭借其雄才大略、远见卓识,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在内政、外务两大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关系到一部、一国盛衰兴亡的用人问题上,努尔哈赤强调了六项原则:一是必须任用贤人。二为不论亲疏门第,公正举人,“勿论根基,见其心术正大者而荐之。莫拘血缘,见有才者即举为大臣”。三系不拘一格,用其所长,“有临阵英勇者,用以治军。有益于国政之忠良者,用以辅理国政”。四乃举贤贬奸,因“善良公正之人不举不升,则贤者何由而进。不肖者不贬不杀,则不肖者何由而惩”。五是奖惩分明,功必赏,过必罚,“有善行者,虽系仇敌,亦不计较,而以有功升之。有罪者,虽亲不贯,必杀之”。六为赏赐效劳官将,视其所需,赐予马、牛、阿哈、食谷、衣服、财帛和妻室。
  努尔哈赤制定了厚待功臣的重要国策。对于早年来投、率军征战、尽忠效劳的“开国元勋”,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扈尔汉、安费扬古等“五大臣”及杨古利、冷格里等人,给予特别礼遇和优待,赐给大量人畜财帛,任为高官,封授爵职,联姻婚娶,荣辱与共。当这些功臣出了差错时,他着重指出“贫时得铁,犹胜于金”,常以其功而从轻处治。
  努尔哈赤招徕了许多有才之人,他们献计献策,使女真部逐渐“民殷国富”,为建立和壮大后金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军事与外务上,努尔哈赤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即以抚为主,以剿相辅的方针。其具体内容有三,一为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因纳殷部七村诸申降后复叛,据城死守,“得后皆杀之”。额赫库伦部女真拒不降服,努尔哈赤遣兵攻克,斩杀守兵,“获俘一万”,灭其国, “地成废墟”。二是降者编户,分别编在各个牛录内,不贬为奴,不夺其财物。原是部长、寨主、贝勒、台吉,大都封授官职,编其旧属人员为牛录,归其辖领。三为来归者奖。对于主动远道来归之人,努尔哈赤特别从厚奖赐。当他听说东海虎尔哈部纳喀达部长率领一百户女真来投时,专遣二百人往迎,到后,“设大宴”,厚赐财物,“为首之八大臣,每人各赐役使阿哈十对、乘马十匹、耕牛十头”,以及大量皮裘、貂帽、衣、布、釜盆等物。对其他随从人员,亦“俱齐备厚赐之”。这样就缩小了打击面,争取到许多部长、路长带领属人前来归顺。仅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记载,黑龙江、吉林、辽宁女真酋长统众来归的,就有二三百起之多,因而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进程,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还采取了正确的用兵策略,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他积极争取与蒙古联盟,尽力避免过早地遭到明朝的打击,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发动叛乱以前,没有受到明军的征剿,这极大地有利于统一女真事业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了军事指挥才干。他长于用计,重视保密,多谋善断,议即定,定即行,出兵犹如暴风骤雨,迅不可挡,经常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并认李成梁为干爹。
  努尔哈赤自幼喜爱兵猎,自称:“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从明万历十一年以遗甲十三副兴师起,取图伦,下巴尔达,斩尼堪外兰,败九部联军三万,十年之内统一了建州女真部落。接着,他又灭哈达,并辉发,亡乌拉,降叶赫,取东海女真。三十六年内,吞并了建州、海西女真及大部分“野人女真”部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诸部始合为一”。在吞并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建立了叛乱政权。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东南加哈河、硕里加河两界中的平岗筑城三层,“建衙门楼台”。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禁革作乱、窃盗、欺诈,立禁约法制”。万历二十三年,他自称“女真国建州卫”王子。万历三十三年,他又自称“建州地方等处国王”、“建州王”、“建州国汗”。与此同时,他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满文,又逐步建立牛录——八旗制度。万历四十三年,八旗制度正式确立,所有人员皆须编入八旗,一牛录三百丁,设牛录额真一员、代子二人、章京四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为一旗,置固山额真一、梅勒额真二。八旗人员居住同一地区,互为婚娶,耕田种地,牧马放羊,采参打猎,遵守国法,纳赋服役,听从汗、贝勒统率,使用满语满文。服装发式亦须一律,妇女不得缠脚,男子皆要剃发留辫。这样一来,使原先来自不同地区、制度相异、习俗不一的几十万女真、蒙古、汉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赋役负担、国家法令、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等方面,大体上达到了同样的水平,旧有的差异迅速消失,一致性愈益增多,逐渐形成为一个在经济条件、语言文字、心理状态等方面基本一致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
  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便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除夕,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登基大典,自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定国号为后金,建元天命。一个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强大地方政权,出现在明朝东北地区。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的“七大恨”为由发动叛乱: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窬疆场,肆其攘村,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凌侮,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这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欺凌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五日“乘隙突入”,抚顺沦陷,东州、马根单等五百余城堡沦陷, 明国被掠人畜三十万,编降民一千户,又击败辽东总兵官张承胤、副将颇廷相来援之兵一万,杀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等官五十余员,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明将李永芳背叛民族和国家投靠了努尔哈赤,从游击擢升副将,又以孙女嫁彼为妻,尊称为“抚顺额驸”,并赏赐降民大量牛、马、猪、犬、衣物、房、田,依照明制设官,令李永芳统管。
  抚顺失陷,总兵战殁,败报至京,“朝野震惊”。明廷起用曾任“经略朝鲜军务”要职和辽东巡抚的杨镐为辽东经略,以宁远伯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官,调兵四方,议兵十万、饷三百万,准备大举征剿建州。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闰四月,辽东巡抚李维翰移咨朝鲜待机合剿,指责“建酋奴儿哈赤”“无端生事,计袭抚顺,公行叛逆,罪大恶极,法当诛讨”。总兵李如柏宣称:“今已有明旨,选精兵百万,勇将千员,分路并进,务擒元恶,枭首藁街。”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经略杨镐奏上“擒奴赏格”,兵部尚书黄嘉善覆奏,万历帝批准,颁示天下。赏格规定,擒斩努尔哈赤、“八大总管”、“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的,一律重赏,封授世职。叶赫金台石、布扬古贝勒能“擒斩奴酋”,“即给予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明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在辽阳演武场,集合征辽官将,议定分兵四路,北路以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将,西路主将是山海总兵杜松,南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东路主将是总兵刘綖。四路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兵一万三千余及叶赫兵二千,号称四十七万,携带枪炮数万,约定分道出边,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合,集中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努尔哈赤探听到明军消息,遭到灭门灭族之灾的危险形势,努尔哈赤和八旗子弟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他强调指出:“恁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撤回各屯寨士卒,只留少数兵土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首先迎战明军主力西路杜松部。建州知悉杜松“勇健绝伦”,决定设下埋伏。当杜松领军二万余,日驰百余里,赶至浑河时,努尔哈赤已在山林深处埋下精兵,并遣人堵住上游,使河水突浅,一待杜松见水很浅而率军渡河时,后金军决堤,河水骤涨,“水深没肩”,明兵“没于河者几千人”。当明军拥挤过河后,伏兵突起,努尔哈赤带领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和八旗大臣,统率八旗劲旅,以两倍于杜松的兵力,勇猛冲杀,三月初一日,于萨尔浒(距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里,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迅速消灭了西路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第二日,努尔哈赤又统军击败北路军,总兵马林仓皇逃遁。努尔哈赤坐镇赫图阿拉,遣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大臣,领兵迎击明勇将刘綖的东路军。当刘綖于三月初四日进至阿布达里岗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时,后金军早已“设伏于山谷”,并遣一明降官,持所得杜松的“号矢”(即令箭),驰至刘营,诱其速进,刘綖中计,匆忙前往,队不成列,一入伏中,代善挥令八旗劲旅突起冲刺,斩杀刘綖,明军措手不及,全军覆灭,朝鲜从征元帅姜弘立率众降金。明辽东总兵官李如柏知悉兵败,奉杨镐命令撤退。
  明军四路出击,三路败没,四位总兵战死,阵亡道臣、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总、把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二万八千余匹,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二万件。
  明金(清)之间的第一次大决战,由于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正确指挥和八旗军的奋勇冲杀,终于以明军在萨尔浒的彻底失败而结束。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的萨尔浒之战,使明金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人心振奋,器械充足,而明国则君惊臣恐,官兵畏战,人畜火器损失巨大,士无守志,陷入了被动困窘的逆境。
  天命四年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乘明摄开原道事的推官郑之范贪婪昏庸不理防务和总兵马林松懈疏忽,率领大军偷袭辽东军事要镇开原,马林等官将英勇献身。七月二十五日铁岭沦陷。在军事进展异常顺利的形势下,努尔哈赤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内部、壮大实力、突破包围,为夺取辽东创造条件。
  天命四年七月,原开原千总王一屏、戴集宾、金玉和、白奇策及守堡戴一位,因“子女被俘”,带二十余人“觅妻子来降”。佟家的二十人亦背弃国家和民族,叛明逃来。努尔哈赤十分高兴,谕告说:“尼堪无叛逃他国之例”,“观此来降者,知天意佑我矣。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我等应善养来投之人”。遂赐六员千总各人五十名、牛马五十匹头、羊五十只、骆驼二头、银五十两、绸缎十匹、布一百匹。赐守堡、把总等官各四十人、牛马四十匹头、羊四十只、骆驼一头、银四十两、缎八匹、布八十匹。其余随从人员各依职务,赐予妻子、役使阿哈、田舍、耕牛、乘马、衣服、粮食等物。 七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率辫子军,在铁岭击败喀尔喀部斋赛等贝勒援明之兵,生擒斋赛父子三人及色本等二十名贝勒、台吉,使满蒙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努尔哈赤一向重视与蒙古各部的和好、联盟,很早便与蒙古科尔沁部、喀尔喀五部的一些贝勒、台吉遣使往来,联姻婚娶,他曾将三弟舒尔哈齐贝勒之女孙带格格抚为己女,嫁与喀尔喀部之巴约特部恩格德尔台吉。他闻听科尔沁部的兀鲁特部明安贝勒之女“颇有丰姿”而聘为妃,又娶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之女。其子褚英、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皆分别与内齐汗等贝勒之女结为夫妻。
  特别是建州兴起以后,明朝实行“以西虏(蒙古)制东夷(建州)”政策,每年花上百万两银子,赐予蒙古贝勒,要他们出兵,助明作战,从北面包围后金,更加突出了蒙古在明金争斗中的重要地位和强大影响。在明廷重赏的引诱下,称霸于喀尔喀五部的斋赛,以及扎鲁特部色本、巴克贝勒等人,与明联盟,誓征建州,一再袭击后金村寨,劫杀后金使者,并出兵来援铁岭。甚至连努尔哈赤的内弟桑噶尔寨(明安贝勒之子),也领兵随同斋赛,来援明朝,征剿姐夫。
  努尔哈赤抓住斋赛、色本以后,作出了明智的决定,暂不杀戮,并释放斋赛部下一百四十人返回其部,以此来争取蒙古喀尔喀五部脱离明国,让他们与后金建立友好联盟关系。此举果然见效,八月,喀尔喀五部诸贝勒遣使来,请求不杀斋赛,努尔哈赤回信,列举斋赛之过,说明因念及五部卓礼克图洪巴图鲁贝勒、厄布拉德依皇台吉,故拘而未杀。十月二十二日,以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贝勒为首的喀尔喀五部贝勒,遣使来求联盟对明,战则同战,和则同和。努尔哈赤于十一月初一日遣额克星额等五大臣前往,与五部贝勒宰牛杀马,对天盟誓,决心“共议讨伐原来之仇敌明国”,若欲议和,必“共同议和”,违者“损寿短命”。努尔哈赤释放斋赛之子克实克图,厚赐皮裘衣帽鞍马,送彼回部,并宣布待两国同征明国,取得广宁以后,再考虑斋赛的归期,在此之前,其二子可轮流在后金侍奉其父; 后金与蒙古喀尔喀五部的关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努尔哈赤又于天命五年正月十七日,修书回复察哈尔林丹汗的来信,指责他狂妄自大冒称“四十万之蒙古主”,讥讽其两败于明损兵折将,劝其勿受明之财帛,为利所诱而开罪于己。
  努尔哈赤还试图削弱朝鲜与明国的关系,突破南边的包围圈。朝鲜国王一向紧跟明朝政府,轻视建州,并遵明帝之命,派都元帅姜弘立领兵一万三千余名,随明总兵刘铤,从东进攻赫图阿拉。天命四年三月初,努尔哈赤大败明军于萨尔浒时,逼迫姜弘文率兵五千投降,免死拘留,并于三月二十一日遣使致书朝鲜国王,自称“后金国汗”,列述“七大恨”,指责明朝欺侮建州和朝鲜,“明国皇帝要派彼之诸子到朝鲜和我国做国主,这个尼堪皇帝凌辱我等二国太甚”,劝说朝鲜背离明朝。虽然朝鲜回信,坚持亲明尊明政策,劝告努尔哈赤罢兵和好,仍尊明帝为君,自居属臣,但努尔哈赤并未罢休,继续遣使入朝,讲述己见,欲离间朝鲜与明国的关系。与此同时,努尔哈赤积极巩固内部,增强实力。天命四年六月,为便于用兵,于界凡筑“行宫”及八旗贝勒、大臣、兵士住房,迎汗和诸贝勒福金来此居住,十六个月后又迁居萨尔价,一步一步逼近明境。
  天命五年三月,努尔哈赤第一次制定“论功序爵”的制度,援用明朝官称,设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均分为三等,大体上原来任固山额真之人即为总兵官,梅勒额真为副将,参将、游击为甲喇额真,原来当牛录额真的,一律为备御。从总兵官至备御,皆为世职。另外,每牛录下,设千总四员。这对鼓励八旗官将效忠于汗为国出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天命五年六月初四日,努尔哈赤命竖二木于门外,下令说:“凡有下情不得上达者,可书诉词悬于木上,吾据诉词颠末,以便审问。”这一措施,有利于体恤民隐,主持公正,使下情有可能上达于汗。
  同月,努尔哈赤第一次派遣人丁,“往东海煮盐”。建州女真地区素不产盐,一向依靠“抚赏”、“告讨”,从明朝边臣手中领取十斤八斤二十斤盐,十分困难,以致相当多的女真人长期没有盐吃,包衣阿哈常因无盐食而离主逃走。这次煮盐,效果显著,不久便运回一二十万斤,“于国内按丁给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食盐供应极为紧张的局面。
  天命五年九月,努尔哈赤处理了皇族内部纠纷的重大案子,第一次提出了“共治国政”的制度。相当长的时间里,二贝勒阿敏厌恶其异母之弟斋桑古贝勒,大贝勒代善虐待前妻之子硕讬贝勒,关系十分紧张。九月初三日有人首告斋桑古、硕托欲叛逃明国,十三日努尔哈赤与诸贝勒、大臣议定,“发兵堵截通往明国之路”,当晚将二人拘留监禁,代善、阿敏向汗奏乞,欲杀二人。二十日努尔哈赤断定斋桑古、硕讬是与其兄其父不和而出怨言,并非叛逃,下令释放。随即查明,代善不将“良好僚友、国人”分与前妻之子岳讬、硕讬,并诬告硕讬与己二妾通奸。努尔哈赤大怒,严厉谴责代善,愤怒指出这种听信后妻谗言欲杀亲子之人,“哪有资格当一国之君,执(掌大政)!”立即当众宣布:“先前(欲使代善)袭父之国,故曾立为太子,现废除太子,将使其专主之僚友、部众尽行夺取。”二十八日,代善亲手杀死继妻,遣人向努尔哈赤奏请,要求“若蒙父汗不处死刑而得再生”,希望允己叩见请罪。努尔哈赤表示了宽厚的态度,并令代善与诸弟立誓缓和关系。代善对天发誓,今后“不再为非”、怀抱怨恨。八和硕贝勒、众大臣“亦立誓书”,指责了代善的过失,宣布“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尔衮、多铎为和硕额真”,规定新汗“不得恣意横行”,不能出于一己私怨而贬革勤理政务的和硕额真。如果某一和硕额真犯有扰乱政务的罪行,则由另外七旗和硕额真集议裁处,该罚则罚,该杀则诛。代善虽被革除太子,但仍旧统辖原有的正红、镶红二旗,仍居四大贝勒之首,佐理国政,统军出征。后金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有了较大程度的缓和。
  天命六年闰二月十六日,针对阿哈遭受奴隶主虐待而反抗逃亡的情况,努尔哈赤下达“汗谕”,劝诫家主“宜怜阿哈”,“阿哈应爱主”,“双方应该相互慈爱”。他要求阿哈将“耕种田地之谷”全部交与家主,主人家中要多织布,供给阿哈衣服饭食,如果家主不“善养”阿哈,阿哈“以衣食为劣而上诉后”,“则从虐养之主取之,转而给与善养之主”。努尔哈赤发布这一汗谕,是妄图在大举攻明前夕,缓和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巩固和维护后金国中占居主导地位的奴隶制生产关系。
  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诸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之后,努尔哈赤利用明朝辽东旧经略熊廷弼被罢革新经略袁应泰不谙兵法的好机会,决定进攻沈阳、辽阳,发动了明金之间的第二次大决战。
  明天启元年(清天命六年,1621)三月十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出发,十二日晨到达沈阳,在城东七里河的北岸筑造木城屯驻。沈阳“城颇坚,城外浚壕,伐木为栅,埋伏火炮”。城外挖有与人身相等的陷阱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桩,陷阱之后挖有四道大壕,尖桩密布,又树立大栅栏,沿内壕排列楯车,每车安放大炮二门小炮四门,两车之间又置大炮五门。奉集堡、虎皮驿亦皆开河建闸,修缮坚固,与沈阳成为犄角。
  沈阳城内有贺世贤、尤世功二总兵官,各将兵万余,总兵官陈策、董仲揆引川浙兵一万余正自辽阳来援,守奉集堡总兵李秉诚、守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亦领兵三万来援。按军队总数而言,明国稍占优势,兼之沈阳城坚壕宽堑深,枪炮众多,明军如果据城死守,是很难攻克的。
  努尔哈赤知悉单凭硬攻,以弓矢对枪炮,以人力攻坚城,是难以奏效的,如战事拖延,陈策、李秉诚等四万余军队及其他援兵赶到之后,腹背受敌,局势便十分险恶了,遂临机应变,果断决定诱敌出城,发挥己军善于野战的长处,设下埋伏,乘机歼敌。三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先派数十名骑兵“隔壕侦探”,被总兵尤世功家丁追击,死四人。勇猛寡谋的总兵贺世贤“勇而轻,谓奴易与”,遂改变了原来“固守”的方针,“决意出战”。第二日,努尔哈赤又遣少数老弱士卒挑战,贺世贤饮酒大醉,率家丁千余出城,夸下海口说,要“尽敌而反”。金兵“诈败”,世贤中计,“乘锐轻进”。一入伏中,后金“精骑四合”,将明兵重重包围,奋勇砍杀,大败明兵。世贤“身中四矢”,且战且走,退至城边,因吊桥绳索被努尔哈赤数月前派往城中诈降的蒙古、女真人砍断,不能入城。八旗兵追至,击杀贺世贤及来援的尤世功,冲入城内,打下了号称金城汤池的沈阳重镇。
  此时,明总兵陈策等率川浙兵来援,刚至浑河,川兵渡河,营于桥北,浙兵在桥南,营寨尚未安好,努尔哈赤乘机率军猛攻,先消灭了桥北川兵,随即击败朱万良、姜弼来援的三万明军,紧接着又歼灭桥南浙兵。一日之内,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健儿五、六万,鏖战四次,将七万余明军各个击破,攻克沈阳。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屯兵五日,论功行赏,三月十八日集诸贝勒、大臣定议,进军辽阳。
  三月十三日沈阳一失,辽阳危如累卵,城中“兵不满万”,又“身无介胄,器不精利”,辽东“战将劲兵”,一半损于沈阳之战,一半在各地应援。如果金兵于十四日飞驰进击,当天即可轻取辽阳。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努尔哈赤的迟延和失误,飞速征调援军,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阳,五天之内,凑集了十三万大军。
  三月十九日午时,努尔哈赤率军进至辽阳城东南角,当天晚上,于城南七里安营扎寨。此时,论兵数,明倍于金。讲地形,明防守,得地利。辽阳城十分坚固,“城高厚壮,屹然雄峙”,城外挖濠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二丈,濠外复筑大堤潴水,又引入太子河水,灌满护城深壕。辽阳有上万门大炮,其中七门,各重一千余、二千余、三千余斤,一发可毙敌数百,威力很大。《武皇帝实录》卷三记述辽阳守备情况说:“(明臣)放代子河水于壕,塞其西闸,内列火器于城上,排兵四面,守御甚严。”朝鲜文献甚至记述了后金军望城生畏的情形,指出:“(八旗军)至辽阳,望见城池险固,兵众甚盛,虏皆意沮欲退。”如果明经略袁应泰调度有方,凭坚死守,辽阳是不会轻易失落的。
  努尔哈赤看到明军守备甚严,决定避免硬攻,力争智取。他首先严正宣布必战、死战的决心,声色俱厉地谕告众人说:“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立即“匹马独进”。
  努尔哈赤再次运用发挥所长制敌所短的正确战术,决定诱敌出城,引入伏中,以便合歼敌军,同时又派遣“细作”,混入城内,待机内应。三月十九日,他先差少数人马横渡太子河,诱骗敌人,明军果然中计了。明经略袁应泰本来已和诸将议定,“畏敌多,主守”,现在看见后金兵马太少,“其骑可数”,遂因“见贼少而主战”,亲督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五总兵,率兵出城五里,在教场扎营。明兵忽守忽战,军心不定,努尔哈赤乘机指挥军队,“奋力冲杀”,“明兵大溃而死”,“军败多死”。第二日,三月二十日,努尔哈赤亲督士卒猛攻,鏖战多时,明兵又败。三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领军乘胜进击,原先派入的“奸细”从中内应,遂攻下辽阳,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
  努尔哈赤带领八旗贝勒、大臣,进入城内,驻于经略衙门,谕令汉人归顺,辽河以东的宽甸、海州、耀州、盖州、镇江、熊岳、复州、汤站、武靖营、长宁、长静、三河、十方寺、永宁、镇夷、威远、孤山、甜水站、草河、奉集、平虏、蒲河、懿路、鞍山等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
  天命六年四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是否迁都于此?他们都主张回到建州,不愿留住辽阳。努尔哈赤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责备诸子目光短浅,没有雄心壮志。他强调指出:承蒙皇天眷佑,艰苦创业获得成功,降服了辽河以东地区,如果回到故里,辽阳必为明国收复和固守,逃散于山谷的城堡人丁便摆脱了后金的统治,“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必复烦征讨”,皇天如此“喜爱之地方”,焉能抛弃!他谕告诸子要胸怀大志,并语重心长地说:“今我兴兵,为尔等众子创立大业。诸子,尔等焉能说不能呢!”于是,诸贝勒、大臣一致回答说,“此言诚然”,遂定议迁都辽阳,派人迎接汗之福晋和皇子,将建州地区人丁移驻辽东。努尔哈赤这一决策,对促进后金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天命七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统领八旗劲旅,西征明朝辽东重镇广宁。虽然明在关外有军队二十万,两倍半于金军,而且火器众多,但努尔哈赤并不畏惧,二十日即渡过辽河,进围西平,二十一日午时猛攻克城,并随即与十万明军鏖战于沙岭,斩杀辽东总兵刘渠、援辽总兵祁秉忠,大获全胜,明辽东巡抚王化贞弃广宁城匆忙逃遁。正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领军至广宁,明游击孙得功等率士民执旗张盖奏乐叩降,迎入城中,驻巡抚衙门。平阳、西兴、锦州、大凌河、右屯卫等四十余城官兵俱降。二月十七日,努尔哈赤命诸贝勒统兵留守广宁,将锦州、义州等处官民迁于河东,回归辽阳。
  明天启元年(清天命六年,1621)三月后金军进驻辽东以后,努尔哈赤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新形势,即在长期封建化的汉族地区,确立和巩固后金国的统治,因而必须解决新出现的许多难题。比如,辽河东西主要是汉族居住,不管是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文化传统,还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服装发式,以及语言文字、相貌性格,与满族都截然不同,对他们怎样管辖,怎样剥削?满族人丁移居辽东后,怎样安置,是固守旧俗,还是改行汉制,或是另行他法?辽东及其附近,有相当多数量的蒙古部落,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满、蒙、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布局?辽东地区人丁大减,民不宁居,田地荒芜,社会混乱,怎样安定,怎样恢复?明廷大调兵马,广修城堡,抢运粮草,赶制火器甲仗刀箭,力图挽救辽东危局,守住宁远、锦州,确保山海关内安全,并屡派密使,潜入辽东州县,联络反金人员,策划武装反抗和大批外逃,以扰乱金国,牵制其兵力,进而伺机出兵,收复失地,此情此策,如何对付。
  特别是辽东汉民的激烈反抗,怎样处置?自从天命六年三月后金军进驻辽东以后,八旗贵族官将大量掠民为奴,扩大奴隶制剥削范围,激怒了长期反抗封建制度的辽东军民,他们不顾汗、贝勒的残酷镇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就在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失陷金兵夺据全城的恶劣处境下,广大辽阳城民便针对后金贪婪抢掠的恶习,“放火焚家,锅、瓮、窗纸,尽皆毁坏”,以示抗议。
  镇江古河屯民陈大等,“不受伪命”,刺杀后金所遣招降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的宽奠参将陈尧道、守备郭彦光、吕端,“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马虎山任九、锡头山金国用、马头山崔天泰、卓山王思绍等,以及“东山矿徒”,不肯降金,“各聚众以待大兵(明兵)”。盖州生员李遇春等,聚“矿徒二千余人以守”,击杀后金所派劝降使者。
  辽东兵民大批出走,逃离金国辖区,避居沿海岛屿及进入朝鲜的,有数十万人,逃入关内的更多,天命七年,已达二百八十余万人。
  反金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绵延不断,五年内(1621—1626),已经发生和正在积极准备进行武装反抗的州县有辽阳、海州、鞍山、耀州、盖州、复州、岫岩、叆河、新城、金州、镇江、清河、抚顺等地,基本上遍及后金全部辖区。辽民还采用了其他方式进行斗争。有的秘密投放毒药,欲图毒死汗、贝勒和八旗官兵;有的违犯禁令,私藏兵器,不按规定上缴武器,为兴师起义作准备;有的蔑视汗谕,收留逃亡的兵民和阿哈;有的想方设法,打死为非作歹的八旗官兵,惩治欺压人民的暴徒。
  正是由于辽东兵民和满族阿哈强烈反对野蛮的奴隶制和八旗贵族的奴役,“不定居,常逃走,从事奸细”,频繁起义,大批逃亡,造成了“叛逃甚多、乱”的局面,使得后金国中城乡不宁,境内混乱,严重地威胁到后金的统治。
  面临着复杂的危险局势,努尔哈赤被迫确定了承认辽东汉民原有的封建制、陆续缩小满族奴隶制并促进其向封建制过渡的方针,及时地推行了“各守旧业”和“计丁授田”等过渡性质的新政策。
  天命六年四月初一,即金军攻下辽阳后的第八天,努尔哈赤谕劝海州、复州、金州民归降时,正式提出了对待辽民的“各守旧业”政策。他下达汗谕说:对经过“死战而得获之辽东城民,尚皆不杀而养之,各守旧业”,使辽民“皆各出其力,经商行贾,美好水果,各种良物,随其所产,此乃长远之利矣!”过了一个月,他在谕劝镇江民降顺时又指出:不会因镇江民杀死遣往劝降的后金官员,“而将此处之民俱皆杀戮,此处所出口粮尽皆丢弃”。“我方以民缺少为恨”,辽民应快归顺,则“各守其宅,各耕其田”。此后又多次重申这一政策。
  按照这一政策,辽东兵民可以各自保有自己原来的祖业,各自从事先前从事的行业,因此,地主的田地房宅仍旧归其所有,他人不得侵占,原来经商开店的,照样能够购进货物,打造器具,出售获利,富家大户仍旧可以雇佣工人,招佃耕种,收取租谷,而原来的佃农,还得租种地主庄田,雇农仍为东家效劳,帮工、学徒依然要在老板作坊店铺中出力。这就意味着,辽东地区的新主人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承认了这个地区过去各行各业的旧传统、旧的产权形式、旧的经营方式,即承认了辽沈地区汉民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可以延续,并保障封建制,甚至还在一些地方恢复封建制的剥削方式。
  紧接着,努尔哈赤又宣布实行“计丁授田”政策。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颁发分田汗谕,命于海州地方取无主之田十万日(一日为田六亩或十亩)、辽东地方取田二十万日,分给八旗兵丁和汉民,一丁给与种谷之田五晌植棉之田一晌,“均行给与”,“乞丐、僧人皆分与田,勤加耕种”。同年十月初一日,他又降谕汉民说:辽东五卫之人和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之人,令种无主之田三十万日。此后,多次将田地授与满汉人丁。在授与汉民的土地上,基本上是延续了过去辽民的封建生产关系。
  努尔哈赤在“各守旧业”、“计丁授田”的基础上,沿袭了明朝政府的封建赋役制度,并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在七月十四日的分田谕中,努尔哈赤曾规定,领受田地的汉民,需“三丁耕官田一晌”,“每二十丁,征一丁当兵,以一丁服官役”。但这种耕种官田的劳役地租剥削方式太古老了,根本不适合于已经长期封建化的辽东地区,无法推行,乃改订新法。
  天命六年八月十七日,努尔哈赤下令:“从速逼迫催征依照旧例征收官赋之谷草”。九月十六日又谕令管理汉民事务的八游击、二都司,“官赋征收之谷,须并征以草”。十二月初十日,他再下汗谕,指责盖州副将刘兴祚说:“依照旧例征收之谷、银、炭、铁、盐等官赋,何故不从速催督遣送”,责令刘遣派兵士,“催征依照旧例征收之赋”。这个“旧例”,就是明朝政府在辽东征收封建赋税的规定。
  由于金国一向采用以丁为主要的计算单位,因此,努尔哈赤在保留明朝政府征收封建赋税的基本项目和正额数量的条件下,渗进了入驻辽沈前的传统作法,实行计丁征赋佥役制。天命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下达给汉民的“文书”说:辽东的“各种贡赋”,原来皆以户计,结果“富人给财而免役,穷人无财而应差”,现改用“我之旧制”,“以丁计算”,男丁二十人征兵一人,遇有急事,每十人出一人服役,“若系缓事,百人出一人服役”。当兵之人所需“乘十两之马,以及携带之器具”,令二十人承担置办。天命八年二月,“一年一丁之征取官赋者,赋谷、赋银、饲养军马之料,合共三两”。
  对于满族的诸申,除了按丁交纳官赋以外,还要当兵应役,大体上是三丁征一为兵,遇有重大战争,比例更大一些。天命六年十一月,努尔哈赤下谕,每牛录增披甲五十,分驻辽阳、海州。天命七年正月征广宁,努尔哈赤命令每牛录出一百甲从征,以五十甲留守。按一牛录一百五十甲计,是二丁抽一为兵。其他筑城、运粮等,也常佥诸申赴役。
  由于包衣阿哈猛烈反对奴隶主的野蛮奴役而大批逃亡,努尔哈赤既下汗谕,命令阿哈必须“以主为父”,“不萌贼盗奸诈凶暴之念”,“尽力从事阿哈之事”,以免被主责骂拷打;同时,又惩办了一些残酷虐待阿哈、打死阿哈的奴隶主,不许主人任意杀害阿哈④。这对促进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起了一定的作用。
  天命六年,努尔哈赤进驻辽阳明辽东经略衙门以后,即定下了大量任用汉官的政策。二十四日,他下令“释辽阳狱中官民,查削职闲住者,复其原职。设游击八员、都司二员,委之以事”。努尔哈赤这样做,是十分正确的。因为,以汗、贝勒为首的满族贵族人数并不多,五、六万金兵,只能聚居在辽阳、沈阳、广宁及少数军事要地,其他州县和广大乡村,则难以一一分兵屯驻,兼之,言语不通,文字相异,服饰有别,习俗不同,无法了解辽民心情,不易查获叛逃密谋,也很难逼迫汉人纳粮贡赋当兵服役。在这样条件限制下,没有汉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支持,汗、贝勒是很难在辽东站稳脚跟的。努尔哈赤就曾专门召集汉官对他们说: “尔等之国人,可信者,不可靠者,尔等知之矣。”
  努尔哈赤特别注意收罗和起用明朝的罪臣、废官及中下武将和官吏。他在六月初八日对督堂下达专谕,指示不用明朝大臣,而应擢用愿为金国效劳的小官小吏,因为,原系明朝大臣之人,“一向为官,不为我等效劳”,于金无益,而那些微员小吏偏裨末弁,以及罪臣闲官,或因少读诗书,唯图渔利,贪赃枉法,谋升官职;或是官场失利,打入狱中,心怀不满,因而有可能背叛旧君,投靠新汗,“归向我等”,“谄谀于我等,出其力,致其才”。所以,他任用的汉官,“一半在明朝时得获死罪,关在狱中,一半失去官职,一无所有,又皆战阵所获而养之也”。
  努尔哈赤在给“明国众游击官”下达的汗谕中,对他们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责令降金汉官“勤守各种法令”,即贯彻执行要求阿哈耕田交谷、强迫汉民种地守法、纳粮当差、不得叛逃等等法令和汗谕。二要汉官“为汗之眼,观察众人;为汗之耳,用以听众,诸凡各事,皆详加督察。”即要他们侦察汉民对待汗、贝勒的态度,有无叛逃密谋,随时上报,为努尔哈赤制定的“平盗贼,止恶逆”政策服务。三为谕令汉官“公正审断”,以维护后金国的统治。第四是谕劝汉官不要“科索下人”,以免激化矛盾,招致辽民更加猛烈地反对金国的统治。
  努尔哈赤多次宣布,对尽忠效劳的汉官,要破格提升,要“嘉赏赐财”,要“赏以功,给与为官”,要使他们“终身享受”,而且功臣的子孙可以世代承袭祖、父的官职。原明抚顺游击李永芳,初升三等副将,从征辽阳后晋三等总兵官。明商人佟养性初授三等副将,破辽阳后晋二等总兵官。开原人刘兴祚,降后初任备御,下辽阳后,进至副将,其侄亦为海州参将。
  这些措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金军进入辽东初期,不少明朝官、将、生员降顺新君,献计献策,告密送信,催征赋税,迁民分地,查点丁口,追捕逃人,对巩固金国的统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努尔哈赤利用攻克辽东大败明军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加强了争取蒙古来归和建立满蒙联盟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天命六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古尔布什、莽果尔台吉率部民六百四十五户来归。七年二月十六日,蒙古科尔沁的兀鲁特部明安、兀尔宰图等十六贝勒,以及喀尔喀部石里那克等贝勒,率所属三千余户,前来归顺。喀尔喀五部又有一千二百户来投。努尔哈赤分别封授官职,赐予皮裘缎布匹银器及“房田奴婢牛马粮粟”,“凡所用之物,俱赏给之”。对一些人多势强的贝勒、台吉,还让他们与金国汗、贝勒联姻婚娶,共享荣华富贵。努尔哈赤封古尔布什为一等总兵官世职,以第八女聪古图公主嫁与为妻,尊称额驸,给与女真一牛录、蒙古一牛录。授莽果尔总兵官世职,嫁以族弟济白里之女。布颜代,初授二等参将世职,娶公主为妻,封额驸。努尔哈赤授岳父明安三等总兵官世职,给予特别优遇。明安之子多尔济亦娶公主,为额驸。很早就来拜谒的蒙古喀尔喀部的巴约特部恩格德尔台吉,也娶了努尔哈赤的侄女为妻,尊称额驸,归顺后,又授三等总兵官世职,盟誓赐诰,赐予十四个拖克索、“近身役使和伐木运水”的男女四十对,以及大量金银财帛。其子索尔哈娶努尔哈赤之孙女为妻。
  努尔哈赤还专门下达文书,给予来归蒙古诸贝勒,宣布要“无差别地对待亲生儿子与仰慕而来之诸子”,并指定他们分别与汗、贝勒“结成亲家”,以便 “很好地恩养”他们。当斋赛之家送其二子一女为质并带马二千匹、牛三千头、羊五千只来赎斋赛时,努尔哈赤很宽厚,同意提前释放。他率领四贝勒皇太极、二贝勒阿敏,与斋赛对天盟誓,宣布如骗取牲畜而不送还斋赛,则“将遭殃致死”。斋赛也发誓要“以收养之父(指努尔哈赤)为父”,“以诸弟为弟”,若回部之后变心负盟,则“遭殃致死”。努尔哈赤厚赐斋赛皮裘弓矢鞍马甲仗,命诸贝勒送至十里外,设宴饯别,将其所质之女,给与大贝勒代善为妃。努尔哈赤命诸贝勒又与科尔沁部鄂巴等贝勒盟誓,“愿同心合意”对付察哈尔。这些政策和措施,吸引了许多蒙古贝勒、台吉率部来投,编入八旗,扩大了军队,增强了战斗力,与喀尔喀、科尔沁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友好联盟关系,对后金国与明作战、与察哈尔林丹汗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鉴于各贝勒的势力强大和难以挑选合适的嗣子,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1622)三月宣布今后要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逐步为这一制度的完全实行创造条件。
  努尔哈赤虽然解决了不少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进入辽沈后又迅速认清了新形势,及时地采取了“各守旧业”、大量任用汉官等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大奴隶主、大农奴主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不能坚持和彻底推行符合辽东需要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政策,并且由于一向攻无不克、飞跃前进而有些飘飘然了,骄傲专横,刚愎自用,因而从天命八年以后,犯了不少错误,干了一些蠢事。首先是,他不该从“恩养尼堪”转变为大杀辽民。
  清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1623)六月,听说复州汉民人数增加,接受明国“派来之奸细和札付”,将要叛逃,努尔哈赤派遣大贝勒代善、斋桑古、阿济格、杜度、硕讬等贝勒,率兵两万,前往进行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将男人全部杀光,带回大量子女、牲畜。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连下九次汗谕,遣派大批八旗官兵,在金国的大部分辖区,查量汉民粮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定为“无谷之人”。努尔哈赤辱骂“无谷之人”是“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朝)之光棍”,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发现其“闲行乞食”,立即“捕之送来”,并于正月二十七日“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汉人)”。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历数镇江、长山岛、川城,耀州、彰义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汉民武装反抗事例,宣布要斩杀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各去自己辖属的村庄,“区别”汉民,凡系抗金者,一律处死。各将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时有辽民几尽杀光之说,满汉关系极度恶化。
  努尔哈赤还在十月初三的“汗谕”中,命将未杀的“筑城纳赋”之“小人”(即劳动者),全部编隶汗、贝勒的拖克索(庄),每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官赋”。编丁隶庄后,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各赐一庄”。这样一来,原来“计丁受田”的汉民,失去了 “民户”的身份,沦落为奴仆性质的“庄丁”,被迫缴纳数倍于“计丁授田”之丁上交的丁赋,人身奴役加重,剥削更为厉害。辽东地区的大多数汉民(即除去原系阿哈的汉民以外),从“计丁授田”的后金国“民户”,下降为缴纳高额地租、惨遭庄主压迫的封建农奴,严重地加深了辽民的苦难,农奴制庄园恶性扩展,遍布后金辖区,这是很大的倒退。
  从天命八年六月镇压复州兵民起,努尔哈赤在对待汉官的问题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放弃了原来拉拢汉奸官员、大量任用汉官的正确政策,错误地对他们产生了怀疑,采取了疏远的态度。进入辽沈初期,不少降金汉官竭力效忠金汗,征田赋,佥汉兵,派役夫,运官粮,筑城池,清点人丁,查获“奸细”,捕捉逃人,劝诱辽民听从新君的命令,做了许多事。但是,由于辽东军民痛恨后金苛政,猛烈反抗,明又不断派遣密使劝说汉官弃金投明,有些汉官就犹豫了,担心金国汗、贝勒不能久驻辽沈,因而或与明臣书信往来,以留后路,或暗订密约,伺机叛逃。努尔哈赤不从改革弊政、减少杀戮、缓和矛盾以平息民怒稳定局势这一根本上着手,却改变策略,怀疑汉官,疏远汉官。当努尔哈赤决定派兵屠杀复州兵民时,“抚顺额驸”李永芳谏阻说:“所谓复州之人叛者,非实也,恐系人之诬陷矣。”李之本意是应当慎重,核实情况后再发兵,这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努尔哈赤却大发雷霆,厉声指责李永芳等汉官“以明帝为长久,以我为短暂”,“心向明国”,蔑视金汗,竟革去他的总兵官职,捕其子来审讯,后虽复官,但也不似过去那样信任和重用了。这样一来,汉官人人疑惧自危,持有二心,不敢直谏,妨碍了努尔哈赤对辽东汉民情形的深入了解和正确处理,影响了满族贵族与辽东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加剧了辽东的动乱。
  努尔哈赤在天命八年处理八旗贝勒和高级官将的问题上,也做了一些错事。三月,曾为建立后金国驰骋疆场征战三十余年的开国元勋扈尔汉,向养父努尔哈赤上书,承认过失,乞父宽恕,恳求再次起用为国效劳,努尔哈赤却大摆君主威风,再谴其非,不予考虑,使这位叱咤风云威震辽东功勋卓著的总兵官,忧闷病重,九个月后含恨去世,其子浑塔还降级袭职。五月,创制满文、被誉为“一代杰出之人”的大巴克什额尔德尼,仅因细故,夫妇两人被努尔哈赤无辜冤杀,家被抄没。六月,原哈达国主蒙格布禄贝勒之子、努尔哈赤的亲女婿乌尔古岱,因被汉官讦告收其金银,尽管缺乏根据,却遭议处死刑,后虽免斩,仍被革去具体处理军国大政的督堂要职,从总兵官降为备御。努尔哈赤还因此案痛责“爱子”四贝勒皇太极和岳讬、济尔哈朗、德格类三位贝勒。这一重大案件,在八旗贝勒、大臣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努尔哈赤晚年犯的这些严重错误,严重地破坏了辽东生产。这一曾经是“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材,海人富货”,“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货贿羡斥”的富饶地区,竟弄得人丁锐减,田园荒芜,庐舍残破,百业凋敝,社会混乱,民不宁居,饥荒频仍,物价飞涨,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
  明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着手进行大举征明的准备工作。正月,闻听明遣兵一万,由海上至旅顺,修葺城堡,屯驻兵士,努尔哈赤命三贝勒莽古尔泰和阿布泰、巴笃礼二总兵官,领兵六千往攻,克城,击败明兵,毁城而还。
  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召集八旗贝勒、大臣商议,欲迁都沈阳,诸贝勒、大臣以“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为由,乞请不迁。努尔哈赤断然拒绝众议说:“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明国,从都尔弼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到。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他坚持己见,遂议定迁都沈阳。
  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领诸贝勒,号称十三万大军,进犯明国,发动了明金(清)之间的第四次大决战。
  正月十六日,军抵东昌堡,十七日渡辽河,“于旷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络绎,首尾莫测,旌旗剑戟如林”。大军铺天盖地,直向明国杀去。这时,身任兵部尚书、辽东经略要职的高第的情报很准确,情报说后金于“十五日”左右渡河,而后金军越过大辽河的时间是“十七日”,高第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措施,严令从锦州、右屯卫、大凌河、小凌河、杏山、松山、塔山等城撤防,尽驱屯兵居民入关,焚烧房舍。金兵二十三日即抵达宁远城郊。宁远只有明兵万余,被金兵重重围困,孤悬关外,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均已中断。
  努尔哈赤遣被俘汉人入城,谕告城主宁前,袁崇焕说: “吾以二十万众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遭袁严辞拒绝。正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下令,全军猛烈进攻。袁崇焕率领兵民拼死反抗,“枪炮药罐雷石齐下”,十数门大炮不断燃放,又将被褥裹上火药,卷成一捆捆,投掷城下,发下点燃的火箭,“火星所及,无不糜烂”,击毙烧伤了大量金兵。努尔哈赤连攻两天,未能克城,伤亡惨重,由于金兵把尸体都抢了回去,所以明军只得到200余首级,“攻具焚弃,丧失殆尽”,无可奈何,乃遣三等副将武纳格率蒙古兵往攻宁远南十六里明军屯贮粮草的觉华岛,守兵七千被杀,焚烧粮草千余堆和二千余只船。此时毛文龙的东江军正在沈阳袭扰,后金全部主力扑到宁远城下,后方空虚,沈阳突然遭到袭扰,二十七日,努尔哈赤仓皇撤退,于二月初九日回到沈阳。著名的宁远之战,以明军的胜利金兵的失败而结束。

死因之谜

努尔哈赤雕像
努尔哈赤雕像
  努尔哈赤,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奠基人。金庸称他为“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但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是被袁崇焕的炮火所伤,郁闷而死,还是因为身患毒疽,不治身亡。
  朝鲜人的著作中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并受到明将袁崇焕的讥讽。
  据史料,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6万大军(号称14万)南征,一路势如破竹,不战而得八座城池,很快兵临宁远城下。明朝宁远城守将袁崇焕严词拒绝努尔哈赤的招降,亲率兵民万人顽强守城。他们在宁远城上架设了11门红衣大炮(按:本为红夷大炮,因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忌讳“夷”字,故称红衣大炮),随时准备迎接来犯之敌。
  这种红衣大炮的威力非常大,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阎崇年研究员认为,这种红衣大炮为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炮身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特别是击杀密集骑兵具有强大火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
  红衣大炮在宁远之战中确实发挥了它的极大威力。据史料记载,后金军队的攻城行动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严重受挫。宁远城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在攻城的第三日,后金军队便撤兵而去。
  在威力极大的西洋火炮猛烈攻击的情况下,作为后金大军统帅而亲临城下督战的努尔哈赤有没有受伤呢?对此,明朝和后金的史书中均无明确记载。资深澳门历史研究者金国平和吴志良两位先生在合写的《澳门与入关前的满清》一文中认为,由于对明军使用的新式火器毫无精神准备,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受伤的可能性极大。
  经过潜心研究,金国平和吴志良终于从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中找到了一条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的珍贵史料。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很喜欢他,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击这次战役的全过程。宁远战事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向努尔哈赤“致歉”(实为冷言讥讽),说“老将(按:指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按:指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这时备好礼物和名马回谢,请求约定再战的日期,最后终于“因懑恚而毙”。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悒悒不自得。在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创伤的情况下,这位沙场老将终于郁郁而终。
  明朝史籍记载,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专家分析这个“大头目”就是努尔哈赤。
  由此再反观明朝史籍,其中有关宁远战事的某些记载似乎也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明熹宗实录》记载,明朝兵部尚书王永光奏称,在宁远之战中,明朝军队前后伤敌数千,内有头目数人,“
  酋子”一人。蓟辽经略高第则奏报,在后金军队攻城时,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敌人用红布将这个人包裹起来抬走了,还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明人张岱在其所著的《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记载,红夷大炮打死敌人不计其数,还击中了“黄龙幕”,伤一“裨王”。敌军认为出师不利,用皮革裹着尸体,一路号哭着撤退了。金国平和吴志良据此分析,上述史料中提到的“酋子”、“大头目”、“裨王”即为努尔哈赤本人。
  令人不解的是,清代官书提及努尔哈赤之死时,都说他是得病而死,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则往往讳莫如深。对此,金国平和吴志良的分析是,努尔哈赤在宁远攻城战中中炮受伤,随后又受了袁崇焕这个“小子”的冷言讥讽,回到沈阳后一直耿耿于怀,怒火中烧,导致伤口恶化,后来前往清河洗汤浴,致使伤口进一步恶化,终于并发症而死。炮伤是努尔哈赤致死的最重要原因。大清一代开国君主竟葬身“西洋大炮”口下,为固军心,隐瞒、迟报主将伤亡乃古今中外兵法惯伎。因此,可以大胆推断,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伤后致死。在没有新资料以前,这一点似乎可为定论。
  正当专家以为此事已有定论之时,清史专家李鸿彬对朝鲜人的著作中的关键证据提出质疑。
  正在人们对努尔哈赤之死不再提出异议时,清史专家李鸿彬在《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一书中,却对努尔哈赤炮伤而死论者的关键证据???《春坡堂日月录》提出了质疑。
  疑点一:既然朝鲜译官韩瑗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呢。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
  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1626年正月,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八个多月。从大量史料记载看,在这八个多月中,努尔哈赤并没有去治病,而是“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毛文龙进攻鞍山,后方吃紧,这才回师沈阳。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鄂巴洪台吉来朝,他亲自“出郭迎十里”,全不像“重伤”之人。
  因此,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有没有身受“重伤”,是不是“懑恚而毙”,很值得怀疑。
  那么,努尔哈赤到底是因何致死的呢?
  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回到沈阳以后,一则由于宁远兵败,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忿;二则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同年七月中,努尔哈赤身患毒疽,并非炮伤,二十三日往清河汤泉疗养。到了八月七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十一日,便乘船顺太子河而下,转入浑河时,与前来迎接的太妃纳喇氏相见后,行至离沈阳四十里的鸡堡死去。(本文相关史料来自金国平先生、吴志良先生和李鸿彬先生的相关论文,特此致谢!)

历史功绩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制定了厚待功臣的重要国策。对于早年来投、率军征战、尽忠效劳的“开国元勋”,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扈尔汉、安费扬古等“五大臣”及杨古利、冷格里等人,给予特别礼遇和优待,赐给大量人畜财帛,任为高官,封授爵职,联姻婚娶,荣辱与共。当这些功臣出了差错时,他着重指出“贫时得铁,犹胜于金”,常以其功而从轻处治。努尔哈赤招徕了许多有才之人,他们献计献策,多次进入大明烧杀掠夺使女真部逐渐“民殷国富”,为建立和壮大后金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军事与外务上,努尔哈赤制定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即以抚为主,以剿相辅的方针。其具体内容有三,一为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因纳殷部七村诸申降后复叛,据城死守,“得后皆杀之”。额赫库伦部女真拒不降服,努尔哈赤遣兵攻克,斩杀守兵,“获俘一万”,灭其国,“地成废墟”。二是降者编户,分别编在各个牛录内,不贬为奴,不夺其财物。原是部长、寨主、贝勒、台吉,大都封授官职,编其旧属人员为牛录,归其辖领。三为来归者奖。对于主动远道来归之人,努尔哈赤特别从厚奖赐。当他听说东海虎尔哈部纳喀达部长率领一百户女真来投时,专遣二百人往迎,到后,“设大宴”,厚赐财物,“为首之八大臣,每人各赐役使阿哈十对、乘马十匹、耕牛十头”,以及大量皮裘、貂帽、衣、布、釜盆等物。对其他随从人员,亦“俱齐备厚赐之”。这样就缩小了打击面,争取到许多部长、路长带领属人前来归顺。仅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记载,黑龙江、吉林、辽宁女真酋长统众来归的,就有二三百起之多,因而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进程,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还采取了正确的用兵策略,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他积极争取与蒙古联盟,尽力避免过早地遭到明朝的打击,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发动叛乱以前,没有受到明军的征剿,这极大地有利于统一女真事业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了军事指挥才干。他长于用计,重视保密,多谋善断,议即定,定即行,出兵犹如暴风骤雨,迅不可挡,经常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

家族资料

·祖先

  始祖:布库里雍顺,母曰佛库伦,相传感朱果而孕。稍长,定三姓之乱,众奉为贝勒,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号其部族曰满洲。满洲自此始。元於其地置军民万户府,明初置建州卫。
  越数世,布库里雍顺之族不善抚其众,众叛,族被戕,幼子范察走免。
  又数世,至都督孟特穆,是为肇祖原皇帝,有智略,谋恢复,歼其仇,且责地焉。於是肇祖移居苏克苏浒河赫图阿喇。
  世祖:孟特穆,追尊肇祖原皇帝。
  充善之母,追尊原皇后。
  肇祖有子二:长充善,次褚宴。
  充善子三:长妥罗,次妥义谟,次锡宝齐篇古。
  锡宝齐篇古子一:都督福满,是为兴祖直皇帝。
  曾祖父:福满,兴祖直皇帝。
  觉昌安之母,追尊直皇后。
  兴祖有子六:长德世库,次刘阐,次索长阿,次觉昌安,是为景祖翼皇帝,次包朗阿,次宝实。
  祖父:觉昌安,追尊景祖翼皇帝。
  塔克世之母,追尊翼皇后。
  景祖承祖业,居赫图阿喇。诸兄弟各筑城,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环卫而居,通称宁古塔贝勒,是为六祖。
  景祖有子五:长子礼敦;次子额尔衮;第三子界堪;第四子塔克世,是为显祖宣皇帝;第五子塔察篇古。
父母
  父亲:塔克世,追尊显祖宣皇帝。
  时有硕色纳、加虎二族为暴於诸部,景祖率礼敦及诸贝勒攻破之,尽收五岭东苏克苏浒河西二百里诸部,由此遂盛。
  显祖有子五,太祖其长也。母喜塔喇氏,是为宣皇后。孕十三月而生。是岁己未,明嘉靖三十八年也。
  生母:喜塔喇氏,都督阿古之女。追尊宣皇后。
  显祖有子五,太祖(努尔哈赤)其长也。母喜塔喇氏,是为宣皇后。孕十三月而生。是岁己未,明嘉靖三十八年也。
  继母:纳喇氏。
  庶母:李佳氏,古鲁礼之女。
弟弟
  努尔哈赤有多个弟弟。
  二弟,爱新觉罗·穆尔哈齐。母为塔克世之妾李佳氏,异母弟。多罗勇壮贝勒。
  三弟,爱新觉罗·舒尔哈齐。母为宣皇后喜塔喇氏,同母弟。庄亲王。
  四弟,爱新觉罗·雅尔哈齐。母为宣皇后喜塔喇氏,同母弟。 通达郡王。
  五弟,爱新觉罗·巴雅齐。母为塔克世次福晋纳喇氏,异母弟。
姐妹
  努尔哈赤同母姐妹,母宣皇后喜塔喇氏。下嫁嘉木瑚城主 伊尔根觉罗.噶哈善哈斯虎。
后妃(妻妾)
  据文献记载,努尔哈赤共有16个妻妾。《清史稿》上记载努尔哈赤共有14位妻妾,未记载从殉的2位庶妃。
  满族早期实行一夫多妻多妾制,不同于汉族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大福晋和侧福晋都是妻,都有正式的名分,都称为福晋,侧福晋只比大福晋的地位略低;小福晋和格格、媵妾、婢妾等都是妾,都是没有名分的,庶福晋仅是对她们的尊称而已,地位远低于大福晋和侧福晋。大福晋和侧福晋这些妻所生子女都属嫡出,地位高;小福晋和格格、媵妾、婢妾等妾所生子女属庶出,地位较低,远低于大福晋和侧福晋的子女。
皇后(追封2位)
  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名孟古。叶赫贝勒杨吉努之女,叶赫贝勒纳林布禄(那林孛罗)、金台什(金台失)之妹。明万历三年乙亥生。十六年九月嫁努尔哈赤为侧福晋。三十一年癸卯九月二十七日薨,年二十九。崇德元年四月,皇太极追封其母为孝慈武皇后,谥曰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承天育圣武皇后。顺治元年九月,升祔太庙。康熙元年四月,将太祖谥由“武”改为“高”,即为孝慈高皇后;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慈昭宪敬顺仁徽懿德庆显承天辅圣高皇后。祔葬福陵。子一,皇八子皇太极,即清太宗。
  孝慈高皇后生前是否当过大福晋,尚有争议。一说,她一直是侧福晋;二说,继妃去世后,她成为第三任大福晋。
  追赠旋夺孝烈武皇后/ 大妃,乌拉那拉氏,名阿巴亥。乌拉贝勒满泰之女。明万历十八年庚寅生。二十九年十一月,其叔父贝勒布占泰(卜占台)送她嫁努尔哈赤为侧福晋。前一任大福晋去世后,立为大福晋。三继(或四继)大福晋,是最后一任大福晋(第三任或第四任)。天命十一年丙寅八月十一日,太祖崩;次日,大妃以身殉(或曰大妃之殉焉,为太祖遗命,诸子执而逼之乃死),年三十有七。顺治七年八月,多尔衮追封其母为孝烈武皇后,谥曰孝烈恭敏献哲仁和替天俪圣武皇后,升祔太庙。八年二月,因多尔衮得罪,罢皇后名份,夺谥号、黜庙享。子三,皇十二子阿济格;皇十四子多尔衮;皇十五子多铎。 史称太祖大妃。
册封之妃(1位)
  寿康妃,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贝勒、后封炳图郡王孔果尔之女。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正月嫁努尔哈赤为侧福晋。顺治十八年十月,康熙帝尊封为皇曾祖寿康太妃,行册封礼。康熙四年乙己十二月二十五日薨。以妃礼葬福陵之右。无子女。
大妃(大福晋、正妻)(2位)
  元妃,佟佳氏,名哈哈纳扎青。塔本巴晏之女。努尔哈赤入赘。元配嫡福晋,为第一任大福晋。子二,皇长子褚英;皇次子代善。女一,皇长女,嫁董鄂氏(东果氏)何和礼,称东果格格,封固伦公主。史称太祖元妃。
  继妃,富察氏,名衮代。莽塞杜诸之女。初嫁努尔哈赤三祖索长阿孙威准,生子昂阿拉按昂阿拉。万历十三年复嫁努尔哈赤。继室大福晋,为第二任大福晋。天命五年二月,以窃藏金帛,迫令自尽(一说,被其子莽古尔泰所杀)。葬福陵之外。子二,皇五子莽古尔泰;皇十子德格类。女一,皇三女,名莽古济。史称太祖继妃。
侧妃(侧福晋)(4位)
  侧妃,伊尔根觉罗氏。札亲巴晏之女。生卒年不详。子一,皇七子阿巴泰。女一,皇次女,名嫩哲。
  侧妃,叶赫那拉氏。叶赫贝勒杨吉努之女;孝慈高皇后之妹。明万历三十八年嫁努尔哈赤为侧福晋。生卒年不详。女一,皇八女,名聪古伦,封和硕公主。
  侧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之女。太祖闻其贤,往聘之;明万历四十年壬子正月嫁努尔哈赤为侧福晋。顺治元年二月卒。无子女。
  侧妃,哈达那拉氏。哈达部贝勒(都督佥事)扈尔干之女,哈达万汗见前显祖次妃之孙女。明万历十六年戊子四月,扈尔干遣子岱善(即明实录之歹商)送之来嫁努尔哈赤为侧福晋。生卒年不详。 无子女。
庶妃(妾)(7位)
  * *庶妃,包括小福晋、格格、媵妾、婢妾等,都是没有名分的妾。其中生育子女者才能成为小福晋,所生子女属庶出。
  庶妃,兆佳氏。喇克达之女。生卒年不详。 子一,皇三子阿拜。
  庶妃,钮祜禄氏。博克瞻之女。生卒年不详。子二,皇四子汤古代;皇六子塔拜。
  庶妃,嘉穆瑚觉罗氏,名真哥。贝勒浑巴晏之女。 生卒年不详。子二,皇九子巴布泰;皇十一子巴布海。女三,皇四女,名穆库什;皇五女,嫁达启;皇六女,嫁苏纳。
  庶妃,西林觉罗氏。奋杜里哈斯祜之女。生卒年不详。子一,皇十三子赖慕布。
  庶妃,伊尔根觉罗氏。察弼之女。女一,皇七女,封乡君品级,嫁鄂托伊。生卒年不详
  庶妃,名德因泽。姓氏不详。殉太祖。
  庶妃,名阿济根。姓氏不详。殉太祖。子女
子(16人)
  皇长子,爱新觉罗·褚英,废太子,追封广略贝勒。母为元妃佟佳氏。
  皇次子,爱新觉罗·代善,礼烈亲王。母为元妃佟佳氏。
  皇三子,爱新觉罗·阿拜,镇国勤敏公。 母为庶妃兆佳氏。
  皇四子,爱新觉罗·汤古代,镇国克洁将军。 母为庶妃钮祜禄氏。
  皇五子,爱新觉罗·莽古尔泰。母为继妃富察氏。
  皇六子,爱新觉罗·塔拜,辅国悫厚公。 母为庶妃钮祜禄氏。
  皇七子,爱新觉罗·阿巴泰,饶馀敏郡王。 母为侧妃伊尔根觉罗氏。
  皇八子,爱新觉罗·皇太极,清太宗。母为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
  皇九子,爱新觉罗·巴布泰,镇国恪僖公。母为庶妃嘉穆瑚觉罗氏。
  皇十子,爱新觉罗·德格类 。母为继妃富察氏。
  皇十一子,爱新觉罗·巴布海。母为庶妃嘉穆瑚觉罗氏。
  皇十二子,爱新觉罗·阿济格,罢英亲王。 母为大妃乌拉那拉氏。
  皇十三子,爱新觉罗·赖慕布,辅国介直公。母为庶妃西林觉罗氏。
  皇十四子,爱新觉罗·多尔衮,睿忠亲王,(追封成宗义皇帝,后罢)。母为大妃乌拉那拉氏。
  皇十五子,爱新觉罗·多铎,豫通亲王。母为大妃乌拉那拉氏。
  皇十六子,爱新觉罗·费扬果,黜宗室。母不详。(一说,母为继妃富察氏;一说,不是。)
女(8人;养女2人)
  皇长女(1578一1652),称东果公主,封固伦公主,谥固伦端庄公主。生母为清太祖元妃佟佳氏哈哈纳札青。明万历六年(1578)二月二十二日生。不仅是长女,而且是努尔哈赤诸子女中之最长者。长子褚英与次子代善是她的同母弟弟。明万历十六年(1588)嫁董鄂氏(亦称栋鄂、东果)何和礼,时年十一。因此称东果公主或东果格格。顺治九年(1652)七月卒,年七十五,葬于辽宁省灯塔市西大窑镇公安堡村东红宝石山南坡。 康熙五十五年(1715年)追谥端庄,即为固伦端庄公主。何和礼,明人译为好好里。明嘉靖四十年(1561)生。26岁时袭其兄位为董鄂部首领。明万历十六年(1588)投附努尔哈赤,当时已有妻子,努尔哈赤复以长女嫁之,可见努尔哈赤对何和礼的重视。何和礼是后金的开国元勋之一,后金政权建立后封为一等大臣,为参决军国大事的开国五大臣之一。后金天命年间授世职三等总兵官。天命九年(1624)八月卒,年六十四。何和礼作为清王朝的开国元勋,死后亦受到很高礼遇。清太宗时,追封何和礼为三等子。顺治十一年(1654年),追谥曰温顺,并勒石记功。内有“追述往事,轸念前勋”,称赞何和礼“乃能益励忠诚,封疆攸赖,始终尽瘁克襄王室”。雍正八年(1729年),加封号勇勤。 子六人,次子多积礼、第四子和顾图、第五子都类,在清朝初年皆有作为。都类为公主所出。
  皇次女(1587—1646),名嫩哲,称沾河公主,封和硕公主。生母为清太祖侧妃伊尔根觉罗氏,是第七子阿巴泰的同母姐姐。明万历十五年(1587)生。据唐邦治先生考证,此女先嫁巴图鲁伊拉喀,后被伊拉喀遗弃,努尔哈赤杀死了伊拉喀。在天命年间又将此女嫁给早年投附的沾河部杨书之子,也是努尔哈赤的亲外甥郭尔罗氏达尔汉,因此称沾河公主或沾河格格。顺治三年(1646)七月卒,年六十。达尔汉,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生,比嫩哲格格小7岁。天聪年间,达尔汉为满洲镶黄旗固山额真,为八大臣之一,积功封至一等子,官都统。崇德六年(1641)十月因争功被撤销固山额真职分并夺其世职。顺治元年(1644)卒,年五十一。
  皇三女(1590一1635),名莽古济,称哈达公主,未正式册封,待遇视固伦公主,后革公主称号,削宗籍。生母为清太祖继妃富察氏衮代,第五子莽古尔泰、第十子德格类、第十六子费扬古是她同母兄弟。明万历十八年(1590)生。二十九年(1601)嫁给哈达部纳喇氏吴尔古代(龙虎将军孟格布禄之子),时年十二。因此称哈达公主或哈达格格。天命末年,吴尔古代卒。天聪元年(1627)复嫁给蒙古敖汉部博尔济吉特氏琐诺木杜凌,赐以开原之地。九年(1635)莽古济因骄暴被削除格格称号而为民,并且禁止其与亲属往来。是年又被属下家权冷僧机告发,揭发她曾与同母兄弟莽古尔泰、德格类一起盟誓谋逆夺权,其丈夫琐诺木杜凌并出证,结果被处死。与吴尔古代生两女,一女嫁豪格为嫡福晋,后被豪格杀死;另一女嫁岳托为继福晋,后为岳托殉葬。
  皇四女(1595—1659),名穆库什,革和硕公主。生母为清太祖庶妃嘉穆瑚觉罗氏,与第九子巴布泰、第十一子巴布海、第五女、第六女同母。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生。三十六年(1608)嫁海西女真乌拉部贝勒纳喇氏布占泰,时年十四。随着布占泰与努尔哈赤矛盾的加深,万历四十年(1612)布占泰欲射以鸣镝,努尔哈赤率兵将其接回。后复嫁后金开国元勋巴图鲁钮祜禄氏额亦都,生额亦都第十六子遏必隆;第十七子索索浑费扬古,殇。一女,钮祜禄氏,额亦都之女(亦说为布占泰之女),嫁褚英的第三子尼堪。额亦都去世后,再嫁额亦都第八子钮祜禄氏图尔格。图尔格,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崇德初,穆库什封和硕公主。祟德二年(1637),其女因嫁尼堪未生育,将女仆之女冒为己生。事情暴露后,穆库什被革除和硕公主称号,图尔格也被免职。是年穆库什与图尔格离异,由其同母兄弟巴布泰、巴布海养赡。图尔格后因军功复职,积功晋三等公,顺治二年(1645)卒。顺治十六年(1659)五月,穆库什卒,年六十五。
  皇五女(1597—1613),无封。生母为努尔哈赤庶妃嘉穆瑚觉罗氏,与第九子巴布泰、第十一子巴布海、第四女穆库什、第六女同母。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生。三十六年(1608)嫁后金开国元勋巴图鲁额亦都之次子党奇(达启)为妻,时年十二。党奇自幼即受到努尔哈赤的钟爱,估宠而骄,成为额驸后,更是骄横,经常在努尔哈赤诸子面前行止无礼。额亦都虽多次训斥,但始终不改。为正门庭,是年额亦都将党奇杀死。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皇五女卒,年十七。
  皇六女(1600一1646),无封。生母为清太祖庶妃嘉穆瑚觉罗氏,与第九子巴布泰、第十一子巴布海、第四女穆库什、第五女同母。明万历二十八(1620)生。四十一年(1613)嫁海西女真叶赫部纳喇氏苏鼐,时年十四。苏鼐(苏纳孝慈)曾官至都督,后金天聪九年(1635)因故革去世职。祟德五年(1640)卒。第六女于顺治三年(1646)卒,年四十七。
  皇七女(1604—1685),封乡君品级。生母为努尔哈赤庶妃伊尔根觉罗氏。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三月初十日生。大金朝天命四年(1619)嫁给骑都尉纳喇氏鄂托伊,时年十六。崇德六年(1641)鄂托伊阵亡。第七女乡君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卒,年八十二。
  皇八女(1612—1646),名聪古伦,封和硕公主。生母为努尔哈赤侧妃叶赫纳喇氏。明万历四十年(1612)十二月初七日生。天命十年(1625)嫁蒙古喀尔喀部台吉博尔济吉特氏固尔布锡,时年十四。固尔布锡于天命八年(1621)投附努尔哈赤,授二等子,并赐号青卓礼克固,十年(1625)又将幼女嫁给他。天聪年间为兵部承政。顺治七年(1650)晋一等子。八年(1651)坐罪削爵,晚年复爵,十八年(1661)卒,年六十五。聪古伦于顺治三年(1646)二月卒,年三十五。
  养女(1590—1649),名荪岱,称巴约特格格,封和硕公主。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的第四女,生母为舒尔哈齐继福晋瓜尔佳氏。明万历十八年(1590)六月二十一日生。后金天命初年努尔哈赤将其收养宫中,封为郡主,称和硕格格。天命二年(1617)嫁蒙古喀尔喀部巴约待台吉博尔济吉持氏恩格德里,时年二十八2。因此称巴约特格格或巴约特公主。她是爱新觉罗皇室中第一个下嫁到蒙古的公主,从此拉开了满蒙两族长达三百年的联姻历史。恩格德里于万历二十三年(1605)投附努尔哈赤,天命二年(1617)娶公主。天聪九年(1635)迁居东京辽阳,后封三等子,祟德元年(1636)卒。公主在天聪九年晋封为和硕公主。顺治六年(1649)四月公主去世,年六十。
  养孙女(1612—1648),名肫哲,封和硕公主。是努尔哈赤从子(侄子,弟舒尔哈齐第四子)恪僖贝勒图伦之次女。明万历四十年(1612)七月十六日生,天命年间努尔哈赤抚养宫中。天命十一年(1626)15岁时嫁给蒙古科尔沁部台吉博尔济吉特氏奥巴。天聪六年(1632)奥巴去世,复嫁给蒙古土谢图亲王巴达礼。祟德二年[1637),皇太极遣使封其为和硕公主。顺治五年(1648)卒·,年三十七。

福陵

  福陵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孝慈高皇后叶赫纳喇氏的陵墓。与沈阳市的昭陵、新宾县永陵合称“关外三陵”、“盛京三陵”。东陵公园始建于公元1629年 (天聪三年),到公元1651年基本建成。后经清朝顺治、康熙、乾隆年间的多次修建,形成了目前规模宏大、设施完备的古代帝王陵墓建筑群。距今已有三百六十余年历史。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大清建国,定陵号为“福陵”,1929年被当时奉天当局辟福陵为东陵公园,1963年被列为辽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国务院将其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陵公园地处于沈阳市东郊二十里的天柱山上,整个占地面积为557.3公顷,其中陵寝占地为19公顷,整座陵墓背倚天柱山,前临浑河,自南而北地势渐高,山形迤逦、万松参天、众山腑伏、百水回环、层楼朱壁、金瓦生辉、建筑宏伟、气势威严、幽静肃穆、古色苍然,其优美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邃人文景观早已为历代文人雅士所垂青。福陵建筑格局因山势形成前低后高之势,南北狭长,从南向北可划分为三部分:大红门外区、神道区、方城、宝城区。陵寝建筑规制完备,礼制设施齐全,主要建筑规模宏伟,陵寝建筑群保存较为完整。
  2004年7月1日,在中国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批准中国的沈阳福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姓氏之谜

·爱新觉罗

  据文献记载,努尔哈赤的姓氏有六种说法——
  清太祖努尔哈赤姓什么?一般人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姓爱新觉罗。其实关于努尔哈赤的姓氏,文献记载,稗官野史,杂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一团历史之谜。据文献记载就有六种说法:认为努尔哈赤姓佟、童、崔、雀、觉罗、爱新觉罗。 清朝皇室祖先以神话为名,认为其姓氏“爱新觉罗”原系天赐。
  努尔哈赤的姓氏之所以谜团重重,原因在于,满洲开始没有文字,没能留下原始的满洲文献记载;sohu-it此外,清朝编修《明史》,凡是对清朝皇室祖先不利的史实或被删除、或被篡改。《清太祖实录》不提清朝皇室祖先的旧事,他们编一些奇异的神话,来隐瞒历史的真相。
  据《清太祖实录》记载,清朝皇帝都认为自己姓爱新觉罗,其中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有三个仙女在池中沐浴,一只神鹊衔来一枚果子,落在三仙女的衣服上,仙女爱不释手,把果子放入口中,吞进腹中,从而有了身孕,生下一个男孩,男孩相貌奇异,而且刚出生就能说话,仙女告之,他姓爱新觉罗,名叫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也就是清朝皇帝的祖先。
  清朝在《清太祖实录》之后,官修的“会典”、“宗谱”、“通志”等,以及皇帝的御制诗文,凡属清代的官书,都来自努尔哈赤及其后裔一方的记载,都是“钦定”、“御制”,也都是说自己姓爱新觉罗sohu-it。

·“童”和“佟”

  在明朝、朝鲜的文献记载中,努尔哈赤姓“童”或“佟”。
  刚开始满洲并没有满文,当时明朝、朝鲜的官私书籍里,关于清朝先世的姓氏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据阎崇年考证,明朝和朝鲜的文献均有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姓佟和童。努尔哈赤曾作为明朝的建州卫官员,先后八次骑马到北京向明朝万历皇帝朝贡。明人或明清之际的学者,做了大量的记载,都说努尔哈赤姓佟而且努尔哈赤曾同朝鲜打交道数十年,朝鲜文献也留下大量记载。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有如下记载: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朝鲜国王回帖云:“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尔哈赤禀”等等。
  努尔哈赤自称姓佟。申忠一作为朝鲜南部主簿到达佛阿拉,受到努尔哈赤的接见,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回国后将见闻写成《申忠一书启及图录》即《建州纪程图记》,资料珍贵,相当可信;而那篇《回帖》是努尔哈赤本人让他转给朝鲜国王的。这是努尔哈赤亲自审阅过的正式公文,应当算是第一手资料。但是,朝鲜文献更多的是把“佟”写作“童” 。
  “童”和“佟”实际上是女真人的普遍姓氏,是假借汉人的姓氏。 佟姓或童姓,不但是辽东的显著大姓,也是当时女真人的普遍姓氏。谁做了部落的酋长,谁与明朝发生关系,这人便以佟或童为姓,通过“四译馆”,转给明政府?
  章炳麟的《清建国别记》中提到一种说法,佟姓原来是汉人的姓氏,后来常被夷人袭用,以假冒汉人,提高自己的身价。清朝皇室的祖先在名字前面冠以“佟”姓,也是因为羞于提起自己夷人的身份,于是假借汉人的姓氏。可见女真酋长,可以随时姓佟或童,佟姓或童姓,也就成为他们的公姓。

·“雀”或“崔”

  努尔哈赤的姓氏除了佟或童的说法之外,朝鲜人还有记载称他姓雀或姓崔。
  阎崇年认为,有一种解释是来源于努尔哈赤的母亲因为吞下雀卵才生下了他,不过清朝人并没有如此记载,《清太祖实录》的《武录》、《满录》、《高录》三书,仅记载其母怀孕十三月而生努尔哈赤之事,并无吞卵而孕之说。
  第二种解释则来源于仙女吞服神鹊留下的果子而生下清朝皇帝祖先的神话,因此传闻努尔哈赤姓雀。而且满洲先人曾把乌鹊作为图腾,这些都能把清朝皇室姓氏同“鹊”或“雀”相联系。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新看法,认为努尔哈赤姓“崔”是由于朝鲜语中,崔的发音介乎于汉语缺和吹之间,与“觉罗”中“觉”字音相近,于是怀疑崔姓是来源于“觉罗”的误读。
  有学者认为努尔哈赤的真实姓氏是金,猛哥帖木儿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有史料记载他姓金,金是“爱新”的音译。所以,猛哥帖木儿及其后裔努尔哈赤都姓金,也就是姓爱新。

·觉罗

  《清朝通志·氏族略》里记载爱新觉罗是国姓,爱新是金的意思,其他的觉罗则冠以地名、部名、民名等,与国姓相区别。如“伊尔根觉罗”就是“民觉罗”的意思,以表示它们和爱新觉罗(金觉罗)有所分别的。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记载有八种觉罗,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
  可见“觉罗”是满洲皇室旧有的姓氏,“爱新”是后来加添的,其目的在于显示帝王后裔的尊贵、
  到清太祖的时候,为何舍弃了汉人的佟姓,而自称姓觉罗呢?
  阎崇年在文中提到,佟姓毕竟是汉人的姓氏,虽然假借了可以假冒汉人,在和明朝官方文书往来时方便些,可是金姓却是金朝女真的国号,不但可以自显是帝王种族的后裔,而且可以藉着它在女真民族中有所号召。 因此,“爱新觉罗”这个姓并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有它产生的原因、形成的过程。
  在《满文老档》和《满洲实录》里,很少出现“爱新觉罗”一词,仅有三例。并认为,清太祖建元天命后,在觉罗姓前冠以爱新,是为了标示其有别于一般人的高贵身份。
  由此可见,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姓氏———爱新觉罗,并没有找到直接的史料依据,而是学者根据史料推论,所以至今清太祖姓氏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影视形象

  努尔哈赤(1986年大陆版,陈家林导演,侯永生饰努尔哈赤)
  满清十三皇朝(1987年亚洲电视剧集,由王伟饰努尔哈赤)
  孝庄秘史(许还山饰努尔哈赤)
  太祖秘史(马景涛饰努尔哈赤)

历史揭密

  满清疑案:努尔哈赤为何处死屡立战功的大儿子
  褚英是努尔哈赤第一个大福金(后称元妃)佟佳氏所生的长子,骁勇多谋,能征惯战,军功累累。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努尔哈赤命幼弟巴雅喇、褚英与噶盖、费英东,领兵一千,往征东海女真安楚拉库路。此时,褚英只有十七岁,但他不畏险阻,披甲上阵,领兵飞速前进,“星夜驰至”,取屯寨二十处,其余屯寨尽行招服,获人畜万余,胜利回师。努尔哈赤对这个年未成丁的长子,赐以“洪巴图鲁”的美号(巴图鲁,乃满文baturu的音译,意为英勇)。
  这次出征,在努尔哈赤创业建国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里程碑。起兵初期,主要是努尔哈赤亲率士卒,奋勇鏖战,以身作则,二弟穆尔哈齐、三弟舒尔哈齐随同征伐,一些族人跟从攻战,额亦都、安费扬古起了重大作用。万历十六年(1588)何和礼、费英东、扈尔汉等三部长率众来投,五大臣成为带军出征的主要将领。从万历二十六年(1598)征安楚拉库路起,开始了由努尔哈赤的子侄——贝勒、台吉统兵辖将转战四方的新阶段,虽然五大臣等开国元勋仍然是战阵厮杀的主要将领,但统军之权,则大多由贝勒、台吉直接掌握,这对提高努尔哈赤的地位、增强他的专制权力、促进宗室贵族的形成,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舒尔哈齐、褚英、代善、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等率兵三千,往接蜚优城归顺女真,途中与乌拉万兵交战,此时,舒尔哈齐、褚英、代善各率兵五百,扈尔汉、费英东两员大将领兵三百,纳齐布虾与常书各领兵一百,扬古利的兵数不详。在这关系到努尔哈赤盛衰的重要战争中,三个贝勒领的兵为全军总数的二分之一,仅此而论,也可想见他们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之大。
  努尔哈赤以褚英“奋勇当先”,赐以“阿尔哈图图门”尊号。阿尔哈图图门是满语音译,阿尔哈(arga),意为计、计谋,图门(tumen)意为万,直译为“万计”,即足智多谋之意,清人称褚英为“广略贝勒”。可见褚英的多谋善断,英勇顽强,为女真国的扩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以后,这位连战连捷屡立军功的“皇长子”,竟突然消失了,在《清太祖实录》中再也找不到他的记载,他有无任职,有何功过,何时去世,是病逝善终,还是战死疆场,或是因罪诛戮,皆无记述。
  直到三十五年以后,《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七才第一次提到,“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再过六十年,康熙帝指出:“昔我太祖高皇帝时,因诸贝勒大臣讦告一案,置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燕于法。”以后,《清史列传》卷三《褚英传》才简略地写道:“乙卯(1615)闰八月,褚英以罪伏诛,爵除。”但 “悖乱”为何?“讦告”何事?罪犯哪条?皆讳而不述。查看《满文老档》,才了解到此案真相。由于这是记述褚英生平的罕见珍贵资料,因此详细引录如下。《满文老档·太祖》卷三载:
  聪睿恭敬汗承天眷祐,聚为大国,执掌金政。聪睿恭敬汗思曰: 若无诸子,吾有何言,吾今欲令诸子执政。若令长子执政,长子自幼褊狭,无宽宏恤众之心。如委政于弟,置兄不顾,未免僭越,为何使弟执政。吾若举用长子,专主大国,执掌大政,彼将弃其褊心,为心大公乎!遂命长子阿尔哈图图门执政。
  然此秉政长子,毫无均平治理汗父委付大国之公心,离间汗父亲自举用恩养之五大臣,使其苦恼。并折磨聪睿恭敬汗爱如心肝之四子,谓曰: 诸弟,若不拒吾兄之言,不将吾之一切言语告与汗父,尔等须誓之。令于夜中誓之。又曰: 汗父曾赐与尔等佳帛良马,汗父若死,则不赐赍尔等财帛马匹矣。又曰: 吾即汗位后,将杀与吾为恶之诸弟、诸大臣。
  如此折磨,四弟、五大臣遭受这样苦难,聪睿恭敬汗并不知悉。四弟、五大臣相议曰: 汗不知吾等如此苦难,若告汗,畏执政之阿尔哈图图门。若因畏惧执政之主而不告,吾等生存之本意何在矣。彼云,汗若死后不养吾等,吾等生计断矣,即死,亦将此苦难告汗。
  四弟、五大臣议后告汗。汗曰: 尔等若以此言口头告吾,吾焉能记,可书写呈来。四弟、五大臣各自书写彼等苦难,呈奏于汗。汗持其书,谓长子曰: 此系汝四弟、五大臣劾汝过恶之书也,汝阅之。长子,汝若有何正确之言,汝回书辩之。长子答曰,吾无辩言。
  聪睿恭敬汗曰: 汝若无辩言,汝实错矣。吾非因年老,不能征战,不能裁决国事秉持政务,而委政于汝也。吾意,若使生长于吾身边之诸子执政,部众闻之,以父虽不干预,而诸子能秉国执政,始肯听汝执政矣。执掌国政之汗、贝勒,其心必宽宏,公平待养部众。若如此挑拨离间父所生四弟及父举用之五大臣,则吾为何使汝执政耶?先曾思曰,命汝之同母所生兄弟二子执政,部众大半与之。……因此,对汝之同母所生兄弟二子,各给与部众五千户、八百牧群、银万两、敕书八十道。对于吾之爱妻所生诸子,部众、敕书等物皆少赐之也。……汝如此持褊狭之心,则将赐汝专有之部众、牧群等物品,尽行合于诸弟,同等分之。
  故秋季往征乌拉时,知晓长子之心褊狭,不能依靠,令其同母所生之弟古英巴图鲁留下守城。春天再征乌拉时,亦不信赖长子,留下莽古尔泰台吉及四贝勒二弟。两征乌拉,皆不携长子,使留于家之后,长子与其四位亲信之臣议曰: 若以吾之部众与诸弟均分,吾不能生,愿死,尔等愿与吾共死乎?此四臣答曰:贝勒,汝若死,吾等亦从汝而死。后汗父出征乌拉,长子对汗父出征如此大国,胜败与否,毫不思虑,并作书诅咒出征之汗父、诸弟及五大臣,祝于天地而焚之。继而又对亲信诸臣曰: 吾兵出征,愿其败于乌拉,战败之时,吾不许父及诸弟入城。……(其臣上告于努尔哈赤)聪睿恭敬汗以若杀长子,恐为后生诸子留一恶例,乃不杀,长子阿尔哈图图门三十四岁时,癸丑年三月二十六日,监禁于高墙之屋。两年后,见其毫无改悔,遂诛杀。
  分析上述记载,可以了解褚英一生的基本情况,即军功累累,立为嗣子,执掌国政,争夺汗权,对父不满,被父斩杀。
  第一,褚英对女真国的创立与扩展,建立了功勋。老档一开始就讲到,努尔哈赤自思,“若无诸子”,就不能聚成大国,执掌金政。这里明白无误地表述了努尔哈赤的建国兴邦,是与诸子征战效劳分不开的,尤其是褚英最早出征,屡败敌军,功勋尤著。
  第二,褚英被立为嗣子,助父执政。《清太宗实录》等书皆说,“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位之议”,为皇太极理应继位为汗埋下伏笔,但是,上述老档的记录,有力地证明了《清实录》的说法是错误的,与历史实际相距颇远。其一,老档明确写道,努尔哈赤考虑到,“吾若举用长子,专主大国,执掌大政,彼将弃其褊狭之心,为心大公乎!遂命阿尔哈图图门执政”。一则让褚英“专主大国”,再则让他“执掌大政”,三则“遂命阿尔哈图图门执政”,可见褚英确系被汗父立为执政者。其二,褚英这个“秉政长子”对诸弟说,“吾即汗位后,将惩治违命的弟贝勒和各大臣”。努尔哈赤斥责褚英过错时也说,“委政”于褚英,是让他逐渐树立威信,以便部众“始肯听汝执政”。这都表明,褚英已被汗父立为嗣子,将来汗父死后,他就要继位为汗。
  第三,褚英与汗父和四个兄弟激烈争夺统治大权。老档说褚英个性褊狭,故虐待四弟和五大臣,其实,这不是什么心胸狭窄的问题,而是褚英与汗父、四弟争夺军国大权。所谓四弟,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都是有权有势的贝勒,他们辖有大批人丁兵将,多次领军出征,甚为汗父宠爱,是聪睿恭敬汗“爱如心肝之四子”。努尔哈赤除掉亲弟舒尔哈齐以后,各旗皆为其所有,他将一些旗和牛录分赐予子侄,使其承受专主,让他们成为牛录之主固山之主。
  但是,努尔哈赤握有最高所有权,他可以赐予子侄,也可以调换牛录,还可以收回。他这个聪睿恭敬汗是全国之主,是各旗之主,有权惩治或擢升各贝勒台吉。褚英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权力没有汗父那样大。褚英奉父之命执政,本身又是大福金所生的“皇长子”和汗位的继承人,亲辖部众五千户,一再领军出征,立有军功。因此,他可以“折磨”四个弟贝勒,“使其苦恼”,但他毕竟是四弟的同辈,原来都是并肩而行的贝勒,现在一跃而为执政之人,摆架子,耍威风,这些贵为固山之主,亲为汗之心肝的四个贝勒,很难心服。而且褚英还只是奉命执政,还只是继承汗位的嗣子,而不是真正的女真国汗,没有汗父努尔哈赤那样大的权力,不能支配其他弟弟拥有的牛录和固山。老档说,汗父死后,褚英将不赐赍财帛马匹与弟弟,他即位后要杀与其成仇的弟贝勒和大臣,这正表明此时褚英还没有这个权,既不能籍没汗父已经赐予兄弟的财物(实际上也包括部众兵将),又无权赏赐财帛人丁与弟贝勒和大臣,因为他只是一旗之主,还不是全国之主,没有那样多的人畜财帛,而且他还不能诛杀违命的贝勒大臣,汗父没有把这个权交给他。
  正因为是这样的局面,所以,褚英虽然可以“折磨”弟贝勒,而弟贝勒却不心服,反而联合上告汗父。如果是努尔哈赤这样行事,他们怎敢违命!他们怎敢上告!上有全国之主的汗父努尔哈赤,下有势力强大的四个弟贝勒,还有汗父亲自擢用的亲信五大臣,褚英的位子很难坐稳,统治权力受到了很大限制。褚英要想牢固掌握军国大权,万无一失地继承汗位,就必须限制、打击四兄弟和五大臣,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架空汗父,逐渐掌握全部权力,而这一点,正是四个贝勒和五大臣不能接受的。因此,褚英的褊狭和虐待,四弟、五大臣的联合上告,实质上是褚英与汗父争权,与四弟争权,这是一场争夺汗权、削弱旗主权力与反夺权、反限制的激烈的政治斗争。
  第四,褚英心怀不满,被父斩杀。四弟、五大臣上诉于汗,控告褚英的虐待及封锁消息,不让他们将褚英的所作所为向汗报告。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 (1587)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南征北战三十年,久经政治风霜,好不容易才建立了一个地广人众的强国。他深悉创业的不易,更知晓人心难测和权力角逐的残酷无情,三十来岁的褚英的如此行动和用意,怎能瞒过年过花甲老谋深算的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十分生气,对褚英厉声斥责,严加防备。褚英感到难继汗位,大祸将至,愤怒不平,忧虑万端,死念萌生,作表焚天诅咒汗父、四弟、五大臣,被父发觉,幽禁斩杀,年方三十六岁骁勇善战的广略贝勒,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摘自《清朝兴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