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

朱光亚
朱光亚
  朱光亚(1924年12月-2011年2月26日)核物理学家。中国湖北汉阳人。西南联合大学毕业。1946年留学美国,从事核物理研究。密歇根大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室副主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主任、研究员。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简历

朱光亚
朱光亚
  朱光亚,1924年12月生,湖北武汉人,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4月参加工作,1970年6月入伍,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博士,研究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41 年至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学习。1942年至1945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1945年至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助教。1946 年至1950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并获博士学位。1950年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52年至1953 年任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代表团外文秘书。1953年至1955年任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教授。1955年至1957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物理研究室副主任。1957年至1959年任二机部四0一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二室副主任、研究员。1959年至1964年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1964 年至1970年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委副主任。1982年至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5 年至1991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1991年任中国科协主席,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1994年3月补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4年6月至1998年5月任中国工程院院长,1994年6月当选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执行主席、院士、党组书记。1995年至1999年1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5年5月任北京理工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1995年10月起任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1996年5月被推举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是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至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是中国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曾参与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和研制,后又相继组织实施了核电站筹建(如秦山核电站)、核燃料的生产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计划,并参与了“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还参与了“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
  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8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曾获何梁何利基金1996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4年12月,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生平事迹

·留学美国攻读博士

  一封公开信与朱光亚归国
朱光亚
朱光亚
  应解放军报社之约,我们于近期采访了1950年朱光亚组织起草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52位签名者中的姚明玉、陈秀霞两位同志。现已90多岁高龄的签名者、老科学家侯祥麟,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材料,使我们得以了解到这封公开信及朱光亚归国的点滴情况。
  1945 年秋天,美国军方曾透露出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人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意思。蒋介石下令由军政部长陈诚和俞大维一起负责,秘密筹划这一重大的国防科学技术计划。陈诚和俞大维约见了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由他们分别在物理、数学、化学三门学科各选两名青年学者作为助手,前往美国考察学习。数月之后,物理方面,吴大猷选了助教朱光亚和大二学生李政道;数学方面,华罗庚选了孙本旺(到美国之后又选了徐贤修);化学方面,曾昭抡选了唐敖庆和王瑞駪。五人中,李政道最年少,才19岁,朱光亚次之,21岁。两个人都聪慧超常,且年纪相若,常在一起切磋,交谊至深。
  1946年9月,在华罗庚带领下几个人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与先行而来的曾昭抡会合。由于美国对这一高新技术领域的技术封锁,所以,曾昭抡跟他们一见面,就连连摇头:“嗨,在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是没门了,你们就各奔前程吧。”
  曾昭抡将他这些日子和美国人交涉联络的情况大致讲了一下,几个人一听也觉得十分无奈。大家都看到,美国根本不可能帮助中国搞什么原子弹。此外,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腐败成风,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混乱不堪,筹建国防科研机构的原定目标早就注定了是水月镜花。
  朱光亚选择留在老师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歇根大学,一边作为吴大猷先生的助手做理论物理课题,一边在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进行实验核物理的学习和研究。
  在密歇根大学,朱光亚学习勤奋刻苦,各科成绩全是A,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1947年开始,在世界著名物理期刊《物理评论》上连续发表论文,在核物理这个新兴学科前沿留下了他的足迹,使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名气很大。
  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旅美学者有两大组织,一个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一个是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朱光亚是这两大组织的积极分子。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旅美留学生们为之欢欣鼓舞,集会庆祝。这时候,是回国参加祖国建设,还是滞留美国,或者是去台湾,成了每一个中国留学生日思夜想的重要问题,也是当时留学生之间交流的中心话题。朱光亚和许多进步师生一样,积极鼓动大家回国效劳。从目前查到的文字记录看,1949年11月、12月间,朱光亚与曹锡华等人,在密歇根大学所在的安城,多次以留美科协的名义组织召开中国留学生座谈会。分别以“新中国与科学工作者”、“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等为主题,介绍国内情况,讨论科学工作者在建设新中国中的作用,动员大家“祖国迫切地需要我们!希望大家放弃个人利害,相互鼓励,相互督促,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他们还用《打倒列强》歌曲的曲调,自编了《赶快回国歌》,每次聚会都要齐唱“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回国去,回国去。祖国建设需要你,组织起来回国去,快回去,快回去。”而朱光亚自己则早就决定回国,已经做好了回国前的各项准备。
  从 1949年年底开始,作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主席的朱光亚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送给美国各地区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联合署名,到第二年2月下旬,有52名已经决定近期回国的留学人员签了自己的名字。其中既有从事自然科学的,也有从事社会科学的(如1949年年底回国,后来在外交部工作的陈秀霞同志),并且分布在美国各地,如著名科学家侯祥麟先生当时就是在美国东海岸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这也看出,朱光亚同志当时在留学生中具有较大影响。这封公开信于1950年2月27日寄往纽约的留美学生通讯社,刊登在3月18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八期上,在当时海外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50年2月底,《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寄往留美学生通讯社后,朱光亚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提供的救济金,踏上了归国路程。
  1964 年10月16日下午3时,罗布泊上空火球闪过,沉雷怒吼,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大漠上空升腾。在这样的时刻,朱光亚等人从试验现场撤离时,因为情急之中司机驾车走错了路,因而没按时赶到设在山包之上的观测区。当朱光亚在途中转过身,一眼看到正在向上升腾的蘑菇云时,一向刚强内敛的这位主要组织领导者一时百感交集,不禁潸然泪下。从18年前漂洋过海去异国寻梦,到今天自己亲手参与造出了原子弹,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怎不令人唏嘘感慨! (梁东元伍献军)

·放弃优厚条件毅然回国

朱光亚
朱光亚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这段话,摘自著名科学家朱光亚55年前的一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这封信,发表在纽约《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八期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读着这样一封激情澎湃的信,我们似乎依然能听到一个年轻科学家怦怦跳动的心音,感受到他火一样的爱国激情,感受到新中国的诞生当时在海外莘莘学子中间产生的巨大反响,感受到朱光亚及其他青年科学家们“漫卷诗书喜欲狂”的自豪和喜悦。1950年的朱光亚,是个年仅26岁的青年科学家,共和国的召唤,让他激情难抑,他拒绝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救济金,毅然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国。回国前夕,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这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
  正是在朱光亚这样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感召下,数以千计的海外学子包括许多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怀抱,为祖国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热爱祖国,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美德。我们这样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古老民族,虽屡经战火,却生生不息、繁衍不衰,关键在于我们有着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爱国,便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髓,它与无数苦难相伴相生,成为我们自立于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础。正是有无数爱国志士前仆后继的不懈追求,才有我们值得骄傲的光荣历史,才有我们人民共和国的辉煌,才有我们作为扬眉吐气的中国人令世人尊重的今天。从古至今,爱国主义的薪火代代相传,成为我们抵御外侮、自立图强的巨大精神动力。爱国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实践。半个多世纪前,以朱光亚为代表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掀起的归国潮,向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新生的共和国所产生的巨大感召力。这期间,发生过许多归国学者可歌可泣的故事。与朱光亚先后回国的钱学森,在他提出归国要求后,立即遭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但钱学森不改初衷,在失去自由五年之后,毅然踏上归途;老物理学家赵忠尧,冒着生命危险把国外购买的静电加速器部件等珍贵器材带回国,使我国得以在1955年就装备了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及夫人何泽慧,归国前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赠送的宝贵的放射性元素,为祖国核工业的创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两弹”研制作出重大贡献的邓稼先,1950年归国后的第一件事是到天安门广场瞻仰五星红旗。他一生为中国核武器研究作出重大贡献,在1986年辞世前12天,专门又一次到天安门向五星红旗行注目礼;从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回国的物理学家程开甲,在西北核试验基地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0年,当有人说他不回国成就会更大时,他说:我不回国或许成就更大,但决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我的祖国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老一辈科学家的幸福哲学,这就是一代先贤的国家观。50多年前,他们冲破阻力、克服困难,回来报效祖国的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篇章。没有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我国的许多重大科技项目可能要推迟若干年才能完成。正是有了他们的奋斗和牺牲,我们才有了“两弹一星”这样在我们中华民族史册上光彩夺目的一页,才有了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座又一座令世人为之惊叹的丰碑。
  鲁迅先生有段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全集第六卷《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回望历史,一代又一代被誉为“中国脊梁”的先贤圣哲,上下求索,奋发进取,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方面创造了无数奇迹,他们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骄傲。我想,朱光亚等老科学家们,他们是无愧于中国“脊梁”的。他们的求索精神,他们的爱国情怀,与他们毕生创造的自然科学成果一样,必将成为传于后世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后人学习。(陈先义) (解放日报)

·29岁当上正教授 抗美援朝立了三等功

  原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恩师朱光亚是英雄
温家宝探望朱光亚
温家宝探望朱光亚
  2009年11月,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原北京大学校长、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陈佳洱先生接受腾讯网《大师》栏目访谈,回忆恩师朱光亚的点点滴滴。
  谈到恩师,陈佳洱教授动情地说,“我这辈子也很幸运,中学的老师非常好,每一堂课都听得引人入胜。到大学呢又碰到一些好的老师,王大珩老师,朱光亚老师、余瑞璜老师,吴式枢老师。1953年底我写毕业论文,那时候朱光亚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他教过我原子物理。朱光亚老师很细致,讲课也讲得很细。当时他是我们系最年轻的教授,29岁就当了正教授。”
  陈佳洱教授说,“他(朱光亚)回来以后先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又到朝鲜战场上去做翻译,还在朝鲜抗美援朝战争上立了三等功。到我们这里教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是英雄,所以都很崇拜他。”

·与核物理结下不解之缘 毕生精力献给“两弹”

  朱光亚,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国防科技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他作为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元勋和主要技术负责人,和许多著名科学家一起,组织领导了我国原子弹及氢弹的研制工作,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的突破及武器化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为铸造和建立我国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朱光亚曾担任过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等职务。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4年12月25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北京联合举行了朱光亚科技思想座谈会。同时,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与核物理结下不解之缘
朱光亚一家
朱光亚一家
  1945年7月15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上,伴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原子之火冲天而起,人类进入了核时代。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想搞原子弹,他们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并要求每位科学家再推荐两名年轻助手去进修深造。华罗庚推荐了孙本旺和徐贤修,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和王瑞先,吴大猷则推荐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湖北宜昌,在上中学时就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时,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吴有训、吴大猷等著名教授,在学业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9月,22岁的朱光亚随考察组秘密前往美国,踏上了中国寻觅原子弹的漫漫征途。但让他们未曾料到的是,美国根本就不向任何人开放原子能技术,对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学者也不例外。考察组只好解散,人员各奔东西。朱光亚不改初衷,他去了老师吴大猷的母校——密执安大学,专门从事实验核物理的研究工作,几年后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从此,他与核物理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之后,已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的李政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当初派的几个人,只有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来是做原子弹了。派我是派错了,我没有做原子弹,而是迷上了高能物理。”
  1949年秋,25岁的朱光亚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1950年春,他毅然回国,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创业热潮之中。
  20世纪50年代初,朱光亚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从事过物理学的基础教学工作。在这期间,商务印书馆于1951年出版了他的个人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大概是国内较早介绍这方面知识的著作之一。这也说明,朱光亚回国后一直没有放弃搞原子弹的志向。
  1955年1月,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叫嚣和核威胁的严峻形势,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号召,决定在苏联的援助下,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朱光亚被召回北京大学,担任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组建原子能专业,担负起了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
  1957 年,我国核武器研制机构急需一位负责最后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最后决定推荐朱光亚去担任中科院原子能所物理实验室的副主任。 26年后的1983年,钱三强在《谈培养学术带头人》一文中,以当年推荐朱光亚为例指出:“他(指朱光亚)那时还属于科技界的‘中’字辈,选他到原子能所,是因为他有以下长处: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第二,他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他善于团结人,既能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第四,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实践证明,他不仅把担子挑起来了,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能干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现在他还不到60岁,还可以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培养人才继续显身手。”
  毕生精力献给“两弹”
  1958年秋,苏联援建的核工业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方使用,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诞生了,核梦想在新中国科学技术的腾飞中就要实现了。然而,1959年6月,距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不到两年时间,苏联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专家,我国的原子弹科研项目被迫停顿,正在试生产的企业陷于瘫痪,凛冽的寒潮席卷了中国大地。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发出了向国防尖端技术进军的动员令。
  1959年7月1日,35岁的朱光亚奉命调到二机部,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和第四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承担起了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担,同时负责点火等主要技术课题的攻关指导工作。他协助副部长钱三强和所长李觉将军,组建机构、调集人员、筹备设施,一支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大军诞生了。
  中苏关系恶化,给我国的原子弹设计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援华苏联核武器专家平时就严密封锁有关核武器的机密情报和关键技术,撤走时又毁掉了所有带不走的资料,使中国的核武器研制陷入了困境。然而这些难不倒中国的科学家,朱光亚提出,就从苏联专家所作报告中留下的“残缺碎片”研究起。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在交织着继承和否定的科学探索中,中国的原子弹设计理论终于有了重大突破。朱光亚作为研究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主要负责全面的科研组织工作,既抓技术指导、业务协调,又抓科研队伍的建设和管理,他那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对核武器研制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考虑到各方面的准备工作,1962年9月,二机部提出了争取在1964年下半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奋斗目标,即有名的“两年规划”。为了尽快操作实施,朱光亚编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两份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核爆炸试验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先以塔爆方式进行,第二步再以空投方式进行。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对于中央正确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11月3日,毛主席仔细审阅了这份报告,十分高兴地在上面批示:“同意,很好。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周总理在听取汇报时亲切地招呼朱光亚:“请坐到前边来!”这是朱光亚第一次面见总理,他在总理对面坐下,激动万分。
  当时朱光亚只有38岁,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谈吐清晰,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讲得很好,很好!”周总理赞赏地对朱光亚说:“核武器研究所的同志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努力,党和人民是清楚的。”
  临别的时候,周总理紧紧地握着朱光亚的手,诚挚地说:“请捎个话,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们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不懈努力!”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随着“起爆”那一声铿锵的命令,大漠中骤然闪出一道强光,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成功了!看到这惊心动魄的壮观景象,老成持重的朱光亚激动万分。当晚,在试验基地举行的庆功“宴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紧接着又开始组织实施机载核航弹爆炸试验和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都分别取得了圆满成功,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
  根据毛主席“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朱光亚和同事们加快了研制速度。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强烈的冲击波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树立起中国工程院的良好形象
  在1994年6月举行的中国工程院成立暨首届院士大会上,朱光亚以全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
  朱光亚比任何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他思考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发
  挥集体的智慧,把基础打好,不辜负党、政府和广大工程技术界同志的期望。
  工程院成立之初的办公条件十分艰苦,连固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后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帮助下,他们在军事博物馆的后楼租了一层房子,这才挂出了中国工程院的牌子。当时也没有食堂,朱光亚就和工作人员一起吃普通盒饭。冬天没有保温设备,饭菜送到时已经凉了,他二话不说照样和大家一块吃,吃完饭便又接着去工作。看到这情景,年轻人都很受感动。那时,工程院人手少,任务重,经常加班,有时还要加到深夜,但谁也没有怨言。因为除了事业的激励外,大家还受到了榜样的激励。他们说,朱院长这把年纪了还领着我们一块儿干,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就是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朱光亚以他惯有的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团结协作的精神,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领导同事们完成了医药卫生学部的筹建,选出了该学部首批院士(30名),还完成了其他6个学部增选第一批院士的工作。
  朱光亚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四年,这四年是工程院增选院士次数最频繁、人数发展最快的四年。这四年,中国工程院在他的主持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和规范的增选制度、原则以及实施办法,保证了增选工作的顺利、健康发展。在每轮评审会议上,朱光亚都要一次次地亲自向全体院士做说明,以便大家共同遵循这些原则。1997年7月,在第一轮评审会议开始之前,他就怎样全面理解、准确把握、严格坚持院士标准条件的问题讲了三点精神:“一要研究和注意以标准条件作为一个客观尺度来衡量所有候选人;二要研究和注意根据候选人工作的不同特点及其工作成果全面地、科学地评价他的科学成就和贡献;三要注意研究学风和道德问题。”这三点精神既有原则性又便于理解掌握,在实际工作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为使中国工程院的工作更好地适应全面发展的形势,1996年朱光亚主持制定了中国工程院第一个长远发展计划——《中国工程院“九五”工作计划及2010年发展若干初步设想》。在这个计划的制定过程中,他先后主持了两次院长办公会和一次主席团会议进行专门讨论,初稿形成后又提请全体院士征求意见,共五次易稿,而最后两稿都是经他亲自修改过的。由于措施得力,针对性强,许多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明显进展。
  在许多基础性工作中,加强学风道德建设,一直是朱光亚主持中国工程院工作时的一个重点。
  1994年6月,在朱光亚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长的第一天,他向全体院士发表就职讲话时说,我们作为中国工程院的首批院士,要在整个科技界发扬科学精神和优良学风,树立起高尚的职业道德。在1995年工程院首次增选院士的评审会议上,他又一次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国务院文件和《中国工程院章程》中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享有终身荣誉。因此,我们作为具有这样很高声誉的院士个人,理所应当在工程技术上要有重要成就和贡献。同时也应该具有良好的学风道德,使得中国工程院这个集体,真正成为全国工程技术界的榜样。”
  1997年7月,朱光亚亲自修订了他在院士增选会议上的讲话稿,对学风道德问题又做了特别强调。他极力主张并主持设立了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为了发挥道德委员会的实际作用,他亲自向主席团推荐潘家铮、侯祥麟两位主席团成员为道德建设委员会的正副主任。主席团明确规定了道德委员会的职能,即弘扬科学精神,倡导优良学风,维护科学真理和科学道德,捍卫科学尊严,反对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等。
  从不谈自己,只谈别人和集体
  朱光亚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从不张扬个人,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触,他对自己的成就和贡献从来只字不提,这在中国工程科技界是有口皆碑的。这种缄默展示着这位老科学家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1996年初,解放军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他自然是必写对象之一。报请审批时,他二话不说,提笔就把自己的名字
  划掉了。在有关国防科技历史的文献中,都有他撰写的文章,但字里行间他都只谈别人和集体,从不谈自己。他经常谦虚地说:“核武器研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多种专业的高水平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协作。”他特别强调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保泽慧、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龙文光等科技专家在其中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1994年3月,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选举的当天,出席会议的近2000名全国政协委员,有96%投了朱光亚的票,朱光亚顺利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作为新中国原子弹及氢弹研制的科技领导者之一,朱光亚长时期内很少出头露面,以至于在审读他那简短而不平凡的履历时,政协委员们都受到了深深的震动。在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他说:“实在是过奖了,要说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大家做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颇能说明朱光亚的个人风格。1996年10月,朱光亚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元港币。颁奖的头一天,他就对身边的同志说要把奖金全部捐出去,作为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100万港币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果存在银行,当时每年的利息少说也有10万。身边的同志虽然知道他的决定一定是经过考虑不会轻易改变的,但还是不忍心他这样做,因为他的经济状况并不特别宽裕。于是,有人试探性地建议说:您是不是从中拿出一部分来捐比较合适,比如说50万,这也不少了。朱光亚的回答是:“中国工程科技界的工程科技奖助基金,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海外友好人士捐助的,如果我们也能捐一点,虽然为数不很多,也算是做一点工作和一份贡献。”
  尤其令人敬佩的是,在捐出了100万元港币之后,朱光亚又反复叮嘱周围的人不要把这件事张扬出去。不宣传不张扬自己是朱光亚的一贯风格,人们看得出,他是真心实意这样做的。而且,他不让宣传这件事,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他不希望因此给别人造成什么影响。如果他的这种做法被别人知道后,给其他人造成了压力,他会感到于心不安。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是在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也很少有人知道朱光亚捐款这件事,社会上就更没人知道了。
  朱光亚是大牌科学家,又担任过国家领导人,但他在中国工程院工作的几年中,始终都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从不搞什么特殊化。无论是1996年以前租房办公,还是后来搬进中国科技会堂新址,他办公室的条件和几位副院长都是一样的,许多第一次到他办公室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感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不能想像朱院长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但是朱光亚从未觉得自己的办公条件与自己的职务不符,相反,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严于律己,处处体谅主管单位的困难。由于有一段时间工程院用房较紧张,他不同意为自己的警卫和司机安排休息房间,所以他们只好各处打“游击”,有时警卫只能站在走廊里值班。工程院搬进科技会堂后,中国科协的领导曾提出请朱光亚和几位副院长到小餐厅用餐,又被朱光亚和几位副院长谢绝了,他们一定要坚持和大家在一起吃份儿饭。1998年朱光亚离开中国工程院的领导岗位时,他再三叮嘱秘书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办公室里所有用公费购买的书籍、资料,一册也不许带走,一定要一件一件登记后交上去。
  中国古代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在当今的科技界也应提倡这种精神。朱光亚身上所体现出的这种优秀品质,是现代科学与传统美德的一种最好的结合。他是我国老一辈科学家才识与品行双馨的优秀代表,是“两弹一星”精神杰出的倡导者、培育者和实践者。钱三强认为他是“有本事的人”;王淦昌夸他“真了不起”;彭桓武评价他 “细致安排争好省,全盘计划善沟通,周旋内外现玲珑”;程开甲称赞他“深思熟虑,把握航道”;他的上级领导刘杰、李觉则盛赞他是一位“杰出的科技帅才”。
  来源:《人物》杂志

·获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小行星以他名字命名

  2004年12月,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生平年表

  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宜昌
  1941年至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学习。 1942年至1945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
  1945年至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助教。
  1946年至1950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并获博士学位。
  1950年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1952年至1953年任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代表团外文秘书。
  1953年至1955年任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教授。
  1955年至1957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物理研究室副主任。
  1957年至1959年任二机部四〇一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二室副主任、研究员。
  1959年至1964年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
  1964年至1970年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
  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1982年至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5年至1991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
  19991年任中国科协主席,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
  1994年3月补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4年6月至1998年5月任中国工程院院长,1994年6月当选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执行主席、院士、党组书记。
  1995年至1999年1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5年5月任北京理工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
  1995年10月起任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
  1996年5月被推举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9年1月 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
  2004年12月,国际编号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因病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至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人物轶事

·高尚情怀

  1996年朱光亚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100 万元港币全部捐赠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会,用以奖励中国优秀工程科技专家。1999年9月9日又把4万余元稿费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他在把金钱捐赠出去的同时,对子女则注意知识传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考恢复,耽误学业的三个子女的文化课补习中,数学、物理由他指导,化学则由妻子负责。他辅导孩子时主要传授思考问题的方法,让他们学会举一反三,并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提出选择专业的建议。

·业余爱好

  朱光亚喜欢音乐,少年时代曾参加学校合唱团,青年时代在密执安大学合唱团唱过男高音,担任乐队指挥。如今家中收藏许多欧洲古典音乐名曲的光盘、录音带、唱片,并喜欢欣赏音乐会。他还喜欢读中外名著,有许多藏书。还喜欢打乒乓球,对于有中国队参加的国际体育赛事,如世乒赛、女排五连冠大赛,他尽量不放过直播机会。

个人成就

  参与历次原子弹氢弹试验
  朱光亚是中国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他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突破等做出了重要贡献,后又相继组织实施了核电站筹建(如秦山核电站)、核燃料的生产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计划,并参与了“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还参与了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1994年以全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
  朱光亚1924年12月出生,湖北武汉人,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4月参加工作,1970年6月入伍,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
  朱光亚1985年、1988年两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曾获何梁何利基金1996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4年12月,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附:23位“两弹一星”元勋
  朱光亚走了,为共和国科技事业奋斗的“两弹一星”元勋们又陨落了一颗。细数共和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还有10人健在。
  授勋时已有7人过世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当时,7人已过世,分别是: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此后,又有6人过世,分别是:吴自良、陈芳允、杨嘉墀、彭桓武、钱学森朱光亚
  目前仍健在的有10人:程开甲黄纬禄屠守锷王希季王大珩于敏孙家栋、任新民、陈能宽、周光召
  江苏、浙江籍各6人,湖北2人。
  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江苏和浙江籍人各6人,安徽3人,湖北和湖南各2人,云南、辽宁、河北、山东各1人。钱三强、屠守锷同为浙江省湖州市人,程开甲和杨嘉墀同为江苏省吴江县人。
  除朱光亚外,彭桓武为湖北省麻城市人。他1915年生,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领导并参加原子弹、氢弹的原理突破和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在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等多种学科领域取得了对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并为中国核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只有3人没有国外学习工作经历
  除钱骥、周光召、于敏3人,其余都在国外学习或工作过。
  钱骥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周光召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因杰出成就后被多所世界知名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于敏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
  而在留学经历中,元勋们有好几对校友。
  屠守锷和钱学森都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彭桓武和程开甲都曾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任新民和朱光亚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钱学森和郭永怀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

相关资讯

  “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逝世 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