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区域图
良渚文化区域图
  良渚文化为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之一,分布地点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其中心在浙江省良渚。1936年发现的该文化遗址,于1959年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是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存续之间约为距今5300年至42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另外,陶器也相当细致。
  良渚位于杭州城北18公里处余杭区良渚镇。发现于1936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良渚居的地方。出土的石器有镰、镞、矛、穿孔斧、穿孔刀等,磨制精致,特别是石犁和耘田器的使用,说明当时已进入犁耕阶段。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遗址区内有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其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考古学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新发现的这座古城,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有专家认为中国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中国文明起源

良渚文化玉器
良渚文化玉器
  从良渚遗址的发现和被初步认识,至今已将近七十年了,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而被正式命名也已四十六年。在这么长的时期中,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可说是一浪接着一浪,不断有新的突破。不但对良渚遗址本身的研究已经大大深入,而且发现和发掘了一大批像寺墩、草鞋山、福泉山、庄桥坟等重要的遗址,获得了十分丰富的珍贵资料。在当前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众多著作中,良渚文化已成为首先被关注的焦点之一。国家博物馆推出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向观众 展示四五千年以前长江下游先民的伟大成就和走向文明的特殊道路,是很有意义的。
  现在知道,良渚文化主要是分布于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主体部分大致可分为太湖以南以东和以北三个较大的群落。太湖以南的群落以良渚遗址群为中心,还包括杭州地区的老和山、水田畈、辉山、横山,嘉兴地区的荷叶地、雀幕桥、庄桥坟、新地里、普安桥、千金角以及宁绍平原的慈湖、名山后和浦江的阔塘山背等一大批遗址。太湖以东群落的中心不甚明确,以上海福泉山比较突出,吴县草鞋山、张陵山和昆山赵陵山三地相邻,年代互有先后,似乎也是一个中心。其他还有苏州地区的东渚、俞家墩、绰墩、少卿山和上海地区的马桥、松江广富林和金山亭林等一大批遗址。太湖以北的遗址发现较少,可能与考古工作不够有关。不过江阴高城墩和武进寺墩都有规格甚高的贵族墓地,当是本区前后相继的中心遗址,其他遗址有常州和无锡地区的城海墩、罗墩、嘉陵荡、仙蠡墩等,镇江磨盘墩和地处太湖西北的江宁昝庙也有良渚文化的遗存。此外在太湖以西的溧阳洋渚也是一个重要的良渚文化遗址,它南面的小梅岭可能是良渚文化玉料的主要产地之一。由此可见良渚文化的主体部分基本上是环绕太湖而发展的,只是因为西面多山,遗址甚少。但良渚文化并不局限于太湖周围,它还不断地向外扩张,主体部分之外的边缘地区可达江苏北部、浙江南部和安徽东部;至于某些文化因素的影响所及,则北达山东,西至江西,南到福建和广东。甚至对山西的陶寺类型和陕北的神木石峁一类遗存也有一定的影响。 

发展过程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一般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年代在公元前3300年至前2000年之间。不过近年来从过去认为是良渚文化晚期的遗存中分离出了一个所谓广富林遗存,其年代相当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因此良渚文化结束的年代应适当提前,也许在公元前2500年比较合适。
  良渚文化的早期是继承马家浜文化的崧泽期(也有称崧泽文化的)而发展起来的,因而还保留某些崧泽期的特点,同时又有显著的质的变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贵族坟山和高规格祭坛的出现。例如上海福泉山、江苏的吴县张陵山、昆山赵陵山、常州罗墩等都是在良渚文化早期堆筑起来的人工坟山。有的是在人工土台子上建房埋墓,例如浙江的桐乡普安桥便是这种情况。这些坟山上埋葬的多是较大的有玉器随葬的墓,也就是贵族的墓葬。当然也有一些较小的墓,但比起平地掩埋的墓葬还是有明显的区别。这是社会分化在埋葬制度上的反映。
  早期的祭坛有良渚遗址群中的瑶山和汇观山。因为瑶山上有几座早期的墓葬(墓1、墓4和墓5等)打破了祭坛,祭坛的起建年代当不晚于早期墓葬。汇观山出过早期玉器,也有可能是早期起建的。还有卢村的高台则可能是在早期人工建筑的祭坛。前两个祭坛都建在小山顶上,顶面分别用不同土色筑成回字形的图案,四边斜坡修成几级台阶并用石头护坡。到良渚文化中期这两个祭坛都成为贵族的墓地,可见当时最高等级的祭祀活动完全是由贵族把持的。
  值得注意的是崧泽期主要分布于太湖的东部和北部,东南只到嘉兴地区,杭州地区极为少见,良渚遗址群所在的良渚--瓶窑一带基本不见。可是一到良渚文化早期,这里便建立起高规格的祭坛,也出现了一些等级较低的聚落如庙前和吴家埠等遗址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居民显然是从外地迁来的。这好像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它的背后显然存在着一个拥有很大支配权的权力中心。这一行动应该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因为这里是浙西山地与浙东平原的交接地带,两边的资源都可以很方便地加以利用。从地形上看,这里被西天目山两支余脉南北夹持,形成一个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3-5公里,面积约34平方公里的小盆地,东苕溪从中间穿过,既便于防守,又利于交通,是建立政治中心的理想的处所。这种情况到良渚文化中期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
  进入良渚文化中期,良渚-瓶窑一带形成了一个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巨大的遗址群和以荀山为中心的规格稍小、规格也较低的遗址亚群,我们统称为良渚遗址群。至今在这里发现的遗址已多达120多处,其中许多地点因限于初步调查而无法准确分期,但从已发现的一些情况来看,似乎主要是属于良渚文化中期的。
  莫角山平面为长方形,东西约670米,南北约450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它的整体高出周围地面数米,像个长方形的土台子,上面又还有三个较小的台子。在小台子的前面曾发现过大面积的夯土基址和数以万计的经火烧过的土坯。这些火烧土坯又被推到大土台的边缘并加以层层夯实以起到加固的作用。这样巨型的建筑当为宫殿或类似礼制性建筑之所在,而整个莫角山可能即是一座台形的城址。这台形城址的始建年代尚不清楚,但至少在良渚文化中期是已经存在了。城里面的遗迹也还没有经过全面而仔细的勘查,因而更为具体的布局和功能也还难以推定。不过那里有超过其他任何遗址的大规模高等级建筑,近旁的反山又有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级的贵族墓地,因而把它看成是整个良渚遗址群乃至整个良渚文化的最高权力中心,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前面已经谈到,良渚遗址群所代表的人群本来就是由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有组织地从各地移民而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先的基于血缘的社群组织,是重新组织的复合体。在这个复合体中有莫角山那样的政治权力中心,有姚家墩和马金口等处贵族宅第,也有若干平民居址。有塘山等那样的制玉作坊和荀山附近制造高档陶器的作坊,甚至还有水运码头的设施。有贵族专用的祭坛、坟山,也有普通平民的墓地。尽管大多数遗址点的具体内涵尚不得而知,仅从已知的一些情况来看,这是一个按社会等级和职能划分而不是按血缘组织划分的大聚落群,有远超过一般聚落的人口规模,很像是初级形态的城市。说明良渚文化已经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转变,从而迈开了向文明社会演进的决定性步伐。
  良渚遗址群同各地的联系和控制,可以从贵族阶层的埋葬制度和高等级玉器的雷同等方面进行观察。例如早期的常熟罗墩、吴县张陵山、昆山赵陵山和上海福泉山等墓地都在人工堆筑的土台上,头向基本上都朝南。罗墩出土的龙首纹圆牌饰与良渚遗址群的瑶山和反山所出十分相似。张陵山的镯式琮和作为梳背的所谓冠状饰与瑶山同类器基本相同。中期的江阴高城墩、昆山少卿山、海宁荷叶地等处的琮、璧、钺组合及其用料与制法也跟良渚遗址群相同或相似。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更是与瑶山、反山的简化形态一致。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一些高档玉器可能是统一生产和分配的,而掌控权自然是操之于良渚遗址群的权力中心。
  到良渚文化晚期,以莫角山为中心的良渚遗址群是否还是整个文化的中心,抑或文化中心有所转移?是否像有些学者说的向北迁移了?应该说直到目前的考古发现还难以清楚地作出回答,只能从一些相关的线索进行分析和思考。早在1919年,美国人弗利尔从上海购买到一批据传出自浙江的玉器,现存弗利尔博物馆。其中有几件玉璧上有用极细的针刻的图画,画面是一只鸟站立在阶梯形台子上(试与瑶山和汇观山祭坛作比较),或站在台上竖立的柱子上。大家都认为这是良渚文化晚期最高级别的玉器,只是具体出土地点不明。很幸运前几年在安溪百亩山也出土了一件形体和质地都相象的玉璧,而且也有针刻的阶梯形台子。因此弗利尔博物馆的玉璧很有可能也出自良渚遗址群。
  事实上,在良渚遗址群出土玉璧或传说出过玉璧的地点至少有20多处,其中有不少可以明确知道是属于晚期的,如文家山、钵衣山、钟家村、桑树头、庙前等处都是。由于绝大部分地点并未进行发掘,很难说其中没有几个最高规格的祭坛或墓地。甚至莫角山台城也可能一直使用到晚期,至少现在还没有到晚期就停止使用的证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良渚遗址群近旁的横山发掘过两座晚期的高等级墓葬,墓中出土了琮、璧、钺等代表最高等级的玉器组合。墓2更出土了132件石钺,数目之多是良渚文化中所仅见的。墓主人也许是一位掌握武器生产和保管的头领。这说明良渚遗址群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部分地控制着最高水平的玉器和武器的生产和分配,证明良渚遗址群的权力中心的地位直到晚期也没有完全改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良渚文化晚期毕竟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次级中心遗址的扩大和独立性的加强,这从福泉山和寺墩两个遗址的情况可以得到说明。
良渚文化黑陶瓶
良渚文化黑陶瓶
  福泉山位于上海青浦县重固镇,为一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米,高7.5米的长方形土台,在良渚文化早期就在崧泽期的遗址上堆筑起一个土台并埋设墓葬。到良渚文化晚期土台增高,墓地面积扩大,墓葬的规格也显著提高,一般有彩绘的木质葬具。随葬器物比较丰富,不少在百件以上。其中有制作精美的玉璧、玉琮、玉钺和各种装饰用玉器。从材质、制作工艺和纹饰来看,有的应来自良渚遗址群,有的似来自寺墩,但总体规格均略低于良渚遗址群。和良渚遗址群不同的是各墓都随葬较多的陶器,有的陶器上饰有十分繁复而美丽的针刻花纹,与草鞋山所出十分相像,可能是太湖以东的地方特色。有的墓还随葬有长达25.4厘米,两面都刻着兽面纹的象牙器。其雕工之精美,实为前所未见。福泉山还出有大汶口文化的背壶和绿松石片等,说明它与远地也有交流关系。福泉山的中心部位有一处阶梯形的祭坛,周边用土坯镶砌,最上一层的西南角埋一口大陶缸。整个祭坛上都撒有介壳末,地面和砌边的土坯都被烧得通红。遗址的北部有一大坑,中间有一个圆形土台,坑中堆满灰烬,推测也是一处祭祀场所。这些与祭祀相关的遗迹与瑶山和汇观山祭坛的结构明显不同。所有这些都说明在良渚文化的晚期,地方中心在继续保持与良渚遗址群一定联系的情况下,大大发展了自己的特点,或者说是独立性明显加强了。
  寺墩遗址位于江苏常州市东北约15公里,属武进县郑陆乡,面积约90万平方米,是良渚文化晚期兴建的大型中心遗址。遗址的中间可能是一个大的圆形祭坛,外面是墓地,两者间有水沟相隔。墓地外围是住地,住地四周也有围沟。墓地的西北部曾因取土破坏了墓葬而发现过一些玉璧和玉琮。墓地的东南部曾经发现了四座大墓,呈东西排列,均有丰富的随葬品。其中仅第三号墓便随葬有100多件器物,包括24件玉璧和33件玉琮,是良渚文化中随葬玉琮最多的一座墓葬。墓中的玉琮围绕死者摆放一周,这种特殊的葬俗不见于福泉山,也不见于反山、瑶山。五号墓被宋代和近代坑打破,仍然残存80多件器物,且大多数为玉器。其中有多节玉琮、玉钺、玉璧和带钩等。这些玉器从材质、制作工艺都与良渚遗址群大不相同,推测是本地制造的。所有这些说明寺墩作为太湖以北的地方中心,与良渚遗址群的联系已远不如以前的高城墩。这是地方独立性增强的又一实例。
  良渚文化晚期的一般聚落遗址比较小,墓地也很小,以10-30座墓者为多。但桐乡新地里有100多座,平湖庄桥坟有236座,除少量属于中期者外,大部分是晚期的。聚落小可能与水田稻作农业生产的特点有关。水田地区的交通没有旱田地区那么方便,农户要尽量接近自己耕作的水田,只好分成比较小的聚落。与此相适应墓地也比较小,有的墓葬就埋在自家房屋的近旁。大型墓地可能是为了强调血族关系,并不一定对应某个大型聚落,而可能是若干有血缘关系的聚落的公共墓地,因此在墓地中还可以分片分组。在小型墓地中,有些有人工坟山,有较大的墓葬随葬较多的玉器、石器和陶器,有的整个墓地只随葬石器、陶器和少量简陋的玉珠。在大型墓地中,较大的墓葬往往聚成一片。由此可以看出一般聚落也是有分化的,也有小中心聚落和普通聚落之分。各地葬俗除保持头向朝南等传统习俗外,在器物组合和陶器风格等方面都有不少差别,说明在良渚文化的基层也出现了分化的现象。不过即使普通聚落,墓葬中也随葬不少器物。这一方面说明当时有厚葬的风气,另一方面也说明良渚文化的社会还是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全然没有衰败的迹象。
  良渚文化的晚期还是一个势力大扩张的时期。往北直达江苏北部边界与大汶口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这可以从新沂花厅村墓地的埋葬情况清楚地反映出来。那里原有的中小墓葬都是大汶口文化的,后来出现一批大墓,其中随葬许多良渚文化的玉器和部分陶器,也有许多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些大墓中还用妇女、小孩和牲畜一起殉葬。对于这种现象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良渚文化的远征队打败了当地部落,当地部落的男人逃走或战死了,剩下妇女和儿童则被当作牲畜一样殡葬,掳掠来的器物也同自己的器物一起埋葬。另一种解释说这是文化的两合现象。不论怎么解释,良渚文化的势力已经扩张到了江苏北部边缘的事实是无庸置疑的。
  良渚文化往南则越过了钱塘江,势力直达浙江南部。近年发现的遂昌好川墓地及相关遗存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性文化,年代大约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到马桥文化初期,在其早期遗存中就有不少良渚文化因素。例如陶器中的双鼻壶、圈足簋、圈足盘、宽把带流杯、捏流鬶等,玉器中的钺、锥形器和某些镶嵌饰片等都跟良渚文化相同或相似。特别是一些漆器上镶嵌的台阶形玉片,其形状与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刻画符号完全相同。一件石钺上的针刻豹纹,与良渚文化玉璧上的针刻纹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都说明良渚文化的势力已到达浙江南部的好川一带。至于在安徽、江西、广东乃至晋南、陕北发现的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玉琮等遗物,年代都在良渚文化晚期,证明良渚文化晚期不但没有衰落,其势力反而有大面积的扩张,影响所及几乎达到半个中国。
  良渚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在上海是所谓广富林遗存,同类遗存在南京等地也有发现。现在考古工作刚刚开始,对于它的分布范围和发展水平还难以作出恰当的估计。不过从已知内容来看,明显是继承良渚文化而同时受到龙山文化和所谓造律台类型的影响。再往后在江浙地区兴起了马桥文化。它同良渚文化并不是直接承袭的关系,加上它继续受到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等的影响,文化面貌与良渚文化差别极大。在广富林一类遗存被确认以前,一般认为马桥文化是紧接良渚文化而出现的,两个文化的巨大差异被看作是良渚文化突然消失而为马桥文化所替代。为此一些学者便想从各方面探讨和论证良渚文化消失的原因。这些研究固然是有价值的,不过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任何考古学文化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良渚文化也不例外。如果今后对广富林一类遗存有更多的发现和研究,良渚文化的消亡也许不会像现在看到的那么突然。它在行将消亡的晚期的势力扩张,一方面造成了中心地区过度的消耗,另一方面又给广大地区播下了文明的种子。只要看一下良渚文化的许多因素,诸如玉器中的琮、璧,武器中的钺,漆器,丝绸,陶器中的鼎、豆、壶的组合,以及纹饰中的饕、餮,云雷等母题,都为后来中国的主体文化即夏商周文化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良渚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贡献

出土器皿

良渚文化模拟场景
良渚文化模拟场景
  良渚文化是以快轮制造的黑陶和雕工精细的玉器而著称的。陶器的种类主要有、豆、簋、圈足盘、双鼻壶、宽把带流杯和小口高领瓮,还有少量的大口缸、鱼篓形壶和捏流鬶等。在良渚遗址群中还常见长椭圆形的盛鱼盘和带漏斗形过滤器的圈足碗等。圈足器特别发达是其特点。器物表面多打磨光滑,显得素洁高雅。只有在一些特别讲究的陶器上才有朱绘或针刻的花纹,其母题有龙蛇纹、鸟纹和云雷纹等。这些陶器的制作工艺之精湛与造型之优美,在同时代或稍晚的诸考古学文化中,只有山东龙山文化可以媲美。
  良渚文化的玉器特别发达。仅良渚遗址群中的反山墓地就出土了1100余件组。如果按单件计算则多达3200余件。其中有用作仪仗的斧钺,有用于宗教法事的琮、璧等,有用于装饰的璜、珠、项饰、佩饰、手镯等,有餐具匕、勺等,有纺织具、纺轮等,有穿着上用的带钩、纽扣和穿缀于衣服上的各种动物形饰品如鸟、龟、鱼、蛙、蝉等。有在漆木器上镶嵌用的各种形状的玉块、玉片和玉珠,还有许多不知用途也难以正确命名的玉器,如三叉形器、锥形器、柱形器、圆形和三角形牌饰以及各种形状的端饰等等,种类繁多。其加工更是十分精细。现代加工玉器的基本方法,如线割、锯切、管钻和抛光等,当时均已采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某些高档玉器上还应用了先进的砣具。管钻的直径小的只有1—2毫米,大的可达4—5厘米,长度可达20厘米以上,而且两头对钻,如果没有稳固的钻架是无法操作的。许多玉器上都有美丽的花纹。例如在一件号称琮王的玉琮上就雕刻了8个神人兽面纹,一件柱形器上更雕刻了12个神人兽面纹,只不过其中的6个稍有简化。有的钺、三叉形器、璜和半圆形牌饰上也雕刻有相同的图形。神人头戴羽冠,身披皮甲,并带一兽面护胸,显得十分威严神圣。整个画面只有3厘米高,却刻得非常细致复杂。有时在1毫米宽度内就有四五道刻纹,看过的人无不叹为观止。人们注意到这种图形仅仅出现在良渚文化中心最高等级墓葬中的高档玉器上,而次一等级的贵族墓中则以各种不同的简化形式出现,其覆盖面遍及整个良渚文化的主要分布区,成为联系整个文化的精神支柱。
  良渚文化的漆器也有很高水平。从某些大墓中发现的漆盘、漆壶和漆杯来看,都是黑地朱绘,并且镶嵌了许多玉饰,显得十分珍贵。 

建筑工艺

  良渚文化的木工和建筑水平也是很高的,它继承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传统而又有新的发展。斧、锛、凿等木工工具比以前制作得更加精良。房屋的梁柱多加工成大型方木,例如在莫角山旁的马金口便发现有40厘米见方、长数米的木构件,在庙前发现的两座大型房基,其柱洞也都是方形的。用大型方木而不用圆木,可见其房屋建筑比较讲究。许多地方都发现了良渚文化的水井,其中有不少木构井圈。有的是用木板拼成圆筒形,有的是拼成井字形,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木工的水平。至于生活用具中的木器,因保存不好只有零星发现,有椭圆形鱼盘和簋等。

丝绸织物

  历来传说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是否属实无从稽考。现在知道,至少在浪渚文化时期便已经有丝织物了。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就发现有丝带和绢片。后者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各达47根,已经是很细的丝织物了。须知钱山漾并不是一个很高规格的遗址,只不过因为保存条件好而发现了一大批有机物,其中包括丝织品。可以设想在最高等级的墓葬中,如果保存条件好的话,会发现多么精彩的丝绸织物啊! 

农耕文化

  江浙地区的稻作农业历来是比较发达的。良渚文化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中国最早实现了犁耕。许多遗址都已发现了石犁,还有破土器、“耘田器”、石镰和石刀等成套的农具。对于石犁是不是真的可以作犁来使用,或者说是不是早在良渚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犁耕农业,人们是有过怀疑的。因为文献记载商周期时期还是用耒耜而没有犁。有人根据甲骨文说有“犁”字,但是没有实物的证据。孔子的弟子冉伯牛名耕,有人据此推测春秋时期有了牛耕,牛耕当然是用犁的。北方发现最早的犁是战国时期的铁犁,准确些说是铁犁头即铧,所以战国已经有犁耕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前些年在江西新赣大洋州发现了两件商代的青铜犁,看来南方的水田确实可以比北方更早用犁耕。良渚文化的石犁既然很像后来的犁铧,当然也可能真是作犁来用的。过去牟永抗和宋兆麟曾经对石犁的用法进行过复原的尝试,最近在平湖庄桥坟发现了安装在木质犁底上的石犁,将有助于这种农具的科学复原。犁耕不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翻地的质量,因而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所以在农业发展史上,总是把犁耕农业的出现看成是高于锄耕农业的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正是因为良渚文化首先迈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给社会提供了较多的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才能使手工业获得全面的发展,诸如玉器、漆器、丝绸乃至陶器的制造等方面,都超出了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水平。这就使得良渚文化的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比同时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更为彻底。由于大部分手工业的高级产品几乎都为贵族所掌握,使得良渚文化的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分化甚至分裂,这正是文明社会产生的必要前提。

良渚文化博物馆

  基于良渚文化的独特内涵以及它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意义,1992年良渚文化博物馆破土动工,1994年5月28日正式对外开放,从此承担起传承、发扬良渚文化的光荣使命。博物馆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由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写馆名。主楼建筑分上下两层,屋顶顶角以良渚文化典型玉器——玉‘琮’为造型,使整个建筑既融入了良渚文化元素,又显得古朴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