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

 
进士
进士
 
 
  进士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实际上皇帝有时委派大臣主管殿试,并不亲自策问。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统称进士
 
 
 

进士科考试

  贡士参加殿试录为三甲都叫进士。据统计,在我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史上,考中进士的总数至少是98749人。古代许多著名作家都是进士出身,如唐代的贺知章王勃宋之问王昌龄王维岑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考中进士,一甲即授官职,其余二甲参加翰林院考试,学习三年再授官职。

·隋、唐、宋

进士第
进士第
  隋炀帝时的科举分两科,一称明经,另一称进士。虽然唐代大大增加了科目数量,但明经和进士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科目。
  明经科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帖经和墨义。帖经有点像现代考试的填充,试题一般是摘录经书的一句并遮去几个字,考生需填充缺去的字词;至于墨义则是一些关于经文的问答。进士科的考试主要是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题目创作诗、,有时也会加入帖经。
  唐高宗时代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慢慢超越了明经,成为科举中唯一的重要科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进士科考生需要发挥创意方能及第,而明经只需熟读经书便能考上。而且进士科的评选标准甚严格,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当时曾有一句说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道出了进士科的难度。
  另外,在武则天时代开始,亦设立了武举考试,用以挑选武官。
  宋代大部份时间的科举内容与唐代分别不大,但王安石执政时,曾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把帖经、墨义和诗赋等考试都取消了,改为以经义 (解释经书) 、论 (对时局的评论) 和策 (提出解决时弊的办法) 作为考试内容。然而,苏轼等人对该项改革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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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牌坊
进士牌坊
  元代的科举虽然对自身的统治影响不大,但它的内容却有重大转变。第一是科举不再分科,专以进士科取士。第二是考试的指定读物有所变动。新的规定是,如果经义的考试内容包括四书,则以朱熹著述的《四书集注》作为主要的依据。
  这两项改动并没有随元朝而消亡,而是成为明、清两代八股文的基础。

·明、清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在乡试及会试皆以四书的内容命题,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语气阐述经义,“代圣人立言”,用八股文作答。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求,极为讲究形式。只有到了科举最后一关,用以决定名次的殿试,才会改为考时务策问。但是考生答策的内容很多时都并不重要,清朝的皇帝便惯以试卷的书法取定殿试名次的高低。
  热衷科举的人只识四书五经,其他以外的知识,统统都成了“杂学”,很多读书人都是一概不通。讽刺科举的小说《儒林外史》中便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人对明朝的进士范进开玩笑说:“今下如果是四川的苏轼来考,文章亦只能是第六等了。”范进答道“苏轼既然文章不好,考不上也罢了。”原来他竟然不知谁是苏轼。
  而就算是对四书五经的内容,科举亦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以华丽词藻作出合乎格式的漂亮文章;不求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考生的实际见识和才学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于是不少考生索性舍四书五经,专门钻研为应付考试而设,称为“帖括”的八股文范文选刻本。当时一些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意即考取功名后便可弃之如敝屣。曾经有人将八股文与“鸦片”、“缠足”并列,认为是荼毒中国人的三大害。
  晚清时力主废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两师徒,可算是一对才学与考试成绩不相乎的典型例子。
  梁启超十二岁便入学成为秀才,十七岁举人,被称为神童,算是科举得意。但梁启超中举后自认“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遇见康有为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窍不通,反而要拜老秀才康有为为师。相反,康有为书香世家,家中有万卷书楼,年少已熟读经史子集古今典籍。虽然康有为名满广东南海,但他十六岁成秀才,获贡生身分后却是乡试六试不售,失意科场二十载。三十六岁时方才时来运转中举人,得以与徒弟梁启超一同上京赴考,会试最终能以首名及第成为会元,高中进士。

中国进士第一村

 
 
中国进士第一村
中国进士第一村
  走马塘位于浙江宁波鄞州区茅山镇,地处鄞南平原,依傍奉化江支流东江。人们称其为“四明古郡,文献之邦,有江山之胜,水陆之饶”。历朝历代,这里出过76位进士,被誉为“中国进士第一村”。
  走马塘村外,大多是新房,丝毫看不出古村应有的风貌,一走进去,便让我们感到了历史的厚重感。走马塘村四周为护村河,长方形格局,这是根据古代“天圆地方”一说而建的,两座平桥与外界相连。穿过村口公路边的“中国进士第一村”的新建牌坊,沿新村村道前行几百米就到达了走马塘新老村交界的紫来桥。过桥往右行就来到了村最为开阔的村东部中心荷花塘了。荷花塘面积约千余平方,冬日残荷,塘中央有二条石砌的独板桥,据说陈氏以耕读传家,门风极正,取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之喻,要求子孙以这做人,故在家门前挖这二亩水塘,盛植荷花。荷塘边的民居,称中新屋,大多保留着青砖飞檐的浙东特有的建筑风格,因为时代的变迁在这些建筑的中间有一座现代的小楼多少显得不和谐。中新屋座南朝北正对荷花塘,这里是走马堂目前最有古韵、规模最大、人气也相对旺的地方。在岸边还有几处石凳可供人休憩。老人们在这里晒着暖暖的冬日太阳,聊者他们的过去,说着家家的经。
  沿街穿行不远就到街了。老街并不长,大约有二、三十米的样子,为沿街木质二层楼,可以看出这里是过去的商业所在。在老街的木墙板上,一些文革期间的毛主席的语录还依稀可见。老街东面就是“遗忠堂”,门口坐了很多闲聊的村民,两件明代雕造的石鼓,构成“擂鼓墙门”。院内很是杂乱。“遗忠堂”前有小水漕。水漕面积不大,有一块“公禁”污物入池的古碑。
中国进士第一村内景
中国进士第一村内景
  继续向西就到了村子西南角的新陈氏祠堂。墨墙高耸,“福”字顶悬,门柱上是“直声振赵宋,忠节耀朱明”的楹联。祠堂前面是一片相对开阔的平地。正南不远是进士桥,破旧不堪已废弃。祠堂西南墙楼相连为一东向两层老房,为过去村码头所在。根据水系的连接,从这里可直达杭甬运河以及更远处,为过去村民进出外面的通道,为那些进士跳出农门后的起点所在。绕过祠堂就到了西面护村河——君子河。岸边基本上还都是老宅子,很多老房子已经破旧不堪,倾斜而存。这里还有一处泉公堂,现在在维修,里面破落不堪。
   君子河的中间是团桥,此桥不知道有什么来历。沿河边中间道路向村里东走,就到了村子的中心所在“蟹肝脐”。蟹肚脐因形如螃蟹的肚脐得名。河岸弯曲如勺,东南岸边有一棵古树,虬枝向北伸入池中,古树,水塘,映衬着青砖飞檐的宅院,感觉别有江南。从蟹肚脐左侧转门进入高大的大宅故院,很长的房廊,里面空荡荡的,一排近二十间上下两层的楼房。几个大的水缸显得引人注目。也许这原本是厢房,只是后来才隔开的,因为这是东向的。窗户很旧了,上面精致的木刻花纹还是很好看的。这里就是“赡衮堂”。从“赡衮堂”另一侧出来,就到蟹肚脐西侧的“贻谷堂”,曾是清末老中医陈松涛坐堂号脉之处,是保存完整的百年诊所。大门紧闭,穿缝而观,里面一片荒寂,已经完全荒废了。
  往东前行就是老祠堂了,红灯高挂,门上却是毛主席语录。继续绕行北上。在村子相对偏远的东北面,有一处临河住宅后门意境非常,石桥边,两门相依。一门在右,连着石板的小巷,转弯即可进入家门或出没于村落中。一门在东,下沿是一个石埠,可以行船到家门,拾阶而回归。石埠之上,一照壁孑立,上有石窗,已经破了,但古韵犹在,很有些旧时江南的味道。此处好象是一个上世纪经商的陈氏族人所建。
 
进士村古墙
进士村古墙
  这样下来应该是一圈了,其余一些好看的建筑啊石雕啊都散落在各处了,需你自己去找寻了。
  走马塘是以石花窗为建筑的亮点的,也是建筑的主要特色所在。大都用青石、红石雕作而成,有长方形、正方形、圆形,石窗的图案大都为驱邪、保安、招财、祈福,但是损坏甚多,一些窗中间的部分石纹已经残缺不全了,让人痛心。
  走马塘还以房子外墙和飞檐为特色。墙都是基座为石板上面为青砖,再为木料。村中明代建筑目前保留下来的尚有几处,清代建筑更是比比皆是,另外三幢民国时期具有西洋痕迹的建筑也极为典型,也算外来文化了。
  走马塘主要建筑有“中新屋”、“荷池”、“兄弟学士陈松龄故居”、“赡衮堂”、“新祠堂”、“水龙会”等,目前不收门票,但象“赡衮堂”和“新祠堂”平时是上锁的,需要村里人陪着才能进去。其中“赡衮堂”中的祖像是走马塘最有价值的文物之一,不可不看。
  据老人讲现在的走马塘古建筑其实已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有些被大火烧掉了,有些人家则拆掉旧房盖起了新房子,保留的古建筑大约只有60%左右,有些遗憾。
 
  交通:宁波火车站广场坐10路公交车到兴宁桥下车(这里为二站路,票价1元/人)。下车后往回右行两百下桥,穿过马路在对面兴宁桥桥洞下坐开往茅山方向的632路,一直坐到茅山约25分钟车程,票价 2元/人。到茅山后可再坐三轮车可乘2--3人,5元/车,约 5分钟即到走马塘。也可在兴宁桥桥洞下坐开往走马塘的专线车(也是632,只是有时间班)票价也是2元/人。
 

“赐同进士出身”的故事

  清朝科举分为三甲。头甲三人,即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第一名,称“传胪”(起初,三甲头名亦称传胪,后仅限于二甲头名),中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这里的“同”实际上表示的却是“不同”,目的当然是为了给落第秀才一点心理安慰,省得他们一时想不开了上街游行,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与此相对应的是“如夫人”:所谓“如夫人”乃小老婆——小老婆当然不是夫人,可为了安慰她,或者为了给她指明一条“光明”前程,大老爷就称她为“如夫人”:字面上好像是说,你在我这里“如”同“夫人”一样,不会受到任何歧视;而实际上不过是点明你只是像夫人罢了,根本就不是夫人,要做夫人,你才“万里长征”只迈出第一步!
 
  当年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殿试,只是入围三甲,成了“同进士”。这事成了他一个心病——要放在今天,算什么呀?以曾国藩的权势,弄个什么硕士博士文凭,那还不撅腚放屁一般容易?可在满清,这事儿可开不得玩笑。于是便有了下面的故事:说的是他做两江总督时,有一天,两个幕僚无聊时对对联玩。一个出上联“如夫人”,另一个就对“同进士”;一个又把上联加为“如夫人洗脚”,另一个就对“同进士出身”;一个再加“替如夫人洗脚”,另一个再对“赐同进士出身”……正对得高兴,突听屋子里一声爆响,接着就见总督大人铁青着脸从里面出来,拂袖而去。两个幕僚莫名其妙,去问老幕僚。老幕僚一听,忙说:“你们二人赶紧收拾行李走人吧。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们不知曾大人就是‘赐同进士出身’?”二人一听,马上收拾家当逃之夭夭——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权倾天下的曾大人居然也就一个“同进士”!

古代的洋进士

  当前,国人留学海外已成为热潮,而在古代,中国的文化教育水平长期处于世界前列,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不但仿效中国的科举模式选拔人才,而且有许多人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后还长期在中国做官。
  唐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下同),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随遣唐使来中国求学。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晁衡,后来考取进士,留在唐朝做官。这大概是中国的第一个洋进士。晁衡先后担任过左补阙、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之职,与当时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友谊深厚,并有诗篇唱和。天宝十二载(753),晁衡取海路回日本,传闻途中遇大风,溺水而亡。李白闻讯痛哭,写了《哭晁卿衡》一诗。实际上晁衡并没有死,几年之后,他又辗转返回长安,直到大历五年(770),卒于长安。
  据史料记载,唐朝的“洋进士”除了晁衡外,还有大食(阿拉伯)人李彦、朝鲜人崔致远、崔彦为、金可记,越南人姜公辅等。尤其是姜公辅,他中进士后,历官校书郎、右拾遗、翰林学士,“有高材,每进见,敷奏详亮,德宗器之”。德宗建中四年(783),姜公辅官拜丞相,后因反对厚葬德宗的女儿唐安公主,被贬职。顺宗立,拜为吉州刺史,未就官而卒。宪宗时追赠礼部尚书
  宋太祖时,高丽人康戬“随宾贡肆业国学”,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中进士,留宋为官,“以清白干力闻”,后官至工部郎中,卒于宋。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亲自测试高丽留学生,赐“上舍及第”遣归。有个叫金端(《宋史》作“金瑞”)的,归国后曾任太子之师。
  在元代,高丽人李穑进士及第,任职于元翰林院。归国后,累官至门下侍中。元代中进士的高丽人还有朴仁干、崔瀣、李衍宗、安辅等十几人。
  明太祖时,高丽国有三位考生考中进士,有位叫金涛的,是三甲第五名,授山东东昌府安丘县丞。由于中国话讲不好,不久,他们要求回国。朱元璋赏赐给他们大笔钱财,并派人护送他们到边境。金涛回到高丽后,官至宰相。明景泰五年(1454),越南人阮勤考取进士,任工部左侍郎。明万历年间,定居扬州的波斯人佴祺也考取了进士。
  据张祖翼编著的《清代野记》载:日本著名学者服部宇之吉,在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做教习,光绪三十四年(1908)合同期满回国前,因仰慕华夏文化,特意恳请清政府授予他文科进士的称号,学部奏请皇帝批准,同意了他的请求。这虽已属近代史事,但足以看出中国科举文化模式对外国人的影响之深远。
  中国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而越南却迟至阮王启定四年(1919)还考了最后一科进士。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创建人胡志明主席的父亲,就是阮朝最后一科的进士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