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

  亚文化是整体文化的一个分支,它是由各种社会和自然因素造成的各地区、各群体文化特殊性的方面。如因阶级、阶层、民族宗教以及居住环境的不同,都可以在统一的民族文化之下,形成具有自身特征的群体或地区文化即亚文化。

定义

  亚文化又称集体文化或副文化,指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指在主文化或综合文化的背景下,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一种亚文化不仅包含着与主文化相通的价值与观念,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价值与观念,并构成亚文化等都是这种亚文化。亚文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总体文化的次属文化。一个文化区的文化对于全民族文化来说是亚文化,而对于文化区内的各社区和群体文化来说则是总体文化,而后者又是亚文化。

本质

  不论是当代西方社会的“后现代文化”,还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后现代文化”,其特征都是把人的一切活动都视为文化活动,把社会的所有产品都当作文化产品,其本质都是文化领域被“非文化化”,或被“亚文化化”,也就是说,真正的文化——高雅文化被清扫出了文化阵地,而“大众文化”、“平庸文化”、“恶俗文化”一哄而上,占领了文化阵地。

载体:后现代人

  当代西方人依然是“后现代人”,愈来愈多的中国人也变成了“后现代人”,或者具有“后现代人”的不少特征。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快乐主义、时髦主义、奢侈品主义、明星崇拜主义、潜规则主义、一夜成名主义、美女主义、性解放主义、性放纵主义、钱色交换主义、权色交换主义、钱权交换主义、非理性主义、感性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等等逐渐成为愈来愈多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生活信条”和“人生哲学”。在他们实践这些“主义”的过程中,人性、高贵的人性受到严峻的挑战,而人的本能(也往往是动物的本能)、“动物性”得到了“肯定”。
  康德认为,人身上既有动物性,也有人性,人既是作为动物而存在的人,也是作为人类而存在的人;但是,正是人的理性和道德性所构成的人性使人区别于动物(或普通的动物),使人高于动物,使人成为“万物之灵长”,而万物为人所用。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认为,人只有在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时,他(她)才是一个真正的人。那么,当“后现代人”应用各种各样的“主义”,把自己的身体乃至自己的灵魂当成“工具”、“东西”来使用,获取利益时,他(她)们想到了自己是一个人吗?他(她)们难道不是在出卖自己的灵魂,侮辱、虐待自己的人性吗?

分类

  人种的亚文化:包括黄种人的亚文化、白种人的亚文化、黑种人的亚文化。
  年龄的亚文化:包括青少年亚文化、老年亚文化。
  生态学的亚文化:包括城市文化、郊区文化和乡村文化。

思想根基:否定集体主义,全面肯定个人主义

  当代西方社会依然处于后现代时代,而中国社会似乎并未真正完成现代阶段,就直接跨入了后现代阶段。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集体主义不复存在,个人主义盛行。在当代西方社会,集体主义被人们弃如敝履,甚至成为一个语言的禁忌,而个人主义甚嚣尘上,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人权”,也就是个人的权利成为一个强大的口号和共识。在当代中国社会,虽然集体主义依然存在,但它更多的是存活于老一辈或中年人心中,而对于“80后”、“90后”等新一代,“集体主义”这个词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遥远;在社会生活中,集体主义原则愈来愈遭到许多人的怀疑和挑战;与此相反,“个人主义”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熟悉、认同和接受,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中日益重视个人的地位、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成功,而对集体的地位和集体的利益不甚了解,甚至不知其为何物。

历史根源

  现代社会的历史源头在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当时进步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号召打破封建神权政治,结束中世纪一千年的宗教统治。他们肯定人类和人性,质疑上帝和神性(或主张人性与神性分离,政教分离)。他们强调人的世界中心地位、人的主体性、理性、自主、自由,强调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作用和力量,要求恢复和发展古希腊时期的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他们重视经济的作用,呼吁摧毁阻碍17世纪以来逐渐兴起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他们“为民请命”,提出“人生而自由平等”、“自由、平等、博爱”、“社会契约”、“人民主权”、“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三权分立”、“尊重和维护人的基本权利”等等诱人的口号,呼吁民主革命、结束神权和君权统治、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和法治国家。可以说,他们满怀着革命的激情,揣着一颗浪漫主义的心灵,构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的未来社会——现代社会,酝酿现代社会实现的蓝图和计划。在他们的启蒙、感染、激励、鼓舞和推动下,西方人勇敢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最终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现代社会的篇章。启蒙思想家们的伟大理想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然而,就像一个新生事物总是有它的产生、发展、壮大、衰落规律一样,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民主的敌人的消灭,西方人的革命热情消失了,进步的精神、进取心衰弱了,开始想着享受革命的果实——人权。于是享乐型个人主义逐渐盛行,大行其道。启蒙思想家们构想的现代社会的理想计划逐步被人遗忘或遭到质疑。启蒙思想家们提倡的科学理性、经济理性与人文理性(或道德理性)相结合、相协调的想法被“肢解”,人们抛弃了人文理性,一味强调科学理性和经济理性。科技与经济都变成了人的工具,科学理性和经济理性结合成为工具理性。失去了人文精神的人最终也变成了工具——自己是自己的工具,也是别人的工具。但是,享乐型的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冲突、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国家主义是放大的个人主义)。于是,工人与资本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出现(资本家的“贪婪个人主义”是引起矛盾的重要原因)。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社会蓬勃兴起。两次世界大战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国际政治经济利益分配不均,尤其是殖民地的利益)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而爆发的。
  二战后,大伤元气的西方国家一心一意发展本国经济,治疗战争的“创伤”。西方国家30年(1945-1975)的“经济奇迹”出现了,“福利国家”建立,“消费型社会”崛起。曾经因为阶级冲突和战争被抑制的享乐型个人主义重新抬头,并在新的基础“福利国家”和“消费型社会”上,试图摧毁一切阻碍它的因素——传统、纪律、基督教的道德或启蒙思想家们弘扬的道德、集体主义导向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结构。
  在吉尔·利波维斯基看来,正如19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当时已经产生了享乐型个人主义,只是这种思潮在当时不是主流,当时的主流是符合民主革命需要的“英雄个人主义”、“革命个人主义”;但是,处于暗流的享乐型个人主义“顽强”存在,并一直努力地争夺生存空间;到了“光荣的三十年”期间,享乐型个人主义终于战胜了“革命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再也遇不到对手了,并且“变本加厉”,获得了新发展:不但是享乐型,而且是自恋型,成为自恋型、享乐型的个人主义。于是,建立在这一新型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个人时代”出现,西方社会逐渐步入了“个人主义社会”,西方现代文化逐步被“后现代文化”排挤、取代。“后现代文化”取代现代文化,其本质就是“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

产生原因

  享乐型个人主义最终战胜“英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托克维尔认为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人性的趋势,即人心要求“平等”(“条件均等”)。因此他表现出对现代民主社会的深深担忧,然而他过于乐观地认为他在美国民主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发展宗教、协会、媒体等。论者认为,托克维尔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并不能令人相当信服。那么,享乐型个人主义最终成为历史的胜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人的精神状态的改变。
  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就已断言:不是哲学家的普通人绝对不能知道自己的高层次利益——道德完善、追求真理,也不会区分真和假,他们最终会成为自己内心潜藏的欲望和冲动的奴隶。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设想由一个哲学王来统治国家,即理性治国。他的意思是:绝大多数人都是缺乏理性的,是“感性动物”,只有哲学家才具有真正的理性,不会“感情用事”,而以理性办事。论者认为柏拉图对人的观察和判断是基本准确的。
  到了启蒙时期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这种大多数人是“感性动物”、少数人(真正的学者)是“理性动物”的状态并没有真正地得到改变,所以现代文化的践行者其实是启蒙时期和革命时期的真正学者(尤其是启蒙思想家们,如康德)。卢梭就曾说过,(革命)个人主义是一个哲学家的产品。而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他们对于现代文化的内涵是了解不多的,甚至一无所知,所以他们不可能成为现代文化的真正践行者。但是,他们是被历史推着走的:启蒙思想家、民主革命家和新兴资产阶级都推着他们走,当然,在种种推动下,他们的觉悟也有所提高,不过并未达到现代文化要求的高度。即使他们能够实践“革命个人主义”,做出自我牺牲,也往往是由于革命激情的推动,而不是理性的诉求。当然,他们的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他们内心潜藏的享乐型个人主义倾向受到了“革命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制约。
  到了“后现代时代”,大多数人依然是“感性动物”,而只有真正的学者是“理性动物”,但历史条件不可同日而语:革命结束了,政治高压降低了,消费时代来临了,换言之,社会环境宽松了。于是,大多数人的感性逐渐可以解脱压抑,自由地表达了,潜藏的享乐型个人主义倾向也逐步得到了解放,得到了承认,取得了“合法地位”,被“合理化”和“合法化”了。这一切显得自然而然,“后现代人”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变化。相反,“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变化,进行反思,提出了“后现代时代”、“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人”、“后现代个人主义”等等新概念,然而“后现代人”对这一大堆高深的学术用语是并不理解的,甚至莫名其妙,他们只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践行“后现代个人主义”,做“后现代人”。

表现

  当代西方文化依然属于“后现代文化”。在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现象光怪陆离,文化“泛化”、“滥化”,弘扬理性、道德、文明、崇高的“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日渐衰落,赞美感性、欲望、本能、快感、平庸、恶俗,建立在后现代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大众文化”、“俗气文化”横扫一切,无往不胜。麦当娜布兰妮、杰克逊等“天皇巨星”一呼万应,如君临天下,“粉丝”们热泪盈眶,出场费天文数字,他们似乎代表着“后现代文化”。然而,麦当娜的裸体照片、性爱录像在网上可以找到、下载;布兰妮出门不“习惯”穿内裤,并很“配合”地让记者“偷拍”裙底,她吸过毒,被强制戒毒,她曾“精神错乱”,剪掉满头青丝,留了个尼姑头,她被警察剥夺了孩子的抚养权,因为她真的不会抚养、教育孩子;杰克逊被控告“恋童”,性侵犯多名男童。在法国,性放纵俱乐部、换妻俱乐部、天体俱乐部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成员越来越多;著名电台RMC的性节目吸引越来越多的的听众,听众们热衷于与主持人“热线交流”,倾诉他们的千奇百怪的性经验(包括公共场所交媾、换妻、一夜情、同性恋、乱伦等),而女主持人BrigitteLahaie曾是一名拍三级片的演员;当代法国十大女影星(包括在中国有一定知名度的苏菲·玛索)都有拍过类似三级片的“光彩经历”;当代法国著名女电视主持人ClaireChazal、LaurenceFerrari和MélissaTheuriau都有过在海滩裸泳的经历,在网上可以搜索到她们的裸照;当代法国前奥运游泳冠军LaureManaudou的裸照和性爱录像也被放到网上。
  反观当代中国社会,当代中国文化的很大一部分不也接近于“后现代文化”吗?陈冠希艳照门事件似乎并非偶然,类似的事件陆续被披露。女演员肖琼、张钰捅出演艺圈的“潜规则”,有多少可怜的女孩子渴望名导演“恩赐”她们“潜规则”。一部《色戒》,勾起多少国人的好奇心(窥淫欲)。木子美用“身体下半身”来写作,近乎黄色日记的《上海宝贝》一炮打响。“芙蓉姐姐”靠在网上搔首弄姿出名,风光几年不减,至今未衰。“超女”选秀,“全民疯狂”。《百家讲坛》由盛而衰,但也捧红了不少“学术明星”。在中国作家富翁排行榜上,著名作家的财富日渐增长,但他们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精神价值却值得质疑。据说郭敬明韩寒的小说只适合于80后甚至90后的人,因为他们的小说是为他们写的,写的是他们的生活。王朔公开承认自己嫖过娼、吸过毒,他发表的《千岁寒》令人不知所云。

亚文化与社会

·社会结构的维护

  就如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样,亚文化就如同一个粘合因子,把拥有共同价值观或者共同利益的人归结在一起,他们有着共同的话题值得他们深究,从某种方面来说,只要我们承认文化的多元性,社会结构便可以在相对的时间内取得稳定,与“娱乐至死”来掩盖统治矛盾不同,亚文化的独立发展在维护共同的利益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主流文化,从而便于形成社会结构或者社会关系的认同,比如,弱势群体的贫困文化,他们的文化内涵中存在着对未来改变处境的奋斗和憧憬的积极因子,然而站在精英阶层来说,这类群体中存在着被同情和扶植的需求,于是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便生成,扫除了统治阶级制定各项政策的疑虑,并为政策的执行指明了方向;同样的,独立发展亚文化所形成的文化防守消弱了文化的硬性对抗,缓和了阶层矛盾。

·新文化诞生与方向偏离

  文化的规模化生产和量化复制已然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代表文化一直就是在量的规模上进行机械的扩展,从亚文化的相对性我们可以看出,在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转化中将会产生不自觉的定向,即随着亚文化层级的加深,相对主流文化的层级同样被加深,何况当今社会亚文化群体的细分发展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深入,从文化的交叉性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从性格方面从属于一个群体,从观念上则可以从属于另一个群体,而身体也可以从属于其他亚文化群体,所以,文化的全面细分增加了这些文化的深度发展的机会,例如,我们可以根据诗歌的爱好组建一个亚文化群,同样可以以某一句话或者一个字的美学研究而组建一个亚文化群体。
  但这种深度发展也将存在一个问题,以弱势贫困文化为典型的消极文化态势对主流文化的偏离为表现,主流文化在不断吸取亚文化发展精华壮大自己的同时,对亚文化的挤压或排挤已成为事实,新生亚文化的方向偏离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简单的说就像一棵树一样,还是树苗的时候,只有主干才是主流文化,当它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主流文化将不仅限制在主干,而是除了叶子以外的所有枝干,那么亚文化就像叶子一样,随着枝干的增多,叶子离中心主干将越来越远,这就是亚文化的偏离。

·尖锐社会矛盾

  城乡差距的扩大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矛盾是亚文化群体最为突出的表现,亚文化群体的形成因素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话题,同样,他们将为这共同的利益而奋斗或维护,以消费差距为表征的各种社会矛盾将会被激化。
  正如媒体分割社会一样,许多精英文化正在被少数有消费能力的社会阶层所掌控,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虚伪的尊严,他们不愿意同民间文化进行交流,径直的发展自己的文化,并逐渐影响着主流文化,使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产生背离,最为典型的是各种政策的倾斜,就像城市规划中的高科技工艺园区,他们享受着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待遇,他们通过对文化的控制占据社会财富的大部分,就像他们制造先进的生产技术而降低生产成本摧毁手工生产一样,并且他们用的福利待遇同样随着文化的产生而增加,社会的分配问题遭到质疑。

·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冲击

  按照文化研究的发源地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看法,亚文化不仅仅是代沟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结构矛盾的产物,青年亚文化和父辈文化分享着同样的难题和体验,青年亚文化是发生在符号层面的对霸权和支配文化的抵抗,是“社会疾病”的症候。青年亚文化表达和想象性地解决了父辈文化中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矛盾,为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社会病灶提供了象征性的“解决方案”,对强势文化、权力阶层进行了符号层面的挑战,尽管这种抵抗最终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伯明翰学派的这一思路或许可以通俗地概括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和抵抗。

·社会关系的改变

  没有和我们共同经历的人都不知道“玉米核事件”究竟是什么,就像网络BBS上经常暴露出的各种新成语一样,“打酱油”“俯卧撑”“被和谐”“躲猫猫”等新语汇的创造已经屡见不鲜了,原本只是一次事件中的口吻,被现在的网络群体爆炒,用以指代某种事件或者是某种现象,这种信息的变异使人际间的交往成为一种障碍,而且这种障碍正在逐渐的加深,原本不接触网络和不关注这类信息的人对这些新生的语汇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或者会受到感染,脱离原来的群体而转向一个新的文化群体,以寻求一种假性的时尚,或者他们会对这种话题充满着鄙视和一种自我的封建,这种对新异信息的回避,使得自己与外界的交流更加减少,从而诞生一些更细密的文化群体。
  关注政治的群体和关注娱乐的群体在交谈中更是形成了一种难以逾越的文化障碍,关注政治的群体对事实的评说方式与关注娱乐的群体对事实的参考时不尽相同的,政治群体则有一种忧国忧民的顾虑和对娱乐群体“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鄙视,而娱乐群体却极力的抵制政治的枯燥乏味和对政治群体不懂享受的费解,这就是亚文化发展给社会关系带来的一种弊病,然而缓解这种局势的办法就是一种大众文化的深入发展和广泛认同。

·促进社会的进步

  伴随着亚文化发展导出的新问题而来的是新的技术和新的思想,由于亚文化的发展带动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可以这样说,主流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所以亚文化将会促进社会的发展。

亚文化的出路

  如何遏制后现代社会“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现象?怎样拯救“高雅文化”?这一遏制和拯救有可能吗?
  正如柏拉图所观察的,大多数人是“感性动物”,只有少数人(哲学家或真正的学者)是“理性动物”。这种状况从两千多年前至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历史的背景、社会的环境和人类生存的条件。过去,人类更多的是处于“兵荒马乱”的战争和冲突时期,当时的科技与经济也比较落后,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保存生命、“挣口饭吃”、“养家糊口”而艰苦斗争,可以说生存的环境比较严峻,生存的条件比较恶劣,所以为了适应环境,求得生存,大多数人不得不自我抑制其感性的因素,而多少有一些理性的因素。进入了“后现代时代”——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大多数人不必再为“保住性命”和“填饱肚子”而苦苦地挣扎了。生活环境安逸了,生活条件舒适了,“饱暖思淫欲”,大多数人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本能的东西、感性的因素就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了,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势不可挡”。这就是后现代社会“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的深刻根源和原因,如前所述。所以,如果我们希望遏制这一历史“潮流”,拯救“高雅文化”,就只能期待人类社会的再进步、人们“灵魂的觉醒”和“理性的回归”。
  在康德看来,人既有人性,又有动物性,既有理性,又有感性,然而正是人的理性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使人高于动物。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人虽然有感性,但人身上主要的因素还是理性因素。当然,这只是康德的一个超验的理论假设,事实上这个假设也未必符合现实。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就承认了人身上感性因素的顽固和强大。康德的伦理学认为人实践道德的前提条件就是“无动于衷”,也就是通过内心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控制、驾驭人的感性,达到心灵的宁静和内心的平衡,达到人与自身的和谐。康德认为人类的最终目的是道德的完善,这一目的的实现有待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他期待哪些进步呢?首先是科学的进步。卢梭认为科学和艺术导致人类的堕落,康德觉得卢梭的观点是错误的。在康德看来,知识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对真理的追求、对科学的“爱慕”可以“掐死”、“窒息”人身上一些“肮脏的欲望”,帮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避免成为自己的感性的奴隶。其次是教育的进步。康德认为教育包括家庭的教育和学校的教育。在他眼里,良好的教育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完善的一个有效途径。但他观察到他所处的时代的教育水平是比较糟糕的,当局者们也并不热心于提高教育水平,而热衷于创造国家的繁荣和财富。不过,康德没有放弃他的希望——人类道德的完善。他预计这一希望只能在几个世纪以后得到实现了。
  时至今日,康德的希望尚未得到实现。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呢?论者不是占卜家,觉得很难对这一棘手的问题进行占卜。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康德的希望的实现有待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灵魂的觉醒”、“理性的回归”。人类社会有没有可能进步呢?论者觉得是有可能的。其实当代社会已经显露出一些要求进步的迹象:以享乐型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后现代文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国家是放大的个人),为满足人类无止境的欲望而进行的对环境和资源的“掠夺式”、“榨取式”、“杀鸡取卵式”开发利用引起了环境危机、气候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等等,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几千年来最大的破坏,人类的生存条件重新遭到威胁。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产生了沉重的危机感,进行反思和呼吁,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种种解决办法可以归结为:人类必须超越享乐型个人主义,克制欲望,驾驭感性,回归理性,重新找到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平衡和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