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

红卫兵
          红卫兵
       红卫兵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分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巩固社会主会成果的重要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但在民主平等、资本腐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正面影响。

背景简介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全国性的以大、中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众性组织,于1966年5月下旬最早在北京出现,并首先在首都的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毛泽东认为青年学生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并于同年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起来“造反”。从此红卫兵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8月18日   ,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并且再次表示支持红卫兵运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是一望无际的人群,在南到前门和东西两侧的长安街上,都是人山人海。人们的口号声惊天动地。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  ,别有用心的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八·一八”之后,毛泽东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7次接见红卫兵,共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
 
红卫兵
红卫兵
      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和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侮辱、殴打和迫害。红卫兵组织也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发生分化和改组。他们打出各种派别旗号,展开剧烈的派系斗争。这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则在会议的讲话中,对红卫兵的破坏行动竭力加以吹捧。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种种越轨不法行为不再受到约束,对不法行为的干预则被扣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社会因而不断陷于动乱之中。
  1967年为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一系列通知、批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此后,红卫兵的活动逐渐停息。在毛泽东“推翻”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的达到以后,以“从大乱达到大治”夺回红卫兵过度膨胀的权力为目的,红卫兵运动终於被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取代,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寿终正寝。红卫兵运动第一个高潮是破“四旧”,即所谓的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名店、老店招牌被砸,高档商品禁止出售。
   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剃时髦发型、剪小裤脚管、剁尖头皮鞋等。甚至违反党的宗教政策、文物保管法规,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在全国盛行开来。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牛鬼蛇神”,以后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且生活用品及私人财宝也被抄走,许多图书、唱片被销毁。一些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更是红卫兵抄家的集中目标。
  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在北京红卫兵冲击政府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当红卫兵象流星般划过中国的政治天空之后,留下的,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对几代中国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但红卫兵作为一种群众性组织,则一直延续到1976年。

定义

  
红卫兵
红卫兵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史学家往往将红卫兵分为广义与狭义的两种定义。广义的红卫兵泛指将自己系上红色袖标的各种民间团体,包括工人、农民、军事院校的学员和机关、文艺团体的从业者等,狭义的红卫兵则是指大学和中学里青年学生所自发组成学生团体。
  红卫兵是通称,每个学校里都有几支或十几支分别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如:“全无敌”战斗队、“丛中笑”战斗队等,名称多来自毛泽东诗词或当地当时的重大事件的日期。许多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因观点一致而联合,又称兵团。红卫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资产阶级保皇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报、大批斗、“破四旧”、“抄家”等。“打砸抢”行为时有发生。他们的造反行动冲垮了各级党政机关现成的运行体系,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被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政治目标的工具之一。
  红卫兵的典型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
  随着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升级、演变,在革命激情冲击之下,红卫兵成为全民参与生产建设的重要力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却被部分人利用。对以后的国家行政体系、社会秩序、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生产、思想、生命造成较大影响。

历史

  
红卫兵统帅
红卫兵统帅
     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笔名(根据骆小海与宋柏林的回忆,张承志最早的笔名是红卫士)。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它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署名。红卫兵运动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迅速席卷全国,与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连续八次检阅(习惯上叫接见)超过1000万红卫兵分不开。毛泽东当时的装束,就是一身绿军装,臂戴红卫兵红袖章。
   1967年进入夺权阶段后,围绕权力分配(在新成立的革委会里名额的多寡、谁分管有实权的部门)纷争吵闹不休,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毛泽东于是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随着1968年进行的红卫兵大联合,召开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作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组织终于解散,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后,随着“复课闹革命”的中央号召,红卫兵的名称被借用,而共青团当时已经几乎瘫痪。1975年,在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洪文提出,在中学把共青团和红卫兵两个组织合并,定名为“红卫兵”。然而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8年10月16日召开时,文革已经结束,共青团和红卫兵的合并没有实现。
  同期,在小学,红小兵代替了少先队(中国少年先锋队),1978年后少先队恢复。

红卫兵运动的特征

  红卫兵运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由一群单纯、热血沸腾和政治挂帅的大、中学生组织起来的,随着红卫兵“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大串联如火如荼地展开,红卫兵运动逐渐远离了它的初衷,从而严重地困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正常次序的维护。它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崇拜性:红卫兵对偶像的崇拜,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迷信是维系千百万红卫兵的精神纽带,一切传统和现实的社会思想、准则以及一班的社会习俗,都以毛泽东教导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此,无论红卫兵中什么派别、组织都是以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为旗帜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是红卫兵组织的目的,而是红卫兵组织的手段。
  破坏性:红卫兵运动最流行的语言是:不破坏一个旧世界,就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红卫兵运动对于物质和精神的破坏是繁杂的、无目的和无序的,他们的破坏涵盖着政治上的冲动、青春期反叛心理的表现和缺乏理性的情绪宣泄。同时,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以“破四旧,立四新”去创造一个水晶般纯洁的社会,在对“走资派”、“牛鬼蛇神”进行肉体打击和精神折磨时,他们给未来编造了一幅空幻的蓝图。
  空幻性:红卫兵运动具体表现在缺乏理性精神,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过于情绪化、观念化和绝对化,阶级感情、思想道德被看成是第一位的。红卫兵的幻想一般来说其出发点是好的、是善意的,可惜的是,他们的观念不是以事实为依据,而是被畸形的政治宣传所困惑。他们的绝对化体现为,没有民主的论争与科学的分析,只有绝对的专制和服从。

红卫兵组成成分

  红卫兵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派别林立,互不隶属,互相斗争。根据时间、出身和政治主张,大概可以分为:
  老红卫兵,也称老兵,最早的红卫兵,干部子弟,血统论出身论。联动。文革后不久很快失势。
   保守派,老红卫兵的效仿者,大部分是出身好的。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工作组。
  造反派,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成分复杂,主张造反,进入革委会。典型蒯大富等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
  极左派,新思潮,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者。典型长沙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
   以上所列“各派”也不是一体,而只是具有大致相同的特征。红卫兵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与“保”。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激烈斗争。由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参加三司的群众组织越来越多,三司在全国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名声显赫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声雄踞榜首,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三司的影响和感召力。
  1966年底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动荡、组合。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天派和地派。
  天派: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战斗队”为首;
  地派: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为核心。
  天派和地派的矛盾十分激烈,最后导致了动枪动炮的惨烈武斗。说起原因来,很是复杂。

·中学里的各红卫兵组织

  在中学里,各红卫兵组织也分化组合,成为三大派系:“四·三派”、“四·四派” 和“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一批最早造反的红卫兵组织构成,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北京八中红卫兵等。这些“贵族学校”的红卫兵是最早造反又最先倒戈的一拨人。其组织形式主要有“联动”、“西纠”、“东纠”等。
  “老红卫兵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后,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为“四·三派”和“四·四派”。“四·四派”:他们以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篇讲话为旗帜,主张复课闹革命,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四·四派”后来构成了带有执政色彩的“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流。“四·三派”以1967年4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篇讲话为旗帜,他们大多是被运动排斥、不允许参加红卫兵组织、甚至受到各种冲击的中学生,其家庭背景要么是知识分子,要么是“黑五类”或者“黑七类”,要么是家属和亲友中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当时,红卫兵组织中的混乱普遍存在。
  8月6日,北京市率先起来造反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们,向社会散发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该《呼吁书》中说:“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禁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红卫兵
红卫兵
     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第一个跨校际联合性的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红卫兵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淀分队”等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真实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这样一些尚在台上的“稳健派”的支持。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红卫兵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甚至还包括红卫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军大衣。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还受周恩来的嘱托,在运动中保护了诸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民主爱国人士的宅弟安全和人身安全。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一项重要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大多数是革干、军干子弟,历史的使命感和严峻的现实使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努力要形成一只铁拳头,准备朝他们认为应该打击的地方打过去。
   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会议上进行了一些推敲。有提议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与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议叫“造反兵团”,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窝蜂出现的造反派的反。经过协商,大多数人赞成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和大学红卫兵有所区别。
   经过几天的筹备,12月5日,“联动”宣告正式成立。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冒着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成员大多有背景,是“红色贵族”,在文革初期他们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更是出尽了风头,有浓烈的优越感。可是那些大学中的红卫兵更非庸常之辈,他们是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种种拼搏之后,才跨进大学门槛,考进高等院校的,他们并不把“红色贵族”怎么放在眼里。何况,“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主体“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在北京城的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联动”组织的冤家对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的红卫兵战报《井冈山》上,有“联动”六冲公安部的记载。
  1月21日,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老八一战斗团

红卫兵
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曾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多次要求批斗刘少奇。
  1967 年4 月下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联络站”。6 月3 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到中南海游行示威,要求党中央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交给他们批斗。他们后来又在“揪谷”的旗帜上加了“揪刘”的字样。此后,“新八一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表示要“坚决揪出刘少奇”。
  建工学院新老“八一”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鼓励,很快引起了北京各大中学校及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的纷纷仿效。

·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

  在北京是有过反周总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团,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旗)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奇(旗)就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提出23个问题责问周总理,大字报贴在了许多地方。紧接着,大概是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奇(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1968年的时候,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谢当时兼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红卫兵,甚至扩大了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大字报说:“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且全国通缉,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央党校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分别是“红战团”和“红旗”。
  运动之初,两派都刷出大标语:“我们坚决拥护康老!”“谁反对康老,我们就和谁血战到底!”
  1967年1月中旬,清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揭发康生罪行”的大字报。
  这批大、小字报贴出后不久,中央党校“红旗”的头头即得到消息,立刻驱车前往中南海钓鱼台,要向江青面奏。
  康生作出了以下部署:
   第一,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立即取缔;
  第二,立即逮捕“红战团”的几个反动头头,抓人由公安部负责;
  第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红卫兵组织,来对付“红战团”;
  第四,要向蒯大富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不准暗中支持。
  陈伯达自告奋勇:“由我向蒯大富宣布这次会议的决定。”   

·其他

   重庆师专“排炮”和“轻骑”两个红卫兵组织,“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狂飚”、“井冈山”、“东方红”
  “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5·25” “4·22”
  南宁一中,因广西大学“革联”组织械进驻一中,说是要指导“兵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反对。过后,一中另一组织“指点江山”被300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结果,“工总”和部分学生、群众500多人赶来,很快,“4·22”组织数百人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人员也前来声援,双方互扔石头、砖块如雨。之后,又有双方后援者不断赶来参加武斗,其中有不少是工人。
  “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郊区农民共600多人,围攻“工总”一码头,后围攻者达2000多人,造成重大伤亡。在此前后,“联指”组织1000多人出现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他成了“五·一六兵团”的重要头目之一。
  1967年底,一个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的组织,以《我们的纲领》为题,发表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轰动全国。文章中提出,要建立“中华人民公社”,实行红卫兵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