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调阳

  吕调阳(1516年-1580年),字和卿,号豫所,谥文简。广西桂林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廷试一甲第二名(榜眼),初授翰林院编修,后任国子监祭酒,官至礼部尚书。万历元年,担任恩科文科主考官时,张居正的次子张嗣修中探花。神宗时,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著有《帝鉴图说》。

人物简介

  吕调阳(1516~1580)明文渊阁大学士。字和卿,号豫所,谥文简。广西桂林人。自幼聪颖,刻苦攻读。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廷试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太保、少傅兼太傅、吏部尚书等。
  留京近30年,以廉正闻名。教育监生时,注重言传身教,先德而后艺;为穆宗帝讲学,引经据古以规时政,深得朝廷敬重。能文能诗,古雅淳厚。与张居正合编《帝鉴图说》,并纂修嘉靖、隆庆两朝实录。万历六年(1578)秋,因病辞官归乡。撰有《佛塔寺碑》、《全州建库楼记》、《勘定古田序》、《奉国中尉约畲墓志铭》等碑。卒于桂林,葬北郊狮子岭。

个人经历

·求学做官一路顺

  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吕调阳出生于广西桂林城南文昌门外一个官宦之家,为明嘉靖间翰林院编修吕璋之后。
  少年时代的吕调阳,已是名震四方的小秀才。他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18岁时中举,二十九年(1550年)34岁时廷试获一甲二名,即榜眼,初授翰林院编修。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任国子监司业。1567年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不久即调回北京,任国子监祭酒。国子监是教育管理机关和传授儒家思想的国立最高学府,其中最重要的礼仪就是手拿酒杯对天祭祀,所以国子监的主管被命名为祭酒。国子监简称国学,也称大学。这年冬天他被派任南京礼部侍郎,次年又调回北京,先任礼部侍郎,后任吏部侍郎,不久升吏部左侍郎(明朝以左为上,左侍郎实际上处于较上风的地位,相当于常务副部长)。后来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掌詹事府事。隆庆五年(1571年)为辛未科副典试官。第二年明穆宗去世,神宗登基。皇帝仅九岁,大权由内阁代理。是年六月,首辅张居正荐请吕调阳,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吕调阳成为次辅,万历元年晋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十一月晋太子太保。万历四年(1576年)十月,晋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次年二月,又晋为建极殿大学士。1580年去世,赠官太保、谥“文简”。

·支持改革不揽权

  张居正为了挽救危机四伏的明王朝,以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改革要处理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触犯许多权贵的利益,需要绝对的权威。张居正选择吕调阳做次辅,对改革取得重大成果有关键作用。
  吕调阳性格温厚,办事公道,从不拉帮结派。《临桂县志》云,吕调阳“所树惟恐见知,所急惟恐见德”、“人故无所籍以颂公”。他为国家办事,最怕他人对己歌功颂德。
  明朝末年,政治重心转至内阁,谁当首辅,谁就能主宰国家大政。万历五年(1577年),首辅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大明祖制,官员丧父母,要辞官守孝27个月,称“丁忧”。期满回来上班,谓之“起复”。如皇上特批,立即起复,穿素服办公,不用离职守孝,就是“夺情”。
  政敌们认为夺权机会到了,暗流涌动,等待张居正去职丁忧。
  内阁中也有人认为吕调阳可以顺理成章当上首辅了,甚至已有人到吕调阳处贺喜。然而,吕调阳却向皇帝上疏,张居正肩负先帝托孤重任,还要扶保社稷,无论如何都要留任。他引用先朝杨溥等旧例,请求皇上让张居正“夺情”。这样一来,御史曾士楚、吏科给事中陈三谟上疏,请留首辅。南北两京各院部官员也纷纷跟进,大力吁请挽留,一时形成“保留”风潮。皇帝很快下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只准张居正回家尽孝49 天,稳住了动荡的局势。
  在张居正回家安葬父亲期间,吕调阳也不越权,小事由张四维处理,大事派人驰报张居正决断。后来,为避揽权之嫌,还连上十疏称疾,要求回家养病。万历帝以吕调阳“久疾未痊,特准回籍调理”,让其于万历六年(1578年)七月初六日致仕(辞官退休)。

·巧施妙计破倭寇

  从明朝初年起,日本的土豪、浪人常常勾结我国海盗来我国沿海骚扰,沿海人民十分痛恨,称之为“倭寇”。与此同时,被朱元璋打败的方国珍、张士诚残部也亡命海上,与倭寇勾结。东南沿海闽浙大姓、奸商、土豪也串通倭寇,非法贸易,获取暴利。“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旗号,并分艘掠内地,无不大利”,“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一些海盗流氓还穿倭服,挂倭旗,四出杀掠,气焰嚣张。嘉靖年间(1522~1566年),朝廷征调广西“狼兵”(壮族土官兵)、湖南“土兵”(湘西土家族土司兵)前往东南沿海抗倭。瓦氏夫人请命应征,率军6800余人赴沿海作战,给倭寇以毁灭性打击,获得抗倭的首次胜利。
  瓦氏夫人病逝后,抗倭主帅张经遭严嵩爪牙赵文华陷害斩首,倭寇又在沿海猖狂起来。
  1566年,严嵩倒台后,徐阶、张居正等掌权,起用谭纶、戚继光,练兵蓟州,开始整理边务。
  戚继光筑台三千,自居庸关至山海关,控守要害,以对倭寇作战有经验的浙兵为主力,加紧训练戚家军。由于倭寇时而东,时而西,偷袭不止,戚家军防不胜防。吕调阳知道这一情况后,经过周密调查了解,想出一个用大刀破倭寇的战术。他告诉戚继光,倭寇大都长得矮,虽然凶残狡猾,但最怕被砍头。他们头被砍掉后就不能再投胎重返人世,来世只能当牛做马,变猪成狗。所以日本人自杀宁可剖腹决不砍脑袋。针对倭寇这种心理恐惧的弱点,戚家军可挑选一千名高大强壮军汉,全骑高头大马,冲击敌阵时专朝倭寇的脖子砍,砍掉一颗脑袋就可吓倒一大群敌人;砍下一批头颅,下批倭寇就再也不敢来犯了。
  吕调阳又拿出一把大刀和一只铜铃,说:“这把大刀是我高祖父投军所用,是高祖父自己在家乡用磁铁矿石精炼打制的;这把刀二尺八寸长,四寸宽,稍带弯,比倭刀长,刀刃锋利,吹发立断,砍头如切瓜。再看这个铜铃,是我曾祖父所留,当年曾祖接替高祖军籍,编入骑兵,他回老家用铜和锡合炼成青铜,请铜匠打制这个铜铃。此铜铃比一般铜铃响声洪亮,一匹战马颈上挂三四个,马奔跑起来铜铃撞响,马就会亢奋起来,而系铜铃的铜链不易断,不要声响时可以轻易地摘下铜铃。”
  张居正、吕调阳、戚继光打制了一批铜铃、大刀,用牛皮和铜做头盔铠甲,装备戚家军。
  这一来,高头大马,锋利大刀,戚家军如虎添翼,一有倭警,大队骑兵立刻出发,“叮铃、叮铃”之声响彻大地。战马听到铜铃声,精神大振,四蹄如飞,身材高大的军汉身穿坚固的铠甲,挥舞大刀,向倭寇头上砍去,刀到头落,倭寇吓得不敢上岸,只能在远海活动,沿海倭患渐渐平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