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

  沙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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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叶新,生于1939年,江苏南京人,回族。原为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1957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63年7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同年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1985年至1993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56年起开始发表习作诗歌和小说,现为自由独立作家

人物生平

  1956年读高中时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妙计》;  196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保送进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读研究生课程;研究班毕业,分配至上海人民艺
 沙叶新
 沙叶新
术剧院担任编剧;  1965年发表独幕喜剧《一分钱》,公演后颇获好评;粉碎“四人帮”后,创作激情高涨;  1978年发表剧本《好好学习》、《森林中的怪物》、《约会》,后者获上海优秀剧作奖;  1979年发表剧本《兔兄弟》,获第二届全国少儿文艺创作3等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荣誉奖;  1980年发表《陈毅市长》,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剧本评奖首奖、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1982年发表剧本《以误传误》,获上海优秀作品奖;《儿童时代》优秀作品奖;小说《似曾相识车归来》获《青年一代》好稿奖;  1984年发表电影文学剧本《宋庆龄》获《十月》文学奖;同年,电影剧本《陈毅与刺客》获第3届全国电视剧金鹰奖;  1986年发表《寻找男子汉》,获第三届上海戏剧节创作演出奖;  1987年创作的话剧《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发表于《十月》杂志1988年第2期,同年4月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该剧获加拿大“1988年舞台奇迹与里程碑”称号;其剧作《假如我是真的》、《大幕已经拉开》、《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及小说《无标题对话》等,曾引起强烈反响;这些作品被译为英、日等国文字;已出版《沙叶新剧作选》等;电视剧本《中国姑娘》由中央电视台拍摄播映;  1985—1993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主要作品

  沙叶新主要作品有——多幕话剧:《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太阳·雪·人》、《东京的月亮》、《尊严》、《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幸遇先生蔡》、《都是因为那个屁》等。独幕喜剧:《一分钱》、《约会》等。   电影:《寻找男子汉》,《陈毅市长》。电视剧:《陈毅与刺客》、《百老汇100号》、《绿卡族》、《尊严》、《张大千》等。另有多本散文随笔集,如:《沙叶新的鼻子》、《精神家园》、《自由的笑声》、《阅世戏言》、《沙叶新谐趣美文》及政论多篇,如:《“表态”文化》《“检讨”文化》《“宣传”文化》《“腐败”文化》等。

沙叶新自传

  我生在南京一个回族的家庭。父亲、母亲没有多少文化,什么最底层的活都干过。后来开始做生意,开过饭店、炒货店、五洋店,还开过当时在南京有些名气的南京板鸭公司。生意做得不错,极盛时,同时开了四家店,还盖了两层楼的前后两幢楼房。
沙叶新在书房
沙叶新在书房
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成分至少应该是小业主,是革命的对象。按现在的说法是个体户,是私人企业主。  父亲对我执行的是不管政策,你将来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没有规定。但只要求我做个老实人,不能有不义之财、不义之举。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慈祥、善良,母亲对我的影响是善待一切。我始终将我母亲年轻时候的一张美丽的照片放在我的皮夹子里,放在贴近我心窝的地方。  我的文学教育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家里开炒货店,瓜子、花生米需要用旧书纸来包。这些包炒货的旧书,有很多经典,记得有《鲁迅自选集》、《巴金自选集》和好多现代作家的作品,有叶圣陶沈从文、郑振铎、郭沫若丁玲冰心、卢隐的作品。所以我现在一看到书就闻到瓜子、花生米的味儿。我就是在瓜子、花生的香味中接受文学启蒙的。  在学校里我不是好学生,非常调皮,是那种没有坏心的调皮,不欺侮人,不捣蛋,学习成绩不好。我们老师叫我到黑板前写我的名字,已经小学六年级了啊,我居然只会写“沙”和“新”,连“业”字都写错了。那时我名字用的是事业的“业”,不是“树叶”的“叶”,当时是繁体字。我怎么写的呢?我写的是“事业”的“业”的繁体字的头,“树叶”的“叶”的繁体字的中间和下面,虽然很有创意,可根本没这个字啊。  15岁,写下第一首情诗  初中毕业前,在我生命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什么事?我得了“脑膜炎”(笑声)!那年夏日的某个夜晚,一个素不相识的蚊子突然咬了我一口,使我得了“流行性急性脑膜炎”。  我在儿童传染病医院住了将近半个月,总算把我这条命给救回来了。那时我想生命怎么如此脆弱,我这个活蹦乱跳的才活了13年的少年就已经濒临过死亡?我生的是非常危险的传染病,家人不好探视;想家了,就写信。没信纸,护士就给我一些纸。我翻过来一看,哇,是死亡登记表,真的好恐惧!就觉得生命很脆弱,我还没活够,我还有很多事没做。  开始走上文学这条道路是在高中二年级。当时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都比我大一点。一个叫王立信,现在是江苏省话剧团的编剧。还有一个叫……他的名字我忘了……哦,我想起来了,我给他的名字做过一个灯谜,谜面是:“裤子掉下了。”谜底就是这个同学的名字,谐音,叫“往上系”(笑声)。裤子掉下了,当然要往上系。他叫王善继,是三横王,“善”是“善恶” 的“善”,“继”是“继续”的“继”。南京人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n和l不分,an和ang不分,sheng和shen也不分,“善”念成“上”。他喜欢写稿子。他裤子掉下了,往上系;他稿子写好了,也往上寄。寄到哪里?寄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当时是最权威的文学刊物,获得了全国儿童文学的一等奖。奖金多少钱?500元!1956年啊,你们算算现在值多少钱!  我也开始写。我也写了一篇小说,发在《雨花》的前身《江苏文艺》上,那是我的处女作。后来还写了两首短诗,发在上海的《萌芽》。发表时我16岁,不,15岁吧。第一首是情诗。(笑声)虽然是情诗,自己实在是情窦未开。可那时还不知天高地厚,觉得我要做个作家,甚至已经是个作家了。谁会想到作家这条路是如此艰难,需要付出我一生的努力。  23岁,写文章跟姚文元辩论  当时考大学,我考上了最后一个志愿,第12个志愿(笑声),考上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大学二年级吧,我又开始发表小说。我连续在《萌芽》上发表两篇短文,都上了头条,编辑部还加了“编者按”,这在当时有点了不得,轰动华东师大校园,至少轰动了中文系。  大学毕业前夕,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和复旦大学三所大学的中文系,挑选一些业务尖子保送到上海戏剧学院办的戏曲创作研究班去深造。我就在那做研究生。  1963年吧,在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之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引起全国的注意,就是跟姚文元辩论的文章。当时我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实习,我看到一本书,是法国印象主义的作曲家德彪西写的,上海音乐出版社把他的音乐评论集《克罗斯先生》翻译出版,封面里边有一个内容提要,说德彪西的音乐评论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可姚文元认为大错特错。  这里有个背景,稍微介绍一下。1961年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当时姚文元看到《克罗斯先生》这本书,一想,这是阶级斗争啊,怎么可以说资产阶级的音乐家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呢?所以就写了篇文章,发在《文汇报》,题目叫《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我就写了篇文章叫《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辩论。还有位着名的老前辈贺绿汀先生,也写了一篇文章和姚文
年轻时的沙叶新
年轻时的沙叶新
元辩论,也发表在《文汇报》。我记得那年,美国着名的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在中国放了一部他主演的影片,叫《骄傲的山谷》,贺绿汀先生那篇文章就用“山谷”做笔名。我们这两篇文章,引起全国音乐界的震动,于是上面组织文章,对我们围剿。重点当然是打击贺绿汀。我当时是无名小卒,编辑部去找我这个人,不知从哪儿冒出个沙叶新来。后来贺绿汀也在打听,音乐界没有这个人呀,说:“这个沙叶新肯定是从法国回来的,怎么看了这么多书!”  当时的两个主要日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可能还有《人民日报》吧,批判我和贺绿汀的文章有几十篇。当时我只有23岁,批判铺天盖地,我紧张死了。  “文革”违反“三突出”,无奈自我批判  “文革”开始后,很快我就被整倒了。我是保守派,挂牌子挨斗。说我早在“文革”以前就炮打姚文元,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文革”时,还叫我写戏,因为当时写戏的人统统被打倒了。叫我写《边疆新苗》,写一个上海知识青年到黑龙江插队落户,后来因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故事,这个上海知识青年很有名,叫金训华。  为了写这个戏,我真的很用功,和剧组三次到黑龙江、一次到安徽黄山,和知识青年在一起,一去不是两天三天,不是两三个礼拜,有时一次就几乎是半年,同吃、同睡、同劳动。我觉得写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就要写出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之间的思想或品德的差距。可这种想法和那时的“三突出”创作原则相冲突,因为“三突出”的原则是,主要英雄人物无论如何不能有缺点,他要立于舞台中央,他的姿势始终是这样的(笑声)。他的声音始终是高亢的,要高大全嘛。英雄人物去接受教育,怎么能写差距呢?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好,这一写不得了了,违反了社会主义的“三突出”原则,给英雄人物脸上抹黑。1974年,我被批判了,开全市的文艺界大会。当时我想不通,我没错。虽然在政治上我很不自信,可在艺术上我很执着。在批判我的会上我准备了一个发言稿,为自己辩护,写了七张纸,可是后来我写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因为对手太强大了,我若辩解,肯定会以我的失败而告终。所以在万般无奈之中,我就撕毁了能表达我真实思想的那七张稿纸,重新写了一张,自我批判,骂自己是资产阶级什么的。  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内心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事情。  八十年代,用剧作拷问灵魂  “四人帮”倒台了,我像所有的人一样欢欣鼓舞。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创作激情勃发,我的主要剧作都是在那个时候创作出来的。  这时思想界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劫难?除了“四人帮”作恶之外,有没有更深刻的社会思想、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呢?一些真正有觉悟、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在考虑:我们知识分子在这场浩劫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是推波助澜了呢,还是俯首听命了呢?是同流合污了呢,还是拍案而起了呢?偌大中国、泱泱中华,有几个像张志新那样的人呢?寥寥无几呀!有几个人敢于进行斗争的呢?他们的社会良知到哪里去了呢?面对着罪恶保持沉默,这本身是不是罪恶呢?作为社会群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它本身有哪些劣根性呢?这种讨论尽管还不深入,甚至肤浅,可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讲,这是个大事。  那时我也在灵魂拷问,我扪心自问,我这个知识分子不够格,我是个工具型的知识分子,我是个螺丝钉型的知识分子。我没有独立人格,我没有知识分子的道义,叫写啥就写啥。在“四人帮”倒台以前,我基本如此,我是个不够格的知识分子。  我用我的剧作间接地表达了我的立场和观点。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写的第一个戏是《陈毅市长》,第二部戏是《假如我是真的》。但先上演的是《假如我是真的》,后上演的是《陈毅市长》,而且是当《假如我是真的》受到批判之后不久上演的。这样就给人一个印象,好像因为《假如我是真的》揭露了干部的特权腐化而受到批判,为了立功赎罪,就上演了歌颂党的好干部的《陈毅市长》。  我是作家,底线是不能撒谎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意识形态的色彩开始淡漠了。中国转入消费时代,所以知识分了又面临着另外一种选择,说俗了,就是
沙叶新在读报
沙叶新在读报
一个“权”,一个“钱”的选择。就像鲁迅讲的,有人退隐,有人消沉,有人流亡,但也有人坚守。可悲的是坚守的人越来越少。我有过彷徨、困惑,也有过笑话。  1999年吧,也许是2000年,法国有个有名的酒,叫铭锐吧,这个酒拿破仑喝过,说拿破仑打仗,必须到这个酒厂去喝一瓶。  1999年吧,这家法国大公司把1900年到 1999年不同年份的酒混合到一起,酿造了300瓶“鸡尾酒”,其中100瓶不出售,只送给世界各国在某个领域的着名人物。当时张艺谋特地到法国驻上海的领事馆来接受这瓶酒。要举行一个仪式,在那个公司的总裁把这瓶酒送给张艺谋之前,要找个当地文化界名人来介绍张艺谋出场。于是就找到我,我说好呀,这是一次文化活动嘛,是中国的光荣嘛!他们问:“沙先生,你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没有什么要求。”然后又问:“真的没什么要求吗?”(笑声)我心想能有什么要求呢?总不能让张艺谋拍部电影让我演男主角吧。  其实人家法国公司是有利可图的,他们是用文化来包装商业目的。所以他才问你:“你有什么要求?”说白了,你要多少钱嘛。可我就是听不懂嘛。  我境界不高,但我有一个底线,我是作家,不能撒谎。虽然我这个人无能,智商也很低,而且生过脑炎(笑声),但是假如我认定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就应该勇敢地把这条路走下去。苏格拉底临死之前,对他的助手讲:“我还欠人家一只。我死了以后,你要把鸡还给人家。”我觉得我也有很多债要还。我欠人的友情、欠家人的亲情,欠了很多债!作为一个作家,我也欠了很多债呀!假如我应该完成的作家的使命、应该肩负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没有去完成它,不也是债吗?

剧本《陈毅市长》

  第一场 1949年5月10日。在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的一间简陋的会场里,陈毅司令员正在向部属讲话。他声色俱厉地批评一些干部战士目无纪律的行为,声称“要是到了上海,二次再犯纪律,可别怪我陈毅不客气!”他侃侃而谈,对前途充满信心,指出:“从进上海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上,这个任务比拿枪打仗还要困难。”最后,他套用骆
沙叶新剧作《陈毅市长》
沙叶新剧作《陈毅市长》
宾王的文章结束讲话:“试看明日之上海,竟是谁的天下!”  第二场 1949年5月28日下午。陈毅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主持了国民党伪上海市政府代市长夏灏的投降仪式后,友好地向他伸过手去:“夏灏先生,交个朋友!”称赞他弃暗投明,还表示要认真研究夏灏的“上海城市建设规划”,希望他继续提任工务局长。在如实地向记者通报了上海的状况后,陈毅表示要尽快地恢复和经展经济。当有记者询问陈毅就任上海市长的感想时,陈毅说:“有啥仔感想?”“感想就是上海的市长不好当哟!”  第三场 陈毅硬是拉上工业局长顾充到国华纱厂总经理傅一乐别墅赴宴。傅一乐喜出望外,也深受感动。傅夫人何淑芳因不懂孙毅的四川方言,误将陈毅当作公司大老板;陈毅也将错就错,说自己是“上海市的大老板”,正在筹划开办一家最大的国营百货公司,并要何淑芳劝说丈夫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尽快恢复生产。直到傅一乐上场,何淑芳才明白面前这位“沈先生”原来是陈市长,连声说“冒昧”。傅一乐向陈市长表示:一定遵守政府法令,正当合法地进行经营。  第四场 上海第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第一天开张营业。陈毅前来视察,向药柜营业员裴云芳了解开业情况。为了“支持国营商店”,陈毅向秘书朱静借款买药。当他了解到盘尼西林无货可供,私营药店乘机抬价,病儿家属心急如焚时,陷入了沉思之中。  第五场 化学家齐仰之家。陈毅登门造访,但齐规定“闲谈不得超过三分钟”。陈毅说:“齐先生对有一门化学,好象一窍不通!”齐觉得奇怪,追问:“我的无知究竟何在?”并请陈市长“尽情尽意言之”。于是,陈毅道出一番“共产党人的化学”的妙论,说明“社会若不起革命变化,实验室里也无法进行化学变化”的道理。齐仰之豁然开朗,欣然同意主持筹找盘尼西林药厂。  第六场 敌机轰炸发电厂。陈毅急忙从家中赶赴现场。张大爷误以为女婿“六亲不认”,拎着行李包袱前来辞行。陈小妹也上家里要哥哥介绍到卫生学校读书。陈毅回家,一番情真意切的话,使老丈人和小妹了解共产党人廉洁无私的作风,一场难断的家务事终于被陈毅化解。  第七场 陈毅正为电厂被炸训斥军长童大威:“八门高射炮,你倒有本事让它六门不响!”说这回要“依法论处”。但当接到华东局要将童大威交军法处依法判刑的电话时,又为自己的“虎将”童大威讨保。新闻处副处长魏里因电厂被炸报道失误,严重泄密,被陈毅狠训一顿。他一宿未睡,大清早就前来交检讨书和辞职信。经秘书长周放曙说明,陈毅才知道魏里是党外人士。他立即召见魏里,为自己态度粗暴表示歉意。  第八场 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上午,陈毅带傅一乐到国华纱厂工会领导人徐根荣家拜年。傅一乐害怕国民党的轰炸,将资金抽逃香港,使工人三个月未领到工资。在徐家,他目睹了工人以豆渣充饥的生活,颇有感触。陈毅批评他抽逃资金,同时教育徐要协商解决劳资纠纷,协调了两方关系。  第九场 师长彭一虎来到陈毅家“提意见”。他没有被提拔当军长,认为陈毅“安排不公道”:“我哪一点比不上老胡?就是身上的伤疤也要比他多几块!”陈毅猛喝一声“住口”,让彭一虎脱掉上衣数身上的伤疤,之后,又请他的管理员老韩也数伤疤。陈毅故作惊讶地对老韩说:“什么,什么?24年参加红军,25年入党的老革命,身上又有那么多的伤疤,如今就担任一个小小的管理员?”他语重心长地对彭一虎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第十场 市属机关礼堂大厅。剧场内正在表演节目。夏灏、傅一乐、徐根荣、齐仰之等人先后入场。陈毅不喜欢对他个人歌功颂德的节目,退出剧场,在大厅遇到准备演出的交响乐团指挥柳风。柳风告诉陈毅,他的团部至今仍居无定所,陈毅答应尽快解决。他跟周放曙商量:“要是安排不出房子,那就把你的或者我的房子先让出来!”周答应第二天就解决。陈毅奉调南京军区主持工作,他倾听着从剧场传来的《英雄交响曲》,自言自语地说:“这个音乐是歌颂英雄的,可是被歌颂的不一定都是英雄。我在上海工作才一年多,就已经有人对我唱颂歌,真叫我诚惶诚恐。个人太渺小,党群才万能!切记啊切记!”

沙叶新言论

  “挨批,得奖;再批,再得奖。” (总结自家得奖规律)  “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永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沙叶新名片浪向个衔头)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日三餐,都由妻子将我精心饲养。结婚前,我毛重105市斤,如今重达150多市斤,一身肉都是我妻子精心饲养的成绩。俗话说,饮水思源,我是见肉思妻啊!”  “沙叶新,曾化名少十斤。少十斤为沙叶新的右半,可见此人不左:砍去一半,也不过十斤,又足见他无足轻重,一共只有20斤。沙叶新于1939年出品,因是回族,曾信奉伊斯兰,且又姓沙,可能原产地为沙特阿拉伯,后组装于中国南京。体形矮胖,属于三等残废,但他身残志不残,立志写作,一回生,二回熟,百折不回;箪食瓢饮,回也不改其乐,终于成为回族作家。沙叶新1957年侥幸地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1961年又意外地被送到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班深造。 1985年身不由己担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91年又己不由身地挂命为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作品以戏剧为主,多有争议,得过奖,也挨过批。编剧以前叫作剧,指九天以为证,他绝不是恶作剧。”  “对上海男人印象很多是误解!上海男人绝对不是像中央电视台小品里演的,像巩汉林表演的那种上海男人形像,那么畏缩和猥琐。说话嗲嗲的,戴着眼镜的,瘦瘦的、娘娘腔的,好像是同性恋似的。不是那么回事。问题是两种价值观,问题是侬从什么角度去看上海男人。我认为上海男人很可爱。”  “沉默可以不可以?不撒谎,不表态,保持沉默可以不可以?最重要的把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回答学生个问题——“大学生如何对待谎言?”)

外界评价

  第一次“遭遇”沙叶新,我正在三亚。  2008年的冬天,我居住的城市下了雪,很冷。我的习惯是凌晨4点起来写点什么,天冷于我就很不和谐。朋友邀我到海南去住,在南中国海的岸边,一个小渔村。  一个阳光满天的下午,我独自伫立在椰树下望着海水发呆。在海浪拍岸声中,忽然听到一支耳熟的乐曲,一遍又一遍地奏鸣,四顾无人,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是我的手机。  “我是沙——叶——新。”手机那头自报家门,姓名一字一顿,显然是给我思索的时间;久仰大名,我脱口回应。这倒不是
沙叶新作品《谐趣美文》
沙叶新作品《谐趣美文》
虚伪的客套,而是真正的久仰大名。上世纪70年代末,在那场惊动高层的关于戏剧《假如我是真的》的讨论中,我就听说过作者的名字沙叶新。当人们还在讨论“腐败”这个词能不能使用时,他就向腐败投出有力的一枪。当时我的理解和支持是在他这一边的,但他的名字,对我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人名,一个读者的仰慕,一种遥远的概念。这一次,虽说大致能猜到电话的缘由,但此刻我听到的是敬仰已久的真人的声音,还是感到意外,微微有点吃惊。  那段时间我正在修改一本书稿,一本讨论上世纪90年代某种不良文化现象的书。上海一位着名的老学者看到了我的初稿,先后复制几百份分发给京津沪文化界他的一些朋友。此后的一段时间,就有一些看过初稿的知名教授学者作家来过电话,表达关切之意。我猜测沙先生说的也是此事,这位文化名家没有任何寒暄,立即在电话中开始讨论我的作品。他热情的好评使我汗颜,他中肯的批评透出一种真诚,同时,他还给了我恰到好处的点拨。他用“期待”这个词来描述我们即将到来的在上海的会见,让我深切感受到这位受人尊敬的文化老人的谦逊。因为我暂时还得在海南住些日子,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是我们沟通的主要方式,也成了我们会见前的铺垫。  虽说多年来我是个文学爱好者,但在退休前的20年,我对文坛已“无论魏晋”。在我自己,是因为这些年混迹政界,无暇光顾文学。于文学,从 90年代开始大多远离现实,不知走去哪里,只是在作家圈中自写自看、自娱自乐,或者与评论家相互抚摸,失去了吸引我的魅力。文学被某种政治绑架或者被政治吓逃而遁世,都会导致文学被消解。从当年的宣传工具到如今低俗的游戏,都是文学的悲哀,这也许是文学期刊凋敝的根本原因。  在和沙先生见面以前,我选读了一些他的文章。我惊喜地发现,沙氏倒是一个站在中国大地上敢说真话的作家。这位剧作家在坚持话剧创作的同时,近年还写了不少杂文,是一位有独立人格的文化人。他能有所坚守,敢说敢写,敢爱敢恨,如他一篇文章的题目《美我所美,刺我所刺》。尤其是鞭挞被极左政治绑架的假恶丑文化的系列文章,深受读者的喜爱。  尤为可贵的是,虽然早已成名,沙先生早在1963年就撰文《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与姚文元商榷》向姚文元叫板。但他不像有的沪上名人,自喷烟雾,自编语录,自诩文曲星下凡。相反的,他坦言自己被迫做过检讨、写过“左”的文章、歧视过“右派分子”、呼喊过打倒“走资派”的口号,这就赢得了我的极大的敬意。他分明不是一个高居云端自视高贵的可怕的“精英”,而是一个我等草根凡人可以结识的人。
沙叶新的书房“善作剧楼”匾额
沙叶新的书房“善作剧楼”匾额
  2009年2月24日下午2时,我如约到沙先生在上海莘庄的居所。一见面,没有客套,他就邀我参观他的书房,直接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解答我的有关90年代文化史实的咨询。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中,他和我谈了苏州德胜洋楼公司、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波特兰小街、德源文化研究所,还有他们正在筹划的丛书。他讲话幽默风趣,说话的时候真诚的眼睛看着你。有的人相交数十年,仍是知面不知心。我和沙先生初次见面,却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看过他的文章,见过他的人,谈过一些话,我自己解开了谜团。我明白他为什么会和当年那位戏剧文学朋友分道扬镳了。什么嫉妒啊,文人相轻啊,分明是不着边际的扯淡。根本的根本就是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人各有志,各走各的朝圣道。较之那种不值一哂的无良文人,我是敬佩沙先生的。  我带给他二两茶叶,是新春第一天开摘的“武义乡雨”,意在向他表达一个浙江读者春天的问候。他高兴地接受了,并且说:“这是今年江南第一天的茶叶,我要把它记下来,二月十九日。”随后马上把它交给夫人江老师,说,好茶叶。在我回到金华后,他还特地追来电话说,这茶叶真的不错,把真的两个字说得重重的。这一举止透现出他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  几位新认识的文坛前辈在沙先生家会齐之后,德胜洋楼公司总裁聂先生派来的车子把我们一行接到苏州。在着名的苏州波特兰小街的一座木质楼房里,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沙先生快人快语,说他是个“焦急人”,就由他来做“召集人”。作家、导演也是企业家的聂圣哲先生大力支持,几位学者援手相助,很快谈妥了相关事宜。  会后,在摄影师给大家拍照时,沙先生忽发幽默之言,引得我们哈哈大笑。这个效果可比齐发“茄子”自然得多了。沙先生是个风趣的人。  一个月后,我觉得无论如何得再去见一次沙先生。因为我看到了《2008年散文选》中他的一篇文章《我是一个快乐的人》,才知道他不久前曾经身患胃癌动过手术,还在康复之中。我应该当面向他表示歉疚之意:我不该为了自己的事而一再烦扰他。  当我再一次见到他,向他表达上面所说的歉意之时,沙先生笑了。他真诚地说,到了这个年龄,也只能尽力而为了。提起他的病,他倒一点没有忌讳,笑着说手术后恢复很好。肿瘤、切除、扩散、化疗这些可怕的字眼,常人会小心翼翼地避开,病人更会忌讳,他却满不在乎地提到它们,甚至拿自己的病开玩笑。他在文章中说到在医院的情况,说他会对镜子里的自己问好,给病房的情绪低落的病人讲笑话,真是妙趣横生。我看他比先前照的相瘦了几圈,言谈却依然幽默风趣、笑声琅琅,无丝毫悲戚之貌。因为瘦了,他说自己叫“少十斤”(沙叶新名字的右半边)。我记起他在电视剧《围城》出演的诗人曹元朗的形象,他自嘲说那时是“肥头大耳”,一个懂得自嘲的人自然会化解烦恼。他真是“一个快乐的人”。  他曾说过,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现在,他的博客重新开写,更受网友欢迎了。古稀之年重病身,本该在家安享晚年,他却仍在热心公益事业,在平民中发现培养人才。他与着名学者贺卫方、江平、章诒和、聂圣哲一起受聘苏州德源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导师,为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奔走苏沪皖,切切实实地默默工作着。不作秀不张扬,他是一个有良心和良知的文化人。  他要按严格的时间表锻炼身体了。我向他告辞,他送我一本他的书《自由的笑声》,签上名,还请我这个默默无名的人“雅正”。他很自然地做这些,丝毫没有文化名人的架子。我读过他的一篇文章,知道他送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也是这本书。他对我说,这本书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他。他给我的名片也不是江湖中传说的那种:“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永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其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在他辞职之后,他现在的名片只是简简单单的剧作家,他已经裸退了。  后来我把一篇散文发给他请他指正,他很快给我来信:“谢谢你的散文《无人可以侍奉的孤独》,我看哭了,现在还在流泪……我这个月要去南京走坟,扫祭我的父母,我会想到你的母亲,想到你,想到天下无私无怨的母爱和父爱以及在这种爱中哺育出的儿女……”三言两语,拨动了我的心弦,让我感动良久。  沙先生在60年代就已成名,80年代曾经引领当时的话剧潮流,他编导的话剧《陈毅市长》广受好评。现在还是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这样一位大名家,对我这个初涉文坛的老年人关爱有加,我十分感激。  看最近的照片,沙先生明显地胖了回去,对曾经的癌症患者,这是一个康复的好兆头。是的,当年姚文元的“金棍子”没有
 沙叶新
 沙叶新
打倒他,对他戏剧的围剿没有放倒他,现在癌症病魔的折磨也不能压垮他。他是个百折不挠的正直的文化人,他总是发出“自由的笑声”。  他在“文革”时与人合作的戏剧《边疆新苗》虽然曾经受到过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咏的点名批判,但在时隔27年后的今天,沙叶新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他坦言那是“遵命文学”,甚至抨击当年的自己,以致认为这种作品比帮闲之作还要厉害,是帮凶了。这种勇敢的自我否定体现了男子汉的一份担当。  2010年1月,当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决定将“第六届中国戏剧文学金奖特别奖”授予他的剧本《幸遇先生蔡》的时候,沙叶新予以拒绝。他的理由如下:我是名誉会长,作品又得奖,等于是自己选自己。我更希望把名额空出来,给别的创作者。那些人可能比我更需要这个奖,他们需要支持。这样一来,沙叶新失去了一项荣誉,以及一笔1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详见章剑锋《一介书生的“出走”》,2010年4月2日《南风窗》)  当年他曾编过一部剧本《寻找男子汉》,在上海连演200场。他说是为了“寻找一种可以使整个民族面貌为之更新的阳刚之气,寻找一种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而百折不挠的生活准则。”  其实,他正是这样的男子汉。个子不高,但铁骨铮铮,一个硬汉。  是的,他就是。(《硬汉沙叶新》,作者:吴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