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长统

  仲长统是东汉末期思想家。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博学,善文辞,敢于讽刺时政,批评传统思想,时人称为狂。官尚书郎,曾参与丞相曹操主持的军务。著有《昌言》34篇,已散佚,部分保存于《后汉书仲长统传》、《群书治要》以及《齐民要术》等书中。
  

个人简介

  仲长统(180――220年),字公理,东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少年时便笃志学业,他博览群书,治学严谨。20岁时游学于青、徐、冀州之间。他秉性洒脱,敢于直言,不拘小节,倜傥敢言,行为不羁,常托病拒绝州郡召命,被称为“狂生”。他曾一度归附袁绍的外甥高干,因见高干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善择人,断然离去。建安十一年(206),尚书令荀悦举为尚书郎。曹操为丞相,他一度入幕参军事,后复为尚书郎。
  

贡献

  在《昌言》中,仲长统十分重视研究社会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社会生活,注重“人事”的作用,否定“天命”“上帝”对社会历史的主宰作用。他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论点,反对将自然现象与人间吉凶附会起来,强调“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认为“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群书治要》)。
  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仲长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社会统治地位和被统治地位的形成和划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的享乐腐化,以及他们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他说:“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仲长统把社会历史的发展概括为“乱世”——“治世”——“乱世”,他用春秋至汉末近五百年的历史发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时,他还用社会的原因来分析“治”与“乱”的原因,而不是用超社会、超自然的“天命”来解释。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仲长统认为,政治上采取什么措施,用不着求“天”问“神”,只要考察现实社会的实际经验,从中找到“损益”的答案就行。他主张一切治理社会的措施、法律,凡是对时代有利,对现实生活有效的,就说明它有采用和存在的价值,就必须坚持,相反的就应当放弃和反对;对过去行之有效的,而现在已经失去作用的,就必须改变,如果已经改变而还不如从前的,就应当仍然恢复原来的东西。这种以现实的实际效果决定政策的取舍的观点,对于打破神学迷信的支配产生了积极影响。
  

思想主张

  其主要思想主张是:一是反对天人感应论,这标志着自王允以后无神论思想的新发展。他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指出天道意昧着日月星辰的运行,四时代序的自然规律,这与吉凶妖祥毫无关系。国家的兴亡和社会的治乱都取决于“人事”,而不在于天道,天道并没有什么神秘意义。他从秦汉以来王朝兴衰的历史中,揭穿其神秘天道观和天人感应学说的荒谬。以“人事为本”,从而否定了上天主宰论。二是反对命定论。他认为王朝的兴替,夺取王位是用武力和才智夺取的,并非上天的恩赐,或命中注定的;而是胜者为王,败者为臣仆。掌握大权之后,纵欲享乐.压榨万民,导致土崩瓦解,这也不是出自上天的惩罚。
  仲长统所讲的“天道”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为巫卜之类的神职人员所迷信的传统神学意义上的“天命”;其二,是指天体运行或天象变化的规律,即中国古代天文学意义上的“天道”。
  对于神学迷信所宣扬的“天道”,仲长统并未加以否定,事实上他是承认的,如说:“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能亲百姓,训五品,和万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应,降鬼神之吉灵者,实德是为而非刑之攸致也。”(《群书治要》引)虽然如此,他并不迷信神学意义上的“天道”,他指出,自古以来,“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业,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然则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于知天道矣”。显然,他对于宗教“天道之学”是抱否定态度的,在他看来,这种“天人之学”对世俗的建功立业毫无实际意义。他强调,世事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人事。国家的兴衰存亡,亦是如此。假使“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则“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他由此得出了“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同上)的结论。这个结论,一方面表明了其贬抑“天道”、反对“天道之学”的无神论倾向,另一方面显示了其弘扬“人道”、提倡“尽人事”的人本主义立场。
  仲长统从“人道为本,天道为末”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激烈抨击了迷信“天道”而荒于人事的做法:“故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复(覆)国亡家之臣也”(同上)。他尤其反对君主搞迷信活动,他把君主分为上、中、下三类:“自审已善而不复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济者,其次也;不求诸己而求诸天者,下愚之主也”(同上)。其目的在于劝导为君者当不恃“天道”而唯尽人事。
  对于科学意义上的“天道”,仲长统不仅承认它,更提倡因循天道行事。他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也)。吉凶之祥,又何取焉。”(同上)又说:“所取于天道者,谓四时之宜也。”(同上)他更强调“用天之道”的要义不在于“知”,而在于“行”。他说:“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雨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簋簠,惰者釜之,勤者钟之。时及不为,而尚得食也哉。”(《齐民要术序》引)他极力反对空言不行:“知言而不能行,谓之疾;此疾虽有天医,莫能治也。”(《意林》引)
  在提倡因循天道行事的同时,仲长统还强调行事应坚持功利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即为之与否,改革与否,都要以是否有利于当今为依据:“作有利于时、制有便于物者,可为也。事有乖于数,法有翫翫于时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无其功者,不可不变;变而不如前,易而多所败者,亦不可不复也。”(《后汉书》本传引《损益》)
  仲长统在法制问题上有以下主要观点:①因时势决定法律,繁简宽猛相济。他虽然持儒家“德主刑辅”观点,强调德教是“人君之常任”,而“刑罚为之佐助”;但并不反对使用重刑。他主张“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当“奸宄成群”,非严刑峻法不足以“破其党”时,则必须使用重刑。法律之繁简、轻重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变化。②“治”、“乱”在于用法者。他认为,国家“治”、“乱”,不在于“法制”的不同,而在于统治者执行“法制”的好坏。“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③恢复肉刑有利于惩罚“中罪”。西汉文帝十三年(前167)下诏废肉刑,以髡、笞代替黥、劓、刖。此后,时有人提出恢复肉刑,东汉末期甚至开展争论。仲长统也主张恢复肉刑。他认为在死刑和髡、笞刑之间增设肉刑,有利于惩罚“中罪”。因为对“中罪”杀之则太重,髡之则太轻,如果没有与“中罪”相适应的肉刑,必然造成执法上的混乱,使刑罚“轻重无品”,罪与罚“名实不相应”。
  

代表作品

  《述志诗》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
  古来绕绕,委屈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
  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
  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
  元气为舟,微风为柂。敖翔太清,纵意容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