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宗祥

  章宗祥(1879-1962)字仲和,浙江省吴兴(今湖州)人。辛亥革命后,历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及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兼农商总长等职。1916年6月出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参与“西原借款”和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谈判。“五四运动”时遭到群众痛打,后被免职。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1962年10月1日在上海病逝。

人物简介

章宗祥照
章宗祥照
  章宗祥(1879-1962年),荻港章氏振麟堂出生,系章氏十六世。字仲和,早年中秀才,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留学日本,相继在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起用袁世凯内阁总理,他受袁世凯派遣唐治仪往上海,参加南北议和谈判。后袁世凯任宗祥为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后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等职。民国5年(1916年)出任驻日本全权公使。1917年与日本正式订立《中国陆军共同防协定》和《中国海军共同防协定》,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得以“共同防”为名,控制我们东北和蒙古的广大地区。同年秋,在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段祺瑞的指使下,一天内向日本签押了三笔共计六千万日元借款,把我国的铁路、矿产及其他权益出卖给日本。对日本政府向我们提出的让日军继续占领济南和青岛。控制山东的无理要求,也由北洋政府授权,他在9月24日的复照上表示“欣然同意”。8月初他代表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在讨论处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时,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坚决要求归还我国。而日本竟以中国两国早有换文为借口,坚持要夺走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4月中旬,他从日本回国时,中国留学生数百人赶到东站,怒斥其卖国行径。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三千多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形成著名的“五四运动”。在全国人民的斗争下,北洋政府于6月10日将曹、章、陆三人免职。湖州各界人民于6月召开大会,宣布开除章宗祥的乡籍,宣告出族。并决议查封其家产,供地方经费使用。后他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
  日本投降后,迁居上海,1962年10月1日在上海病故。

生平经历

  章宗祥1879年出生在一个仕宦家庭,三岁时母亲早逝,五岁的哥哥跟随父亲成长,而他则一直由姨母抚养。章宗祥少年时代的记忆主要集中在以姨母为中心的生活圈子里,在他晚年的自述回忆中可以看到,章宗祥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受到姨母的深刻影响。
  在章宗祥的回忆中,“姨母抚余若亲生,爱惜备至”。这位姨母是章宗祥生母的亲姐姐,早年守寡,膝下无子,恰巧妹妹早逝,便承担起帮妹妹抚养幼子的义务。章宗祥跟随姨母居住,与外祖父家的同辈表兄弟一起读书。
  章宗祥后来考上了南洋公学,据他晚年回忆,那一年他十七岁。在南洋公学读书期间,他认识了姑苏女孩陈彦安,后来陈成为了他的妻子。在南洋公学读书期间,章宗祥学习成绩应该非常突出。因为在1898年,南洋公学选派了六个学生赴日留学,那是南洋公学的首批留学生,这六个人分别为:杨廷栋、富士英、杨荫杭、胡礽泰、章宗祥、雷奋。六人当中的杨荫杭就是钱钟书夫人杨绛女士的父亲。杨绛曾回忆父亲杨荫杭 “藏有这位朋友(指章宗祥)的一张照片,每次看了总点头喟叹说:‘绝顶聪明人……’言下无限惋惜”。
章宗祥与夫人
章宗祥与夫人
  章宗祥赴日那一年刚刚十九岁。他的姨母虽是旧社会的妇女,却对外甥出洋留学非常赞同,希望他能够早日学有所成。章宗祥对姨母的开明和支持非常感激,他学成归国后即到北方参政,每每希望姨母也能迁居北方,以尽报答之心。但姨母以患病为由,迟迟不愿动身,直到1907年忽然患痢疾去世。姨母的突然去世,让章宗祥非常难过,至晚年常感叹:“受抚养十余年,未得一日抚养,终身之恨也。”
  章宗祥未能报答姨母的养育之恩,就加倍照顾姨母的过继儿子钱昌熊。1916年章宗祥出使日本时,把这位表弟带到日本去读书,1919年归国后,担心表弟留在日本无人照料,又带他同行归国。章宗祥居津期间,表弟钱昌熊忽患猩红热,最后竟不治身亡,章宗祥“悔痛无他策”。从这段记忆来看,章宗祥在 “五四”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是居住在天津的。
  有资料称,章宗祥的发迹,一方面因为他在日本的确学有所成,另一方面则是靠着妻子陈彦安的周旋疏通。陈彦安是姑苏人,曾在上海女学读书,章宗祥当时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两人在上海邂逅倾心,后来陈氏到日本与章宗祥订下了婚约,归国后两人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陈彦安善于交际,看到归国后的章宗祥在事业上久久未见起色,便主动拜会各方面政要的夫人们,以便疏通门路。后来陈彦安结识了载振夫人,因为聪明伶俐,又有见识,被载振夫人认作干女儿。通过载振夫人的这层关系,章宗祥得到了庆亲王奕劻的举荐,而进入民政部当差,从此发迹。袁世凯任民国总统时,章宗祥出任大理院院长,后来改任司法、农商总长。袁世凯筹办帝制,章宗祥也在奔走效劳,后来见帝制无望,才改投到段祺瑞门下。段祺瑞第二次组阁时,他仍然出任司法总长,随后远赴东洋,继陆宗舆之后,出任驻日公使。
  1916年章宗祥初到日本,便遭遇棘手的“郑家屯事件”。章宗祥代表段祺瑞政府以“弥补中日之间的裂痕”为己任,竭力要与日本建立所谓的“友好关系”。经章宗祥出面与日本方面多次密谈,达成了著名的“西原借款”。史料记载,在章宗祥的经手下,段祺瑞政府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共借了八次款,总额达到1.45亿日元。通过“西原借款”,段祺瑞政府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在八次借款中,由章宗祥亲自签字的借款有: “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元,“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2000万元,“参战借款”2000万元。而“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是以出卖山东路权为代价的,直接酿成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后果。
  1919年4月,章宗祥从日本归国述职。临行前,日本外务省为他饯别,吹捧他“为融和东亚民族起见,极力化解中日两国人士之误会与斗争,以期亲善之实现”(《晨报》1919年4月11日)。而当章宗祥从东京车站启程前往神户时,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场面。他先看到车站上有数十名中国留学生手持白旗,以为是来送行的,没想到这些留学生却把他拦住,当面斥问他向日本借款之事。章氏“面红耳赤,惭不能答”(《晨报》1919年 4月16、22日)。留学生们于是大骂卖国贼,并向他扔旗子和其他杂物,引得许多人驻足观看。章氏受此惊吓,自然闷闷不乐。到天津后他把家属安顿在那里,只身到北京述职。没想到不久发生了“火烧赵家楼”事件,章宗祥又饱尝愤怒学生的一顿老拳,过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康复。
  章宗祥伤势转好后,6月初也告病辞职。在辞职书里,他倒是没像曹汝霖和陆宗舆那样为自己辩解,而是老实地以伤痛为由请求辞职,以便“侍奉老父,退居田间”(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他在事后的回忆录《东京之三年》里,还是推卸责任,为自己出卖中国主权的行为辩护。
  章宗祥从此再也不敢涉足政坛半步。1920年他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后来迁居青岛。抗战胜利后,有人曾在上海看见年过六旬的章宗祥在城隍庙前摆一个写字的小摊子,为他人代写书信。新中国成立后,章宗祥为政协撰写了一些文史回忆资料,1962年他在上海病逝。

·著作

  《东京三年记》、《日本留学指南》、《任阙斋东游漫录》

章宗祥被打

  段祺瑞政府时期,当时段祺瑞为了拉日本作为自己的后台,特任亲日的章宗祥为驻日公使,以便与日本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此时日本政府寺内正毅内阁刚刚成立,该内阁一改前届内阁用武力强迫中国的侵略方式,有意用向中国政府贷款的办法来控制中国政府,实行经济侵略。章宗祥使日后,也以“弥补中日之间的裂痕”为己任,竭力与日本建立所谓的“友好关系”。为了向日本借款,章宗祥和日本方面的西原龟三经过多次密商,达成了多笔借款协定,其中由章宗祥签字的借款有:“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元,“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2000万元,“参战借款”2000万元。而“济顺高徐铁路借款”是以出卖山东路权为代价的,直接酿成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后果。因此,正如时人评述的那样:“章宗祥之卖国成绩,可与李完用先后媲美也。愿我国人共起而逐之。不去庆父,鲁难犹未已也。”(大中华国民《章宗祥》) 1918年底,中国政府派陆徵祥为特使经日美赴巴黎参加和会。陆徵祥系亲美派的外交官,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因此他途经日本期间,有意地避免与日本官方接触。但章宗祥却极力拉拢陆徵祥,希望陆以“中日友好”为重,在巴黎和会上不与日本为难,并向日本政界中人夸口说:“陆易欺,与己有极密切之关系,此次欧洲和议,欲中国不开口,只须己之一言可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事实上,陆徵祥却称病谢绝了在日的一切活动。章宗祥颇为恼怒,却也无可奈何。
  1919年,章宗祥从日本回国述职。他的夫人不愿同他一起进京,于是他把家人安顿在了天津,然后独自一人进京,住在曹汝霖的家里。2009年北京档案馆公开了一批档案史料,其中包括“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前后知情人的口供记录。在这些文字记录中,章宗祥被爱国学生暴打的那一幕穿越了近百年,再一次在人们面前清晰起来。
  曹汝霖家的总管张显亭清楚记得,“主人(曹汝霖)那天下午3点多钟同章公使(章宗祥)由公府(指总统府)回家,学生4点多钟到的。砸进门来把章公使打了。我家老太爷挨了几下,我主人藏开了。”而曹家的管家燕筱亭则证实,曹汝霖闻听 “学生们要闹事”,在家与章宗祥、日本人中江、警察总监吴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对付学生。曹汝霖听到学生的叫骂声后,立即从后门溜出来,乘乱换上便装,又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章宗祥则躲在地窖里不敢出来。
章宗祥照
章宗祥照
  这时候,有学生点燃了曹汝霖的书房,一听到有人喊“起火了”,章宗祥从地窖里跑出来,没想到迎面遇到了一群学生。曹汝霖的管家燕筱亭回忆:“我又走到地窖不见了章公使。我家老太爷被他们打着。我叫巡警把老太爷送后门,前门是走不了啦。我又去劝太太出来,学生们把章公使都打坏了,这是我见的实在情形。听宅里的李妈说章宗祥听见着火,往东跑了,学生们看见说这不是曹汝霖,拥来把他打了,正打时,东洋人中江走进来脱帽行礼说,你们要打就打我。”
  燕筱亭后来扶着被打得浑身是血的章宗祥从东院逃出来,躲进了一间卖烟酒的东祥成杂货铺。杂货铺老板后来证实,那天下午4点多钟,有个30多岁的白胖子(燕筱亭)扶着身着汗褂、浑身是血的人走进店里来,要求“躲避躲避”。章宗祥躲在杂货铺后面的柜房里,学生们进来,燕筱亭拿了章宗祥的名片出去,学生看见不是曹汝霖,就退了。后来又陆续来了很多学生,把杂货铺围了起来。愤怒的学生拖着章宗祥的腿到街上,燕筱亭在现场“拦也拦不住”。5月4日当天,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平山远出具了章宗祥伤势的证明: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

·名不符实之罪

  由于五四运动,这三人成了卖国贼,由此追溯到二十一条的签订时,曹汝霖是外交次长,陆宗舆是驻日公使,所以都有了责任。陶菊隐先生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指斥当时身为中国外交次长的曹汝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代理人”,说他在公府的会议上,“得意忘形地暴露出,他事先就得知日本将提出‘二十一条’”,把袁世凯都气坏了。但在历史档案上,这种事是没有的。曹汝霖也好,陆宗舆也好,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跟二十一条的阴谋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在推动中国政府签订条约,起过什么作用。陆宗舆为了缓解中国政府的压力,在日本还是做了不少情报工作。有资料说,他在和日本外务省交涉过程中,曾经把一只手枪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晚上则放在卧室,扬言若日本方面再行逼迫,就饮弹自杀。这种行为,无论是吓唬人也好,做给国人看的也好,但毕竟跟卖国扯不上干系。
  自晚清以来,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一般都难逃脱卖国的恶溢。处在第一线办交涉,妥协就等于卖国,但不妥协,又无路可走,只要你经手操作,这种两难境地,概莫能外。连曾国藩这种在朝中声望如此高的人,也会因为办理天津教案中的中法交涉,而背上骂名,在羞惭中死去。在近代史上,被骂的最多者,莫过于李鸿章,“李二先生是汉奸”,几乎成为那个时代朝野的共识。李鸿章最大卖国之举,莫过于签订马关条约,但是李鸿章不去签,别人也得去,别人去签,肯定不见得比他签要好一些。
  应该说,从技术上讲,曹、章、陆所做的中日交涉,甚至包括引入西洋借款,都无非是袭承晚清外交官们一贯的做法,尽可能在字面上抠来抠去,以求减少损失,尽可能用协议和条文,对强暴的对手加以约束。但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段政府武力统一和亲日政策的结合,在大前提上,就已经大错而特错了,在错误的前提下,沿着错误的政策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是错的。

·“亲日而不卖国”之说

  据曹汝霖家的仆人后来回忆说,五四那天,在学生刚来的时候,其实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在曹家,看见学生气势汹汹,吴炳湘说要加派警察。曹汝霖却说,“几个小孩子,就让他们闹一闹吧,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属实,说明曹汝霖对待学生还比较客气。但是,家被烧了以后,态度有点变化。多年积累的家产被毁,也难怪。五四运动曹汝霖家被毁、章宗祥挨打之后,他们三人都有一个表态。曹汝霖提交了一份辞呈,通篇充满抱怨之辞,从家产被毁到自家的外交业绩,尤其念念不忘主持借款,未收一分钱回扣之事,被后人讥为“‘表功’多于‘自责’”,尤注重于经手借款,未收回扣,以矜夸其廉洁无私,殊不知国人所指斥者并不在此也”。陆宗舆好一点,除了抱怨有人“借外交问题,以为倾轧之具”之外,倒是没有表功,以身体不好为由,自请辞职。只有章宗祥态度最好,火烧赵家楼,他挨了一顿饱打,如不是正好前来的中江丑吉拼死挡了一下,后果不堪设想。挨打之后,章宗祥住进了医院,据说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不仅没有提出控告,反而由其妻子代替章宗祥具呈保释学生。虽然“自知众怒难犯,亦可见其风度”。
  可见,在三个卖国贼中,也有分别,对于段政府的亲日政策,责任最大的曹汝霖,对于五四运动怨气也最大,直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已经是90岁的皓然一老,依然恨恨不已,而陆宗舆和章宗祥则要低调得多,平和得多。
  事后来看,三位不过是职业官僚而已,跟亲英美的顾维钧、罗文干、施肇基等人没有多大的区别。只要当政者需要加强跟日本的关系,自然会重用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而他们的政务操作,亲英美的官僚一样,也日趋技术化。作为职业技术官僚,他们三人大体上还是守本分的。同为官僚中人的张一鹰后来说,自曹汝霖因五四运动辞职之后,继任者曾毓隽更加不堪,放手挪用部款,一点规矩都不讲,比曹汝霖还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