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远

  后汉高祖孝皇帝刘知远(895年—948年),即后汉高祖,五代后汉开国皇帝,即帝位后改名刘皓,947年—948年在位,死后谥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

生平简介

刘知远
刘知远
  刘知远在太原出生,祖先是沙陀人,父名琠,冒姓刘氏。
  刘知远最初是李嗣源(后来的后唐明宗)的部下,李嗣源登上帝位后,刘知远在石敬瑭帐下任牙门都校。934年,闵帝出逃到卫州时,与石敬瑭议事未决,闵帝随从欲动武,刘知远把闵帝随从杀尽,石敬瑭便舍闵帝而去。
  936年,后唐末帝下诏调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刘知远劝石敬瑭起兵,石敬瑭便举兵叛唐。刘知远不赞成石敬瑭以割地向契丹借兵,石敬瑭不从。刘知远任马步军都指挥使,同年任保义军节度使。石敬瑭灭后唐,建后晋,937年任刘知远为忠武军节度使,941年任北京留守兼河东节度使。出帝继位后,在943年升刘知远为中书令,944年任幽州道行营招讨使,封太原王,次年改封北平王。
  出帝开运四年(947年),契丹灭后晋。河东行军司马张彦威等人以中原无主为由,劝刘知远称帝,刘知远在推搪一番后便在太原称帝,沿用后晋高祖年号天福,称天福十二年,同年六月入汴京,自称为东汉显宗八子淮阳王王昞之后,改国号为“汉”。天福十三年(948年)正月改元乾祐,刘知远又改名为刘皓,同月病逝。

家庭

·妻子

  李皇后

·兄弟

  河东节度使刘崇(后为北汉世祖)   忠武节度使刘信(阳历生卒年 ?-951年,郭威夺权、刘赟被贬后自杀,被郭威追封为蔡王)

·子女

   开封尹刘承训(阳历生卒年 922年-948年,早逝,被刘知远追封为魏王)   后汉隐帝刘承祐   开封尹刘承勋(?-951年,久因重疾卧床,去世后被郭威追封为陈王)    永宁公主(宋太祖赵匡胤皇后宋氏之母)  养子  湘阴公刘赟(本为刘崇之子)

五代典型军阀——刘知远

   在五代史中,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石敬瑭建立的后晋,刘知远建立的后汉,因其建国者皆出自沙陀部族,史称“沙陀三王朝”。在沙陀三王朝中,后汉只存在了四年,其建立者刘知远也只做了一年的皇帝,国祚甚速,帝龄甚短。究其根源,除却客观因素外,与刘知远愚昧昏聩的品性,典型的军阀作风,大有关系。 

·刘知远建汉的条件

   刘知远出身于沙陀部族,世居太原,原不知其姓,及称帝中原,乃冒称为东汉明帝第八子淮阳王刘昞之后裔,遂称刘氏,建国
后汉地图
后汉地图
号汉,史称后汉。
  后唐前期,刘知远还是一名无名小卒。只是到了后唐末期,以勇见称的刘知远因两度将石敬瑭救出危局,并一度赞成石敬瑭的太原起兵,才渐知名。在石敬瑭称帝建立后晋以后,刘知远便成为开国元勋之一,备受石敬瑭宠眷,受任为河东节度使兼北京留守,手握重兵,身莅重镇,为他不久以后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刘知远善于攀缘附会,善于看风使舵。在河东时,他就有了“异志”。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当时河东幕府缺书记,朝廷任命前进士丘廷敏为之。丘廷敏恐为所累,辞疾不赴。晋高祖石敬瑭死后,继位的晋出帝夜郎自大,不自量力,与契丹绝盟,招致契丹军队倾国南下,北方连年用兵。刘知远受任为北平王、幽州道行营招讨使、北面行营都统,有步骑五万,首当其冲,居然“未尝出兵”(《新五代史》)。契丹灭晋时,部下有人劝他举兵。刘知远说:“用兵有缓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十万,虎踞京邑,未有他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资治通鉴》,后汉纪一)一番话,和盘托出了刘知远辜恩负义、见危不救、坐观成败以取渔人之利的野心。契丹撤兵,尤其是契丹主耶律德光在撤兵途中病死于栾城(今河北栾城县西)以后,刘知远见有机可乘,即于晋阳谋议建国。
  可见,刘知远之所以能称帝建国,是因为时势为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契丹南下时,他的势力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下来;契丹北撤后,他取而代之,入主中原。正所谓“乘虚而取神器,因乱而有帝图”(《旧五代史》)。

·刘知远典型的军阀作风

   刘知远不学无术,一向鄙薄士人,废文任武。而且,他还把五代乱世军阀的恶劣作风集于一身:不讲仁义,不守信用,赏罚不明。这使他马上得天下,却无法马下治之。
  失仁
  史称刘知远“急于止杀,不暇崇仁”(《旧五代史》卷100)。考察有关史实,这并非虚论。
  五代时期,战争频繁,物质极度匮乏。杀人越货,是五代军阀们获得财富,解决军需问题的途径之一。刘知远也不例外。吐谷浑部族,备受契丹族的侵扰掠夺,诚心归向中原王朝,与汉民族的关系是友好的。开运三年(964年),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贪图吐谷浑部族的财富,竟然“诛吐浑大首领白承福、白铁匮、赫连海龙等,并夷其族凡四百口”(《旧五代史》卷84),手段极其残忍,严重损害了汉民族与吐谷浑部族的和睦友好关系。
  从禁牛皮、禁“盗贼”、禁盐、矾、酒曲诸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知远残酷不仁的本性。
   刘知远在河东时,大聚甲兵,需用大量牛皮,下令禁牛皮不得私相贸易及民间盗用;规定民间如有牛死,由官府收纳牛皮,犯令者死。后汉建立后,三司奏请依照河东旧例,在全国施行禁牛皮法。刘知远不懂得时移制异,居然接受了这一不切实际的请求。当时,上党民众犯牛皮法者20余人,按法,罪俱当死。昭义一判官张璨,挺身而出,向刘知远进谏说:“主上在河东,大聚甲兵,须藉牛皮,严禁可也;今为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于此乎!”忠言逆耳。刘知远大怒,将张璨定为死罪。太师冯道冒死再谏,指出张璨不尸位素餐,对错误皇命敢执而奏之,可赏不可杀。刘知远理屈词穷,才稍作让步:同意赦免上党民20余人死罪,但仍将张璨落职去官。
  史载后汉时期“贼盗”较多。这是因为经历了后晋与契丹连年的战争,加之契丹灭晋时的一场浩劫,物质奇缺,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人们为“盗”为“贼”,实出无奈。对此,刘知远不是像其他有作为的开国之君那样,采取有效措施,招抚流亡,恢复生产;而是舍本逐末,企图用严刑酷法来消弭“贼盗”现象。天福十二年(947)八月,刘知远“诏天下凡关贼盗,不计赃物多少,案验不虚,并处死”(《旧五代史》卷100);还规定,“民有犯盐、矾、酒曲者,无(论)多少皆抵死”(《新五代史》卷30)。后汉对“贼盗”及盐、矾、酒曲之禁,在五代中是最严厉的,处罚也是最残酷的。贪官浊吏因缘为奸,胡作非为,使民不堪命。
    失信
  刘知远对信用的价值也是不了解的。故在为人处事时,常常随心所欲,出尔反尔,不守信用。
石敬瑭
石敬瑭
  对待异己或叛逆,刘知远常常采用欺诈手段,诱入网罗中,然后扼杀之。天福十二年(947),刘知远兵至洛阳。汴京百官奉表来迎。刘知远“诏谕以受契丹补署者皆勿自疑”,并“聚其告牒而焚之”(《资治通鉴》卷287),表示既往不咎。然而,契丹北归时,恐中原无主,必致大乱,遣使自洛阳迎接后唐明宗子许王李从益至汴,命李从益“知南朝军国事”。李从益先是藏匿躲避,不成;受伪命后,闻刘知远自镇入朝,即遣使奉表向刘知远称臣。但刘知远至洛阳,命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入汴京,将李从益及其母亲秘密杀害(《资治通鉴》卷287)。
  后汉建立的当年,杜重威据邺城叛。刘知远亲征。城中,杜重威与幽州指挥使张琏率军固守,略无降志,使刘知远招抚无效,久攻不下。为什么叛军不愿归顺投降呢?原来,刘知远入汴京时,汴京有燕军1500人。这支燕军,曾力屈投降于契丹,后伺机反抗,归顺了后汉。刘知远曾表示对燕军既往不咎。但不久,即以谋反为辞,将燕军尽诛于繁台之下。杜重威和张琏也曾投降于契丹。因此,尽管刘知远“累令宣谕,许以不死”,叛军依然不为所动。对刘知远不信任,这就是叛军婴城固守的原因。最后,城中食尽援绝,杜重威只得投降。张琏等为求生路,“邀朝廷信誓”。刘知远答应了张琏等的要求,下诏允许张琏等归还本乡。但当叛军离城出降时,刘知远即背信弃义,将张琏等数十人尽行诛杀(《旧五代史》卷109)。这场平叛战争,虽然以后汉的胜利而告终,但它使得在契丹军队焚荡掳掠之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后汉国家,在人力、物力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刘知远为人不守信用,也是造成后汉建立后,归顺将士内心疑惧,反叛四起,致使国家用兵不断,财竭力穷的原因之一。后汉初期,京兆尹赵赞,就“以久事契丹,常虑国家终不能容,乃与凤翔侯益谋,引蜀兵为援”,作好了反叛的准备。后朝廷传令赵思绾(赵赞部下)赴阙候命。思绾疑惧,行至永兴,率部下夺守城军兵武器造反。刘知远派兵讨伐。经过一年多的相持攻战,两败俱伤:官军死伤惨重;原来十余万人口的永兴城,克城之日只剩万余人(《旧五代史》卷109)。
  后唐末年,官军兵围晋阳。雄义都指挥使安元信率部曲归款河东石敬瑭。石敬瑭问安元信为何背强归弱?安元信说:“夫帝王者,出语行令,示人以信。尝闻主上许令公(指石敬瑭)河东一生,今遽改之,是自欺也。……以斯而言,见其亡也,何得为强也!”(《旧五代史》卷90)安元信这一番话是意味深长的。它说明,作为人君,言而无信,便会令人心背离,便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失刑
  刑罚,是国家管理中的一种控制手段。它起着维护社会治安,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作用。用刑得当,乱臣贼子惧,正气得以伸张;用刑不当,则会长奸邪,助动乱。刘知远没有认识到刑罚的这种意义,对中央、地方祸国殃民、犯上作乱的将臣官吏姑息养奸。例如,苏逢吉是个“贪诈无行”、“喜为杀戮”的人。在太原时,刘知远庆祝生日,命苏逢吉“静狱”祈福。原意是让他审查狱囚,将蒙冤者释放出去。但苏逢吉“尽杀禁囚以报”。另一官吏刘铢用法,不仅心狠手毒,而且将刑罚视同儿戏,“民有过者,问其年几何,对曰若干,即随其数杖之,谓之‘随年杖’;每杖一人,必两杖俱下,谓之‘合欢杖’”(《新五代史》卷30)。对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刘知远未予惩戒,反而让他们高居要职。对蔑视朝廷,兴兵作乱的地方军将,刘知远同样是姑息迁就。如相州军将王继弘杀节度使高唐英,自称留后;汉州就粮归捷指挥使张建雄谋害濮州刺史,金州守御指挥使康彦环谋害金州刺史,均自知州事。对这些奸诈凶险之徒,对这些悖逆无道之举,刘知远未加进讨,未处严刑,以儆效尤;反而承认既成事实,对罪恶之徒加官进爵,使良善含冤,奸邪得志。
  其失刑还表现在对叛酋的宽容特赦。叛乱,对国对民危害极大。叛酋,历来是罪在不赦的。后晋时,杨光远据青州叛,兵败被杀;李守贞据凤翔叛,力屈自焚而死。但是,后汉杜重威叛,使国家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平叛后,刘知远居然“诏释其罪”,并封其为检校太师、守太傅兼中书令、楚国公(《旧五代史》卷100)。
  与姑息酷吏贪官、特赦罪魁祸首相反,刘知远对民众所定法条深严,只要稍稍触犯了国律皇令,即处以极刑。
  刘知远没有济世之才,没有救民之功,而终于建国称帝,这是时势创造了“英雄”。后汉王朝在历史上昙花一现。后汉王朝为何速亡?封建时代,历史学家对此已有探讨。司马光曰:“汉高祖(刘知远)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宜哉!”(《资治通鉴》卷287)史家之论,诚为至理之言。失仁,失信,失刑,使刘知远御下无恩,治国乏术,将臣不能戮力叶谋,民众难免离心离德。刘知远死后不久,后汉的国家大厦轰然而倒,这近在目前之事,刘知远尚且懵然不知,更遑论知远!其后继者汉隐帝刘承祐,只做了三年皇帝,便命归黄泉,亦无福祐可承!这能说不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吗?

评述

  历代史学家们对刘知远的评价,多为批评。各种看法不无道理。但要知道五代十国是一个纷扰割裂的时期,是唐朝后期方镇割据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人民不但备受封建军阀残暴统治的痛苦,而且还受到契丹进扰的祸害。刘知远作为这一动荡时期的封建帝王,在战乱中利用军事实力和政治权术获得了统治地位,自然给中原人民带来了许多灾难,但他努力遏制契丹的南侵,对恢复和发展中原地区的生产起到某种积极的作用。当然,同其他的封建军阀一样,处于战乱之中的争斗与割据,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人民。
  今传,残存的北宋唱本《刘知远诸宫调》以及元曲《白兔记》,均以刘知远早年的传奇经历为题材,同时也反映了五代时期的历史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