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頠

  裴頠(267-300)西晋大臣。字逸民,裴秀之子,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惠帝时为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以诛杨骏功封武昌侯。曾奏修国书,刻石写经。进尚书左仆射,专任门下事。忧时俗浮虚,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提倡务实。后为赵王伦所杀。惠帝反正,追谥成侯。

生平简介

裴頠
    裴頠
  裴頠,字叔则,生于曹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卒于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享年57岁。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西晋时期重要的朝臣,也是称著当时的名士。
  他是尚书令、地理学家裴秀的儿子,为司徒、玄学家王戎的女婿,又是晋惠帝皇后贾南风的表兄弟。为人弘雅有远识,博古通今,初为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屡迁国子祭酒、侍中、尚书左仆射,是晋惠帝一朝的重臣。晋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大权掌握在贾皇后手里。裴頠虽然与贾皇后有表亲关系,但立身公正,光明磊落,他鉴于贾皇后专横肆姿,生活不检点,曾与司空张华计议,要废贾后另立谢淑妃为皇后。在任光禄大夫期间,他多次直言上疏,详论古今朝政的得失成败,虔虔之心,使他在朝中威望日隆。他用人不拘出身贵贱,只求德才兼备。对于那些出身贫素而有长进肯为朝廷出力的年轻人,他更是关怀备至,大胆提拔他们,这在门阀世族专权的时代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然而,时不我济,裴頠由于坚决反对贪残凶暴的赵王司马伦,终于被赵王司马伦杀害,年仅34岁,成了“八王之乱”的牺牲品。

崇有论

·概述

  《崇有论》全文约一千七百字,是一篇极富战斗性的玄学论文。在该文中,裴頠开宗明义反对王弼何晏等人倡导的“贵无之说”。他说:“夫总混群体,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
  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宇宙间最高的境界是“道”,它不是别的什么,也不是不可名状的无 ,而是万事万物的总称,各种不同事物的品类和形象,是本来就有的。它们之间,由于相互作用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变化,但又是有规则的,而其所依据的本体便是“有”。在他看来,绝对的“无”是不可能生出任何东西来的,万物的产生和存在,是自生自长出来的。他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化。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 意思是既然自生的本体为“有”,只有“有”才能哺生万物,那么,所谓“无”这个概念,只是在没有“有 ”以后的遗者,是不能与“有”相提并论的。这就是说, 以无为体的贵无之说,颠倒了本末的位置,是站不住脚的。

·内容特色

  裴頠的崇有论是针对王弼等玄学“贵无”论提出的。他从以下几个方面,批判了王弼一派“以无为本”的思想:
  首先,王弼认为,世界万物以无为本。裴頠反对在现实世界之外另有一个本体。他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它是自生、自有的。有的存在就是其本体。无不过是有的一种消失了的状况。这个观点排斥了无的绝对性,永恒性、至上性,从根本上否定了王弼的义务为本的观点。
何晏
     何晏
  其次,在王弼看来,个体事物总有其局限性,不能自存,万有必须以无为本体,才能存在。针对于此,裴頠认为,作为世界根本的道,就是万有自身,道无非是万有的总和,离开万有也就没有道。这就从世界的统一性问题否定了王弼以无为本的观点。
  再次,王弼把事物的规律和事物本身割裂开来,从而把规律看成是本体无的产物。裴頠认为:万物的变化和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寻求事物规律的迹象的根据。也就是说,规律是表现在事物的变化和相互作用中。他进一步指出,事物变化的形迹之所以可以寻求,正因为有理在其中,这就驳斥了王弼从万有之外去寻求事物变化根源的唯心主义本体论。
  最后,王弼的唯心主义本体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使:万有都有本身质的规定,每个具体的事物都是全体的一部分,都有其规定性,因而不能自足。而需要依靠别的东西作为其存在的根据。裴頠则认为:事物的存在要根据条件,条件合适与某一事物的存在,对以某一事物而言就是“宜”,食物选择其适合存在的条件,就叫合乎实际。也就是说,每个事物存在的原因,总是同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的,万物之间互相资助,互相依靠,就是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根据。这里裴頠以个体事物互为存在的条件来说明个体事物存在的原因,而不是从事物之外去寻找其存在的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唯物主义观点。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济有者,有也。”

·评价

裴頠
裴頠
  裴頠的崇有之论,尽管篇幅不长,思辨性也较弱,但在中国思想史上可谓独树一帜。比较而言,它具有如下三个特点:首先,在宇宙本源的探讨方面旗帜鲜明,强调无不能生有,执着地认为自生而必体有 ,与何晏王弼等人的 贵无 论截然相反,可以视为是魏晋玄学中的革新派。值得重视的还有,裴頠不但看到了万事万物有各自的特点,即 所禀者偏 ,而且指出它们不能孤立地存在,只能同自身以外的其他事物相联结而存在,即 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 这种主张宇宙本源为 有以及万有之间互为依存的认识论,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进步。
  其次,裴頠将哲学探微与政治之学进行结合,以积极态度去寻求自然与名教之间的调和与统一。裴頠讲 有 ,主要还是侧重于儒家的有为。他不满意玄学家何晏、阮籍等人的 口谈浮虚和仕不事事 ,对当时的玄谈领袖王衍、乐广等人 不以物务自婴 的态度也进行抨击,认为君子立言 在乎达旨 ,要力求做到 崇济先典,扶明大业,有益于时.哲学与政治学的结合,是《崇有论》的一个特色。
  再次,裴頠的于无非无,于有非有之说,并不是模糊 有 、 无 界限的哲学概念,而是关于思想方法和立身旨趣问题,也是他对人生价值的理解。他认为老子之所以强调 无 ,是为了纠正过分纵欲的倾向,即过分的 有.而作为贤人君子,应该把握好 于有 而 非有 , 于无 而 非无 的中道,不偏执 有 或 无 两个极端。裴頠的人生行事之旨趣及其思想表述方法,也是与其他玄学家不同的。
  裴頠的《崇有论》发表以后,王衍、乐广等人立刻与之辩论。《世说新语》说: 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 又说: 乐广与頠清闲,欲说理,而頠辞喻丰博。广自以体虚无,笑而不复言。 ①据此可知,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派,在西晋后期曾一度开展了对王衍为首的 虚无 派的批判。《崇有论》一文,亦被称誉为 文词精富为世名论.然而,由于裴頠被赵王司马伦杀害,这场争论只好以此中断了。

·社会影响

  玄学家们所主张的随心所欲的生活,裴頠在根本上并不反对。《崇有论》说:“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随感为务。”“随感”就是随心所欲,他的主张是“志无盈求,事无过用”。他又承认老聃的“静一之义,有以令人释然自夷”。有些人“察夫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裴頠也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认为,这些议论又搞得太过火了,以致在社会上发生了极不好的影响。《崇有论》说:“盈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过用可节而未可谓无贵也。”就是说,应该节欲,但不可以无欲;应该节用,但节用并不是贵无。
父亲裴秀
父亲裴秀
  裴頠又进一步从哲学上指出贵无论所以过火的原因。《崇有论》说:“盖有讲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称空无之美。形器之故有征,空无之义难检。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深列有形之故”,这个“深”字,恐怕是“不”字之误。裴頠下面说的就是批判贵无论不列有形之故。裴頠的意思是说,贵无论不研究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和规律,而仅是用一些漂亮的辞句,赞美空无。因为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和规律,是不容易讲的。如果讲,就必须有实际中的证据,也必在实际中经受考验。可是“空无”是可以随便讲的,因为讲空无不需要实际上的证据,也不要在实际中经受考验,瞎说一气,就可以了。贵无论仅只是用一些漂亮的辞句,来讨大家的喜欢,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叫大家迷惑。在这一段话里,裴頠表示了他的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思想。
  《崇有论》又指出,当时的门阀士族,在“贵无论”的掩护下,腐朽放荡的情况,他说:“是以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不惜”二字不可解,“惜”字恐怕是“措”字之误。应该是“不措”。“不措”就是“无措”。“无措”是嵇康的《释私论》的主要意思。《释私论》说:“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又说:“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倘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上面三十九章讲过,《释私论》是当时“名士”们的言行的理论根据,所以裴頠特别提出不措,加以批评。裴頠所说的“以不措为弘”,就是针对嵇康的“无措”说的。裴頠说,这是其“甚者”。嵇康所说的“无措”,就是任心而行,不考虑世俗的是非。照裴頠看,这样的任心,“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这个“宜”是就封建社会的“名教”、“礼法”说的。既然任心而行,那就忘记了封建社会的条条框框。
  裴頠所说的“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世说新语》记载了不少的例子,《简傲》篇说,桓冲作了车骑将军,叫王征之作他的骑兵参军。有一天,桓问王:你在什么衙门任职?王回答说:也不知是什么衙门,只见常有人牵马出出进进,似乎是个管马的。桓又问:公家有多少马?王引了一句《论语》说:“不问马。”桓又问:近来马有死的吗?王又引了一句《论语》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几句回答驴唇不对马嘴,是一个大笑话,可是当时传为美谈。阮籍好喝酒,经常醉,他因为想要喝步兵校尉衙门中的美酒,而要求作步兵校尉,他不能带好步兵可想而知。
  由于这种情况,《崇有论》说:“虚无之言,日益广衍,众家扇起,各列其说。上及造化,下被万事,莫不贵无,所存佥同。情以众固,乃号凡有之理,皆义之卑者,薄而鄙焉。”这是裴頠所大不以为然的,所以他树起“崇有”的大旗,以纠正这种错误。

人物评价

·少时聪悟

  裴頠祖父裴茂,后汉灵帝时历任郡守、尚书;父裴徽,曹魏时官至冀州刺史。裴頠少时聪悟有识,很早就以善谈《老子》、《易经》而知名于世。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他由大将钟会推荐,做了辅政的大将军司马昭的燎属,后升为尚书郎。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司马炎为中抚军大将军,副相国, 选任僚属,裴頠又被选为军事参谋。司马炎即帝位,他先后做过散骑侍郎、散骑常侍。河内太守,后入朝为屯骑校尉、右军将军、侍中。与山涛、和峤等人同为司马炎身边近臣。从咸熙元年到司马炎泰始四年(268年),他还参与了晋朝法律的制定,其中的科令条文便是由他来制定的。司马炎认为这部法律是晋朝至关重要的典章,亲自讲解,让裴頠在朝臣中宣读。满朝文武都为裴頠的口才而叹服。

·拾遗补阙

  在眼随晋武帝司马炎期间,裴頠能拾遗补阙,以朝廷大局为重,抑制权臣,悉心于西晋王朝的治化。裴頠曾劝司马炎要善于引贤纳谏,弘扬正气,不要把国家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为所欲为。当时权臣贾充结党营私,权做一时,裴頠也提醒司马炎防止这些人弄权营私,损害国家利益。裴頠常为司马炎讲三王五帝的治化之迹,以及汉魏盛衰的原因,希望他能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治理好国家。
  西晋王朝从建立起,内部就交织着各种复杂的矛盾斗争。晋武帝司马炎时期,裴頠的地位不高,但由于他常在司马炎的身边,又受到司马炎的赏识,具有相当的权力。所以,—些分封的王候以及一些高官往往还要攀附他。裴頠深深了解西晋王朝内部这种复杂的关系,在这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不亲朝贵,不附王侯,从而保全了自己,也为国家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裴頠与司马懿之子,被封为汝南王的司马亮,以及司马炎的夫人杨皇后之兄、车骑将军杨骏都是儿女亲家。晋武帝司马炎在世时,曾经有传位于司马亮的意图,但由于受到杨氏外戚等人的阻挠,未能实现。司马炎临终,留遗诏让司马亮辅政,但这封诏书又被杨骏扣留。所以,司马炎死后,围绕着辅政问题,杨骏外戚势力与司马亮之间的矛盾斗争就加剧了。不久,杨骏被司马亮诛杀。可是,司马炎之子,分封为楚王的司马玮又与司马亮展开了权力斗争,终于起兵杀死了司马亮。在这接连不断的权力斗争中,裴頠始终避其锋芒,求得在权力斗争之外做—些事情。他在杨骏辅政和专横不法的时候,做了太子少傅,专以辅导太子为务,不再过问朝政:后来,在司马玮与司马亮争夺权力的斗争时,他又求出外镇,做了安南将军。直等这些斗争平息之后,他才入朝,与张华,王戎等人共掌朝廷机要,做了中书令。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为保全自己,但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国家能够安定和兴盛起来。当时的王浑就说他“性不竞于物”, “安于淡退”, “有识有以见其心也”。

·学术上

  在学术上,裴頠信奉《老子》、《周易》,属于“正始之音”的清淡名士流派。所谓“正始之音”,即指曹魏正始年间玄学清谈之风,代表人物是何宴、王弼。其内容,正象顾炎武《日知录》中所说, “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自此之后,竞相祖述。”但从裴頠本人来看,他还很关心西晋的治乱,不能说不颇主之安危。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的信仰。究其原因,就是,当时的名士崇尚老庄,—方面是祟尚老庄放达自然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崇尚《周易》、《老子》中的理辨思想,所以有人说“正始之音”,实质上是“理赌”,即理辩,是很有根据的。裴頠也是善于理辩的名士,当时的人就将他与王衍相比,也说明了这一点。《世说新语》也记述了有关他豁达善辩的一些故事。例如晋武帝在登基后,曾卜卦预删西晋的命运,得了个“一’字,晋武帝很不高兴,以为只有一世,大臣们也个个相顾失色。裴揩却依照何宴的《老子注》解释说,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以为天下员”,使得大家顿时转忧为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老子思想的阐发。对于魏晋玄学,不能用“玄虚缥缈”来概括,对裴頠的学术思想,自然也不能轻易否定。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对于官职的荐举,很大程度上以名士的品评为标准。裴頠对当时人也多所品评,举荐他们担任了一定官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够这样做还是很可贵的。同时,他与当时的名士都有广泛的交往,对我们研究魏晋学术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