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明史本传》),一说字自如(《黄尊素说略》),汉族。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一说袁崇焕出生于广东东莞,年十四随祖袁世祥,父袁子鹏迁至广西藤县)。

邵武知县

袁崇焕
        袁崇焕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中三甲第四十名,赐同进士出身,授福建邵武知县。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袁崇焕被朝廷任命为福建邵武知县。邵武(今福建省邵武市),位于福建西北部,武夷山南麓,濒临闽江支流富屯溪,为“八闽屏障”。
  袁崇焕在邵武知县任上的重要事迹,流传下来的主要有五件:
  第一,救民水火。《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素(qiáo)捷有力,尝出救火,著靴上墙屋,如履平地”。
  第二,处理冤狱。《邵武府志》记载“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
  第三,关心辽事。夏允彝《幸存录》记载:袁崇焕“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袁崇焕了解辽东边事,为后来的军旅生涯,做了初步的准备。
  第四,聚会奎英。袁崇焕企盼做一番大事业,就要联络、组织志同道合者,为共同理想而奋斗。袁崇焕在邵武招纳的军人如罗立,后在固守宁远之战中向城北后金军大营,燃放西洋大炮,一炮发中,“歼虏数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五,题辞高塔。袁崇焕题写“聚奎塔”塔额袁崇焕在邵武为民救火、处理冤狱、关心辽事、聚会奎英的文物标志,是他题写塔名的聚奎塔。
  塔额中题“聚奎塔”三个字,阴文,颜体,行楷,舒朗,苍劲,刚挺,圆浑,流畅。这方题刻,字迹清晰,完好无损,是至今袁崇焕留下惟一可信的极为珍贵的墨迹与文物。

单骑阅塞

  邵武知县袁崇焕任职不久,遵照朝廷的规定,于天启二年(1622年),到北京朝觐,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他利用在京的时机,察视边塞,了解形势,为辽事进行准备。
  此时辽东形势,已经越来越危急。辽东经略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道:“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意思是:明朝先失陷抚顺、清河、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又失陷广宁,丢弃全辽,无局可守。《明史》记载:自努尔哈赤攻陷抚顺以来,明朝在辽东的总兵官,阵亡者共14人:抚顺则张承胤,萨尔浒之战则杜松、刘、王宣、赵梦麟,开原则马林,沈阳则贺世贤、尤世功,浑河则童钟揆、陈策,辽阳则杨宗业、梁仲善,广宁则刘渠、祁秉忠。天启帝惊慌失措,抓住首辅叶向高“衣袂而泣”。京师朝野官员,谈敌色变。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说:“时广宁失守,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
  袁崇焕在这个明朝关外局势空前严重的态势下,单骑出关,巡视形势。《明史·袁崇焕传》记载:
  天启二年正月,朝觐在都。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职方主事。无何,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讶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俾招募。
  在失陷广宁的第四天,御史侯恂慧眼识人,不泥成规,题请破格擢用袁崇焕,具疏奏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
  明天启帝采纳侯恂等的建议,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旋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
  袁崇焕赴任前,往见革职听勘在京的熊廷弼。熊廷弼问:“操何策以往?”袁崇焕答:“主守而后战。”熊廷弼跃然喜。
  袁崇焕任职后,上《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力请练兵选将,整械造船,固守山海,远图恢复。他疏言:“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 当时山海关外广大地域,为漠南蒙古哈剌慎等部占据,袁崇焕便驻守关内。朝廷采纳蓟辽总督王象乾的奏议,对边外蒙古部落实行“抚赏”政策,就是颁发赏银,争取他们同明朝结盟,共同抵御后金。一些蒙古部落首领接受了“抚赏”,辽东经略王在晋令袁崇焕移到山海关外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镇)。王在晋又令袁崇焕往前屯(今辽宁绥中前屯),安置辽民流亡、失业者。袁崇焕受命之后,连夜赶路,丛林荒野,虎豹出没,天明入城,将士都赞叹他的勇敢与胆量。

营筑宁远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王在晋经略辽东,四月有驻守北山的湖广士兵溃逃,袁崇焕杀数人乃定。六月王在晋令袁崇焕移往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铺,经理前屯卫事务。袁崇焕当夜出发,次日抵达前屯。夜行荆棘老虎、豹狼中,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三朝辽事实录》)。王在晋甚为倚重,题请升其为宁前兵备佥事。
  王在晋当时商议在八里铺筑山海重关,袁崇焕以为不妥,上书朝廷,力争。朝廷命大学士孙承宗亲往视察,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抵山海关,驳回了山海重关之请。孙承宗召集关内外众臣公议,阎鸣泰主守觉华,袁崇焕主守宁远。孙承宗实地考察后,认为宁远乃山海天然重关,听从袁崇焕之议。
  八月,孙承宗自请督师辽东,王在晋调南京兵部尚书。阎鸣泰升任巡抚辽东,袁崇焕调永平道。九月,孙承宗抵关。十二月,阎鸣泰令袁崇焕审核兵数,袁崇焕私斩小校,(《明史本传》,《三朝辽事实录》中记其杀二人)导致军营几乎哗变。孙承宗怒其以以监军专杀,袁崇焕请罪。
  天启三年(1623年)春,孙承宗令袁崇焕抚哈刺慎各部,令其移出八里铺至宁远,收复二百七十里(《孙承宗年谱》)。孙承宗初令祖大寿筑宁远城,九月又令袁崇焕和满桂前往,袁崇焕定城规模,令祖大寿等督建城。天启四年(1624年),宁远城竣工,逐成关外重镇。
  天启四年(1624年)春,孙承宗上疏言“宁远可战可守”,又说“愿用崇焕指殚力瘁心以急公”不愿用“腰缠十万之逋臣,闭门颂经之孱胆”,帝听之。
  九月,袁崇焕马世龙等携兵一万两千巡边广宁,叙劳进兵备副使,继又升至右参政。同年,袁崇焕父病故,袁崇焕两疏请辞,不许。
  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遣兵分驻锦州松山杏山等城,同年,因柳河之战,孙承宗屡次遭参,请辞。十月,兵部尚书高第经略辽东。

宁远大捷

宁远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宁远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高第上任后,认为关外必不可守,力主尽撤宁锦之兵于山海关。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给袁崇焕力拒,金启倧书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袁崇焕亦力争不可,其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高第不听,仍令马世龙撤宁、前二城之兵。(《孙承宗年谱》),袁崇焕说“我为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必不去”(《边事小记》)高第只得尽撤锦州右屯松山杏山大小凌河等处兵马,弃粮粟尽十万余石。十二月,袁崇焕升任按察使,仍主事宁前。(《督师纪略》)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后金兵渡辽河。右屯守将周守廉逃,松山等处守将左辅亦烧毁粮储庐舍而退。(《东华全录》)。袁崇焕闻之,与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集将士誓守宁远。令中左所都司陈兆阑和都司徐敷奏率兵入城,左辅朱梅为外援。(《三朝辽事实录》)。又传令通知前屯赵率教,山海关杨麟有宁远之溃兵皆斩。
  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率后金军至宁远,努尔哈赤自称率军三十万,必破此城,令袁崇焕投降。
  袁崇焕答曰:“来兵称三十万虚也,约有十三万。吾修治宁远决守以死岂肯降耳”(《东华录》)。
  后金攻城,袁崇焕等宁远守军以火器拒之,宁远通判金启倧也因点炮自燃,为国捐躯。(《明熹宗实录》)。
  “自辰至晡,杀三千人,敌少却。二十五日佟养性督阵攻西门,势更悍,先登,益众。敌俱冒死力攻,城中卫之如前,击杀更倍于昨”(《明季北略》)
  “是役也,奴贼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余人。而大炮以封,今所称‘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者,职所首取四位中之第二位也。”(《徐光启集》,卷四,《练兵疏稿二》)
  “……天启六年正月宁远守城,歼贼一万七千余人,后奉敕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此正西洋所进四位中之第二位也。”见(明人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二《请求火器疏》)
  “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石匮书后集》)
  努尔哈赤自称“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可,惟宁远一城不下”(《清高祖实录》)。
  后金攻打宁远不下,分兵掠觉华,岛上参将金冠等七千水兵抗击殉国,七千商民被屠杀。后金焚毁觉华岛粮料八万石,船两千只。 崔呈秀弹劾高第、杨麟,杨麟因不援削职,高第准其辞职还乡。王之臣代替高第督师辽东。(《国榷》)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七日,复设辽东巡抚,袁崇焕为之。叙功,加袁崇焕兵部右侍郎,荫千户。袁崇焕三疏辞之,不许。

巡抚辽东

  时值满桂赵率教交恶,袁崇焕五月上疏请调满桂,王之臣以为不妥,以满桂勇猛调其任为山海关总兵,袁崇焕认为不可,逐经抚不和。经过朝廷调停,袁崇焕和王之臣分权,袁崇焕主关外,王之臣主关内。袁崇焕认错,并复请满桂调任山海关。(《两朝从信录》 )
  袁崇焕遣使者吊唁努尔哈赤。后金皇太极趁机遣使回复,谋求议和。袁崇焕奏报朝廷主以和缓之建锦州大小凌河诸城。辽东经略王之臣主张派遣使者非计,应回绝和议。王之臣奏疏:“年来奴酋求和于西虏(蒙古),而西虏不从;屈服于朝鲜,而朝鲜不受。一旦议和,彼必离心,是益敌以自孤也!近日,都官过通令处,虏鞭其背云:‘汝汉人全无脑子…… 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两朝从信录》)。御史智铤言,督抚意见各异,恐误边事(《国榷》)。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召回王之臣,关内关外之事尽付袁崇焕便宜行事(《三朝辽事史录》)。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初八,皇太极一面遣使与袁崇焕议和,一面派阿敏出军征朝。关于阿敏征朝兵力,《朝鲜李朝实录》作三万,《三朝辽事实录》作八万,《八旗通志》无兵力数字记载。朝鲜作为亲身参战方,没有必要缩小遇敌人数,故阿敏征朝兵力目前史学界都是以三万这个数字为准。出军后金军渡过鸭绿江,进攻朝鲜,史称“丁卯之役”。(《东华全录》),十四日,克义州,分兵攻打毛文龙东江铁山部。毛文龙遁入云从岛(《三朝辽事实录》)。
  朝鲜和毛文龙告急,朝廷命袁崇焕发兵援助,并拣轻兵捣巢,袁崇焕上疏无虚可捣。疏言“顷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即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而虎酋新并粆花,意殊区测,都令、塞令新通于奴而仇于我,万一我兵正道以东,奴暗以轻骑北出而袭我关宁,此时救人耶,抑自救耶?”此时后金总兵力约有七八万,前一年宁远大战努尔哈赤的发兵数就有五六万,因此皇太极留守沈阳的兵力至少还有四五万之多。虽然比起全族兵力驻防,此时沈阳的防务当然是略为薄弱了一些。可是袁崇焕此时身为辽东巡抚,所辖仅有宁锦七万兵,即使倾巢而出取沈阳,也无胜算。更何况朝鲜的战事在正月二十六日阿敏攻克平壤后就已经基本结束,之后阿敏部队留驻朝鲜只是为了威吓朝鲜以便在定盟时多捞些好处罢了。袁崇焕接到朝鲜命令出兵的时候就已经是三月,此时出兵对朝鲜战事已经无济于事,而且随时存在被阿敏部队回师前后夹击的危险。事实上,如果朝廷真的下定决心,从蓟镇和山海关调集大军集结到锦州,并协同蒙古察哈尔部一起兵发沈阳的话,对于近半数军队在外的后金来说,还是存在一定威胁的。但由于毛文龙虚报敌情,谎报征朝军有八万之众;又为了尽快减除自己的危机,谎报沈阳留守兵力不到一万(到四月更谎报皇太极将留守兵力还派出部分增援朝鲜),让朝廷误判敌情,以为仅宁锦的兵力就足够犁庭捣穴,根本没有给袁崇焕配备能够威胁后金的军力。而且,即使三月份袁崇焕在接到朝廷旨意后立即全军出击沈阳,朝鲜和东江也早就在一个月前被打垮了,根本于事无补,唯一可能的结果是,袁崇焕的军队由于毛文龙的谎报久攻沈阳不下,以致于被回师的阿敏前后夹击。
  天启七年四月,也是“丁卯之役”战况正激之时,蓟辽总督阎鸣泰上奏折,称颂魏忠贤的功德,并要求在宁远、前屯两地为魏忠贤修建生祠,作为下属的袁崇焕也只得联名上奏。《大明熹宗实录》记载“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送魏忠贤生祠”。

宁锦大捷

  袁督师祖崇焕公相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初六日,后金皇太极,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没有议和诚意为藉口,亲率数万军队,谒堂子,出沈阳,举兵向西,进攻宁(远)锦(州)。
  十一日,后金军至锦州,距城一里,四面扎营布兵,将锦州城包围。时明太监纪用、总兵赵率教驻锦州,负责筑城、守城。当后金兵将至时,左辅等人,撤入锦州,凭城固守。皇太极得报后,传令攻城。后金兵攻城数日,伤亡惨重,别无所获。
  十六日,明辽东巡抚袁崇焕派人送给纪用、赵率教的书信被后金兵截获,内称“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关,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云云。皇太极信以为真,即收缩围锦兵力,聚集于城西,以防明援师。
  至二十六日,后金军已围城15日不克,人马疲惫士气低落。
  二十七日,后金军分兵为两部:一部继续留驻锦州,在锦州城外凿三道濠,加以包围;另一部由皇太极率领官兵数万,往攻宁远。
  辽东巡抚袁崇焕提出:“坚壁固垒,避锐击惰,相机堵剿。”总督蓟辽、兵部尚书阎鸣泰题奏:“今天下以榆关为安危,榆关以宁远为安危,宁远又依抚臣为安危,抚臣必不可离宁远一步。而解围之役,宜专责成大帅。”此奏,得旨:“宁抚还在镇,居中调度,以为后劲。”朝廷为确保宁远,不允许袁崇焕亲自率领援兵,前往救援;而令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率军一万,驰援锦州。
  二十八日,辽军与后金军在宁远城,展开激烈的攻守战。袁崇焕列重兵,阵城外,背依城墙,迎击强敌。皇太极欲驰进掩击,贝勒阿济格也欲进战;大贝勒代善、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劝上勿进,甚力”。天聪汗皇太极对于三位大贝勒的谏止,怒道:
  “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
  明辽军与后金军两支骑兵,在宁远城外展开激战,矢镞纷飞,马颈相交。明总兵满桂身中数箭,坐骑被创,尤世威的坐骑也被射伤;后金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及瓦克达俱受伤。两军士卒,各有死伤。
  明军骑兵战于城下,炮兵则战于城上。袁崇焕亲临城堞指挥,“凭堞大呼”,激励将士,齐力攻打。参将彭簪古以红夷大炮击碎八旗军营大帐房一座,其他大炮则将“东山坡上奴贼大营打开”,后金军伤亡重大。明太监监军刘应坤奏报称:“打死贼夷,约有数千,尸横满地”。后金贝勒济尔哈朗、大贝勒代善第三子萨哈廉和第四子瓦克达俱受重伤,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蒙古正白旗牛录额真博博图等也战死。后金军死伤甚多,尸填濠堑。
  二十九日,后金天聪汗皇太极率军撤离宁远,退向锦州。
  辽东巡抚袁崇焕欣喜地奏道:
  “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拚命,不知有夷之凶狠骠悍。职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此贼,一战挫之,满镇之力居多。”
  皇太极攻宁远不克,又转攻锦州。
  先是二十八日,当后金兵在宁远城下激战之时,锦州的明兵趁后金军主力西进、势单力弱之机,突然大开城门,蜂拥冲杀出来,攻向后金大营,予敌一定杀伤。稍获初胜之后,迅即撤退回城。后锦州战报送到皇太极手里,他感到宁、锦前后、腹背受敌,不得不迅速从宁远撤军。
  六月初三日,皇太极向锦州城发起进攻。
  初四日,皇太极攻城不下,遂命撤军回营。明总兵赵率教疏报:此役后金兵伤亡“不下二三千”。明镇守太监纪用奏报:“初四日,奴贼数万,蜂拥以战。我兵用火炮、火罐与矢石,打死奴贼数千,中伤数千,败回贼营,大放悲声。”
  初五日,凌晨,天聪汗皇太极从锦州撤军。
  初六日,辽东巡抚袁崇焕上《锦州报捷疏》言:
  “……孰知皇上中兴之伟烈,师出以律,厂臣帷幄嘉谟,诸臣人人敢死。大小数十战,解围而去。诚数十年未有之武功也!”
  宁锦之战,后金军攻城,明辽军坚守,凡二十五日,宁远与锦州,以全城而结局。明人谓之“宁锦大捷”,载入中国战争史册。

平台应对

  熹宗崩,崇祯即位,魏忠贤被诛。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 崇祯任命袁崇焕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入都,十四日崇祯帝召见平台。袁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时间恢复辽东,并疏陈方略,皇帝大喜,袁崇焕复奏掣肘,袁崇焕奏曰“以臣之力治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嫉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岂臣谋”。(《崇祯纪事》)二十四日崇祯赐崇焕尚方宝剑,便宜行事。袁崇焕疏谢并陈方略,崇祯赠蟒玉银币,崇焕辞莽玉不受。

计斩岛帅

袁崇焕
          袁崇焕
  袁崇焕于崇祯二年(1629)五月二十五日自北汛口开洋出海,经大王山风中岛松木岛小黑山大黑山猪岛蛇岛虾蟆岛,二十八日泊双岛。二十九日,崇焕登岛岭,谒龙王庙。当晚,毛文龙至。
  六月初四,袁崇焕颁东江三千五百七十五员名赏,军官每员自三两至五两,士兵每名一钱。并将饷银十万两发于东江。袁崇焕传徐旗鼓王副将谢叁将商谈。随后要命令毛文龙,今后旅顺以东公文用毛文龙印,以西用袁崇焕印。又命令制定东江营制,同时命令准备收复镇江旅顺。毛文龙均不同意。
  六月初五,袁崇焕传东江各兵登岸,较射给赏。毛文龙问“袁崇焕何日行?”。袁崇焕云:“宁远重地,来日行。今邀贵镇岛山盘桓,观兵角射。”又说:“来日不能踵拜,国家海外重寄,合受余一拜。”交拜毕,登岛山。谢叁将暗传合营兵,四面密布,将文龙于随行官百余员,绕围内,兵丁截营外。袁崇焕询问毛文龙随行各官姓名,俱曰姓毛。毛文龙曰:“俱是敞户小孙。”袁崇焕曰:“岂有俱姓毛之理?似尔等如此好汉,人人可用。我宁前官兵,俸粮多于尔等,倘然不能深(饱)暖。尔等海外劳苦,每月领米一斛,且家人分食此米,言之可为痛心。尔等亦受我一拜,为国家出力,此后不愁无饷。”各官垂泣叩首。
  随后对文龙说:“余节制四镇,严海禁者,恐天津莱登 ,受心腹之患。今设东江饷部,钱粮由宁远运来,亦无不便。昨与贵镇相商,必欲取道登莱,又议移镇,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并设道厅,稽兵马钱粮,俱不见允。岂国家费许多钱粮,终置无用?余披沥肝胆,讲至三日。望尔回头是岸,谁知尔狠子野心,欺诳到底,目中无我犹可,圣夫子英武天纵,国法岂能相容?”说完,向西请命,缚毛文龙,去冠裳。毛文龙尚倔强,不肯就擒。袁崇焕又说:“尔疑我为书生,不知我乃朝廷一员大将。"随即颁布毛文龙十二条罪名,并对东江各官说:“毛文龙如此罪恶,尔等以为应杀不应杀?若我屈杀文龙,尔等就来杀我”。来官俱相对失色,叩首哀告。毛文龙语塞,叩首乞生。袁崇焕说:“尔不知国法久了,若不杀尔。东江一块土,以非皇上有也。”请尚方剑,合水营都司赵不歧,何麟图监斩,令旗牌官张国柄执尚方剑斩毛文龙首级于帐前。又令将毛文龙首级,备好棺木安葬。围外兵丁汹汹,见袁崇焕兵严整,不敢犯。
  崇焕又谕东江各官云:“今日斩文龙一人,以安海外兵民,乃杀人安人,尔等照旧供职,复原姓,为国报効,罪不及尔。”后分东江兵二万八千为四协,用文龙子承祚管一协,用旗鼓徐敷奏管一协。其余二协,东江各官举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二员分管。将带来饷银十万,分给各岛官民,令冯旗鼓,往旅顺宣抚。又令将毛文龙将剑,东江事权,让陈继盛代管。谕毕,离岛登舟,发牌晓谕,安抚各岛军民。檄承祚偿所欠各商银两,差官查岛中寃狱,并抢来各商船只。俱即发商人洪秀等。
  六月初六,备祭礼,到文龙棺前拜祭。云“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我辈私情”。遂下泪,各将官俱下泪戚叹。
  六月初九,往旅顺,官军迎,宣谶毕,扬帆以归。(《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
  崇祯虽然不满袁崇焕先斩后奏杀死毛文龙,但由于毛文龙曾经两次带兵到山东抢掠钱粮,狂言“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劣迹斑斑,又在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说:“汗凡有旨来,我皆领受,无不遵行”,“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尔牵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已经有投敌的趋势,崇祯自己也对毛文龙早有不满,认为毛文龙“通夷有迹”,故而对毛文龙之死甚喜,对袁督师斩毛文龙嘉谕倍至。
  据《明季北略》记载:“辽民苦虐于北,时欲窜归中朝,归路甚艰,百计疾走,数日方抵关,文龙必掩杀之,以充虏报功,是其大恶。又骄恣,所上事多浮举,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以方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崇焕初斩文龙,上甚喜,嘉谕倍至。”
  明末时事小说《镇海春秋》则把袁崇焕杀毛文龙说成是袁崇焕与后金议和的条件之一,并被当时的一些史书传抄,但在袁崇焕与后金往来的书信中并没有与此相关的内容。
  史学大家孟森认为:
  “毛文龙东江之兵,始以朝廷无的饷而借口通商,以违禁物与敌为市,敌乃大得其助,而崇焕治兵,请管东江之饷,而文龙拒之,以与敌通市为利,又不欲以领饷而暴露其兵额也。崇焕斩文龙,编制其兵,核实其饷,东江正可有为,乃身即被戮,毛兵亦无所依赖,自相屠杀,相率降清。论者又以此为崇焕之罪,不以为杀崇焕者之罪,至今尚纠纷不已,是用揭之。”
  (孟森《明史讲义》)
  著名历史学家李光涛曾经痛骂给毛文龙翻案的清朝遗民、伪满洲国大汉奸罗振玉
  “癸酉,即民国二十二年,罗氏因从来不用中华民国纪年,所以只书癸酉。九一八事变’日寇成立伪组织,罗氏尝为首任十大臣之一,以其衰老之年,犹为此无耻之事,其以毛文龙之“通敌叛国”为伟功,以叛徒孔耿等之屠杀同胞篇佐命之勋,亦无足异矣。毛文龙通敌原书,载明清史料,姑勿论罗氏曾否见之,即如金梁之满洲老档,云己毛文龙私通之事,亦大胳可见,此书出版较早,罗氏当亲见之,彼又尝手编坐史料丛刊,其中亦截有毛文龙种种罪恶,彼皆不肯征信,独信此至东江遗书一书,且又摭拾由来一贯之浮言,妄毛文龙有功之状,其为“贼贼相护”有意淆乱是非之心理显然可知矣。”
  (李光涛论罗振玉刊《东江遗事》)
  历史学家阎崇年认为:
  “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为了统一事权,是为了抗金大业,除掉了骄横不法,抗拒议和、跋扈一方的毛文龙,对明朝是有利的,袁崇焕杀毛文龙体现了大智、大勇。”
  (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

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发生“己巳之变”,皇太极率数万清兵绕道蒙古,以避开忠于明朝的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的防区。10月27日突破大安口,至11月初连陷遵化、三屯营,巡抚王元雅、总兵朱彦国自尽。京师震动而戒严,同时诏令各路兵马勤王关。蓟辽督师袁崇焕对后金此举,已有所料。为此,袁崇焕曾正式向崇祯皇帝上疏,说:“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崇祯二年五月十六日到吏部事兵部呈于兵科抄出之《钦命出镇行边督师蓟辽等处兵部尚书臣袁崇焕谨题为乞汰冗官以纾国用等事》)说得很清楚,蓟门比较薄弱,应当设重兵把守。不仅如此,袁崇焕又上了一道奏疏,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因为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打不破,就会以蒙古为向导,突破长城,来威胁北京。
  “九月己丑,袁崇焕以清兵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虗警耳。遣其众归,师果不出。”(《崇祯实录》卷二)
  “崇焕随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於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石匮书后集)
  盖崇焕自任复辽,殚精拮据;甫及期年,锦宁一带,壁垒改观。正拟器械马匹,稍有头绪,决计渡河,惟虑蓟门单弱,请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白冤疏)
  但是,袁崇焕的两次上疏,都没有引起崇祯皇帝的足够重视,派出的援军也被遣回。不幸的后果被袁崇焕言中了。
  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二十六日,八旗军东、西两路,分别进攻长城关隘龙井关、大安口等。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后金军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顺利突破长城,于三十日,兵临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师东北方向,距离京师300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师戒严。
  虽然按照朝廷分工,袁崇焕主要分管山海关外防务,蓟辽总督刘策分管关内防务。但是,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是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
  先是,十月二十九日,袁崇焕从宁远往山海关,途经中后所,得报后金军已破大安口。袁崇焕做出以下军事防御部署:
  其一,严守山海关。因为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已经调到关内,宁远总兵祖大寿也带精锐随袁崇焕入关,所以袁崇焕命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防止后金乘机夺关。
  其二,严守京师要道。袁崇焕命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
  其三,严守京畿地区。在靠近京师东北方向的蓟州、三河、密云、顺义严密布防,防止后金从东北路入京。袁崇焕命保定总兵曹鸣雷等驻蓟州遏敌,自率大军,以总兵祖大寿作先锋,驻蓟州居中调度策应。命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保定总兵刘策守密云。
  袁崇焕一面进行总体部署,一面阻截后金军南进,其措施是:
  第一,遵化阻截。因为皇太极的军队突破了龙井关和大安口,直接指向遵化,遵化是京东的重镇,袁崇焕想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这里,他急令平辽总兵赵率教率四千兵马,驰救遵化。他率部急驰三昼夜,行350里,到达遵化以东的三屯营。但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让入城,赵率教只好纵马向西,驰向遵化。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率援军至遵化城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等所部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误入埋伏,中箭坠马,力战而亡,全军覆没。赵率教战死,是明军的重大损失,袁崇焕失去了最得力的大将,失去了救援京师的最佳时机。
  当日,后金军进攻遵化城。后金先劝降,遭到拒绝。后四面攻城,明巡抚王元雅凭城固守,顽强抵抗。第二天,遵化“内应纵火”,遵化城陷落。巡抚王元雅走入衙署,自缢而死。城中官兵人民,反抗者皆被屠杀。接着,后金军进攻遵化东面的三屯营,副总兵朱来同等潜逃,总兵朱国彦把逃跑将领的姓名在大街上张榜公布,然后偕妻张氏上吊自尽。初七日,后金军破三屯营。明朝丧失了将后金军堵在遵化的机会。
  遵化失陷,驰报明廷,人心大震,朝野惊恐。时“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崇祯长编》卷二八)。皇太极命留兵八百守遵化,亲统后金军接着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这时,袁崇焕亲自带领九千兵马,急转南进,实施其第二步想法:就是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蓟州。
  第二,蓟州阻截。袁崇焕于十一月初五日,督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等率领骑兵,亲自疾驰入关,保卫北京。至此,袁崇焕在关外的三员大将——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全部带到关内,可见袁崇焕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誓死保卫京师。初十日,袁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140里。袁军在蓟州阻截,“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崇祯长编》卷二八)。皇太极曾两次败在袁崇焕手下,这次就没有同袁崇焕军队硬碰,而是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往通州进发。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又落空了。
  第三,通州阻截。通州离北京只有40里,袁崇焕紧急率领军队往通州进发,力图把皇太极军队拦截在通州。十二月初一日,袁崇焕的军队到达河西务。河西务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大约离北京120里。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接近通州,他揣测到了袁崇焕的军事意图,不打算在通州跟袁崇焕决战,而是取道顺义、三河绕过通州,直奔北京。这样,袁崇焕在通州拦截的军事意图又落空了。
  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袁崇焕这时的战略目标是将后金挡在京师以外,并部署军队依托城池来防守抵御。因为袁崇焕与后金征战多年,深知后金骑兵野战的优势,明军唯有依城作战,才能取胜。赵率教的四千骑兵在平原野战,全军覆没,就是明证。
  虽然袁崇焕决意要“背捍神京,面拒敌众”,堵塞八旗军入京师之路。但是,袁崇焕设计的三个阻截都没有成功,这样战线就推到了北京。
  袁崇焕在河西务举行军事会议,议商进取。会上,副总兵周文郁提出:“大兵宜趋敌,不宜入都。且敌在通州,我屯张家湾,相距十五里,就食河西务,敌易则战,敌坚则乘,此全策也。”(《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就是说,未奉明旨,不宜入京!袁崇焕说:“周君言是。弟恐逆奴狡诈异常,又如蓟州,显持阴遁,不与我战。倘径通都城,则从未遇敌之人心,一旦动摇,其关系又不忍言”。“君父有急,何遑(闲暇)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河西务会议之后,袁崇焕率领九千关宁铁骑,日夜兼驰,行120里,由间道急奔,抢在皇太极之前,于十九日抵达北京外城广渠门外。其实,袁崇焕统兵入蓟时,明朝官员中就传说他有引导后金兵进京之嫌,故崇祯帝下令袁崇焕不得越蓟州一步,而他竟然毫无察觉。现在他又擅自率部进京。所以,从他抵达京师的那一刻起,袁崇焕实际上已经身陷腹背受敌的局面,只是他还不很清楚,或者根本顾不得关注自己。
  同时,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兵,也来到北京城德胜门外扎营。
  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明朝北京保卫战即将开始。
  袁崇焕率领关宁九千骑兵,于十一月十九日,赶在皇太极之前驰抵京师城下。第二天,保卫京师的战斗就打响了。
  京门初战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城外明军,主要是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的勤王部队,另外参加战斗的还有城上的卫戍部队。
  德胜门之战: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讬、杜度、萨哈廉等,统领满洲右翼四旗,以及右翼蒙古兵,向满桂和侯世禄的部队发起猛攻。后金军先发炮轰击。发炮毕,蒙古兵及正红旗护军从西面突击,正黄旗护军从旁冲杀。后金两军冲入,边杀边进,拚搏厮斗,追至城下。城上明军,奋勇弯弓,又发火炮,轰击敌军。不久,侯世禄兵溃,满桂率军独前搏战。城上明兵,发炮配合,但误伤满桂官兵,死伤惨重。满桂身上多处负伤,带败兵一百多人在城外关帝庙中休整。第二天,守军打开德胜门的瓮城,供满桂的残兵休养。就在德胜门之战的同一天,广渠门也发生激战。
  广渠门之战当天,莽古尔泰率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二千往击袁崇焕军,此时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率九千关宁铁骑屯沙窝门外。这场广渠门大战,九千关宁铁骑血战数万八旗军及蒙古兵,自巳(巳正10时)至酉(酉正18时),炮鸣矢发,激战8小时,转战10余里。战斗中,一敌军抡刀砍袁崇焕,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莽古尔泰箭如雨下,袁崇焕身中数箭,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由于袁崇焕身先士卒,拼死力战,关宁铁骑倍奋砍杀,莽古尔泰军被击败。袁崇焕部将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敌军至运河边。敌军忙迫拥渡,冰陷,淹没者无数。此一战,关宁铁骑杀敌千计,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 关宁兵亦伤亡数百。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 “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又用乡导任守忠策,以五百火炮手,潜往海子,距皇太极军营里许,四面攻打,皇太极军大乱,随移营出海子。

粜米蒙冤

  明朝遗民谈迁的史学巨著《国榷》记载:
  辛末,召象乾及廷臣於平台问。象乾方畧对曰:“插汉虎墩兔憨与顺义王卜石兔哈喇慎、白黄台吉俱元小王子之後。卜哈俱插汉分部,岁贡。自黄台吉与插汉閧,插汉不贡。隆庆庚午,俺荅受封开市,卜哈部夷屡掠之。去岁卜石兔西走,哈喇慎俱被攎,白台吉仅身免,东投於建奴。其弟跌各兔等不欲也,白台吉媿死,哈部今其人无几。朵颜三十六家此日亦当联络,与哈喇慎可得三万人。诸部惟永邵卜最强,约三十余万人,若合卜石兔之兵可御插汉。”
  帝曰:“插汉意不受抚,何?”对曰:“当从容笼络。”帝曰:“如不欵,何?”象乾密奏语不尽闻。帝善之,命往与袁崇焕共计。象乾请发抚赏银五万两。
  此事《崇祯长编》卷之十三元年九月亦有载,不过把“建奴”忌讳作“清”而已。由此可见朵颜是明廷笼络的对象。
  而袁崇焕被指资敌的对象,就是上述的朵颜部。故市米资盗并不能成袁崇焕的罪名。而且袁崇焕后来卖米也是崇祯帝许可的:“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
  《国榷》卷八十九又有记载:“初,广宁塞外有炒化、暖兔,贵英诸虏。蓟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守门诸夷。所云西虏也。皆受我赏。建虏虽强,其势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谓通建虏,并革其赏。诸夷已閧然。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且罪阑出者。于是东边诸胡群起飚去,乃尽折入建虏,不受汉索也。”
  可见谈迁认为崇祯在蒙古人饥荒时不知乘机拉拢,才是蒙古人投向后金引其入寇的主因。

磔刑处死

袁崇焕塑像
袁崇焕塑像
  明思宗(1610—1644)在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囚禁审讯半年后,在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明思宗以 “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罪名于三年八月碟(zhe)刑(分裂肢体)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行刑那天,袁崇焕毫无惧色,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刑场,“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袁崇焕卒年四十七岁。(《石匮书》)。
  世传清太宗皇太极(1592—1643)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明思宗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但是阎崇年等一些学者则倾向于认为明思宗杀袁崇焕是因为朝廷内阉党余孽的诬陷,皇太极的反间计只是袁崇焕落狱之因。
  对反间计,《明史》袁崇焕传,记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
  《明季北略》则记载:“都中又喧言崇焕导虏入犯,上甚切齿。先是,虏出猎,掳我多人。中有二珰,上命侦崇焕者,亦被掳。虏视之,知为珰也,乃设一记,佯为袁遗书约犯边,答云:“知道了,多谢袁爷。”又佯惊云:“乃为珰闻,缚珰亟斩之!”又故遗一奴私放珰归。珰归,上其事。上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
  袁崇焕在行刑前,念出了自己的遗言: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平反经过

  一些史料记载,南明政府早在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前多年,就曾经为袁崇焕平反:
  钱海岳先生的《南明史》详细记载了南明政府对袁崇焕的三次平反,层次不断提高。
 

·史料之一

  (崇祯十七年五月),安宗《登极恩诏》……又复袁崇焕、赵光抃原官。
  明安宗即弘光帝,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在崇祯死后于南京即位登基。
  袁公于崇祯三年冤杀,
  赵光抃在崇祯十六年冤斩。
  崇祯十五年,蓟州被围,光抃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关、通州、天津诸军务。光汴治军严谨,作战骁勇,临危不惧。光汴至蓟州前线,率二骑冲破鬼子重围疾驰入城,城上欢呼“新督莅任”,满寇望而惊叹,蓟州之围遂解。光汴率部援南闯北,“不释鞍甲者七阅月,斩虏首千六百有奇”。十六年初夏,在截击满寇归路的螺山战役中,国军将领各保实力,互不协同作战而被敌各个击破。后来皇帝却逮捕光忭,作为替罪羊杀害。

·史料之二

  弘光元年二月,(安宗)予袁崇焕、王在晋祭葬。
  弘光元年即公元1645年。王在晋在崇祯朝为兵部尚书,因张庆臻改敕书事牵连,被崇祯帝处罚过当,革职回家死去。

·史料之三

  昭宗以邝露言,谥袁崇焕“襄愍”。
  明昭宗即永历皇帝。邝露在永历朝任中书舍人,在1650年清寇广州十二日大屠杀中遇难,
  “襄愍”解释为:“甲胄有劳曰襄”(见《正义。谥法解》);“佐国逢难曰愍”(见《经世大典。臣谥》,刘熙曰:志义未究,遇难而死,可闵惜者也,故曰愍”)。属于赞扬性的褒谥,用来表扬有军功但蒙冤遇害的大臣。
  熊廷弼抗敌有功却被阉党杀害,崇祯为他平反后,赠给熊廷弼的谥号,也是“襄愍”。被阉党余孽陷害的袁崇焕平反后,因为他立功和蒙冤的情况与熊公类似,永历政府就赠予了同样谥号,也是情理之中。

历史评价

  “只认定‘不怕死、不爱钱’与‘曾经打过’十个字耳。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而崇焕为关门必不可发一援宁之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亦但是置将与卒耳。而崇焕置母妻子百口於军中。纸上甲兵,禁中颇牧人,可自命也。而实从矢石锋刃中,住奴而遏奴者,其胆气较练,而伎俩较实。”(《崇祯实录》卷八)
  “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为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明熹宗实录》卷六八)
  “初,虏势张甚。人心惶骇欲遁。自崇焕坚拒,气始振。关外九城得屹然拱护山海……藤县(袁崇焕)之于东陲,亦勋劳多矣!初,经略高第议弃宁前锦右。果如其说,则辽西将非国之有也。赖藤县力持,成宁远之功,士气少奋。”(《国榷》)
  “柳河败绩,士卒西奔。崇焕狂呼邀截,使各还守信地。关外城堡幸尔得存。至于宁远解围,誓众效死。金启倧一炮打坏虏营一角,虏乃旋退,危城得全。崇焕虽死于法,不可顿没其功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天启六年正月)
  “(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鏖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
  “自辽事者,所用人鲜有胜任者。当时所望成功者,惟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而崇焕先置于极刑,妻子流数千里,刑浮于罪,冤哉!”(《明季北略》二十四)
  “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
  “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清高宗实录》)
  “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 。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梁启超《袁督师传》)

割在袁崇焕身上的3543刀

袁崇焕纪念馆
           袁崇焕纪念馆
  从感情上讲,袁崇焕是最值得宣扬的战神,以其文官出身(曾国藩也是,但是属于镇压民众的刽子手,对内镇压是能手,对外抗敌则是软蛋),却韬略激荡而胸藏十万甲兵(北宋范仲淹也曾以文官领军征讨西夏,强悍的西夏军竟不能挡,自视甚高的西夏王元昊称其胸藏十万甲兵、韬略过人,视其为心腹大患,但范仲淹却以其孤傲而备遭排挤,不久即被贬官流放,虽身怀大志却不得伸,不过登楼临水一叹,且把胸中韬略激荡沉寂于眼前死水微澜,只将接天碧波万顷升腾为笔下书愤淋离,只留下《岳阳楼记》余世,终其半生只能是泛舟湖上、终老山林,与袁崇焕的坚忍不拔、隐忍伸志相比,范仲淹的过于孤傲、不和与世,导致其报国之志只能是空谈。
  须知明朝军队外出作战,向来是太监担任监军随行,基本上讲就是天天在一帮阉党的裤裆下面钻来钻去,凡事都要唯太监马首,要“早请示、晚汇报”,否则动辄就是上纲上线扣帽子杀头贬官,而崇祯皇帝尤其多疑,喜好刚愎自用,满朝的文武大臣不是杀就是贬,没有一个能顺眼的人,基本上换了几波人,以致人人自危、无人敢言,崇祯一生中只相信的就是身边的一帮内待太监,如果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决死报国的毅力,象范仲淹那般孤傲,袁崇焕绝对坚持不到第二天日出,只能是有头睡觉、没头起床。
  袁崇焕投笔从军之时,已是内忧外患之世,明朝的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已是千疮百孔。以其文弱之身,上事自用之昏主,朝野又遍布奸党压制清流,居然能在乱世上崛起,投笔从军而重整山河,收关外流民,铸金城汤池,整老弱之师,引十三门佛朗机巨炮(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果敢从国外引入新式武器),击一代雄主努尔哈赤于马下(致其不久伤重不治而亡),却皇太极十年徘徊于关外,而不能奈何。数十年间纵横辽东,而无人能敌。以明之积弱,与汉唐之强盛相比,袁崇焕能有如此功绩,远非卫青等人堪比。
  虽终陷于范文程反间计得逞,可恨朱由检一小儿昏主,自毁长城、自废武功。自袁崇焕死后,山海关内再无人能堪此大任,终致大明国破族亡。只要范文程阵前一句话:你们只要看看袁崇焕是何等下场?便致诸明军大将下旗称臣,倾刻间三军俯首。
  公元1643年,李闯攻入北京,朱由检急命崇焕手下大将吴三桂入京勤王。然吴三桂坐拥八万关宁军(为明军之最精锐武装),却按兵不动,只等明朝灭亡(并非为吴三桂平反)。崇祯皇帝上吊于煤山前,身边只余一名太监陪同。要怪,只能怪崇祯自己。
  当年李自成屡战屡败,只余百人而遁入车厢峡中时,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之下,闻陕西、河南大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而官吏仍横征暴敛,以“辽饷”为最重(即征讨辽东之军费,实际上根本没有用在征辽上)。于是李闯大喜过望,一拍大腿之下大喊“机会来了”。此后数月,李闯军一路收容饥民扩军,由百人迅速扩充至五十万余,最终成了气候。最终当李闯军攻入北京城,打开崇祯皇帝的银库时,李自成惊呆了,天天在喊穷的崇祯皇帝,根本不穷,征来的“辽饷”都躺在了仓库里,直堆到了天上。
  “崇祯跌倒,自成吃饱”。如果这些银库里的银子都用在了征辽上,恐怕袁崇焕早就横扫关外,一直打到韩国釜山了。须知袁崇焕是省吃俭用、到处筹措,才积攒了少许银两,跟葡萄牙换来了13门佛郎机巨炮的,如果崇祯扫扫仓库底,恐怕都能让袁崇焕屁股流油了,何必到处去化缘,只需买来百十门佛郎机,管叫不识热兵器厉害的努尔哈赤蛮子全军履没。而正是这13门辽远城墙上的巨炮,让努尔哈赤辛苦一辈子积攒起来的军事家底,几乎全部拼光了。实际上传到皇太极手中的,已经是个烂摊子,重新白手起家的皇太极无奈,最终选择了重用范文程等汉族文官,于是就有了硬的不成软的来,就有了近乎弱智的“反间计”的再度出现。
  公元1644年,清军大举入关,华夏山河再遭劫难,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尸横如山之下,没有人记得袁崇焕。直到清帝三世后,乾隆皇帝再度翻开明史,感慨其报国之忠、功业之伟、身世之悲,遂公开此间内幕。世人方知崇焕乃华夏民族真英雄也。
  史传:明朝法度严明,有“轻其轻罪、重其重罪”一说。明太祖朱元璋感觉重罪的刑罚不够重,比如“凌迟”一刑。古之法度,凌迟有六六三十六刀及360刀两种,多以简单取36刀结果性命,即六六三十六个洞之说。。而要刮360刀,则需要用渔网网住人,取刀一片片的将从渔网鼓出来的人肉割去,直至360刀人断气为止。而朱元璋仍感觉不够,觉得至少要刮3600刀才够解恨,但当时的刽子手,没有一个能做到,因为刮不到那个数,人就已经死了。后来擂场比武,终于有一个最优秀的刽子手,整整刮了3543刀后,离3600刀还差57刀的时候,这个骂声不止的犯人终于断气了,创造了当时的大明律最高纪录,于是《大明律》后来有了新规定:凌迟最重之刑,要刮3543刀,而这个纪录,后来再无人能打破。
  明史载:崇焕行经法场前,刽子手一刀一刀的割下其肉,沿途百姓极痛恨辽东靼子,而更恨汉奸行径,于是有钱的捧钱场,富户们大把扔钱向刽子手行贿,竞价争买崇焕之肉“生”食之,没钱的捧人场,穷人们争相从刽子手手中抢来崇焕之肉生食之,一块肉往往又被争抢撕扯成数块,整个场面直比一场“人肉大拍卖”。至法场时,崇焕已气绝,骨肉无存,只余一首(头颅),崇祯皇帝命将其首传视九边(长城上的九个边防关口),以此震慑边将,以禁效尤。
  袁崇焕被整整刮了3543刀,大万人空巷盛况空前之下,大约有近万人抢到了崇焕之肉而生食之,并以此炫耀为能事。
  在中国几千年的谋略兵法中,“空城计最无奈,反间计则最可耻,也最弱智”,但恰恰反间计却屡屡得逞。在反间计得逞后的一年多里,崇祯皇帝命厂卫严审袁崇焕,但是前后查了一年多,在明朝刑罚手段空前发达的条件下,虽百般重刑之下,各种刑罚手段用尽,袁崇焕却矢口不认其罪,东厂的一帮狗子们拿他也没有办法,上报皇帝定夺,崇祯到了还是一个“凌迟处死莫须有”。袁崇焕只余下的的头颅传到山海关,吴三桂、祖大寿、洪承畴等袁之部将都看到了。
  在诸多明军中,袁崇焕身后留下的辽远边军,是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此点从吴三桂的关宁军从辽东一直打到缅甸即可见证。当年八万关宁军从辽东打到云南时,只余下了四万人,南明皇室逃入缅甸寻求庇护,清廷交涉但缅王不从,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吴三桂最终亲率四万关宁军,穿越茫茫缅北原始丛林,沿途疾病、饥饿、蛇虫鼠蚁之下,只余衣衫不整的两万人最终走出了原始丛林。
  而正是这仅存的两万人,面对缅甸举国动员的几十万大军,面对从未见过的象军,关宁军一击之下即全歼缅军,迫使缅甸臣服并交出南明皇室,吴三桂报仇心切,随即用弓弦绞死了南明最后一个皇帝。而数个世纪后的抗日战争,十万中国远征军再度进军缅甸,来回两次穿越缅北原始丛林后,十万人只余下两万人,且大部辗转撤到了印度。但是正是袁崇焕身后的这支军队,后来却成为了满清入关的前驱之师。
  李闯包围北京,崇祯命三桂入京勤王,吴三桂回旨也答应了,但是实际动作十分消极,直到北京城破,关宁军还在路上散步,此后的历史人人皆知,吴三桂反反复复,先归大顺朝,后降满清,数十年后又掀起“三藩之乱”。后来野史戏说,认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是“冲冠一怒为红颜”,我不是想为吴翻案。换了谁是吴三桂,看到其主帅忠君报国一生,却遭凌迟处死后余下的头颅,都会有想法:明朝,该亡了。
  吴三桂纵容绥靖李闯攻陷北京,坐视崇祯自生自灭,情理之中,也应该;后来引清军入关,则不应该,是卖国汉奸行为,但是这两者前后还是有历史因果关系的。前者,吴三桂为其主帅的冤死抱不平,坐视不理,属人之性情;但袁崇焕的反面典型,碰到吴三桂顾虑自身利益狭隘自??会象袁崇焕一样忠君爱国到任人宰割,顾及到自身利益,必然会降清投敌,而且大顺军及李闯王的失误,也是导致吴三桂降清的直??,将八万关宁军精锐拱手送给了满清。
  吴三桂是狼,但袁崇焕用人心切,自是十分赏识重用其才。从某种程度上讲,袁崇焕死后,真正能与满清抗衡的,也只有吴三桂,只有他的关宁军能与满清决死一战。袁崇焕生前,把吴三桂用在了报国忠君上,充分发挥了他的卓越才能,关宁军的声威大振要归功于袁崇焕的识人之才;而在其死后,已有前车之鉴,丧失了主帅导引正途、压制狼性欲动之下,吴三桂犹犹豫豫中在寻找机会,只是顾忌家人被崇祯全部扣在京中而不敢有所动作,但在他体内狼的本性逐渐开始显现,在抵御满清的动作上日渐消极,此点被范文臣尽收眼底,范文程明白;吴三桂绝对不会甘愿成为袁崇焕第二。
  与皇太极相比,多尔衮只是坐享其成。皇太极吸取了努尔哈赤不重视汉族文官谋略的教训,大胆起用了范文臣等一大批汉奸文士,可以讲皇太极用对了一个人(范文臣),之后又害倒了一个人(死对头袁崇焕),同时也为日后策反拉拢吴三桂等明军将领埋下了伏笔。皇太极死后的明清对抗态势,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完全倒向了满清,作为皇兄的多尔衮只是坐享其成、顺手牵羊而已。
  在袁崇焕诸多能征惯战的部将中,最终两极分化,少数人未降清而坚持效忠明室,但大多数最终选择了投靠满清,成为了满清后来入关的前驱走狗。但是在辽远军中,无论降清与否,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爱戴的主帅--袁崇焕是汉奸。在其未降清的部将中,有一人后来为袁崇焕修建了衣冠墓,并世代相传为之守陵,起到今天,已是十几代人之后,其后人依旧在为袁崇焕守陵。袁崇焕的衣冠墓而今已隐没于市井小巷之内,香火廖落车马稀,少有人知道。
  前年中央台曾报道过袁崇焕部将的后代,为其世代守陵的故事,至今其家族传承,到了目前的一代人,已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然仍坚持不懈,经常为其扫墓敬香。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感慨泪下。正是这个华夏民族的英雄,使得他的死对头,满清皇帝乾隆在看到其史实后,也不禁为之感慨,最终下旨为其平反,这段尘封百年的历史才得以重见天日,一幕千古冤案才得平反。
  在睿智的历史老人面前,我们显得是那么的无知天真。在明末那个动荡的年代,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袁崇焕一个区区的辽远边将,以其孤弱之躯,为国家安宁和百姓福祉而粉身碎骨,终身立志报国忠君却横遭血冤。
  商王武丁也好,卫青、霍去病也罢,换成了袁崇焕所生的年代,未必能做出那般伟业。岳飞也曾遭受千古奇冤,但岳飞死时,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他是冤屈的,至少他不会入地狱了,遭骂名的是秦桧。而袁崇焕却沉冤百年,只到统治者良心发现,否则便要沉冤万世了。
  华夏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积淀,是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怀念武帝刘彻、李世民、朱棣这些强势君王时,我们也应记住卫青、霍去病这些彪炳千秋的一代名将,同时我们更应记住袁崇焕这样人文悲剧。不要只记住那吊死在煤山歪脖子树上的崇祯小儿,不要只记住“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更要记住那3543刀之痛。
  华夏民族本是一个极其坚忍的民族,坚忍的民族心性之下乃是遇强则强的无限潜力,每当这个民族陷入危机之时,便有无数仁人志士挺立而出,怀抱“我不入地狱、谁人入地狱”的精神,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力挽狂澜于既倒而砥柱中流,使得华夏文明能够生生不息而传承至今。但正是一个反间计之下,无数的自毁长城、自废武功的历史悲剧周而复始的重复上演。
  袁崇焕,一个不是战神的“神”,那刮在身上的3543刀,乃是一个民族的千古之痛。
  袁崇焕说:我不入地狱,谁人入地狱。最终他下了地狱,一下就是直入十八层地狱,而且一下就是百年,百年中被亿万国人骂为汉奸,似乎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永世不得超生。
  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记住那刮在身上的3543刀之痛。那3543刀之痛,乃是一个民族的千古之痛,犹如阴魂不散一般久久不能散去,至今仍能听到它从地狱深处传来。
  吾粤崎岖岭表,数千年来,与中原之关系甚浅薄。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梁启超《袁督师传》
  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
  ——康有为《袁督师庙题联》

袁崇焕与佘家后人

  编者按:位于东花市的袁崇焕祠堂2002年底前建成纪念馆并对外开放,而为袁崇焕守墓历经370余年的佘家第十七代后人——63岁的佘幼芝老人将担任终身名誉馆长。
  明崇祯三年,即公元1630年农历的八月十六,一代名将袁崇焕身负勾结后金谋反叛国的恶名被判“凌迟”。到了行刑的时候,人们竟然争相掏出银两购买从他身上割下来的碎肉!片刻之间,袁崇焕便只剩下一副骨架,他那血肉模糊的头颅,被刽子手挂于刑场旁边的高杆之上,“枭首示众”!当夜,守卫刑场的兵丁惊恐地发现,袁崇焕那高悬杆顶的头颅居然不见了!
  时间过去整整155年,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在重修明史的时候,经乾隆详细查询,一桩千古奇冤终获昭雪!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1584年农历四月廿八出生,明万历年间中进士。天启二年(1622年),因后金屡犯边关,无人能敌,袁崇焕单骑出关,考察形势后向朝廷请命镇守辽东,在宁远(今辽宁兴城)等地筑城御敌,采用以守为攻的战略,屡次击败后金军队。天启六年获宁远大捷,并升任辽东巡抚,后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军队由皇太极率领绕道蒙古入长城,进围北京,袁崇焕率军回援,击败敌军。后因皇太极使用反间计,而被诬陷下狱。他部下的将领无奈之中率领部队逃亡,京城形势顿时又陷于危机之中。朝廷无奈,命令袁崇焕写信安抚部下,部队果然服从袁崇焕的指挥,回兵击败后金军队,使京城恢复安宁。但是,袁崇焕并未因此而被释放,在关押一年后还是被杀害了。
  尽管袁崇焕是前朝重臣、本朝宿敌,但乾隆竟能以大义为重,毅然为其平反。
  而平反之后,那个神秘事件也被重新提了出来:袁崇焕的头颅究竟到哪里去了?
  经明察暗访,很快便有了答案。原来,当年袁崇焕受刑惨死后,有一名姓佘的部下寻机盗走了那颗头颅,连夜掩埋在自家的后院。其后,他辞官回家,隐姓埋名守候着袁崇焕的亡灵。这一藏,居然就是155年!
  袁崇焕是作为明朝叛将被处死的,而他又是清廷宿仇,盗其头颅并又掩藏多年,清廷岂能轻饶?所以,虽经两朝更迭,佘氏始终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否则,不仅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并殃及全家,更重要的是袁大将军的遗骸将不复存在。
  那位佘氏把自己隐藏得如此之深,竟至于始终无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包括他的后代!所以后人只能怀着崇敬的心情把他称为“佘义士”。
  佘义士临终之时,将深埋心底的秘密告诉了家人,同时,留下如此遗训:一、自己死后,可埋于袁大将军一侧,与大将军永远相伴;二、袁大将军为国蒙冤而无后代,佘家人一定要世代相传为大将军守墓;三、佘家后人永远不许做官但必须读书,读书可知史、可知礼、可知忠孝为何物,而不致丧失良知沦为禽兽。
  而佘家人果然遵循祖训,从此不问政事,世代守坟。公元2000年清明过后的第一个周末,我费尽周折才找到袁崇焕墓地。
  墓地在东花市斜街一所中学操场的东南角,青砖砌就的围墙,环绕着两座圆形尖顶的坟茔,一大一小,大者居东,小者居西,墓前均有碑。因护栏紧锁,无法接近,只能看见墓前摆放着许多花圈,可见清明节时曾有人前来祭奠。墓地南侧是一片普通的平房,按理说这就应当是祠堂了,可却看不到门在哪里。旁边是操场,正有一位年轻教师带着几名学生在掷铅球。我上前询问,他们不知何处是“祠堂”,那教师说:“有一个老太太就住在那片房子里,经常来打扫墓地,你可以去问问她。”
  在西墙下一间小屋昏暗的房间里,我看到了那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经几句交谈,她便发现我对袁崇焕所知甚少,不由自主地打开了话匣子。说到袁大将军如何单骑赴边侦察敌情,主动请求带兵镇守宁远;如何以守为攻,使用“红夷大炮”重创敌寇连获大捷,并致从无败绩的努尔哈赤重伤而死。谈起袁大将军的战绩,老人神采飞扬:皇太极掌权后不久,便想侵犯内地。他不敢与袁大将军交锋,只得取道蒙古。袁崇焕得到消息后立刻率兵阻截。皇太极的军队在中途与大将军相遇,吓得绕道而行,直攻北京。大将军听到消息,心急如焚,立刻率9000骑兵抄近路两昼夜疾行300里,直抵京城。敌人见阵前一夜之间竟换上了“袁”字大旗,不禁大惊,以为是神兵天降。袁大将军不顾将士疲惫,直杀阵前,一口气把金兵驱出十余里地!皇太极对袁大将军恨之入骨,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十分恶毒的计谋...... 说到这里,老人神色转为黯然:“他命令部下设法捉到两个明廷太监,关在后帐,让人低声耳语却又故意使那两个人听见:‘明天咱们撤兵,是故意安排的,姓袁的和咱们早有密约,只要时机成熟,他就开城......’然后,他们撤掉警卫,放那两人逃回城中。太监中有一个姓杨的,听得十分真切,回城后立刻向崇祯皇帝报告。朝廷之中本来就有人嫉妒大将军,趁机大进谗言。如此简单的‘反间计’,那昏君崇祯竟会上当......”我见老人的情绪有些激动,怕有伤身体,便赶忙转移话题:“......说了这么长的时间,我还没问过您贵姓?”
  老人缓缓说道:“我姓佘。《杨门女将》里那个佘太君的佘。”
  我的某根记忆神经被突然触动:“您......您就是当年掩藏袁崇焕遗体那人的后代?”
  “这您知道?不过您说得不准确。我先祖掩藏的是袁大将军的头颅。”
  在此之前,我始终以为关于佘义士的故事只是一个传说,没想到今天居然真的看到了他的后代。这也太神奇了!我急切地请她讲讲她祖先的故事。
  “史书上有记载不太准确。比如有人说我家祖籍是广东潮州,实际应当是广东顺德。还有人说我先祖是袁大将军的仆人或部将,都不对。如果是仆人,当年很容易就被查出来了。小时候我曾问母亲:咱家祖上是磨刀的吗?母亲觉得好笑,问我怎么会这样想。我说曾听大人在提到先祖时说什么‘磨石’,母亲说我傻,大人说的是‘谋士’。不过,当时先祖隐姓埋名,以免惹祸,连自家后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更不可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了。”从先祖至今,佘家守墓已经整整370年了。我们佘家世代单传,都不长寿,始终没有活过70岁的,而且多是急病而亡,如心脏并脑溢血什么的。所以最荒唐的是台湾作家李敖最近写的那本叫《北京法源寺》的书,居然说有一代佘家人在法源寺当和尚!那怎么可能?那样我们佘家岂不是要断代了?我曾祖父佘淇是第14代;爷爷佘恩兆是第15代;到我父亲佘显增时有兄弟俩,他行二,49岁就去世了,我伯父佘汉清也是只有一个儿子,那就是我的堂兄,应当是第17代。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我们佘家注定不能蕃衍外迁,而要把根留在这里,永远继承先祖的遗训。”
  我突然发现,不知不觉间已经是正午了,连忙起身告辞。但老人热情挽留:“既然能找到我们这里,说明有缘分。就简单吃点儿吧!”
  午饭果然十分简单:打卤面。切面是儿子现去买的,吃饭的时候,我说起这院子的情况,又引起佘幼芝老人一番感慨:“记得小时候,这院子可好了。开阔、敞亮,有乾隆亲笔题写的大匾,康有为撰文的楹联,写的是: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还有许多碑文石刻。那时除了守墓,家里人还靠出售自制的‘刮绒’挣钱。那是一种精美的工艺品,还能出口呢。几百年下来,也积累了一些房产田地,北京解放的时候都上交给国家了。记得50年代,每年的清明都要来许多人,有国家领袖、市里领导、许多名人。他们一般都在来的前几天派人打招呼,由我们家准备好花圈香烛什么的。祭奠过袁大将军后,常到我家坐坐,还照过许多照片呢。但一到 ‘文化大革命’,墓被平了,院子里的东西统统毁了,照片也都烧了。我堂兄一家搬走,不知下落,我一家挤在这里——这是以前我家的羊圈。而正房则被当时街道革委会的主任和红卫兵占了。再后来,越来越杂,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在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佘幼芝老人始终很平静。话头一转,又回到了袁崇焕身上:“那时,袁大将军的墓被破坏,碑也推倒了。我最担心的,就是他的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也有过几次分房搬家的机会,但我始终没有搬。我们佘家不能离开袁大将军。”
  “后来,大将军的墓得到恢复,但也发生过几次危机。那年有人提议要把墓地迁到龙潭湖,和庙并在一起,我坚决反对。大将军的墓是文物,离开它所在的地方还能叫文物吗?我市里区里到处找领导,反映情况,在有关人士的支持下,终于拦住了......”“这些年,社会上许多方面对袁大将军的事迹还是非常关注的。他祖籍是广东东莞石碣镇水南乡,当地对这位历史名人十分重视,每年清明都来扫墓、献花圈。海外侨胞也十分景仰,时常有人前来祭奠。1991年,在香港还举办过 ‘明末清初华南地区历史人物功业研讨会’,特地来函邀请我们俩参加。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办成签证,只能写出书面发言,由香港中文大学一位教授代表我们宣读。
  据说读完之后,全场起立,持续鼓掌长达5分钟之久。不久前东莞市筹拍电视连续剧《袁崇焕传》,也邀请我们去。顺德也曾特地迎接我们回去认祖归宗,那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回老家......”说着,佘幼芝老人的爱人焦立江翻出许多材料给我。看得出来,那些材料都被他们十分珍贵地保存着。
  佘幼芝老人接着说:“我最惦念的事情,就是修复祠堂。这些年,我把各级领导都找遍了,许多领导也亲自到我家里来看过,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主要还是牵扯到那个学校和这院子里住户的问题。我知道,许多人对我有看法,以为我想图点儿什么,这也包括我的亲戚。按传统观念,继承佘家的应当是长子长孙。前不久,我终于找到了失散30多年的堂兄,他在北京远郊区安了家,已经有了儿子、孙子。我真希望他能回来......”我忍不住问道:“那您的孩子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有两个孩子、女儿今年34岁,已经成家;儿子26岁,也参加工作了。
  我感到欣慰的是,也许是从小受影响的缘故,他们都很理解我,有空的时候,也经常陪我去墓地打扫。我女儿还说,等将来真的有一天我干不动了,她会代替我的。我儿子对佘家的事很自豪,自己还写过一首诗:‘独守义园思元素,勇镇宁锦摄贼胆;大破后金敌百万,生前功名身后传’。那时他只有15岁……”“现在最让我难受的是许多人不理解。有人问我:你老去打扫卫生,不少拿钱吧?这真是把人看低了!说实话,有关部门的确曾经说过要给钱,但我无论如何不能要,一拿钱就不是佘家的人了!我已经退休了,我爱人是教师,也刚退休。我们都有退休金,不需要额外的钱。曾经有一个美国人在参观过墓地后说:我们美国建国才200多年,你们佘家人为一个死去的将军竟然守了300多年的墓,真是令人敬佩!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佘家自己的事情,是民族的事情、是国家的事情、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炎黄子孙的事情。有时候看到一些学生淘气,往墓墙里扔垃圾,你看那供桌上的缺口,都是拿铅球砸的。我十分生气,总跟他们急。但想想这也不能怪孩子,我们大人应当教育他们。现在,我还在继续努力,找领导,找有关部门。前不久,一位区人大代表来了解过情况,也在四处奔走。我俩都是老百姓,为了使自己的呼吁有分量,我们在给市里的信上署名是:1991年首批文物保护积极分子佘幼芝和市优秀教师焦立江。真的,他的确当过市级的优秀教师。我已经60多岁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修复袁祠。这样,我这一代也就算完成历史使命了!”
  不知不觉间,天色已经昏暗,我说:“实在不能再打搅了——我还有一个要求:能不能请你们陪我去墓地看看?”
  第二次再到那块墓地,感觉与几个小时前完全不同。墓碑上,“有明袁大将军墓”一排大字灿灿生辉。上款是大清道光十一年二月,下款是乡后进吴荣光拜题。而佘义士坟前的墓碑则由于石质不佳风化严重看不清字迹。佘老人说:“那上面刻的是‘明故先考佘太公之墓,中华民国五年十月立’。说到我先祖的这块碑,还是我儿子发现的呢。那时他还小,在操场上玩球,累了坐在石头台阶上休息,突然发现那上面有字,是‘督师’、‘忠臣’什么的,我们一看,还真是先祖的碑!这是背面,糊了一层水泥,曾经请人想把水泥去掉,但石头风化得太厉害,只能这样了。”
  双墓前方,摆放着许多花圈。老焦一边整理一边说:“这几天刮大风,所以把花圈都放平了——这草已经长起来了,该整整了。”
  借着夕阳的余辉,我给他们老两口在墓碑前照了一张照片。一面,是将军高大的墓碑,另一面,是佘家祖先的墓碑。他俩站在中间,笑得很自然。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很长了,但仍难以罢笔。这几天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有许多感动。北京这座古城,产生过许多名人,其中有两个人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是于谦,一个是袁崇焕。他们都为保卫北京而立下了赫赫战功,却又都是蒙冤而死,想来令人慨叹不已。而他们终究沉冤得雪,得到应有的崇敬,若在天有灵,也应感到宽慰了。作为一个北京人,我们应当为自己曾经拥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他们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是我们这座城市精神的象征。
  《大地》 (2003年 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袁崇焕引发热议

·金庸如何点评袁崇焕?

  历史家评论袁崇焕,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兴起之际所起的作用。近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写一段小说,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因此对历史、政治与小说是同样的感到兴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焕的一生之时,他强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的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州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了颇有改变。所以袁崇焕的功业,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彩。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正如当年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荆轲、屈原、蔺相如、廉颇、信陵君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
  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都深深感到了失败的屈辱:崇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如果他不是被人谋杀的,那么是惟一的例外)、蒙古人的首领林丹汗、朝鲜国王李佑;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忠鲠正直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命运都没甚么分别,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奸臣却常常能得善终,如秦桧);愤怒不平的知识分子,领不到粮饷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饥饿流离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人物:杨涟、熊廷弼、孙承宗、李自成、袁崇焕。
  在那个时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象的苦难。在山东的大饥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英雄的尊严与伟烈,经过了无数时日之的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这个不幸的年代,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
  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三卷注释本。书脊上绘着罗马式建筑的两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如何一步步的发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一切听母亲的话。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
  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张居正是大学士,名义是首辅,等于是宰相。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国家富强,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分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税。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将水退后的荒地分给灾民开垦,免税三年。官僚的升降制度执行得很严格,严厉惩办贪污。

·阎崇年:袁崇焕的冤死之谜

  明崇祯三年即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公历9月22日)这一天,中国的天庭上,一颗星辰陨落。明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惨遭磔(zhé)刑。这不仅是袁崇焕个人的悲剧,更是大明皇朝的悲剧。
  在明亡清兴的历史上,明朝为辽东边事错杀了两个人:一个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另一个是蓟辽督师袁崇焕。万历朝误杀了塔克世,崇祯朝错杀了袁崇焕,从而引发出一连串的历史事变:前者,努尔哈赤含恨起兵,成为明亡清兴的历史关节点;后者,朱由检自毁长城,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明史·袁崇焕传》说: “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平台落狱,反间计离间君臣
  明崇祯二年即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十二月初一日,崇祯皇帝在北京紫禁城平台,召见袁崇焕,传谕是要“议军饷”。
  袁崇焕当时的职务是:明朝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袁崇焕负责抵御后金军队南进,守卫山海关,保卫北京城。袁崇焕的驻地在宁远(今辽宁兴城)。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并没有同他议军饷,而是当即下令将他逮捕下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话要从头说起。这年十月,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亲率八旗大军和蒙古骑兵,绕过袁崇焕的防区,就是关(山海关)宁(宁远)锦(锦州)防线,通过蒙古,突破长城,攻陷遵化,直逼北京。袁崇焕巡视到山海关时,得到了皇太极进攻北京的军报。他心焚胆裂,急点九千兵马,“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就是行军途中兵不再吃饭,马不再喂草,赶在皇太极之前,到了北京广渠门外。
  时值寒冬,大营露宿,缺乏粮料,兵饥马饿。而袁崇焕率领援军,在这样极度不利的情况下,背依城墙,先后在广渠门外、左安门外,打退皇太极军队的猛烈进攻。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甲胄上布满箭镞,如刺猬皮一般。当时的场面,马颈相交,挥刀厮杀,险象环生。一个后金军勇士一刀砍向袁崇焕,幸亏袁崇焕手下的副官用刀一挡,才使他幸免于难。
  皇太极与袁崇焕有着难解的仇恨。想当年,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就曾受挫于袁崇焕固守的宁远城下,百战百胜的神话就此破灭,不久郁郁而终。还有说法认为努尔哈赤是在宁远城下被袁崇焕的红夷大炮打伤后饮恨而死的。后来,决心雪耻的皇太极又在宁锦战场上败给了袁崇焕。两次兵败的奇耻大辱,父亲丧命的深仇大恨,使得皇太极不能善罢甘休。
  在北京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战之后,皇太极的八旗大军没有撤退,等待时机;袁崇焕也在休整兵马,准备再战。皇太极一面伺机向北京城发动更强大的进攻,一面使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
  此前,后金大军在广渠门战败屯驻南海子时,俘虏了明朝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据《崇祯长编》记载: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第二天,皇太极下令将杨春、王成德带到德胜门外,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和巴克什达海等,对他们加以监守。高鸿中、鲍承先等按照皇太极的旨意,夜里回营,坐在两个太监卧室的隔壁,故作耳语,秘密谈话。他们在谈话中明示袁崇焕已经与皇太极有密约,攻取北京,城下之盟,很快可以成功。太监杨春、王成德假装卧睡,倾耳窃听。
  二十九日,高鸿中、鲍承先又受命故意放走了杨太监、王太监。两人回到紫禁城,将窃听到的高鸿中、鲍承先的密谈内容,奏报了崇祯皇帝。崇祯帝既惑于阉党的飞语,又误中后金的反间计,决定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军饷”。
  隆冬时节,大地冰封,袁崇焕率领的军队,露宿城外,无粮无草。此时听到皇帝要议军饷,袁崇焕自然非常高兴。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北京这时是九门戒严,城门禁闭。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子下来,袁崇焕就坐在筐子里被提到城上。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议军饷,而是下令将袁崇焕逮捕。
  这件事情,学者张岱在他的《石匮书后集》里面有记载,《崇祯长编》也记载,说:“逮督师袁崇焕于狱。”就是逮捕袁崇焕下狱。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记述较详:“著锦衣卫拏(ná)掷殿下。校尉十人,褫(chǐ)其朝服,杻(chǒu)押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袁崇焕被剥掉官服,身受刑具,押送到锦衣卫大狱。
惨遭磔刑,身首异地终惨死
  明崇祯三年即后金天聪四年八月十六日,明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惨遭磔刑,含冤离世。
  明朝的刑法,《明史·刑法志一》记载有五种:一为笞(chī)刑,如鞭笞;二为杖刑,如廷杖;三为徒刑,如监禁;四为流刑,就是流放;五为死刑,就是处死。死刑有两种:一是绞死,二是斩首。凌迟、磔死都是五刑中死刑之外的酷刑。
  什么是磔刑呢?“磔”字本来不是用于人的。古代在祭祀的时候,杀牲以祭神,就是把祭的牲肢解。后来变成一种对人的最为惨烈的酷刑,就是分尸,也解释为车裂,又解释为寸磔。
  有一部书叫《六部成语》,书中说:磔刑是“碎磔之刑也,俗名剐罪也”,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清代六部成语词典》解释“磔罪凌迟”大意说:凌迟之刑,始于五代。正式刑名,见于辽代。行刑方法,各代不同。具体做法是:在法场立一根大木柱,绑缚犯人,刽子手用法刀,一片一片地剔受刑人的肉,先手足,次胸腹,后枭(xiāo)首。也有一寸一寸地将肉割尽,然后取出内脏,肢解尸体,剁碎骨头。有的受刑人肉被割尽,还未断气,心仍在跳动,甚至于还有视觉和听觉。凌迟用刀割,有8刀、16刀、32刀、64刀、128刀,甚至有3600刀的。
  袁崇焕所受的就是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袁崇焕死时的惨烈,张岱的《石匮书后集》记载:“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luán)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噉(dàn)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niè),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就是说袁崇焕受刑的时候,从镇抚司的监狱被捆绑着押到西市(西市就相当于今北京西四丁字街这一带地方),然后由刽子手用刑,将袁崇焕身上的肉,一寸一寸地片割,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围观的百姓,有的从刽子手手里抢到一块肉用嘴咬,有的花钱买他的肉,有的争抢刚开膛取出的肠胃就烧酒喝、鲜血从齿颊之间流下,还唾骂不已。还有的没有抢到或买到肉而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最后骨肉俱尽。
  按说明朝有“八议”,就是重要的人在量刑的时候有八种特殊情况可以减免刑罚。“八议”是: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八种情况有其一,就可以减免刑罚。袁崇焕不仅有其一,如有功、有勤、有贤等,并且取得了宁远、宁锦、京师三次大捷,有大功于国家、民族和社稷,最后竟然落得个磔刑而死,身首异地。
旷世悲剧,留给后人的思考
  袁崇焕的死是悲剧,悲剧在中国古代史上很多,但是,像袁崇焕这样的旷世悲剧并不多,甚至可以说,空前绝后。为什么这样说?理由有八:
  第一,可惜的年华,盛年遭难。
  袁崇焕被磔杀这一年是47岁,正当盛年的时候,这样为国为民、朝气蓬勃、舍生忘死、仁智勇廉的人,死于敌人之手尚且可惜,何况是被自己的人杀害?
  第二,诬蔑的罪名,“欺君通敌”。
  大家知道,岳飞被杀,罪名是什么?三个字:“莫须有”。袁崇焕被杀,罪名是“欺君通敌”。袁崇焕既没有欺君,也没有通敌。袁崇焕的罪名是被诬蔑的罪名,同岳飞一样,三个字:“莫须有”。
  第三,残酷的刑法,惨遭磔刑。
  袁崇焕是大明皇朝的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连续取得宁远、宁锦、保卫北京的三次大捷,竟然遭到最残酷的千刀万剐的刑罚,“八议”对他也没有用。崇祯皇帝置一切于不顾,用最残酷的刑罚——磔刑,杀害了袁崇焕。
  第四,可悲的民怨,民恨众怨。
  袁崇焕为保卫北京而死,为保卫国家、民族、社稷的利益而死,但是他死的时候得不到北京老百姓的理解和同情。
  我上面讲的那些例子,可能有夸大,但是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他死的时候京师老百姓不认为他是忠臣,而认为他通敌卖国。为了保卫北京,他甲胄中箭像刺猬皮一样,到头来却被自己效忠的暴君杀死,而且得不到京师老百姓的理解。
  第五,清贫的督师,不贪分文。
  袁崇焕做蓟辽督师,每年经手的粮料、白银数以百万计,但他分文不贪。父死奔丧,回家路上没有盘缠,靠同僚、朋友凑钱给他回家为父发丧。他在福建邵武做知县时,也是一分钱不贪。
  《明史·袁崇焕传》记载,袁崇焕死后被抄家,结果是:“家无余赀”。官做到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就是相当于今国防部长兼沈阳军区司令这么大的官,死后抄家,家无余赀。《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讲过一句话:“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袁崇焕像岳飞一样,做文官不爱钱,做武官既不爱钱又不惜死。
  第六,悲惨的家庭,身后无子。
  袁崇焕受刑之后,胞弟、妻子被流放三千里,而他身后无子。大家知道,岳飞有儿子:雷、霖、震、霆,有孙子岳珂,岳珂写了《吁天辩诬集》、又辑《金陀粹编》,辑岳飞资料,给岳飞鸣冤。于谦死后,他的儿子于冕把他的遗稿收集起来出版,就是《节庵存稿》。袁崇焕没有这样幸运,所以在他死后,很多珍贵的材料都散失了。
  有人问:袁崇焕是否有儿子?据抄家时记录、当时文献记载和后来乾隆帝派人调查,袁崇焕没有儿子。史料确曾见一处说他有子,后来有传说黑龙江将军寿山是他的后代。那么,袁崇焕的儿子,到底是根本没有、死了,还是蒙难时被人保护隐藏起来?现在还是一个历史之谜。
  总之,没有后人为袁崇焕搜集整理佚文资料,使我们今天研究袁崇焕遇到因文稿散失而缺乏资料的困难。
  第七,痛心的身后,尸无葬处。
  明朝人史玄写了本书叫《旧京遗事》。他说犯人在西市行刑的时候,刑部等职能部门要派官员去监斩,顺天府大兴县、宛平县的正堂要亲临现场。大兴县领犯人的尸身,宛平县领尸首,然后往一起对,看是不是有替身。
  袁崇焕这么大的“钦犯”,必然有很多官员监斩,那么他的尸体到哪儿去了?张岱说是“传首九边”。“传首九边”的是熊廷弼,说袁崇焕“传首九边”则只见《石匮书后集》这一条记载,孤证无征,难成定论。
  那么袁崇焕的尸首到底哪儿去了?民国初年有人说袁崇焕的头颅被仆人窃走,私埋在自家的院子里。但是,在明清的官书、文集、笔记、方志、谱牒、档案里,见不到这方面的记载。
  第八,尴尬的平反,敌朝昭雪。
  大家知道,岳飞死后,事过20年,由宋高宗的儿子孝宗为其平反;于谦死了8年之后,由明英宗的儿子宪宗为其平反。他们都在当朝平反。袁崇焕呢?是他死152年以后,由清朝乾隆皇帝正式公开给予平反。
  乾隆皇帝看了《明史·袁崇焕传》和《清太宗实录》后,知道袁崇焕忠于明朝而被冤杀。他要广东巡抚尚安查访袁崇焕的后代。后来尚安回复了,说袁崇焕没有后代,只好从他本家后裔里找一个孩子来接续袁崇焕的香火。从此,袁崇焕蒙冤的真相才正式大白于天下。过了一个时期之后,人们才敢于公开纪念和祭奠袁崇焕。

·梁启超《袁督师传》

第一节 发端
  有人焉,一言一动,一进一退,一生一死,而其影响直及于全国者,斯可谓一国之人物也已矣。吾粤崎岖岭表,数千年来,与中原文关系甚浅薄,于历史上求足以当一国之人物者,渺不可睹。其在有唐,六祖慧能,创立禅宗,作佛教之结束;其在有明,白沙陈子,昌明心学,导阳明之先河。若此者,于一国之思想界,盖占位置焉矣。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明史》之传督师也,一则曰:“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再则曰:“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呜呼,何其言之之有余痛耶!吾闻万季野《明史稿》,为督师立传,凡二巨册(见魏默深《古微堂外集》)。度其于督师之雄材伟略、远猷硕画,必能纤悉详尽。又督师当时所以对待敌军,及敌之所以委曲行反间者,一切重要关目,必能甄载无遗。惜乎宫修之本,忌讳滋多。原稿今虽流传人间,而鄙人弇陋,未获钞读。以此率尔论述,能无恧焉?虽然,以数千年来历史上一大异动,重以乡先正之纪念,蒙虽不文,乌可以已,作《袁督师传》。
第二节 袁督师之时代
  满洲之初起东裔,自其始非必有并吞中原之大志也。而明季之君庸、帅愎、将疲、卒孱,实有以启之。故欲知当时明、清递嬗之历史,当分三方面观察焉。
  一曰北京政府。当时北京政府之权力有四:一曰帝,二曰内监,三曰阁臣,四曰本兵。袁督师时代之政府,其帝则熹宗之昏弱而无能也;怀家之卞急而善疑寡断也。其内监则与魏忠贤相终始也。其阁臣则皆□冗伴食之辈也。而制阃外将帅之命者,尤在本兵。明末本兵之权至重也。今将天启以来,任兵部尚书者列表如下:
  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八年 黄嘉善
  天启元年 王象乾 张鹤鸣
  二年 鹤鸣 孙承宗 董汉儒
  三年 汉儒 赵彦
  四年 彦
  五年 彦 高第 王永光
  六年 永光 冯嘉会
  七年 嘉会 王之臣 霍维华 崔呈秀 阎鸣泰
  崇祯元年 鸣泰 王在晋 王洽
  二年 洽 申用懋
  三年 梁廷栋
  四年 廷栋 熊明遇
  五年 明遇 张凤翼
  六年至八年 凤翼
  九年 凤翼 杨嗣昌
  十年至十一年 嗣昌
  十一年 嗣昌 傅宗龙
  十三至十四年 陈新甲
  十五年 新甲 张国维
  十六年 国维 冯元飙 张缙彦
  十七年 缙彦
  (表之说明)崇祯二年以后之本兵于袁督师无关,并列之者,为末节叙督师逝后之时局须资参考也。凡与东事最有关系着,添·符于其旁。
  二曰东北边将。边将之任免,政府主之。而边将之得人失人,大局系之。岂惟袁督师。即如熊廷弼、孙承宗之流,使能久于其位,东事之败坏,尚不至此极也。今将当时任东北兵李之将帅列一表,次乃论其功罪。
  人   官      年      摘要
  杨镐 巡抚辽东 万历三十八年 旋罢。
  杨镐 经略辽东 万历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三月帅师出塞败,逮治罪。
  熊廷弼 宣慰经略辽东 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元年 四十七年三月代杨镐,四十八年八月罢。
  袁应泰 经略辽东 天启元年 代熊廷弼。其年三月,清兵入辽、沈死之。
  薛国用 经略辽东 同
  王化贞 巡抚广宁 天启元年至二年 化贞以元年五月,廷弼以六月受任。其明年清兵取西平堡,化贞弃广宁与廷弼走入关,俱被逮。
  熊廷弼 经略辽东 同
  王在晋 经略辽东 天启二年 其年八月告归,孙承宗代之。
  王象乾 蓟辽总督 同
  孙承宗 经略蓟辽 天启二年至五年 五年十月为魏忠贤所排去,高第代之。
  袁崇焕 监关外军 天启二年至六年 时实官由佥事进按察史。
  高第 经略辽东 天启五年至六年 六年七月,以不救宁远罢黜。
  王之臣 经略辽东 天启六年 寻罢经略不置。
  袁崇焕 巡抚辽东 天启六年至七年 至是罢经略不置,以关内外专任崇焕。
  王之臣 巡抚辽东 天启七年至崇祯元年
  袁崇焕 督师蓟辽 崇祯元年至二年
  三曰满洲之势力。满洲之势力与明达将之贤否为消长。
  今列一略表,与前表参观,而大势可知矣。
  万历四十四年  清太祖始改元天命。
  四十六年  始伐明,克抚顺。
  四十七年  明以兵二十四万伐清。不克。
  天启元年    清攻克沈阳。
  二年    清攻克西平堡。
  六年    清兵大举,西渡辽河,攻宁远不克。其年,清太祖崩。
  七年    明、清议和不成,清来攻,不克。
  崇祯元年    复议和,不成。
  二年    清大举入寇。
  合观三表,然后当日之时局可得而论次焉,万历四十六年以前,清兵方有事于扈伦四国(哈达、叶赫、乌拉、辉发也),未有窥中原之志也。及天命建元(四十四年),四国已服其三,惟叶赫恃明援不下。欲图之则狼顾,恐明之议其后也。故四十六年,以七大憾誓天伐明。是为明清交兵之始。
  其年虽克抚顺,然未尝守也。时杨镐始为经略,镐镇朝鲜者十余年,丧师数次,本无军略。朝廷以其谙辽事,故畀以重任。而大学土方从哲、兵部尚书黄继善等,日促镐进兵。御史王象恒力言非策,引哥舒翰出潼关为戒。不能用也。乃集沈阳兵二十四万,分四路深入,袭清都。清太祖以五万人拒之,并力破其一路,阅五日而三路皆破。镐遂以丧师逮罪。
  是为清军第一次得志。则杨镐之溺职,与部臣之调度乖方为之也。
  于是乃起熊廷弼代镐。延弼者,前于三十六年巡按辽东,兴屯田、察军实,辽人所以神明视也。时辽湾大震,诸城堡军民尽窜,数百里无人迹,中外谓必无辽,廷弼兼程冒雪,遍阅形势,招流移,缮守具,简士马,肃军令,主固守,不浪战。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镇江诸口。小警自御,大警互援。更选精锐为游徼,乘间收零骑,扰耕牧,以俟窍会,清人惮之。为之按兵不出者岁余。
  而明臣忌廷弼者,争劾其不战。廷弼遂不安其位,愤愤抗疏乞罢斥。(疏云: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自有辽难以来,用文将,用武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场事当听疆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
  以袁应泰代之。应泰吏事敏练,然非将才。会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应泰言不急收之,且为敌有。招降数万,分处辽、沈二城。降者多占民居、妇女,辽人大怒。而清又阴抚之,于是降人与辽人皆为敌耳目。敌伺廷弼之既去也,乃于天启元年引兵七万攻沈阳。明军以万余众拒敌,殊死战。史家谓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云。然遂不支,辽阳随陷,应泰与巡按御史张铨死焉。坐是辽河以东堡寨营驿及海、盖、金、复、耀诸州,大小七十余城俱陷。是为清军第二次得志,则政府妒嫉廷弼,而袁应泰用违其才之为之也。
  辽、沈既失,朝廷大震,乃尽谪前劾廷弼诸臣,而起廷弼于家。乃建三方布置策,广宁、登莱,各设巡抚,而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初廷弼之未至也,广宁巡抚王化贞,先部署军事,沿辽河置六营,又分戍西平、镇武、柳河、盘山诸要害。及廷弼至,言今日但宜固守广宁,若驻兵河上,兵分则力弱。敌轻骑潜渡,破其一营,则诸营皆溃。河上止宜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敌不测。而大兵悉屯广宁,深濠高垒以俟。此实一时制胜第一义也。化贞素騃不知兵,与廷弼议不合,徒为大言。谓用毛文龙,用降将李永(芳)等,用蒙古插汉助兵四十万,可以一举荡平。尽懈营垒城濠,不复设备。廷弼既屡与龃龉,乃相互劾。而兵部尚书张鹤鸣袒化贞,无言不从。化贞拥兵十四万于广宁,而廷弼关上无一卒,号称经略,乃一匹夫。十月冰合,清兵复将渡河,边民争窜。
  鹤鸣方集廷议,以经、抚不和,欲去廷弼,专任化贞。而清兵已围西平矣。化贞稗将孙得功阴通敌,伪言敌骑已薄广宁。
  化贞不知所为,跄踉弃城单骑走,遇熊廷弼大凌河,乃相与尽焚积聚,护难民数十万入关。廷弼数年来之心血全空,比清兵至广宁,化贞窜已二日矣。锦州、大凌河、松山、杏山右屯、前屯四十余城堡旨陷。时天启二年正月也。是为清军第三次得志。则鹤鸣、化贞相狼狈,以厄廷弼,罪不容于死。
  然且化贞以轻罪末减,而廷弼被戮,传首九边,田产籍没,家属为奴。明之政府,殆不可与处矣。至是而袁督师乃受命于败军之际,始渐预兵事。
第三节 袁督师之履历及监军时代
  督师名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县人。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土,授邵武县知县。史称其少年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云。天启二年正月,朝觐在都,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职方司主事。无何,广宁师溃(即王化贞失事之役),廷议守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讶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己,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盖廷臣监军,明制然也。乃发帑金二十万,俾招募。时关外地悉为哈喇慎诸部所据,崇焕乃驻守关内。未几诸部受款,经略王在晋命崇焕移驻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辅军,经理前屯卫事。寻令赴前屯,安置辽人之失业者。
  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以是在晋亦深倚重之,题为宁前兵备佥事。
  守关外以捍关内,此袁督师毕生之方略,而亦兵家一定之形势也。时王在晋以兵部尚书代熊廷弼,无远略,徒作偷安计,以故崇焕不能尽其才。至是,在晋议于距关八里筑重城,崇焕力争,以为非策。争不得,奏记首辅叶向高,亦不省。会在晋与蓟督三象乾争论不决,而十三山难民十余万久困不能出。乃使大学士孙承宗行边。崇焕自请将五千人驻宁远,以壮十三山势,别遣骁将救之。宁远去山二百里,便则进据锦州;否则退守宁远。奈何委十万人置度外。承宗以谋象乾,象乾以关上军方丧气,议发插部护关者三千人往。承宗以为然,告在晋,在晋竟不能救。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呜呼!崇焕一言之用否,十余万人之性命系之,此既可为一长叹者也。
  承宗既驳八里重城议,集诸将谋所守。阎鸣泰主觉华,崇焕主宁远.在晋及张应吾、邢慎言皆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焕议。已而承宗代在晋督师,崇焕之政略乃得实行。时关以外、宁远以西诸城堡悉为蒙古所据,声言助守边。崇焕议尽驱之边外,毋倚以为累。九月,承宗乃使崇焕与副将满桂屯军宁远。是为袁督师领兵之始。
第四节 袁督师之守宁远
  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面辽东湾,与桃花岛相对。
  今者榆营铁路所经过之一要驿也。初承宗令祖大寿筑宁远城,大寿度中朝不能远守,筑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三年九月,崇焕至,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使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之。明年工成,遂屹然为关外一重镇。崇焕与将卒共甘苦,抚民庶如父兄,人人皆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旋遭父忧,夺情视事,时尚官佥事也。
  天启四年九月,偕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兵万二千,东巡广宁,历十三山(按:十三山即大凌河出海处也),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还(按:三岔河入辽河,汇辽河入海,即今之营口也。督师此行,殆由辽东湾航海返镇)。寻以五防叙劳,进兵备副使,再进右参政。崇焕之东巡也,相度地势,策画战守,为恢复之计。时承宗委任甚专,言听计从。五年夏,种种准备既具,崇焕乃说承宗遣诸将分戍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诸要害,扩地复二百里,几尽复辽河以西旧疆,而宁远且为内地。循此以进,则敌军欲越雷池一步,盖其难哉。故自承宗、崇焕之戮力,而敌军戢伏,不敢犯明边者四年。
  古未有奸臣在内,而名将得立功于外者,斯言谅哉。时魏阉之势,炙手可热。其党日排承宗,遂至不安其位,以高第代。第恇怯柔媚之小人也。既至,谓关外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将士于关内。崇焕谏曰:“兵法有进无退。诸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第不听,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
  我必不去。”第无以难,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崇焕愤悒,三抗疏乞终制,不许。十二月,进按察使,视事如故。然数年心血委于一旦,敌志始骄矣。
  清军知经略之易与也,又窥崇焕之无援也。天启六年正月,大举渡辽河捣宁远,兵十三万,号二十万,越城五里,横山海关大路而军。边将皆震恐,无人色。崇焕乃偕大将满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何可刚等,集将士誓死守,更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其书语多触犯本朝,故《明史》缺焉。而将士诵书,咸涕泣不可仰,慷慨请与将军共生死焉,盖至诚之感人深矣。于是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坚壁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维模诘奸,通判金启倧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守将杨麒,凡遇宁远将卒逃至者悉斩。人心始定。
  是时我军仅万余人,而敌之强且十二、三倍。经略第、总兵麒并拥兵关上不救。中朝闻警,兵部尚书王永光大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盈廷皇皇,谓:必无宁远。越十日,崇焕以捷闻,朝野上下,罔不失色挢舌,额手以相庆者。先是,清军进攻,戴楯穴城,矢石雨下,不能退,城垣圮丈许。崇焕身先士卒,辇石塞缺口,身被再创。部将劝自重,崇焕厉声曰:“区区宁远,中国存亡系之。宁远不守,则数年以后,父母兄弟皆左衽矣!偷息以生,复何乐也?”自裂战袍裹左臂伤处,战益力。将卒愤厉,奋争先,相翼蔽,城复合。呜呼!若于吾先民中求完备之军人资格者,袁督师当之矣。明日复攻,崇焕乃令闽卒发巨炮,一发决血渠数里,伤数百人。凡三日,三攻三却,围遂解。崇焕复开垒袭击追北三十余里,清军大乱,死者逾万人,乃分兵略觉华岛。宁远军虽以城初完,方缮守备,不克救,然敌之锐气大挫。故《明史》大书曰:“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呜呼!岂敌之果强?毋亦我之太弱而已。请太祖自起兵征尼堪外兰以来,未尝一遇勍敌,至是为崇焕所破,悒悒不自得,不数月而殂落矣。
第五节 袁督师之初督师
  捷报闻,擢崇焕右佥都御史,玺书奖厉桂等,进秩有差。
  初高第镇关门,尽反承宗所为,务折辱诸将,诸将咸解体。
  至是坐失援褫职去。三月复设辽东巡抚,以崇焕任之。魏忠贤遣其党刘应坤、纪用等出镇,崇焕抗疏谏不省。旋叙功加兵部右侍郎,赍银币,世荫锦衣千户。时代高第者为兵部尚书王之臣。之臣亦庸才,与崇焕不相协。中朝乃命之臣专督关内,以关外属崇焕。崇焕知廷臣忌己也,上书曰:
  “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终始之。”
  盖崇焕保守进攻之大计划,皆略具于是。而此后死于敌之间,死于朝廷之疑,皆若先见之矣。书上,优旨褒答。
  其冬,崇焕复巡历锦州、大、小凌河,议大兴屯田,渐复高第所弃旧土。盖当时满洲游牧水草之性,志不过卤获,得土而不居。如廷弼、承宗,崇焕等之政策,实足以自固其圉,而无启戎心。惜珠厓之弃,视为固然,一误再误。数年而缮之,一旦而堕之;复数年而后再缮之,复一旦而堕之。今日崇焕所掷心血以欲易之地,皆其数年前掷心血而既得之者也。呜呼!明之日蹙,其有以自召矣。于是崇焕益上书言,辽左之坏,虽由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矣。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当更修松山诸城,班军四万人,缺一不可。帝报从之。
第六节 袁督师之和议及宁锦之捷
  以和为守,以守为战,此袁督师对满洲之大政策也。李牧之所以破虏,羊祜之所以沼吴,名将之最上战略,往往在此点。于是清太祖方殂落,崇焕乃遣都司傅有爵、田成等同李喇嘛往吊丧,贺新君,且觇虚实焉。清太宗遣方吉纳、温克什送之还,且来报聘。崇焕乃复书申和议。(书云:“再辱书教,知渐息兵戈,以休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往事七宗,汗家抱为长恨者,不佞宁忍听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穷究根因,我之边境细人与汗家之部落,口舌争竟,致起祸端。作孽之人,即逭人刑,难逃天怒。不佞不必枚举,而汗亦所必知也。今欲一一辨晰,恐难问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国家忘之,且欲汗共忘之也。然汗家十年苦战,皆为此七宗,不佞可无一言乎?今南关、北关安在?辽河东、西死者宁止十人?仳离者宁止一老女?辽、沈界内之人民已不能保,宁问曰禾?此极惨、极痛之事,我国家所难消受,而汗家之雪怨固已满志快心者也。今若修好,则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爱人耳。天道无私,人情忌满,是非曲直,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一念杀机,起世上无穷劫运;一念生机,开后来许多吉祥。不佞愿汗熟思之。来书中所开诸物,以我国家之财用广大,亦宁靳此。然往牒不载,多取违天,又汗所当酌裁也。
  方以一介往来,又称兵于朝鲜,何故?我文武官属遂疑汗之言不由衷也。兵未回,即撤回;已回,勿再往,以明汗之盛德。息止刀兵,将前后事情讲析明白。往来书札无取动气之言,恐不便奏闻朝廷。惟汗坚意修好,再通信使,则凛简书以科理边情。有边疆之臣在,宁或虚汗美意,壅于上乎。”
  据《开国方略》补录。太宗复书,词甚倨,然方欲有事朝鲜,惧崇焕蹑其后,和议遂粗定。
  七年正月,朝议以崇焕与王之臣不相能,召之臣还。罢经略不设,以关内、外专属崇焕,与镇守中官应坤、用并便宜从事。崇焕锐意恢复,乃乘清军之出,遣将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之特书议和。会朝鲜及毛文龙同告急,朝命崇焕发兵援。崇焕以水师援文龙,又遣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将,将精卒九千,先后逼三岔河,(按:即在田庄台、营口之间,今正日、俄陆战之烧点也。)为牵制之势。
  会朝鲜降,乃还。
  初,崇焕议和,中朝不及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持益力。而朝鲜及文龙被兵,宝官因谓和议所致。四月,崇焕上书云:
  “关外四城,虽延袤二百里,北负山,南阻海,广四十里尔。今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筑必不可已。业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故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
  崇焕议和之真相,盖在于是。其时清太宗复移书相诘,有“今将军遣使议和,又修葺城垣、潜图侵逼”等语。盖崇焕议和之故,敌军知之,而明之君臣懵焉。明之为明,殆难言哉!奏上,帝优旨报闻,然非其意也。后崇焕莫须有之狱,遂伏于是。时率教驻锦州护版筑,朝命尤世禄来代,又以左辅为前锋总兵官,驻大凌河。世禄未至,辅未入大凌。
  五月十一日,清兵南抵锦州,四面合围。率教偕中官用婴城守,而遣使议和,欲援师以待救。使三返,不决,围益急。
  崇焕以宁远兵不可动,选精骑四千,令世禄、大寿将,绕出清军后决战,别遣水师东出相牵制。且请发蓟镇、宣、大兵,东护关门。朝廷已命山海满桂移前屯,三屯孙祖寿移山海,宣府黑云龙移一片石,蓟辽总督阎鸣泰移关城,又发昌平、天津、保定兵驰赴上关,檄山西、河南、山东守臣整兵听调。世禄等将行,清军已于二十八日分兵趋宁远。崇焕与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陴守,列营濠内,用炮距击。而桂、世禄、大寿大战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数矢。清军亦旋引去,益兵政锦州。以溽暑不能克,士卒多损伤,六月五日亦引还,因毁大、小凌河二城。时称宁锦大捷,是为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皆袁督师节制调遣之成效也。惜大、小凌防守未完,而敌军奄至,未免有亏蒉之憾。观此,益信“以和为守,以守为战”之政策之不容已矣。使督师能久其位而行其志,则成就亦安止此?
  时魏忠贤方专权,炙手可热。中外争颂功德。崇焕不附,衔之滋甚。叙宁锦战捷功,文武增秩赐荫者数百,忠贤子亦封伯,而崇焕止增一秩。犹以为未足,复使其党劾罢之。七月,崇焕遂予告归。
第七节 袁督师之再督师
  熹宗崩,怀宗即位,忠贤伏诛,削诸冒功者,廷臣争请召崇焕。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
  崇祯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 ”崇焕顿首谢,目曰:“陛下既要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帝为饬四部臣如其言。崇焕又言:“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煤。”帝起立倾听,谕之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大学士刘鸿训等请收还王之臣、满桂尚方剑,以赐崇焕,假之便宜。帝悉从之,赐崇焕酒馔而出。
  崇焕以前此熊廷弼、孙承宗皆为人排构,不得竟其志,乃再上疏曰:
  “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呜呼!督师此言,字字血,语语泪矣。明所以亡者不一端,而朝廷不能见信于其臣,则亡征之尤剧而不可药者也。
  不然,以磊落飒爽之袁督师,而何以自危至是?而明之所以待督师者,后此乃皆不幸而言中焉。呜呼!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书上,帝优诏答之,赐蟒玉、银币。疏辞蟒玉不受。
  是月,川、湖兵戍宁远者,以缺饷四月,大噪,余十三营起应之。缚系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于谯楼上。自肃伤重,兵备副使郭广初至,躬翼自肃,括抚赏及朋桩二万金以散,不厌。贷商民足五万,乃解。自肃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经死。崇焕以八月初抵关,闻变,驰与广密谋。宥首恶张正朝、张思顺,令捕十五人,戳之市,斩知谋中军吴国琦,责参将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发正朝、思顺前锋立功。世荣、涵淳以贪虐致变,亦斥之。独都司程大乐一营不从变,特为奖励。一方乃靖。
  时关外大将四、五人,事多掣肘。后定设二人,以梅镇宁远,大寿仍驻锦州。至是梅将解任,崇焕请合宁、锦为一镇,大寿仍驻锦州,加中军副将何可刚都督佥事,代梅驻宁远,而移蓟镇率教于关门。关内、外止设二大将。因极称三人之才。谓:“臣自期五年,专藉此三人,当与臣相终始。
  届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归死于司败。”帝可之,崇焕遂留镇宁远。自肃既死,崇焕请停巡抚;又登莱巡抚孙国桢免,崇焕又请罢不设,帝亦报可。哈喇镇三十六家向受抚赏,后为插汉所迫,且岁饥,有叛志。崇焕召至于边,亲抚慰,旨听命。
  二年,闰四月,叙春秋两防功,加太子太保,赐蟒衣、银币,荫锦衣千户。
第八节 袁督师临之杀毛文龙
  杀毛文龙一事,袁督师冤狱之近因,而其为功为罪,又当时舆论所最嚣嚣者也。文龙之应诛与否,该《明史》本传自明。而督师此等举动,非有霹雳手段者不能学也。今录本传全文如下:(以下引自《明史·袁崇焕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六七一五页至第六七一页。略)
  程本直《漩声记》评文龙之案曰:“自武登抚相与争而去,其欲得而甘心于文龙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简、挂弹章,可数百计也。是左右诸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一杀之而通国快然。”观此则当时舆论之所存,可以见矣。夫以举国不能杀,不敢杀之人,而督师毅然去之,若缚一鸡而探一彀也。指挥若定,声色不惊。呜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于斯?自文龙之死,其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次第叛,后卒为满洲伥,扫定西南。或以是为袁督师实有以致之。虽然,吾以为此亦有乎其人耳。文龙不死,安知其不执梃为诸降王长?而督师死后,其最得力之部将祖大寿,虽降而旋反正;而何可刚被执不屈,义烈炳千古,则又何说焉?彼不徒感激主将之私恩,而服从主将之公义者,盖有素也。
第九节 袁督师之冤狱
  子胥湛而吴沼;鄂王僇而宋夷。古来豪杰以一身生死系一国存亡者,历史上前例往往不乏。若袁督师者,其重要之一人哉。先是半年前,崇焕上疏通筹全局,略言:“臣身在辽,辽无足虑。惟蓟门单弱,敌所窃窥。请严饬前督,峻防固御,为今日急著。”时督蓟者为刘策,巽懦不知兵事。崇焕一疏不省,复再疏之,三疏之。得旨下部科会议,迁延不行。
  是年十月(崇祯二年),清兵十余万人,以蒙古兵为向导,大举入犯。惮崇焕之威,乃改道入龙井关、大安口、喜峰口,所向披靡,如行无人境,果如崇焕言。崇焕于十月二十八日闻警,即檄调诸辽将祖大寿、何可刚等入卫。所历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
  戴星犯雪,于十一月初十日驰至蓟州,欲背捍神州,面拒敌众。十二、十三等日,与敌兵相持于马升桥诸要隘。清军不意袁军骤至,相视骇眙,乃宵遁,疾趋而西,直犯京师。崇焕心焚血注,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由间道飞抵郊外。两昼夜疾行三百余里,先清军至三日。清军初遇崇焕救蓟,意欲避坚攻瑕,乃越蓟西,蟠踞潞中。将中断京师,使与崇焕首尾不相应。一面结营困潞,一面张势撼京。谓潞困而京可不俟攻也,不知崇焕之舍蓟而蹑其后也,不知崇且舍潞而绕其外也,不知崇焕业据京而出其前也。时崇焕军营于广渠门外。敌军初在高密店遇侦,咸大失色,诧以为袁督师之兵从天而降。二十日,转战于广渠门,自辰达申,却敌十余里,追北至运河,清将阿巴泰、阿济格、恩格德尔之军皆溃。太宗及诸贝勒相语,谓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于是不复逼京师,惟出没于海子、采囿之间以观变。先是,崇焕以兼程赴援,仅以马兵五千从。其步兵不能兼进,以五千而当十余万之大敌,势力太相悬绝。故朝议虽日促战,而崇焕犹持重不发,即广渠门之役,犹非其志也。而盈廷乃以“逍遥城下,拥兵纵敌”,呶呶为崇焕罪。计步兵全军,十二月初三、四间可至,而初一日遂有逮崇焕之旨。
  先是崇焕至蓟,奏报达,帝甚喜,温旨褒勉,发帑重犒将士。及兼道入卫,帝立召见,深加慰劳,咨以战守策,赐御馔及貂裘,倚重甚至,时清军新挫,畏崇焕如虎。借贝勒有请攻城者,太宗托以不欲损将卒,二十七日,乃退驻南海子。适前获明太监二人,以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监守之。至是鸿中、承先遵太宗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三十日命纵杨太监归,具窃以所听者上闻,狱遂起。
  十二月初一日,崇焕再被召对,遽缚下诏狱。大寿在旁,战栗失措,出即拥兵叛归。帝取崇焕狱中手书往召,大寿乃归命。(事详《剖开录》。略)时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崇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兵部尚书梁廷栋,曾与崇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崇焕由是得罪。又崇焕尝与大学士钱龙锡友善,龙锡故主定逆案者。
  魏忠贤遗党高捷、袁宏勋、史塟辈,谋兴大狱,为逆党报仇,见崇焕下吏,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捷首疏力攻,塟、宏勋继之。又前者东江岁饷百万,大半入权宦囊中,自崇焕斩文龙,尽失其赂,咸相衔刺。至是清军犯京师,中官、勋戚在围城中,思旦夕解围,咎崇焕不即战。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守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谮之。合此诸原因,故崇焕遂不得不死。于是,铺臣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永光各疏救,不报,总兵祖大寿以官阶赠荫请赎,不报;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不报。布衣程本直诣阕抗疏呼冤,与钱龙锡同论死;御史罗万寿以申辩崇焕非叛逆削职下狱。凡崇焕在狱中半年余,关外将吏士民日诣督辅孙承宗所号哭雪冤、愿以身代者未尝绝,承宗知内旨已定,不敢上闻。于是崇焕遂死,会审之日,风霾昼闭,白日无光。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遂弃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第十节 袁督师死后徒东北边事
  督师下狱之明日,命大同总兵满桂为武经略,督步骑四万阵永定门外,严濠栅,环以枪炮十重。清兵宵进,效明兵甲裳旗帜,黎明乘不意,突冲入其营,满桂战死,生擒总兵黑云龙、麻登云等。帝以庶吉士金声之荐,擢游僧申甫为总兵,造战车,又擢庶吉士刘之纶为兵部侍郎,募义兵。皆以仓卒未训练,败死。举城皇皇,不可终日。会祖大寿、何可刚得督师手书,引兵还救。初清军料崇焕下狱后,大寿辈非叛作贼,即降从彼。至是,见辽兵还为明战守,乃遽为议和书,分置永(安)定门、德胜门外,移军略蓟而还。盖督师一书纸,犹足以却敌也如此。
  清军既还,沿途侵略。明年正月,克永平、克迁安、克滦州,遂班师,留贝勒济尔哈朗统兵万人守永平各城。三月,复命二贝勒阿敏益兵五千助镇守。时明帝已复起孙承宗镇关门,而祖大寿统各路援军相为犄角。五月,遂连复滦州、迁安、遵化、永平诸城。清军殆尽覆。六月,阿敏逃还沈阳,太宗震怒,议罪幽禁。皆祖大寿力也,皆袁督师教也。
  崇祯四年,清军复攻大凌河。时孙承宗率由袁督师政策,已复关内四城,复理关外旧疆,欲并力先城大凌河为屏蔽。巡抚邱禾嘉违其节制,中央政府复掣肘,遂败衄。十一月,廷臣复劾罢承宗,而明益不可为矣。令将此后明清之交涉复列略表:
  崇祯七年 清兵四路来侵。一从尚方堡之宣府,趋应州,至大同,一由龙门口入,会于宣府;一由独石口入,会于应州。一由得胜堡入,历大同,趋朔州。
  八年  清多铎攻锦州,多尔衮由朔州毁武宁关入,略代、忻、应、敦,斩俘七万余。
  九年  清阿济格等分路逾独石口,入居庸,克昌平,逼燕京,过保定,克十二城,五十六战皆捷,俘人畜十八万。督师张凤翼、宣大总督梁廷栋皆按兵不敢战。
  十一年 清多尔衮,岳托两路来侵,一沿山,一沿运河,山河之间,六道并进。督师卢象升拒战,于庆都死之。清兵遂蹂躏真定、广平、顺德、大名,至山东临清州,渡运河,破济南。克城五十,俘人口四十六万有奇。
  十二年 春,清太宗亲攻锦州、中后所、围杏山。九月,略锦州、宁远,扰其秋获。
  十三年 遣兵屯义州城南,逼明关外诸城,扰其春耕,宁远总兵金凤战死。
  十四年 清多尔衮、豪格攻锦州,围之经年,饷道断绝,祖大寿死守。
  十五年 二月,松山副将夏承德应敌,清军遂入城。蓟辽总督洪承畴生降,锦州亦陷。十月,清阿巴泰等复来侵,直抵山东兖州。
  克府三、州十八、县六十七,俘人民三十六万。
  十七年 三月,以流寇内遏,尽弃关外四城。召宁远总兵吴三桂统兵入关卫京师,途中闻燕京陷。适清多尔衮率师将收关外地,并经略中原,三桂迎降,清兵遂长驱入,明亡。
  当十四、五年间松山、杏山之役,清太宗谕诸将:以士军屡入塞,不能得尺寸地,皆由山海关阻隔,而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云云。以故倾举国之兵,竭两年之力,以必克为期。
  及宁、锦陷,而明、清之兴亡决矣。凡此皆袁督师所逆料之而经营之于二十年前者也。祖氏兄弟,大寿、大弼、大乐以督师裨将,遵其方略,犹能为睢阳之守着岁余,非洪承畴之降,锦州固未易下也。呜呼!使袁督师而在也,雷池一步,敌其能飞渡耶。督师始终一贯之方略曰“守关外以捍关内”,而此后明卒以弃关外而亡。甲申之事,督师其知之矣。抑督师以擅主和议为冤狱之一口实,而明亡以后,史家追惟覆辙,乃知当时竭天下兵饷大半以事关东,为直接引起中原盗贼之原因,卒至东西交哄,驯即于亡。使循督师“以和为守,以守为战”之策,则有余力以靖内难,然后休养国力,从容以抵制外寇,亦何至自坏长城,引虎入卫也耶。呜呼!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斯之谓矣。崇祯十五、六年间,山海关内外仅千里间,有督臣四(关外总督、关内总督、昌平总督、保定总督),巡抚六(一宁远、二永平、三顺天、四密云、五天津、六保定);总兵八(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事权愈分,大局愈坏。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专阃十数,能赎一袁督师乎?痛哉!
第十一节 结论
  程更生(名本直,以布衣为袁督师讼冤数四,卒与俱死者。自言:尝三求见袁公而不予见。予非为私情死,不过为公义死。且谓愿死之后,有好事者瘗其骨于袁公墓侧,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则目瞑九原矣。云云。
  此亦一奇士,崇拜袁督师者宣并崇拜之。)之为袁督师讼也,曰:“客亦闻敌人自发难以来,亦有攻而不下,战而不克者否?曰:未也。客亦知乎有宁远丙寅之围,而后中国知所以守;有锦州丁卯之功,而后中国知所以战否?曰:然也。(中略)今日滦之复,遵之复。永之复也,谁兵也?
  辽兵也。谁马也?辽马也。自崇焕未莅辽以前,辽亦有是兵,有是马焉?否也。”又曰:“崇焕十载边臣,屡经战守,独提一旅,挺出严关。迄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莱,崇焕手辟之也;一城之垒、一堡之堞,崇焕手筑之也。问自有辽事以来,谁不望敌数百里而逃,弃城于数千里而遁?敢与敌人画地而守,对垒而战,翻使此敌望而逃弃而遁者,舍崇焕其谁与归!”呜呼!此岂阿好之言哉。使督师以前而有督师其人者,则满洲军将不能越辽河一步;使督师以后而有督师其人者,则满洲军犹不能越榆关一步。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清军之处心积虑以谋督师,宜也。而独怪乎明之朝廷,自坏长城,为敌复仇,以快群小一日之意见,而与之俱尽。天下古今冤狱虽多,语其关系之重大,殆未有袁督师若者也。呜呼!岂惟前代,今日之国难,急于明季数倍,而举国中欲求如一袁督师其人者,顾可得耶?顾可得耶?“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读袁督师传,二百年前事,其犹昨日也。
  程氏又评袁督师之为人曰:“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力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中略)予谓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呜呼!读此言也,则袁督师之为人,虽百世以下,犹如见之矣。余大成氏复记袁督师之论曰:“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可也。”呜呼!吾侪昔读加富尔传,称彼无妻,以意大利为妻。稍有热血者,闻之罔不感叹焉!若袁督师者,岂所谓无家而以中国为家者耶?乡人有传录督师遗诗者,有云:“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南还别陈冀所总戎》)又云:“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候。”(《边中送别》)又云:“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 ”(《偕诸将游海岛》)呜呼!若袁督师者,真千古军人之模范哉!真千古军人之模范哉!

·当年明月对袁崇焕的评价

  那一天,我跟几位史学家聊天,偶尔有人说起,据某些史料及考证,其实弘光皇帝(朱由崧,南明南京政权皇帝)跟崇祯比较类似,也是相当勤政,卖命干没结果。
  这位弘光同志,在史书上,从来就是皇帝的反面教材,吃喝嫖赌无一不精,所以我很奇怪,问:
  “若果真如此,为何这么多年,他都是反面形象?”
  答:“因为他是清朝灭掉的。”
  都解开了。
  崇祯很勤政,崇祯并非亡国之君,弘光很昏庸,弘光活该倒霉,几百年来,我们都这样认为。
  但我们之所以一直这样认为,只是因为有人这样告诉我们。
  之所以有人这样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希望我们这样认为。
  在那一刻,我脑海中的谜团终于解开,所有看似毫不相关的线索,全都连成了一线。
  崇祯不该死,因为他是被李自成灭掉的,所以李自成在清朝所修明史里面的分类,是流寇。
  而我依稀记得,清军入关时,他们的口号并非建立大清,而是为崇祯报仇,所以崇祯应该是正义的。
  弘光之所以该死,因为他是被清军灭掉的,大清王朝所剿灭的对象,必须邪恶,所以,弘光应该是邪恶的。
  在百花缭乱的历史评论背后,还是只有两字——利益。
  但凡能争取大明百姓支持的,都要利用,但凡是大清除掉的,都是敌人。只为了同一个目的——维护大清利益,稳固大清统治。
  掌握这把钥匙,就能解开袁崇焕事件的所有疑团。
  其实袁崇焕之所以成为几百年都在风口浪尖上转悠,只是因为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
  由于清军入关时,打出了替崇祯皇帝报仇的口号,所以清朝对这位皇帝的被害,曾表示极度的同情,对邪恶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则表示极度的唾弃(具体表现,可参阅明史流寇传)。
  因此,对于崇祯皇帝,清朝的评价相当之高,后来顺治还跑到崇祯坟上哭了一场,据说还叫了几声大哥,且每次都以兄弟相称,很够哥们,但到康乾时期,日子过安稳了,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崇祯说到底,也是大明公司的最后一任董事长,说崇祯如何好,如何死得憋屈,说到最后,就会出现一个悖论:
  既然崇祯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接受大清的统治呢?
  所以要搞点绯闻丑闻之类的玩意,把人搞臭才行。
  但要直接泼污水,是不行的,毕竟夸也夸了,哭也哭了,连兄弟都认了,转头再来这么一出,太没水准。
  要解决这件事,绝不能挥大锤猛敲,只能用软刀子背后捅人。
  最好的软刀子,就是袁崇焕。
  阴谋的来龙去脉大致如上,如果你不明白,答案如下:
  要诋毁崇祯,无需谩骂,无需污蔑,只需要夸奖一个人——袁崇焕。
  因为袁崇焕是被崇祯干掉的,所以只要死命地捧袁崇焕,把他说成千古伟人,而如此伟人,竟然被崇祯干掉了,所谓自毁长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崇祯与历史上宋高宗(杀岳飞)之流归为同类。
  当然了,安抚大明百姓的工作还是要做,所以该夸崇祯的,还是得夸,只是夸的内容要改一改,要着力宣传他很勤政,很认真,很执着,至于精明能干之类的,可以忽略忽略。总而言之,一定要表现人物的急躁、冲动,想干却没干成的形象。
  而要树立这个形象,就必须借用袁崇焕。
  之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把袁崇焕树立为英雄,没有缺点,战无不胜,只要有他在,就有大明江山,再适当渲染气氛,编实录,顺便弄个反间计故事,然后,在戏剧的最高潮,伟大的英雄袁崇焕——
  被崇祯杀掉了。
  多么愚蠢,多么自寻死路,多么无可救药。
  就这样,在袁崇焕的叹息声中,崇祯的形象出现了:
  一个很有想法,很有能力,却没有脑子,没有运气,没有耐心,活活被憋死的皇帝。
  最后,打出主题语:
  如此皇帝,大明怎能不亡?
  收工。
  袁崇焕就这样变成了明朝的对立面,由于他被捧得太高,所以但凡跟他作对的(特别是崇祯),都成了反面人物。
  肯定了袁崇焕,就是否定了崇祯,否定了明朝,清朝弄到这么好的挡箭牌,自然豁出去用,所以几百年下来,跟袁督师过不去的人也很多,争来争去,一直争到今天。
  说到底,这就是个套。
  几百年来,崇祯和袁崇焕,还有无数的人,都在这个套子里,被翻来覆去,纷争、吵闹,自己却浑然不知。
  所以,应该戳破它。
  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看法,不能保证皆为真理,却可确定绝非谬误。
  其实无论是前世的纷争,还是后代的阴谋,对袁崇焕本人而言,都毫无意义。他竭尽全力,立下战功,成为了英雄,却背负着叛徒的罪名死去。
  很多人曾问我,对袁崇焕,是喜欢,还是憎恶。
  对我而言,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我坚信历史的判断和评价,一切的缺陷和荣耀,都将在永恒的时间面前,展现自己的面目,没有伪装,没有掩饰。
  所以我竭尽所能,去描述一个真实的袁崇焕:并非天才,并非优等生,却运气极好,受人栽培,意志坚定,却又性格急躁,同舟共济,却又难以容人,一个极其单纯,却又极其复杂的人。
  在这世上,只要是人,都复杂,不复杂的,都不是人。
  袁崇焕很复杂,他极英明,也极愚蠢,曾经正确,也曾经错误。其实他被争议,并不是他的错,因为他本就如此,他很简单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很复杂,他很复杂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很简单。
  事实上,无论叛徒,或是英雄,他都从未变过,变的,只是我们自己。
  越过几百年的烟云,我看到的袁崇焕,并没有那么复杂,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抱持着自己的理想,坚持到底。
  即使这理想永远无法实现,即使这注定是个悲剧的结尾,即使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也永不放弃。
  有时候,我会想起这个人,想起他传奇的一生,他的光荣,他的遗憾。
  有时候,我看见他站在我的面前,对我说:
  我这一生,从没有放弃。

·《窃明》作者灰熊猫:袁崇焕至少是不负责任的人

  《窃明》中所有的观点都是我个人的鄙陋见识,大家如果不以为然的话,大可化作一笑。先感谢大家看我的书,再感谢大家花时间听我在这里胡言乱语。如果大家对我的看法有什么异议的话,那我很希望大家能抽空写上一段评论,最简短的一两句也好。
  拙作《窃明》中并没有对袁崇焕进行定性,拙作只是描述了一些袁崇焕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但没有用旁白的形式说出笔者对他的看法。实际上读者们对袁崇焕的定性也是有很多种的,最激烈的莫过于卖国贼,其他的还有误国之臣和狂妄书生等各式各样的评价。
  我觉得我个人对他的评价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我只是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如果我说我小说中的描写就是历史事实,那实在是过于狂妄,那些都只是我个人对于那段历史的理解罢了。更何况,我们现在是身处一个主张独立思考,提倡勇于各抒己见的时代,很多读者支持我大胆表明自己的观点而不是迷信权威,我也时刻提醒自己要记得自己只是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我的观点并没有比读者更正确的道理。
  如果大家对我的个人看法有兴趣的话,我的观点是:袁崇焕的行为伤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袁崇焕的所作所为有负祖国和百姓的托付;后金军得以顺利入侵京畿进行奸淫掳掠,袁崇焕是理应被追究责任的。
  至于对袁崇焕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个人的看法是:他至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少年崇祯继位后,为了辽东战事召见袁崇焕,袁崇焕在见皇帝的第一面就说出“五年平辽”的豪言壮语。等召见结束后,袁崇焕掉头就跟别人说他这话只是 “聊慰上意”,就是骗皇帝高兴的。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足以显示出袁崇焕是一个完全没有责任感的人,直到别人提醒他注意“五年平辽”失败的后果时,袁崇焕才“怅然若失”,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意识到一个人是得为他说过的话负责任的。
  我想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应该都有所体会,不要说是这种国家大事,就是面对交警的询问时、面对售货员或者亲朋、同事,甚至邻居的垂询时,我们也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而袁崇焕先生显然和我们有完全不一样的认知。
  更进一步说,如果发觉我们说过的话可能会造成别人误会,而这种误会可能会带来危害时。我个人倾向于立刻通知别人我的口误,弥补误解、设法消除可能的影响和后果,大家觉得这应该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处置方法吧?
  但是袁崇焕先生有着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处世原则,他立刻狮子大开口,向少年崇祯索要不合乎情理的国家资源,以求把自己从不切合实际的大话中拯救出来……崇祯无条件满足袁崇焕的无理要求是非常愚蠢的做法,这导致他本人和袁崇焕都没有台阶可下,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这个错误上崇祯需要担负的责任一点不比袁崇焕轻。不过我也认为,崇祯的愚蠢并不是袁崇焕在国家大事上完全不负责任的理由。
  至于随后袁崇焕抗旨把粮食卖给敌人,不经请示就杀了一线的多年抗敌将领,不顾朝廷方对擅自进行议和。我个人觉得再怎么替袁崇焕进行辩护,一句“不负责任” 的责备还是可以的。我们没有办法得知袁崇焕当时到底进行过怎样的思考,或许他认为这些举措都是对明朝有利的——如果真的对明朝有利的话,那袁崇焕毫无疑问是有功的,但最后的结果是粮食落到敌军手里,替敌军清除了后顾之忧,那么袁崇焕就得因此负责,因为这些决定是他做出的,他理应为后果负责。
  姑且不说袁崇焕之前的部署,仅仅就蓟州纵敌这件事情来说,我看见很多网上有很多人用“明军野战必败”等理由为袁崇焕躲在蓟州不出战辩解。
  有一句话叫“没有无责任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责任。”
  这里我就拿现任的总理和我国的军队来举例吧。坦率地讲,以前我对总理和我国军队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只是停留在:“嗯,他是我国的总理。”和“嗯,这是我国的军队。”
  但是在WCDZ和抗洪这两件事情后,我对他们的印象就一下丰满起来,相信大家也都一定对这两件事情印象很深。在洪水冲垮堤坝的时候,士兵背着沙包,手牵手地跳入水中组成人肉堤坝;在WCDZ后,总理立刻飞赴一线指挥。
  难道士兵在接到命令抢险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洪水很可能会把人组成的堤坝冲毁,把他们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么?难道总理在去四川的时候,他不知道那里可能会有余震、会有山体滑坡和瘟疫么?
  但是这是他们的责任,既然在总理这个位置上,士兵们既然在军队中,那么他们对祖国和人民就是有责任的。作为一个缺乏自卫能力的平头百姓,我交纳了国家要求我的税金(有税单为证),而当遇到危险时(比如战争)我只能对国家的领导人和军队说:“请保护我。”而我现在能说的就是:温总理尽到了他的职责,士兵们也尽到了他们的职责。
  而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和京畿军队最高指挥官,在向皇帝和朝廷保证“必不令敌兵越过蓟西”后、在他身后就是几百万京畿手无寸铁的百姓时,没有尽到他的职责。
  现今的社会有一个“不要浪费纳税人金钱”的理念,无论是洪水、还是DZ、抑或者是战争,都属于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百姓,只能要求国家领导人和军队尽到他们的职责,他们在平时靠百姓的税金供养——令人庆幸的是,关键时刻他们都不是孬种。
  在明朝实际也有类似的思路,比如戚继光就对他们的士兵们说过:平时无论刮风下雨,都少不了你们的一日三餐,农民累死累活地在田里劳动时,你们也可以舒服地呆在军营里无所事事,所以当倭寇打来时,你们就得上去拼命。
  而身兼国防部长、东北战区总司令和北京战役战时总司令的袁崇焕先生,在蓟州做的事情至少是:带领着几万边防军躲在安全坚固的城墙后面,眼睁睁地看着他被要求、也答应要挡住的入侵敌军从面前经过;眼睁睁地看着敌军侵入祖国的心脏地区既不抵抗也不报警;眼睁睁地看着百万祖国的人民惨遭奸淫掳掠而无动于衷。
  所以我认为往最轻里说,可以责备袁崇焕:“没有责任感。”,就是说他一句“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也绝不为过。
  还有一句话叫:“没有事情是肯定能做到的,但如果根本不去做,那就肯定做不到。”
  还是我上面提到的例子,当我国的士兵们背着沙包往洪水里跳的时候,他们难道就知道一定不会被洪水冲走么?不追究袁崇焕训练军队的责任,既然他根本不试图去抵抗敌人,那敌人就一定可以入侵成功。从这一点来说,责备袁崇焕一句“纵敌入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很庆幸我不是那时站在袁崇焕身后的百姓,幸好,事实也证明我国现在的领导人和军队不是袁崇焕那种人。我认为说袁崇焕这种人是“英雄”,不仅侮辱了历史上的英雄,侮辱了之前阵亡在辽东的明朝十六位总兵,侮辱了战殁的万千将士,也同样侮辱今天的广大尽职尽责的劳动者。就比如我自己写书吧,我拿了出版商的稿费,但我也交出了稿件。大家和我一样拿钱也要付出艰辛,我们虽然是百姓,但是和***总理还有那些抗洪救灾的士兵一样,我们都要为自己的酬劳尽到义务和责任。

·陈明远:谈阎崇年的治学态度

  说到底,阎崇年是个巧言令色的讲史说书人,至于他的学术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是研究满学出身,近年主讲清史。他的“说书”违背了一个历史学者的基本底线,就是客观、公允,尽量发掘历史真相;不要“假大空”胡说八道。
  阎崇年却喜欢下一些似是而非、大而化之的结论,常常让史学界感到啼笑皆非。什么“康熙大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第一帝”、什么“袁崇焕是个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民族大英雄”等等,这怎能是学者讲述历史的态度呢?就连说评书的也不敢这么乱讲呵。过去历史学家大多认为他不过是为了娱人耳目,说故事不算什么正经学术问题,也懒得与他争辩。哪知这几年,书说得多了,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史学泰斗”。尤其是他对明清史的发言,近年来越发放肆,借由他的说书,传导给公众大量谬误的历史观,着实让人震惊。
  学者讲述历史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要尽量客观地发掘历史真相。西方史学叫不能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中国传统史学要求的是史事“实录”原则、不好偏私的 “素心” 态度。“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都是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国史学精神。因为古人不能站出来与你辩白,所以我们在评述历史时,就一定要秉承客观真实的态度。这是历史学家的底线,一旦越过这个底线,再新奇的观点也不过被视作无稽之谈。
  阎崇年却常做此“红牌”犯规动作。几年前,阎崇年就开始到处为袁崇焕翻案,把袁说成一个“民族大英雄”。关于袁崇焕是否为民族英雄,只追究他冤杀毛文龙一点,就难以立论。毛文龙是明朝著名抗金将领,后金对他的评价是:“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皇太极把抗金名将毛文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征讨、招降都没起到作用。后金办不到的事,袁崇焕却替他完成了。史书记载:“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 果然亲者痛仇者快。几个月之后就发生“己巳之变”,后金军队突破长城边关,兵临北京城下。
  崇祯帝杀袁崇焕,列明九大罪状,据后代学者考证大多属实,并没有冤枉袁崇焕。即便不说袁崇焕是个汉奸,至少也是个军事指挥的蠢材,这在史学界早有定论。阎崇年为何敢冒天下之大韪替他翻案,将他标榜为一个“民族大英雄”呢?他打的无非还是那张“扬清抑明”的牌,与乾隆为袁崇焕翻案的原因一样。袁崇焕被崇祯所杀,如果把袁崇焕说成是民族英雄,崇祯自然是昏君;袁形象越高大,就越可显示明朝活该灭亡。那么清军入关的理由也就越充分,满人统治汉人就变得天经地义了。
  袁崇焕的“英雄故事”多么容易打动人心呵!这是乾隆高妙的宣传策略,只需假造一个汉民族的英雄,自然就会得出“明朝不灭天理不容”的结论。乾隆为袁崇焕翻案,是为了反击当年汉人“反清复明”的信念,为满人统治寻找合法性;而阎崇年翻案,则是为了在当代民众的心目中,重新确立一个“反明复清”的历史观。
  阎崇年巧言令色,是为了抬高自己所研究的满学与清史的地位,成为当代显学。他常说自己的见解是“学术见解”,请看他对袁崇焕这一句广为流传的评价吧:“我觉得袁崇焕这个人,他身上有一股气,就叫做正气,用孟子的话来说,叫做‘浩然正气’;袁崇焕身上有一种精神,叫爱国精神,他这个爱国精神,是强烈的爱国,不是一般的说出来的。”这是历史学者的学术话语吗?是政客的嘴脸和口吻。阎崇年的治学态度确实大成问题。
  阎崇年著《袁崇焕传》自序中,认为明朝杀了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才导致努尔哈赤的七大恨誓师起兵。这番话小说家可言,历史学者就不能这么胡扯了。努尔哈赤大半生精力是用来制服其他女真部落、割据辽东。建州女真乃大明王朝的治下,努尔哈赤起兵实质是个人野心推动下的叛乱。所以,不管有没有塔克世被误杀这件事,努尔哈赤都会起兵叛乱,塔克世被杀只不过是个堂皇的借口罢了。
  阎崇年书中又有“前因后果,因缘相报——袁崇焕是努尔哈赤的克星,皇太极是袁崇焕的克星”等语。历史事件怎么能用迷信来解释?
  阎崇年对于人物用词非常过分。如提到努尔哈赤均冠有“天命汗”,提到皇太极均冠有“天聪汗”,提到阿敏、莽而古泰等均冠有“贝勒”等等。令人读了颇觉倒胃口。现在满电视屏幕的大辫猪尾巴、电视剧中的人物满嘴的奴才,那就是娱乐的庸俗戏说吧;想不到阎崇年先生书里,也是满眼满口满耳的辫子奴才语言。
  阎崇年选用史料较多,可惜许多引用未加辨伪,只怕学识不多的青少年们看了有误导之嫌。清人大肆篡改史料,为史学界共识;阎崇年心知肚明,还不去伪存真,那是时空错乱,真是梦回大清了。……
  历史学者的职责,就是尽量客观、全面的还原历史的真相,而不是对历史史实根据自己的需要大加取舍抑扬,这是史家的基本良知所在。鲁迅先生早就说过: “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而阎崇年近年一直做的,就是肆意“取舍抑扬”,从他的很多说法中,已看不到历史学者应有的良知。
  这是本人看到的一些评语摘录,转帖于此,作为讨论参考。此文并不希望阎崇年回答,他也答复不了的。

·叶匡政:袁崇焕和阎崇年,谁是汉奸?

  《窃明》一书出版,在喜爱历史的读者中反响很大,其中一个热点,就是该书恢复了对袁崇焕的常规历史评价。近几年,历史学者阎崇年一直在媒体制造舆论,企图改变公众对袁崇焕的认知。当有记者就《窃明》提出的问题,专门请教阎崇年时,哪知阎大师的回答是:“我回答的是学术问题,不是学术问题我不回答。”
  从媒体上看到这句话,我像是吃了一只苍蝇。这可能是2008年,学者对媒体说过的最为反动的一句话。假如阎崇年是一个长年闭守书斋的学者,说出这话我还能理解。怎奈他从来就是个“电视说书人”,近年又在各地走穴说书,“与公众互动 ”一直是他的绝招,一夜之间突然只回答“学术问题”了,着实让人好笑。学者、专家本来就有责任,向公众解答自己专业上的一些问题,何况你还是一个“明星学者”,这原本就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对记者说的理由更为叫绝:“研究袁崇焕的人我都认识,就是没听说过写《窃明》的那个。”真有大师作派呵!好歹人家也是出了两本书,来与你讨论这个问题,你就以一句“不认识”打发了。倘若是个普通读者想请教你个问题,岂不是比登天还难?
  阎崇年说到底,不过是个口才不错的历史说书人,至于他的学术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是研究满学出身,近年主讲清史。他的说书违背了一个历史学者的基本底线,就是客观、公正,他喜欢下一些似是而非、大而化之的结论,常常让史学界感到啼笑皆非。什么“康熙大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第一帝”、什么“袁崇焕是个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民族大英雄”等等,这怎能是学者讲述历史的态度呢,说评书的也不敢这么乱讲呵。历史学家大多认为他不过是为了娱人耳目,说的不是什么学术问题,也懒得与他争论。哪知这几年,书说得多了,出场费越来越高了,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史学泰斗,大有颠覆一切的野心。尤其是他对明清史的发言,近年来越发随意,借由他的说书,传导给公众大量有失公允的历史观,着实让人震惊。
  阎崇年说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带着明显偏见的历史思维观。一个史学者,讲述历史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要尽量客观、公允。西方史学叫不能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中国传统史学要求的是史事“实录”原则、不好偏私的“素心”态度。“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都是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国史学精神。因为古人不能站出来与你辩白,所以我们在讲述历史时,就一定要秉承公正的态度。这是一个史家的底线,一旦越过这个底线,再新的观点也被视作无稽之谈。
  阎崇年常常有此“红牌”犯规动作。几年前,阎崇年就开始到处为袁崇焕翻案,把袁说成一个民族大英雄。这么一说,就等否定了崇祯帝,否定了被袁崇焕冤杀的毛文龙,否定了当时与此案相关的大量文武官员,甚至否定了当年“生吞”其肉的京城百姓。关于袁崇焕是否为大民族英雄,只追究他冤杀毛文龙一点,就难以立论。毛文龙是谁?明朝著名抗金将领,后金对他的评价是:“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皇太极把毛文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征讨、招降都没起到作用。后金办不到的事,袁崇焕帮他完成了。史书记载:“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 果然亲者痛仇者快。几个月之后就发生“己巳之变”,后金军队突破长城边关,兵临北京城下。
  崇祯帝杀袁崇焕,列明九大罪状,据后代学者考证大多属实,并没太冤枉袁崇焕。当年百姓对袁也是恨之入骨,袁被杀后,百姓纷纷花钱买其肉“生食”,“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可见民怨极深。民意不可违,崇祯帝不过做了一件顺应民心的事。阎崇年硬把百姓此举说成是受朝廷误导,当时也没有电视和网络,朝廷想误导民众也难呵。此事只能说明,朝野一心,袁崇焕至少不是什么忠臣。
  即便袁崇焕不是汉奸,至少在军事指挥上不够高明,这在史学界早有定论。阎崇年为何敢冒天下之大韪替他翻案,将他标榜为一个民族大英雄呢?他打得无非还是那张“扬清抑明”的牌,与乾隆为袁崇焕翻案的原因一样。袁崇焕被崇祯所杀,如袁崇焕是民族英雄,崇祯自然是昏君,袁形象越高大,就越可显示明朝皇室的昏庸。那么清军入关的理由也就越充分,满人统治汉人就变得天经地义了。
  袁崇焕的故事多么容易打动汉人的心呵!这是乾隆高妙的宣传策略,只需假造一个汉民族的英雄,自然就会得出“明朝不灭天理不容”的结论。崇祯帝其实算一个兢业勤俭的好皇帝,只有在这个故事中,才被描绘成一个残忍的昏君。乾隆翻案,是为了反击当年汉人“反清复明”的信念,为满人统治寻找合法性;而阎崇年翻案,则是为了在当代民众的心目中,重新确立一个“反明复清”的历史观。
  历史学者的职责,就是尽量客观、全面的还原历史的真相,而不是对历史史实根据自己的需要大加取舍抑扬,这是史家的基本良心所在。鲁迅先生早就说过: “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任何一个人把好事放在一块说,他就是个英雄。任何一个人把坏事放在一块说,他就是个小丑。而阎崇年近年一直做的,就是肆意“取舍抑扬”,从他的很多说法中,已看不到一丝历史学者应有的良心。
  我认为阎崇年为袁崇焕翻案,鼓吹袁崇焕为一个大民族英雄,有明显拔高之嫌,此事件正在成为当代史学界的一个耻辱。我给这个事件取了个名字叫做“三崇之乱”。从好一点的方向想,阎崇年欣起“三崇之乱”,是为了抬高自己所研究的满学与清史的学科地位,使满学和清史成为当代显学,这一点他就要做到了。以小人之心度之,我看阎崇年虽自称汉族,极可能有满族血缘,否则他的很多说法与行径实在让人费解。
  回到文前,他常说自己的见解是学术见解,请看他对袁崇焕这一句广为流传的评价吧:“我觉得袁崇焕这个人,他身上有一股气,就叫做正气,用孟子的话来说,叫做“浩然正气”;袁崇焕身上有一种精神,叫爱国精神,他这个爱国精神,是强烈的爱国,不是一般的说出来的。”这是历史学者的学术话语吗?完全是一副政客的嘴脸和口吻。一个学者能从明朝将领的身上读出爱国精神来,也算是一件滑稽的事。就算袁崇焕是个好人,他是忠君,还是爱国,你也得搞搞清楚呵!那年头讲的是忠君。
  我写此文,并不希望阎崇年回答。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答复一下《窃明》作者的那一声质问。既然阎崇年是位历史大家,总得说出点靠谱的理由来,不能老拿看不见的“气”和“精神”糊弄读者吧!

·姚小远:袁崇焕,令人生疑的民族英雄

  研究袁崇焕问题的时候,我时常能发现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这种自相矛盾有时候说起来既可笑又可疑,令人迷惑。袁崇焕即使是民族英雄,也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民族英雄。
  历史在于细节里,如果从官方的长篇大论里去寻找历史的真实,往往会跟真相背道而驰。而对于细节的研究,则很多时候会让我们更容易接近真相。
  袁崇焕相貌问题里的玄机,是许多研究者不去注意的。按照明朝人的记叙,袁崇焕的长相是很丑的。钱龙锡在崇祯三年的折子中说:“崇焕初次陛见时,臣见其容貌丑陋,退谓同官,此人恐难胜任”,这个折子在《崇祯长编》里是有记载的。而另一位明朝人张岱在《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则称:“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极躁暴”,直接说袁崇焕个子很矮,长得像只猴子,并且性格暴躁。当然,明朝人因为对于袁崇焕汉奸叛臣的认定,所以有丑化漫画的可能,有趣的是,到了清朝,袁崇焕竟然就成了一位轩昂男子。现在大多数人见到的袁崇焕的像是乾隆皇帝命人画的,这幅画中的袁崇焕脸长、肤白,具有满族人的体貌特征,被普遍质疑为乾隆皇帝参照自己的相貌所为,这正是袁崇焕故事特别诡谲荒谬的地方。
  其实,更荒谬诡谲的还是对于袁崇焕冤案的平反昭雪。给袁崇焕平反昭雪的并不是他效忠和维护的明朝,而是他当年拼命抵抗或者说被凌迟罪状里有染的满清,这就更加耐人寻味。乾隆四十九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虽然,后世将乾隆皇帝为袁崇焕平反昭雪的根本目的解释为崇儒重道,笼络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缓解满汉两族矛盾。但是,这样的解释怎么看都是牵强。
  如果按照清人所说,崇祯皇帝凌迟袁崇焕是因为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但是,袁崇焕是囚禁半年后才被处死的,这就杜绝了崇祯皇帝一时失察激愤误杀的可能。于是,崇祯皇帝中反间计凌迟袁崇焕的理由就显得生硬可疑,里面有了造假的成分。乾隆皇帝为袁崇焕平反昭雪的真实原因,就不能不显得扑朔迷离。
  其实,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袁崇焕并非没有可杀的理由,并非没有可疑之处。他的诛杀毛文龙当然有很多冠冕堂皇的地方,但是,个人恩怨在其中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不提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结局是,就在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三个多月之后,少了牵制的清军长驱直入,直到京都,袁崇焕的自毁长城作用,已经是百口莫辩。这也为他自己的被杀种下了最致命的祸根。
  还有一个很有意味的地方是满清对于毛文龙的态度上,按照很多史料所说,毛文龙勾结满清有投降的嫌疑所以才为袁崇焕所杀。可是,宣扬毛文龙的《辽海丹忠录》,却一直是清朝的禁书,其间的意思就更加耐人寻味。从清朝对打败过其祖先的岳飞的憎恨的态度上看,清人并不宽宏大量,却独独对于袁崇焕如此尊崇,其中的真实动机,就并没有那么光明磊落了!
  很多时候,历史就是一盆糨糊,其间掺杂了太多的主观臆想。透过袁崇焕民族英雄华袍下的皱褶和阴虱,仔细推敲,也许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这样的推论简直令人胆战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