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

  熊希龄先生天生聪慧被喻为“湖南神童”,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后点翰林。1913年当选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由于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久就被迫辞职。熊先生晚年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1920年创办著名的香山慈幼院。1937年12月25日这位风云人物在香港逝世,享年68岁。当时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简介

  
熊希龄
  熊希龄
  熊希龄是民国第一任总理。号秉三,凤凰县镇竿镇(今沦江镇)人。清同治九年(1870)生。幼时勤奋好学,五岁时读一本《三字经》,只三四天即能背诵。
  光绪十四年(1888),希龄进沅水校经堂读书。一次,老师以“栽数盆花,探春秋消息”为上联,令诸生答对,希龄稍一思索,即对以“凿一池水,窥天地盈虚。”由于学业成绩优异,深受沉州知府朱其懿器重,并保送至长沙湘水校经学堂肄读。光绪十七年应乡试,中举人,次年中贡士。光绪二十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熊希龄多次上书反对,因此触怒慈禧太后,被革职回到湖南。
  光绪二十三年,在长沙任时务学堂总理,提倡科学,注重时务。同时与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积极开展变法维新运动,因此受到顽固派的攻击。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清廷搜捕维新党人,时务学堂及《湘报》被迫停办,熊希龄亦受到“革职水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惩处。从此便匿迹衡阳、沅州(芷江),闭门读书。其时适逢唐才常在汉口发动自立会起义失败,凡湘西参加起义的人走避到沅州的,熊希龄都秘密给予资助。后党禁日渐松弛,管束解除,希龄赴日本考察教育。
  光绪二十九年,他应常德知府朱其懿之聘,主办常德师范讲习所、常德西路师范和常德中学。光绪三十一年,随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任参赞。次年回国,仍返湖南办学,并在酸陵办瓷业学堂。宣统元年(1909),任东三省财政监理官,次年任奉天盐运使。辛亥革命后,拥戴共和,先后参加统一党、共和党,为进步党的负责人之一,曾致电袁世凯,促其转变政治态度。袁世凯任大总统后,熊希龄历任财政总长、热河都统。
  民国2年(1913),任国务总理。民国3年2月,熊希龄辞职,3月,又被袁世凯委为参政院参政全国石油矿督办。
  民国6年(1917)夏秋,京律一带水灾严重,熊希龄负责督办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并主持募捐,救济灾民,倡议在北京设立慈幼局。民国7年,香山静宜园改为慈幼院,收养、教育受灾的流浪贫苦儿童。熊希龄掌管一切院务,长达20年之久。他还从事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及民办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职。
  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熊由北平到上海,负责战地救护工作。上海沦陷后,欲取道香港返内地,12月5日病世于香港

主要事迹

·甲午战争的启示

  春风得意的熊希龄还来不及勾画自己的锦绣未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熊希龄痛苦地发现,在这灭国亡种的紧急关头,慈禧竟然还在为自己的六十庆典而大肆耗费本当用来充实武备的大笔财富。这一丑陋的场面,让军人家庭出身的熊希龄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他胸中的血性被激发出来,感慨说国家都要灭亡了,读书有什么用?恰在此时,湖南巡抚吴大电奏朝廷,请统率湘军入朝作战,暗弱的清廷如获救命稻草,当即应允。

·投笔从戎

  熊希龄立即计划投笔从戎,但这热情被两江总督刘坤一浇灭,失望的他告假还乡。不久,让当时湖南人骄傲的湘军在对日战场上一败涂地,清政府以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这一惨痛的失败,让熊希龄从信赖清政府的迷梦中惊醒,他很快转入了要求改革政治的阵营。

·上书张之洞

  1896年,熊希龄给当时的洋务派首领、两湖总督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他本人随后也正式投笔从戎,被张之洞委为两湖营务处总办。在这个岗位上,熊希龄认识到了当时军队的各种积弊,于是撰写了《军制篇》,强烈要求改革军制,以增强清军的战斗力。这一军事著作,被时人认为是“于古今中外军事融会贯通”,堪为“中国改革新军的嚆失”。但当时的环境决定了熊希龄的建议终究如泥牛入海,他不得不等待新的时机。而此时,熊希龄的家乡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已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这给了他新的舞台。

·强军计划

  当时,湖南维新运动的重点是“兴利”、“致富”,而熊希龄慧眼独具,他认为兴利固然重要,可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强军是必不可少的保障,他建议在湖南设立枪械厂。这一建议得到了陈宝箴的高度重视,陈氏认为熊希龄是懂得新政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要设法把熊希龄挖到湖南效力。就这样,1896年秋,熊希龄加入了湖南维新运动的阵营。一开始,熊希龄便被委以筹建枪械厂的重任。当时湖南财政吃紧,而筹建兵工厂是极耗资源的事业,不过,当务之急是改善湖南军队陈旧的装备。在这当口,熊希龄便想到了任两江总督的湘军大员刘坤一,经过熊希龄等人反复的沟通交涉,刘坤一两度拨给湘省枪支弹药,折合银价达20万两之巨。虽然最终湖南没能建立枪械厂,但这么巨大的支持,为湖南编练新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这一成就的取得,熊希龄居功厥伟。随后,熊希龄又敏锐地把自己工作的重心转入实业。他和叶德辉、蒋德钧等人反复商议,确定了把开办机器制造业和筹办湖南内河航运作为突破口。作为前一项目的成果,他们成立了“宝成善制造公司”;而后一策划,则遭遇到了困难。原来,自从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内河开埠之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担心一旦自己开启内河航运,西方势力就会如鬼魅般跟进;除此以外,内河航运还涉及湖北省的利权问题。但熊希龄和他的同仁据理力争,决不退却,最终说服了张之洞等大员,成功地让湖南内河航运成为事实,并抵制了西洋势力的进入。其后,熊希龄积极为湖南省矿产资源勘察和开采,以及争取粤汉铁路改道湖南而不是江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至此,熊希龄在军事和实业方面的才华和纵横捭阖的手段得到了晚清官场的初步承认。

·筹办在湘新式学堂

  在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为救亡图存,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所谓“世变日深,需才孔亟;需才之道,立学为先”。湖南在这种背景之下,也开始了新式学堂的筹办。熊希龄作为湖南籍的翰林学士,在办学方面自然是义不容辞。在湖南兴办学堂,最早由蒋德钧在1897年提出,但负责具体事务的重任却交给了熊希龄。兴学需要两大要件,一是经费,二是师资。由于湖南财政紧缺,熊希龄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到通过提高食盐厘金可以解决,但这需要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同意。考虑到是为家乡出力,刘坤一应允了此事。于是,办学经费问题总算有了着落。但在聘请教习的问题上,熊希龄却给自己惹上了极大的麻烦。   
  按照湖南维新派的设想,湖南要开办的是一所中西兼通的新型时务学堂,物色中西学均精通的教习就成为一个难题。熊希龄等不得不前往领西洋风气之先的沪、宁物色人选,经过许多波折,直到1897年7月,黄遵宪奉命赴湖南担任长宝盐法道兼湖南按察使,经过上海,在他的帮助下,动员了在《时务报》供职的梁启超和精通英文的李维格入湘,事情才得到解决。1897年11月,梁启超一行抵湘,受到湘绅的热烈欢迎。陈宝箴为长沙时务学堂定的教学宗旨是“中体西用”,梁启超坚定地主张开启民智,似乎二者一致,但实际上他主持时务学堂,积极鼓吹民权革命学说,倡导立宪。二者的冲突酝酿着极大的风险,熊希龄深知内情,但他仍然支持梁启超。

·创办湖南最早的报纸《湘报》

  不仅如此,冲突表面化之前,熊希龄又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报纸《湘报》,向社会鼓吹“开民智”,正如唐才常所说:“熊君秉三,喜民智之乍开,欲慈航之普度,乃鸠同志,集巨资,设湘报馆。”报纸的取向直接引发了包括张之洞等大员与湖南守旧派对熊希龄的不满,可他们没有借口。此外,1897年,德国侵占我胶州湾,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更加迫切,熊希龄趁机联合有影响力的湖南维新派成立“南学会”,开办讲论会鼓吹维新变法,而且讨论地方重大兴革及举措,分析省内外形势,提出方案,供省当局采纳,意图以此影响湖南的发展方向。这种激进的取向,在死而不僵的晚清必将引火烧身。

·遭守旧派嫉妒、攻击

  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的实际领导地位引起了守旧的王先谦等人的嫉恨,加上他们在投资由熊希龄领头的湖南实业时有损耗,激发了他们对熊希龄的种种不满,他们视时务学堂、《湘报》和南学会如眼中钉。事情导源于时务学堂的教学程式,按梁启超的说法,“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于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 1897年旧历年底,时务学堂学生放假回家过年,学生得意地向自己的亲友传阅自己的学习札记与教习的批语,对头脑尚不开明的湖南社会来说,那些民权革命的言论无异于鼓吹造反,见者无不诧异,一时“全湘哗然”。旧派就此发动了对熊希龄为首的维新派的猖狂攻击。尽管陈宝箴想保护熊希龄,但1898年5月份,形势恶化。是时,张之洞来函指责《湘报》言论不当;与此同时,旧派联络京城湘籍官僚也不断施压。陈宝箴被迫妥协,免去了熊希龄的学堂总理职务,梁启超出走北京参与戊戌变法,湖南维新派实际上已经陷于分裂。这反倒激发了熊希龄的血性,他断然反击,上书指斥王先谦主持的省书院(岳麓书院)积弊丛生,师道不端,并把它刊登到了《湘报》上,这恰好击中了旧派的痛处。愤怒的旧派恼羞成怒,借机要求取缔《湘报》。恰在此时,熊希龄因在湖南参与维新业绩突出,执意改革的光绪帝征召他入京,这正好遂了他想离开长沙这块是非之地的心愿。  
 
  熊希龄于是打点行装准备北上,他先把妻子安顿到他妻兄衡阳知府朱其懿那里,再返回长沙,然而途中饮食不慎,突发痢疾,只好返回衡阳养病。就在这养病的十多天里,北京维新六君子的惨剧发生。因为一场疾病,熊希龄侥幸讨得一条性命。然而对这个维新名人来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熊希龄被御史黄桂均参奏,指为康梁党徒,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后来熊希龄回忆这一节时对人说:“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 熊希龄的维新事业至此止步。

熊希龄故居

 
熊希龄故居
   熊希龄故居
  熊希龄故居位于凤凰古城北文星街内的一个小巷里,故居往东200米便是秀丽的沱江。故居为四合院系南方古式的木瓦结构,比较矮小但很精致,故居现存房屋4间基本是保持原貌,很富于苗族情调,故居属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环境幽静安谧,建筑古老质朴,四方形布局,中有一天井宽坪。进入宅门,左侧是一个约十平方米宽的前室,又称会客室,天井东侧为专门的柴房,内有石磨、石碓等食用家具装置,充分显示了这家主人当时勤俭持家的良好风范。熊希龄小时最喜欢到这间柴房里走玩,并经常学习推磨和冲碓的技术,从小就培养出了一种悉心体察民间疾苦、关心贫民忧乐的高尚情怀。
  过天井便是正室,在正室的木门两边,有一幅笔力雄健、字迹清晰的对联:“一生赤诚爱国盼中华振兴,半世慈善办学为民族育才”,写出了熊希龄忧国忧民的伟大抱负,同时也写出了他披肝沥胆倾注心血办慈善事业为中华民族培养栋梁之才的伟大功绩。
正室三间两层木质结构,陈列着熊希龄生前生活、工作用过的什物,一张张清晰的图片,一段段生动感人的文字,记录了熊希龄人生的脚步,演绎着他人生的轨迹。家事、国事、天下事都在他文晦蹈略之中。他胸藏珠玑,学富五车,在中华民族堪乱危难之时,为国家和民族倾注了一生的心血。毛泽东同志曾评价熊希龄:“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周恩来总理曾中肯地评价:“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第一流人才,是内阁总理。熊希龄的事,我看后就记得很清楚。”两位伟人对熊希龄这么高的评价,充分说明了熊希龄先生思想情操的伟大和爱国恤民精神的不凡。
  熊希龄故居自2000年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已先后有近百万人次的游人来此游览和观瞻,成为古城凤凰一大亮丽的人文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