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指1958年至1960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1958年实现“大跃进”的主要步骤。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全国开始了全民炼钢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这就使经济建设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开来。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才被停止。“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

“大跃进”运动的起点

  “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开始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大跃进”这一口号源于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也有观点认为,是始于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还有学者认为,1958年8月的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跃进”运动正式发动的标志,因为在这次会议以后,全国掀起了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高潮。

“大跃进”运动的起因

 
大跃进运动 宣传画
大跃进运动 宣传画
 “大跃进”运动的起因是复杂的,学术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际因素 学者普遍认为:一方面,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有一种紧迫感,中国的经济建设就不能按部就班以一般的速度前进,就必须有一个打破常规的经济建设的“大跃进”。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关系的非正常发展,又刺激了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也隐含着“超苏”的动机。  主观因素 有学者认为:第一,长期落后挨打的历史与遭受包围封锁的现实,使党的领导人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第二,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三,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套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  体制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的政治政策,也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出现许多弊端,有学者指出,权力过分集中,领导体制缺乏必要的可靠的监督机制。当时这种政治体制的弊端,导致党内民主作风遭到破坏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也有学者从社会心理、领导人的复杂个性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总之, “大跃进”的发动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

“大跃进”运动的历史成因

 
大跃进时期的宣传海报:“以钢为纲,全面跃进”
大跃进时期的宣传海报:“以钢为纲,全面跃进”
 “大跃进”运动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当时,无论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还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上都完成了战后艰难的经济恢复阶段,转入了经济发展时期。与此同时,两大对立阵营的紧张对峙局面相对缓和。因此,毛泽东当时认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应该说,世界局势的相对缓和为各国集中精力搞好本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也给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然而,1956年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该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失误和对他的个人祟拜产生的严重后果,并进而全盘否定斯大林。这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混乱,国际上出现了一股股反共逆流。虽然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又认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对于“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被教条主义绳索束缚的思想,努力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有重要的意义。”同年6月和10月,东欧相继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使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深刻认识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等的必要性。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掀起了一轮改革浪潮。这场改革克服过去重视重工业的片面性,开始加强轻工业和农业;注重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并对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某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当时“左”的思想仍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尚未打破。相反,在经济领域内也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口号,如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在一二十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 
1958年大跃进运动,“卫星田”的稻穗竟能托往一位小姑娘
1958年大跃进运动,“卫星田”的稻穗竟能托往一位小姑娘
 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也是凯歌高奏。1956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然而当时我们党对此认识并不深刻,甚至“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毛泽东对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提出并反复强调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一直持保留态度。从1957年起他在党内多次会议上对反冒进进行批评,并逐步提出了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超英赶美”的“跃进”式发展目标。促使这一目标提出的,则是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提出在15年内在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也提出中国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后来这一口号不断修改,并把赶超时间提前。1958年5月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同年8月和9月毛泽东又提出:“两三年超过英国”和“五至七年接近和超过美国”,更为脱离中国国情的主观目标。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大跃进”运动是当时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交互作用的产物。如果没有50年代中后期国际局势的相对缓和,也就不会有中国及其周边局势的稳定,不会有一个适合经济发展的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如果没有从50年代开始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试图打破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浪潮,也就不会使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和东欧经验的同时,更加注重总结本国的成败得失,从而 “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高速发展经济的新路。”三年“大跃进”运动就是为了探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路。如果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根深蒂固的“左”倾思潮,尤其是受当时苏联“超美”目标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思想的影响,也就不会使中国党内“左”倾思想加速发展。从1957年上半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下半年公开批判反冒进,到1958年大办钢铁,搞人民公社化,不久蔓延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和社会各个部门的全行业“大跃进”,都是这一方面的体现。 
大跃进宣传画:比人更大的冬瓜
大跃进宣传画:比人更大的冬瓜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大跃进”的发动固然有国际背景作为外在因素的推动,但是,只有国内因素才是推动“大跃进”发生的根本原因。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自近代以来长期遭受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与蹂躏的历史便是雄辩有力的证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解放了的亿万中国人民意气风发,革命和建设的热情高涨。这就导致了人们在主观迫切需要摆脱长期落后和贫困的状态,强烈希望发展经济,改善物质生活,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长期落后的阴影使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们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压抑感和赶超西方先进国家的紧迫感。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加上又受苏联“赶超美国”口号的影响,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的“跃进”式发展战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正是为了实施这一战略,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的强烈意愿在经济建设上的反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使他们热火朝天地投身到“大跃进”洪流中去。  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也导致了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巨大胜利面前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大家都坚信,在取得接二连三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面前,几乎没有什么目标是达不到的。“我们既然已经建立起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既然已经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解放,做了主人,那么,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来进行经济建设,就能够取得我们所希望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度。”然而,党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认识严重不足。“把建设社会主义,把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这不仅表现在‘苦战三年’的口号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一系列美好的憧憬和宏大的规划中间。”在实践过程中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而“对于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苏联放了人造卫星,于是毛泽东也要中国农业放卫星
苏联放了人造卫星,于是毛泽东也要中国农业放卫星
从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公开批判反冒进,不断修改业已制定的各项经济计划指标,要求各行各业来一个大的“跃进”,到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以后出现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荒唐口号等等,都是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客观规律的具体表现。  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到1956年才有7年时间,而这7年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改造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上,真正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和精力并不多。因而在1957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以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一穷二白”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尤为缺乏。在实践中,容易把过去的革命经验教条化,从而犯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大跃进”中套用干革命靠组织群众运动、开展政治斗争的办法进行经济建设就是证明。毫无疑问,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投身经济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所在。“但是,当我们把经济建设事业归结为群众运动,把群众路线等同于群众运动,并把
大跃进-炼钢炉遍布全国
大跃进-炼钢炉遍布全国
它强调到不适当地步的时候,严重的问题就发生了。”1958年8月以后党中央发动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就是把战争年代搞群众运动的经验全盘移植到经济建设中去,企图用这种办法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结果得不偿失。对此,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有较为深刻的论述:“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曾经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急剧提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  建国以后由于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和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我国建立了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比较严重。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极不健全,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民主生活也不很正常。这些客观因素使党内最高决策缺乏科学化和民主化,“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
大跃进中,北京工商界私方人员纷纷表决心,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大跃进中,北京工商界私方人员纷纷表决心,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关系实际上成了一种领导与被领导、指示与被指示的关系。这种领导体制本身缺乏一种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一旦党的领导人在最高决策方面发生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的时候,领导体制本身对此无力去进行纠正。这些都为“大跃进”运动的轻率发动和延续提供了肥沃的政治土壤。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和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主张反冒进的几位副主席的批评,措辞相当严厉,无限上纲上线,如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等等。1958年的钢产量,2月定为620万吨,5月改为800-850万吨,6月宣布为1070万吨 。这样的计划指标不经过科学论证和民主协商,随意更改,发生错误当不可免。而这些都是由于当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的。因此,邓小平说: “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
为了解决炼钢原料不足,群众把家里的铁器献出来
为了解决炼钢原料不足,群众把家里的铁器献出来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出,“大跃进”运动是由国内各种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交互作用后而造成的。正是由于长期贫穷落后导致急于改变这一面貌,进而提出 “超英赶美”战略;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和“一五”计划成功实现导致急于求成,进而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建国初一直致力于改造生产关系而忽视经济建设,导致在1957年以后缺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而把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教条化;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最高决策缺乏民主化和科学化,如此等等,多种客观与主观因素交互作用,使得当时在经济领域内业已存在的“左”倾思想逐渐理论化、系统化,进而形成了一整套的“左”倾跃进理论。例如:以钢铁等重工业为中心,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各种“大办”为经济建设方法、以两本帐制度为计划方法、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等等。实践证明,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大跃进”,严重忽视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协调发展,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处理严重不当;赶超目标没有标准且不断提前,以致使“指标越提越高,头脑越弄越热”;各种“大办”遍地开花,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两本帐制度“为高指标、层层加码、朝令夕改开了绿灯”,这些都是最终导致一场延续3年之久的“大跃进”错误,并难以纠正之症结所在。

“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

  “大跃进”运动在经过1958年的发动与开始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继续跃进和1960年的持续跃进三个阶段之后,逐渐沉寂下来。它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不可否认,三年“大跃进”期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建立了一批工业基地、工业部门,从反面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等。”但是,它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  首先,由于片面重视重工业,尤其是“以钢为纲,元帅升帐”,轻工业和农业严重滞后,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60年农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粮食只有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下降26.4%;棉花2126万担,比1959年下降37.8%,都跌倒1951年的水平。农业三年大倒退,而重工业却畸形发展、“一枝独秀”。1960年重工业产值1100亿元,比1959年增长25.9%,比1957年增长2.3倍。  其次,“大跃进”期间,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战线拉得太长;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不当,积累率过高,导致经济效益下降;人民生活水平并未因为经济发展而提高反而下降。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为389亿元,比1959年增加39亿元,1958年至1960年三年总投资额为996亿元,比“一五”计划的五年总和还多81%。1958年至1960年三年的积累率分别达到33. 9%、43.9%和39.6%,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较高的平均积累率24.2%。  再次,三年“大跃进”导致了大量农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由于农业虚报高产,搞高征购,导致农村粮食短缺,食品供应紧张。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的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4%。许多地区因营养不良发生浮肿病,农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增加。据推算,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数在4000万人左右。    三年“大跃进”给我们的国家和广大人民带来了切肤之痛。根据李先念在1979年1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三年“大跃进”的经济损失估算为12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我国1959年或1960年的国民收入,等于当时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一年的辛勤劳动成果付之东流。因此,我们不得不说,三年“大跃进”实为得不偿失。“大跃进”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总结。  首先,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做到综合平衡。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经济必须遵循的基本客观规律。“大跃进”运动片面强调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如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做好计划工作,必须注意综合平衡,恰当地安排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运输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这些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相反地,“如果片面地‘突击’某一个部门,从而使各部门之间必要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不但这个部门将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并且可能损害其他部门,因而是错误的。”  其次,要力戒骄傲急躁情绪,虚心学习和研究国内外经济建设中一切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绝不能自以为是,想入非非,更不能把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当作教条照搬套用到经济建设中去。实践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15](P366)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过去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再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自身的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坚持调查研究和一切经过试点的原则,把路线、方针、政策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我们要科学地分析国情,认清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大跃进”运动中,片面求快,盲目求纯,任意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这些都是主观唯意志论的表现。这就从反面要求我们,“在每一个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  最后,必须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的有机统一。“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而在1957年以后,随着党内个人专断作风的滋长和个人崇拜现象的逐渐形成,党内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起来,民主和法制建设严重滞后。这些都是后来“大跃进”轻率发动和难以控制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健全党规党纪;除了制定《宪法》外,还要制定各项专门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实行依法治国而不能以人治国。  历史证明,“大跃进”运动是我们党在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挫折,也是一场全局性的战略失误。对此,万里在1984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说得很明确:“‘多快好省’本来是毛主席提的,这是很好的提法,但犯了战略错误,结果却是少慢差费。‘大跃进’不就是少慢差费?‘大跃进’是很大的战略错误。”它是一场欲速反而慢的不成功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