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徽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徽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英文简称ARATS),中文简称海协会或海协,1991年12月16日在北京成立,是中国大陆应台湾地区的海峡交流基金会而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属国务院授权处理海峡两岸事务的机构。其业务指导和管理机关为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章程》规定,海协会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宗旨。为实现上述宗旨,海协会致力于加强同赞成本会宗旨的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联系与合作;协助有关方面促进海峡两岸各项交往和交流;协助有关方面处理海峡两岸同胞交往中的问题,维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接受大陆有关方面委托,与台湾有关部门和授权团体、人士商谈海峡两岸交往中的有关问题,并可签订协议性文件。 
  海协会首任会长为汪道涵,荣毅仁曾任海协会名誉会长。2005年12月24日汪道涵病逝后,会长的职位空缺至2008年6月3日。2008年6月3日,陈云林任会长。

协会领导机构

  海协会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理事由社会各界和有关方面推荐、协商产生。理事任期三年,可连任。海协会设会长一人,常务副会长一人,副会长若干人,秘书长一人。海协会可聘请名誉会长和顾问。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全体会议;会长、常务副会长认为必要或经三分之一以上理事提议,可以临时召开理事会议。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组成常务理事会,作为理事会的常设执行机构。海协会办事机构现设秘书部、研究部、综合部、协调部、联络部、经济部。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理事会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理事会
  海协会成立迄今共组成过两届理事会,第二届理事会现有理事222名。2008年6月3日,海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推举陈云林为海协会会长,聘请张克辉、林丽韫为顾问,推举郑立中为常务副会长、孙亚夫为执行副会长、李炳才为驻会副会长,推举王富卿、王在希、安民、张铭清为副会长。根据会长提名,决定李亚飞为秘书长。2009年4月,经海协会常务理事会讨论同意,海协会执行副会长由李亚飞担任,并继续兼任海协会秘书长。
  历任常务副会长为唐树备、李炳才、郑立中;历任秘书长为邹哲开、张金成、李亚飞。

·现任领导

  会长:陈云林  顾问:张克辉 林丽韫  副会长:郑立中(常务)      李炳才(驻会)      李亚飞(执行)      王富卿      王在希      安民      张铭清

两岸商谈与对话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作为两岸分别授权的民间团体,自90年代开始实现接触后.所进行的包括第一次“汪辜会谈”在内的各种层级的17次商谈和1998年10月的政治对话,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平等协商的体现,两岸商谈与对话,已在两岸关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对解决两岸交流中的具体问题、维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促进两岸经贸合作和各项交流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也为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气氛。
会长陈云林
         会长陈云林

·开始两岸公开接触与商谈

  1986年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B198号波音747货机机长王锡爵驾机自泰国曼谷飞往香港途中,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要求在祖国大陆定居。为妥善处理这起事件,经过中国民航两次电邀,台湾当局终于同意“华航”代表与中国民航代表进行商谈。从5月17日至20日,双方通过4次商谈,达成了协议。这是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就处理具体问题进行的第一次公开商谈。  1990年7月21日、8月13日,台湾军警在两次遣返大陆私渡人员时,采取非人道的做法,致使46人死亡。为杜绝今后发生类似惨痛事件,同年9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台湾的红十字组织在金门举行商谈,就解决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的居民和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遣返问题进行协商,并签订协议书,后称“金门协议”。其中规定遣返的原则是“应确保遣返作业符合人道精神与安全便利”,并且规定遣返交接地点(马尾-马祖,金门-厦门)和程序。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分别授权的民间团体签订的第一个书面协议。  从1987年底长达30多年的两岸隔绝状态被打破后,两岸接触与商谈形势出现新的情况。一方面,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迅速扩大,同时也衍生出许多具体问题,包括涉及两岸人员的各种纠纷和犯罪活动等突发事件。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两岸同胞间的正常交往,亟待妥善解决,因而两岸事务性商谈不可避免。另一方面,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人,台湾民众要求台湾当局改变不合理政策与做法、解决两岸交往中衍生的具体问题的呼声日益高涨。面对各方压力,台湾当局实际上不得不调整“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 1990年11月21日,台湾方面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并于1991年3月9日正式开始运作,规定以“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为工作宗旨。海基会是台湾当局授权与大陆联系、协商、“处理涉及公权力的两岸事务的惟一机构”。在海基会成立前夕,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海基会即将成立发表谈话,表示,“对于台湾省的任何团体和个人,只要是真正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促进'三通'和交流,我们都愿意与之接触,进行讨论。”祖国大陆有关方面还表示,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作为两岸接触商淡的第一步,祖国大陆同意进行事务性、经济性商谈,在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解决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促进两岸交流与合作,为实现两岸政治谈判逐步创造条件。
协会会长陈云林(左)与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右)在台北举行正式会谈
协会会长陈云林(左)与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右)在台北举行正式会谈
  1994年4月28日至5月3日,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陈长文率团来北京访问。4月29日,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唐树备在会见陈长文时,提出了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应遵循的五条原则:  (一)台湾是中国领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统一是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和神圣使命,两岸同胞都应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
  (二)在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事务中,应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也对“一国两府”以及其他类似的主张和行为。
  (三)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考虑海峡两岸存在不同制度的现实,应消除敌意,加深了解,增进共识,建立互信、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各具体问题,维护海峡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
  (四)积极促进和扩大两岸同胞的正常往来,尽早实现直接通邮、通航、通商,鼓励和发展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体育、科技、学术等各方面的双向交流。
  (五)海峡两岸许多团体和人士致力于促进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应继续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同时,为解决海峡两岸交往中各方面的具体问题,应尽早促成海峡两岸有关方面以适当方式直接面谈。  为便于与台湾海基会联系、商谈,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该会是以促进侮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为宗旨的民间团体,可根据有关方面的授权,与台湾当局有关部门和其授权的团体、人士接触商谈,并签订协议性文件。海协的成立,正式确立了与台湾海基会进行制度化接触商谈的渠道。

·形成“九二共识”

  海协成立后,根据国务院台办的授权,坚持以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会交往和事务性商谈的基础、从l992年3月至 l993年4月,与台湾海基会主要就“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开办海峡两岸挂号函件遗失查询及补偿业务”两项议题进行商谈。中国公认员协会和中国通信学会邮政专业委员会分别参加这两项商谈。  商谈初始,如何对待一个中国原则,就成为两会交锋和斗争的焦点。海协主张,一个中国原则是两会交往、事务性商谈的基础,两岸交往中产生的具体问题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特殊事务、应本着一个中国原则,通过协商加以妥善解决。但海基会一方面按照台“陆委会”的要求,表示“没有受权谈一个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又在商谈中提出一些明显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主张。例如,在解决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中,海基会提出比照国家间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做法来处理大陆公证书在台湾的使用;在开办两岸挂号函件业务问题中,援引国家间通邮的做法。台湾当局回避讨论一个中国原则问题,又企图利用商谈达到政治目的,造“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做法,使两项本来单纯的事务性议题复杂化。
海协会与海基会签署三项协议
海协会与海基会签署三项协议
  事实表明,要进行两岸商谈,首先要确立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没有这样一个共识作为基础,两岸事务性商谈无法进行。因此,在两会1992年3 月第一次工作性商谈结束后,针对台湾当局的曲解,并考虑到部分台湾民众的疑虑,海协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就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
  唐树备指出,首先,商谈要反映现实,一个中国是客观事实。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考虑到两岸存在不同制度的现实才能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真正维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
  第二,本来双方对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没有分歧,这见之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见之于中国国民党领导人的谈话,见之于台湾当局公布的有关文件。明明双方都认为是“一个中国”,偏偏台湾当局某些主管大陆事务的官员,不同意双方提一个中国,不同意双方本着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两岸交往中的问题。
  第三,我们提出在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是要双方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并不是要与海基会讨论- 个中国的涵义。至于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态度的方式,双方可以协商。
  此后,海协将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概括为: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应本着一个中国原则协商解决;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表述的方式可以充分讨论,并愿意听取海基会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  海协上述合理的主张在台湾同胞中引起反响,也使台湾当局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台湾当局内部出现了是否在事务性商谈中应表明-个中国原则态度的意见争论。从4月起,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讨论,1992中8月1日,台“国统会”作出关于一个中国涵义的结论。该结论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的涵义有所不同”;“1949年以后,中国处于暂时分裂的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这份结论表明,台湾当局一方面鼓吹“两岸分裂分治”,谋求与祖国大陆“对等政治实体”的地位,另一方面不得不表示“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的立场和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  鉴于台湾当局已作出“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表态,8月27日,海协负责人发表谈话指出,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对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在事务性商谈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同年9月,两会秘书长在厦门会面,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问题非正式交换意见。海协代表向海基会代表表示,“台湾方面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结论,说明双方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已有共识。但我们不同意台有关方面对一个中国内涵的解释,也不可能与海基会讨论关于一个中国的内涵”,建议海基会认真考虑直接引用“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  1992年10月27日至29日,海协与海基会在香港进行工作性商谈。商谈中,海协代表提出五种有关表述坚持-个中国原则的方案,海基会代表也先后拿出八种表述方案(五种书面表述方案、三种口头表述方案)与海协代表进行讨论。其中第八种(口头)表述方案是:“在海峡两岸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 但对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基会代表称此案为台方的底案,并建议“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  香港商谈结束后,11月1日,海基会代表发表书面声明表示,有关事务性商谈中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建议在彼此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各自以口头方式说明立场”。海协研究了海基会的第八个表述方案,认为这个方案表明了海基会谋求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虽然海基会提出“对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但没有具体论述台湾方面的看法,而海协历来主张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鉴于海基会表示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谋求国家统一的态度,此外,海协可以考虑与海基会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提出希望海基会能够确认这是台湾方面的正式意见。
海协会与海基会签署一项协议
海协会与海基会签署一项协议
  11月3日,海基会发布新闻稿并致函海协,表水已征得台湾有关方面的同意,“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同日,海协副秘书长就此事与海基会秘书长陈荣杰通电话时表示,这次两会工作性商谈,“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表述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贵会建议采用贵我两会各自以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我们经研究后,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口头表述的具体内容,另行协商”。
  11月l6日,海协致函海基会,指出海基会在香港商谈中就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提出了具体表述内容(见附件),其中明确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重申了同意以各自口头表述的方式表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的态度,并提出海协口头表述的要点:“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含义。”海协以附件的方式,将海基会在香港提出的第八个表述方案附在这封函中,作为双方彼此接受的共识内容。12月3日,海基会回函对此未表示任何异议。海基会也从未否定海协11月6日在函中附去的海基会在香港商谈中提出的第八案。  此后,两会都认为经过协商达成了共识。构成1992年两会共识的就是上述两段经过协商、相互认可的具体内容。共识中,两会都表明了“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对于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海基会表示“认知各有不同”,海协表示“在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做了求同存异的处理。显而易见,1992年两会达成的共识,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这个共识的实质,就是双方以各自口头表述的方式,表明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并在此前提下,暂时在事务性面谈中搁置了关于一个中国政治含义的争议。1994年1月,唐树备在海协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会务报告时说:“在1992年的事务性商谈中,我会与台湾的海基会确定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海协用“两会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概括1992年两会共识,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它指明了,在达成“92共识”的过程中,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是达成共识的方法,不是共识内容的本身,双方表述的内容分别是海基会的第八案和海协11月16日函中取得共识的表述要点.而不是不加约束的、单方面随意性的各说各话。更重要的是,它鲜明地指出,“92共识”的核心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将“92共识”说成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则变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也成了共识的内容,也容易混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与双方对一个中国政治含义的不同理解的区别,而且造成双方同意就一个中国政治含义“各说各话”。事实是,当时两会并末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没有就此达成“各自表述”或“各说各话”的共识。由于“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留有被随意解释的空间,台湾分裂势力就千方百计地利用“各自表述”塞进分裂主张。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就企图将一个中国“表述”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因此,祖国大陆方面和海协多次对“92共识”的核心、内容及其概括作了澄清,始终坚持正确的概括,即 l992年两会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陈水扁上台后,为回避一个中国原则,把“92共识”歪曲为“没有共识的共识”,并力图用否定“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所谓“92精神”来取代“92共识”。这是对两会商谈与对话基础的再次破坏,致使两岸的协商与对话至今难以恢复。

·第一次“汪辜会谈”

  海协成立之初,即于1992年1月8日致函海基会,邀请海基会董事长、副董事长或秘书长率员访问大陆,就双方联系与合作事宜交换意见。海基会在复函中表示,愿意“于双方便利之时机专程拜访”。8月4日,海协汪道涵会长再次致函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邀请他于当年择日择地,“就当前经济发展及双方会务诸问题,交流意见、洽商方案”,进行两会负责人会谈。8月22日,辜振甫复函表示接受邀请,并提议在新加坡进行会谈。海协在9月30日的复函中对辜振甫接受邀请表示欢迎,并建议双方有关人士在北京或祖国大陆其他地点进行预备性磋商。
首次“汪辜会谈”
        首次“汪辜会谈”
  为保证两会领导人会谈成功,海协又多次致函海基会,邀请海基会负责人来京就“汪辜会谈”进行预备性磋商。1993中3月25日至27日,两会举行第三次工作性商谈,为“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进行准备,并就“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两项协议草案达成一致意见。4月8 日至11日,两会负责人在北京进行“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就会谈的时间、地点、人员、议题及有关问题达成8项共识,其中确定“汪辜会谈”的性质是“民间性的、经济性的、事务性的、功能性的会谈”,定于4月27日至28日举行。对干会谈地点,海协考虑到辜振甫受台湾当局有关规定不能来大陆的情况,尊重辜振甫的提议,同意在新加坡举行。预备件磋商期间,两会负责人还草签了《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江辜会谈”自此拉开序幕。  1993年4月27日上午10时,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海皇大厦正式举行。会谈中,海协积极主张进行两岸经济合作,提出现阶段应把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放在两岸关系的首要位置上,政治上的歧异不应当妨碍经济合作;提出两岸直接“三通”应当摆上议事日程;提出劳务、浦东与三峡建设、能源与资源开发、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和共同筹开民间性经济交流会议等具体建议。会谈气氛良好,进展基本顺利,取得了积极成果。在两岸经济交流问题上,达成“双方均认为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的重要共识,并确定择时择地继续商谈台商在大陆投资权益保护与相关问题、两岸工商界人士互访等问题,磋商加强能源、资源的开发与交流的问题。在两岸科技交流问题上,商定促进科技人员互访,交换科技研究出版物、探讨科技名词统一与产品规格标准化,共同促进电脑及其他产业科技交流。在文教交流方面,进一步商定青少年、新闻界交流的具体项目。两会还商定建立联系与会谈制度,包括双方相互给予经商定的两会会务人员适当人出境往来与查验通关等便利。  4月29日上午,汪道涵与辜振甫签署《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等四项协议。  “汪辜会谈”引起台湾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采访会谈的记者达300多人,其中台湾记者有100多人,美、日、德、法、英等主要通讯社都作了大量的报道。  “汪辜会谈”是 l949年以来,两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会谈成果本身。江泽民主席指出,“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是有成果的,它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汪辜会谈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反映了两岸同胞及港澳同胞、海外广大华人要求两岸接触商谈、共同合作、发展经济、振兴中华的愿望”。台湾方面认为这次会谈“跨出了两岸接触的第一步”,是“两岸民间交流迈向制度化的里程碑”,“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两岸关系从对峙走向和平统一的一个重大发展关键”。“汪辜会谈”的成功,对扩大两岸经贸与科技合作、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产生了积极作用,为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气氛,注人了新的活力。

·事务性商谈曲折反复

  “汪辜会谈”以后,海协全面落实“汪辜会谈”达成的各项协议,一方面积极推动举行有关促进两岸经贸、科技、文化交流的商谈,一方面与海基会就解决两岸同胞交往中产生的事务性问题进行商谈,并提出全面落实《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各项商谈的时间安排。但是,台湾方面却采取“连环套”的做法,要求优先解决“两岸劫机犯遣返”、“协商处理两岸海上渔事纠纷”、“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人员遣返及相关事宜”三项事务性问题,否则不能进行两岸经贸、科技、文教交流等方面的商谈。
汪道涵与辜振甫
        汪道涵与辜振甫
  围绕着上述三项议题,海协与台湾海基会于1993年8月在北京、11月在厦门、12月在台北,1994年3月在北京、7月在台北、11月在南京,先后举行六次副秘书长级的工作性商谈,于1994年2月在北京、8月在台北、1995年1月在北京,举行三次两会负责人会谈。海基会在商谈中的表现,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其目的根本不是要解决上述三个具体问题,而是企图通过事务性商谈达到制造所谓“两岸分裂分治”、“两岸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目的。在“两岸劫机犯遣返”问题的商谈中,海基会照搬国家间引渡制度中的最主要规定,甚至包括援用内政治、军事宗教因素的罪犯不引渡的规定,提出有政治、军事、宗教因素的劫机犯不予遣返,违背了惩治劫机犯罪的最一般规定。在“协商处理两岸海上渔事纠纷”问题的商谈中,海基会要求明确划分双方管辖海域范围和管辖权限,以所谓“台湾海峡中线”为界,双方公务船只不得互相过线;最初提出按照领海及巡逻线范围的24海里进行划分,后来又提出双方管辖海域“互不重叠”,双方公务船只“互不越区”。海基会这些意见,显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遭到海协的明确反对。海协在商谈中表示,只要双方信守两会1992年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有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不把一方的政治诉求通过事务性商谈及协议强加给另一方,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是完全可以找到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事务性问题的办法的。但台湾方面口头上讲“搁置敏感问题”实际做法上又不断给两会事务性商谈设置政治障碍。  1994年2月两会负责人在北京进行会谈,就解决三项议题中的难点达成共识,但在3月进行的两会副秘书长工作性商谈中,海基会就推翻了其中的大部分共识。同年8月,两会负责人在台北会谈,再次就解决三项议题中的症结问题达成书面共识,海基会负责人还在海协负责人在场的情况下,向记者宣布有关共识,但海基会在两会11月举行工作性商谈时,又几乎逐条推翻。  1995年1月,两会负责人北京会谈时,已经达成“两岸劫机犯遣返”、“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人员遣返”的两项协议,但就在两会负责人草签前夕,台湾当局授意海基会不得签署。由于台湾当局的极力阻挠,使得上述三项议题经过 1年5个月、不同层级先后九次的商淡与会谈,仍得不到解决。  1995年1月,江泽民主席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为贯彻江泽民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进-步推动商谈的进程,打破“汪辜会谈”有关协议无法落实的僵局,并为政治谈判创造条件,海协倡议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
  1994年2月,汪道涵致函辜振甫,邀辜来京举行第二次会谈,希望通过会谈促进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和其他领域的交流,并进行政策性对话,提高两会商谈水平。1995年5月,海协负责人应邀赴台,与海基会进行第二次“汪辜会谈”的第一次预备性磋商,就正式会谈程序问题达成共识。双方商定7月在北京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确定了八项会谈议题、包括台商投资权益保护问题、筹开两岸民间经济交流会议和两岸文教、新闻、农业、科技、旅行交流及交流中的其他重要问题等,表明两会事务性商谈正逐步朝政策性对话的方向发展。但就在第二次“汪辜会谈”举行前夕,李登辉于6月赴美进行制造“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严重破坏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和两岸商谈的政治气氛,造成第二次“汪辜会谈”不能按计划进行,两会各层级的商谈也被迫全面中止。

·开启两会政治对话

  针对李登辉访美而引起的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动荡,自1995中6月至1996年3月,中国政府和人民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取得阶段性的重大成果。海协在这场斗争中,对台湾当局自称所谓“有协商诚意”、“希望两岸尽早恢复协商”等论调进行揭露与抨击,呼吁台湾当局不仅要在口头上、更重要的是要在行动上停止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活动,为恢复两会商谈创造正常的气氛做出努力。
陈云林(左)与马英九(右)会面
陈云林(左)与马英九(右)会面
  “汪辜会谈” 以后海协与海基会商谈的实践表明,两会商谈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已涉及政治问题而台湾方面却拒绝讨论,同时又试图通过事务性商谈达到体现其所渭“两岸分裂分治”的政治目的。如果两会商谈仍局限在事务性的范围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政治谈判已客观地提上议事日程。实现了两岸政治谈判,就可以为两会的经济性、事务性商谈创造更好的条件。  江泽民主席在八项主张中创造性地提出,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实现两岸政治谈判的诚意,受到两岸同胞的普遍赞同。1996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发表谈话,希望台湾当局采取行动,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问题或两岸共同关切的其他政治议题进行商谈。同年9月,海协负责人表示,如果两岸政治气氛合适,海协愿意得到授权,与海基会就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安排进行商谈。  1997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再次郑重呼吁台湾当局及早与我们进行政治谈判。  1998年1月26日,在纪念江泽民主席八项主张发表2周年座谈会上,钱其深副总理强调,首先就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作出安排,“通过程序性商谈,就政治谈判的议题、代表名义、方式等问题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协议”;并指出“海协与台湾的海基会应当扩大交流和接触,为及早实现两岸政治谈判和程序性商谈寻求共识、创造条件”。陈云林主任代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表示,“只要台湾当局明确表示同意进行两岸政治谈判及其程序性商谈的诚意,我办随时可以授权海协与台方进行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但祖国大陆方面的上述呼吁一直未得到台湾方面明确、积极的回应。  为缓和并改善两岸关系,创造两会接触商谈适宜的条件和气氛,海协逐步扩大与海基会的交流层次。1997年11月6日,海协主动发函邀请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焦仁和率董监事团出席“跨世纪两岸经济关系展望研讨会”并赴厦门、上海、北京参访,建议在交流互访中就政治谈判程序性商谈非正式交换意见,为正式谈判积累共识,创造条件。海基会则提出由辜振甫率团来访并会晤汪道涵会长。海协经过认真研究并根据有关方面的授权,于1998年2月24日致函海基会,对辜振甫来访表示欢迎,正式建议尽快协商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事宜,并随之着手安排重开经济性、事务性议题的商谈。此后,经过多次函电往来和两会副秘书长先后在台北、北京两度会面,双方就辜振甫来访的时间、行程等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负责人于8月24日发表谈话指出,“目前应就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安排进行商谈”,“为有利于增进了解,寻求共识,海协正扩大与台湾海基会的接触与交流,也愿意和海基会进行一切有利于和平统一、荷利于发展两岸关系的政治对话”。9月14日,海协根据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负责人谈话致函海基会,建议“两会尽早进行政治对话,为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预作准备”。 在祖国大陆方面一再倡议下,台湾当局表示愿意进行包括政治内容在内的“建设性对话”。9月22日至24日,两会负责人在京对辜振甫来访的具体细节进行最后的确定。  1998年10月14日至19日,辜振甫率领海基会参访团在上海、北京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辜振甫夫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钱其琛会见辜振甫一行。在上海,汪道涵与辜振甫两度会晤,并达成四点共识:第一,两会决定进行对话,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由两会负责人具体协商作出安排;第二,加强两会各层级人员的交流互访;第三,就涉及两岸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加强个案协助;第四,应辜振甫邀请,汪道涵愿意在适当时候访问台湾。海协邀请辜振甫来访,双方就一个中国的内涵、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等问题进行高层次的政治对话,拉开了两岸政治对话的序幕,改善了两岸关系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