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

  (前697—前628)春秋时霸主晋国国君(前636—前628)。名重耳。因其父献公立幼子为嗣,曾流亡国外19年,在秦援助下回国继位。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整顿内政,任用赵衰、狐偃等人,发展农业、手工业,加强军队,国力大增,出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因平定周室内乱,接襄王复位,获“尊王”美名。城濮之战,大败楚军。旋于践土(今河南荥阳东北),会集诸侯,邀周天子参加,成为霸主。

人物简介

  晋文公(前697年—前628年):姬姓,名重耳,谥号曰“文”,侯爵,称“晋侯重耳”,简称“晋重耳”(先秦男子用氏,故不作姬重耳),史称晋文公。春秋中前期晋国国君,晋献公之子,晋惠公之兄,政治家、外交家,前636年至前628年在位。春秋时代第一强国的缔造者,开创了晋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原霸权。

性格分析

·立志不坚,中途动摇

晋文公
晋文公
  按周代嫡长子继承制,做为晋献公庶子的晋文公,如在正常情况下,本无成为晋国国君的可能。但由于“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和晋国当时的特殊情况,给他提供了这种可能。晋献公在位时,为使权力集中于公室,惩强宗之为害,听用谋臣士的计谋,“尽杀群公子”《左传·庄公二十三年》。,造成晋国贵族集团内部分裂;继而献公又因宠信骊姬,废嫡立庶,迫使太子申生自杀;《左传·僖公三年》。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卒,发生了里克杀奚齐和卓子事件。《左传·僖公九年》。到这时,晋献公的儿子们仅剩下重耳(文公)和夷吾(惠公)二位庶子。在这种情况下,晋文公便有了成为晋国国君的可能性。
  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晋献公派寺人披往重耳居住的蒲去刺杀他,事未遂,于是重耳和从臣出奔狄国,立志寻机夺取君位以成大事。鲁僖公六年(公元前654年),夷吾(晋惠公)出奔梁国(其地近秦)。当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卒后,晋国在君位更替上发生内讧,“齐隰朋帅师会秦伯(穆公)纳晋惠公(夷吾)。”《左传·僖公九年》。夷吾利用晋国内讧的机会,凭藉齐国和秦国的力量,夺取了晋国君位。这时的晋文公正安然地寄居在狄国,失去了这次夺取晋国君位的机会。
  “文公处狄十二年”,娶妻生子,过着苟安生活。这时,夷吾做晋国国君已经七年。晋惠公六年(公元前645年)时,秦国曾因纳夷吾索贿河东的目的没有达到,又因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反闭之籴,以怨报德,于是秦晋两国发生韩原之战,秦掠惠公,旋又复之。晋文公此时仍然安居在狄国,坐失良机。从这件事可见,这时的晋文公,对于原来立志要夺取晋国君位以成大事的志向、信心已渐衰弱,一味只顾暂时苟且偷安。从臣见他意志渐颓,于是便对他进行提醒、敦促,“狐偃曰:‘日吾来此也,非以狄为荣,可以成事也。’”劝他不要只顾眼前苟且偷安,要振奋精神,坚定意志,以“成事”为要。随后狐偃又对齐国形势详加分析,晋文公才离开狄国到齐国去求助齐桓公相机纳入,不然的话,他将有终老于狄国的可能。《国语·晋语四》。
  晋文公到齐国后,“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国语·晋语四》也有类似记载,并有晋文公所说的“民生安乐,谁知其他”等话。《国语·晋语四》还载有被他钟爱的齐女劝他“时不可失,忠不可弃,怀不可从,子必速行”等语,鼓励他“乱不长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晋”,责问他“若何怀安”?但最终结果是“公子弗听”。在这里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这时的晋文公,“成事”之志几乎已经丧失殆尽,只欲贪图人生一时安乐。如无从臣及齐女“桑下之谋”,《史记·晋世家》。骗他离开齐国到别的侯国寻机纳入,他最终有可能“将死于齐而已矣”《国语·晋语四》。。
  以上二例,略可资证晋文公当初曾立志不坚,中途动摇。因他性格上这一弱点,致使他曾一度沉溺在眼前短暂享乐之中,将出奔时立志做晋君、成大事的追求置诸脑后。多亏从臣及时提醒、敦促、设计,使他克服了这一弱点,重振信心,同时从臣又忠心辅弼他,利用秦晋两国旧有矛盾,借助秦穆公之武力,夺得晋国君位,“成事”之志方遂。否则,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历史上一个碌碌无为的过客,霸业还由何谈起!

·虚伪奸诈,假仁假义

  晋文公性格上这一表现,有下列四事可为佐证:
春秋形势图
春秋形势图
  (一)和狐偃盟誓。狐偃(子犯)随晋文公流亡十九年,竭尽忠诚辅佐他,可谓有大功,他还是晋文公的舅舅。但就在从臣帮助晋文公渡过流亡的艰辛,利用秦晋两国以往矛盾,让晋文公结秦亲、讨秦欢,借助秦穆公武力纳入,从秦国往晋国去就君位的途中,“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从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在遍历险阻,大功告成之际,狐偃却突然向晋文公提出就此告辞一事,颇令人深思。此事既表明狐偃借机提醒晋文公不要忘记他的功劳的狡诈一面,也表明狐偃对晋文公性格上虚伪奸诈、假仁假义洞悉的一面。为此,二人各怀利用对方的目的,皆心照不宣,当众盟誓于河边。
  (二)追封介子推。介子推在随同晋文公流亡从臣中,不是属于有大功的人员。然而他对于晋文公的忠诚,绝不逊于其他有大功的从臣,甚至有超过之处。有一次晋文公在流亡途中,粮食断绝了,他曾“割股啖君”,这足以证明他对晋文公的忠诚。“晋侯赏从亡者,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可见,从臣辅佐晋文公夺取君位后,多数从臣曾经自言己功,晋文公然后按功行赏。介子推自己不言功邀禄,表明其德。可是,具有“割股啖君”功劳的人怎能被轻易忘记?明证晋文公是佯装忘记。但当介子推和他母亲“遂隐而死”,晋文公却“求之,不获,以帛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以上均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活着时明知有功而不赏,既死,反而假惺惺追封他,又虚情假意自我责备,邀宠人心,用此举来取悦时人和后人。
  (三)杀颠颉留魏。晋文公流亡曹国时,曹共公对晋文公曾经有无礼行为,他趁晋文公洗浴时靠近看晋文公是否骈胁。曹国大夫僖负羁的妻子因见晋文公从臣“皆足以相国”《国语·晋语四》。,推知日后晋文公在忠诚而有才智的从臣辅佐下有朝一日终会夺得晋国君位,称霸于诸侯,“诛无礼”之时,曹国必将难免,她劝僖负羁应预先图谋免祸,所以僖负羁对晋文公有“飧璧之施”,晋文公“受飧返璧”。《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领军队攻破曹国,“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以表报施。为此,“魏、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二人系属晋文公主要有功从臣,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疏》:“二子有从行之劳,未得厚赏,故言劳苦之大不赏,图谋其报此小惠,于何有义?恨公忘己而念彼也。”从二人口出怨言,也可间证晋文公封赏不公。现在他却在大庭广众面前借报答“飧璧之施”来炫耀仁义,因此二人感到愤愤不平,于是“僖负羁氏”《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结果,惹下大祸。胸部受伤,“公欲杀之而爱其才,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幸亏对晋文公性格极度熟谙,识破使者来意,束胸忍痛“距跃三百,曲跃三百”《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以示还可以继续为晋文公效力,才得免于一死。可是,颠颉却被杀掉,并在军队中暴尸示众,成为晋文公虚伪奸诈、假仁假义的无辜牺牲品。
  (四)退避三舍。晋文公流亡到楚国时,曾经受到楚成王的隆盛款待。当时楚成王在筵席间问他:“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他巧运辞令搪塞而不明确表态,在楚成王再三逼问之下,他许下日后两国军队如果在战场上相遇,晋国军队退避楚国军队三舍的诺言。后来晋楚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佯装报施楚成王礼遇的情谊,兑现自己的诺言以示信义,退避楚帅子玉的军队三舍(一舍三十里)。按当时周礼,以君避臣,反陷子玉于不义不礼之中。晋文公所以如此,表面似是践诺示信义,实是以此举骄纵楚帅子玉,令其轻敌冒进,对他实施将计就计,诱敌深入之计,骄敌然后谋歼之。虽然说“兵者危机,当用权谋”《孙子兵法·序》。但藉此也可以略窥晋文公此方面性格的端倪。

·性情暴躁 急功好利

晋文公
晋文公
  晋文公具有如此性格,有下列两例为证:
  (一)欲鞭野人。晋文公在狐偃等从臣提醒、敦促下,“成事”大志复又有所坚定,于是离开狄国去齐国以谋求相机纳入。途径卫国,虽然经过卫宁庄子劝说卫文公,要以礼相待晋文公,但是卫文公仍然对晋文公不礼。《国语·晋语》。不得已,晋文公一行人,“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这个一向有“文而有礼”、“谦恭下士”美誉的晋文公,这时因没能得到卫文公以礼相待,穷困潦倒中不得不向野人来泄愤。恰好有能随机应变的从臣狐偃在旁边,将此事巧妙地和“成事”联缀在一起,善言加以解释,来安慰晋文公,使其怒气顿消,才免除了野人一顿皮肉之苦。
  (二)整顿内政,急功冒进。晋文公夺取晋国君位后,他所面临的晋国是一个乱摊子,虽然说有晋献公几十年打下的基础,但是由于晋国屡经内乱外患,内政亟需全面整顿改变,否则,最多仅能守成而已,更无力希望图谋称霸于诸侯。他深知内政整顿改革的迫切性,于是一就君位,便在从臣的大力辅佐下,展开了这项工作。
  据《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所载:“晋侯始入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徵其辞。公曰:‘可矣乎?’”从中可见,晋文公虽然知道道德教化、内政整顿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又显得性情急躁,急欲邀功而见利。如果没有子犯“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民未知礼,未生其共”《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的劝谏和定襄王以示事君之义、伐原以示见用之信,大以示顺少长明贵贱之礼的具体行动示范,便不易达到“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的政治教化和整顿改革等预期目的,霸业则更无从谈起。

·心胸狭窄,睚眦必报

  晋文公具有这样的性格特征,有下述三例可予以证明:
  (一)对曹、卫、郑不礼的报复。晋文公做晋君后,经过一番内政的整顿改革,国内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经济和军事实力尤为增强。但在这时候,他对于在流亡中曹、卫、郑三国君主对其不礼一事仍然耿耿于怀,总欲寻机雪此耻辱而后快。当实力增强后,他就以“无礼于晋”为借口之一,“侵曹伐卫”《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并和秦军联合围困郑国。他捉住了曹共公,大加斥责;攻占了卫地五鹿;晋、齐两国在敛盂(卫地)盟会,卫侯曾经请求参加盟约,晋文公竟然不允许。晋文公在这次军事行动中,雪洗和报复了曹、卫国君对他的不礼行为,但围困郑国的目的没有达到,因为烛之武劝说秦穆公,向秦穆公晓之以利害,结果秦国还留下将领和军队帮助郑国戍守,晋文公见状便也自行退还。侵曹伐卫围郑,虽然可以说是晋文公争夺霸业的一种客观需要,但也无可否认,其中定然含有晋文公个人的主观怨隙和报复心理在内。
晋文公
晋文公
  (二)欲毒死卫成侯。晋文公攻打卫国,卫成侯(卫文侯子)出奔楚国,随后又返国复位。卫成侯因和元讼杀叔武事,没有诉胜,被捉拿住送往京师治罪,晋文公便想趁机害死他。据《左传·僖公三十年》载:“晋侯使医衍卫侯。宁俞货医,使薄其,不死。”杜预注说:“晋侯实怨卫侯,欲杀而罪不及死,故使医治疾而加毒。”对晋文公流亡时不礼的是卫文侯,晋文公雪不礼之辱,竟让父怨子承,不惜使用毒一类的卑鄙手段。如果不是因为宁俞忠于卫成侯,又事先识破晋文公奸计,贿赂医衍“使薄其”,卫成侯将不免死于非命。
  (三)责寺人披和不见竖头须。这两人对晋文公既有仇怨,又有大功。寺人披曾经在鲁僖公五年奉晋献公之命,往晋文公当时所居住的蒲去刺杀他,晋文公“逾垣而走,披斩其祛”《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后来寺人披又奉晋惠公命令去狄国刺杀晋文公,没有成功;竖头须原是晋文公做公子时的一个管财小吏,晋文公出奔,他没有跟随,“窃藏以逃”《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以晋文公对这两个人有仇怨。晋文公初纳入国,晋惠公旧臣“吕(甥)(芮)畏,将焚公而弑晋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寺人披知其谋,告诉了晋文公,晋文公知道后,借秦国力量平息了这次内乱,才幸免于难;竖头须“窃藏以逃”后,“尽用以求纳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原来他将所“窃”钱财都用在求纳晋文公的事情上,暗中出了不少力。所以,这两人对于晋文公又有大功。
  可是,当这两个人心迹没有表明之前,晋文公对他俩衔仇怨很深。当寺人披前往报告吕、要谋乱时,晋文公不但不见他,反而派人对他大加斥责。寺人披向斥责他的人说,如果晋文公不能捐弃前仇,马上召见他的话,即将又要有新的灾难临头,晋文公听人回报后,才召见了寺人披。这样晋文公才得知消息,事先预防,布置平乱,幸免一死。竖头须求见晋文公,他竟然以洗头为由不予召见,竖头须便对晋文公仆人讽刺晋文公,陈述“居者”和“行者”是各尽其职,警告晋文公要是不能抛弃小怨就不能安定众人之心。仆人将竖头须的话转达晋文公后,竖头须才被晋文公召见,竖头须的心迹才得以表白,消除了晋文公对他多年的误解。

·缺乏决断,首鼠两端

  晋文公这一性格特征,具体表现在纳王平乱和城濮之战这两件事上。
  (一)在纳王平乱中的表现。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周襄王为避王子带之乱,逃难往郑国,住在汜。同时,周襄王分别派人向鲁、秦、晋三国告难求助。
  “春秋”之际,周王室虽然已经衰微,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实际地位,但是,某一侯国要想称霸诸侯,绝不可不利用周王室的正统政治声望,齐桓公首霸“春秋”就是明证。如果能够得到“尊王”的美誉,建立“平乱”的功劳,对称霸诸侯关系极为重大,何况这种良机一旦失掉,就不容易再遇到。所以凡有这种纳王平乱实力的诸侯国君,争相趋之,以图建功于王室,树德于诸侯,以此为谋霸业奠定政治基础。
  当时,周襄王求助的三个侯国,鲁国虽然想尽忠效命王室,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能建此不世之功的,就看秦、晋两国谁捷足先登了。
  “秦伯(穆公)师于河上,将纳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穆公在得到消息后已经开始行动。这时的晋文公还在犹豫之中,毫无举动。如果没有狐偃进谏:“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恐怕将要坐失争霸良机。可是,晋文公在既知此举重要意义后,仍然没有能够迅速做出决断,而是在又卜又筮得“吉兆”后,才开始下定决心纳王平乱。在经过群臣缜密策划后,晋国辞退秦国纳王的军队,双管齐下,“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在从臣辅佐下,独吞了纳王平乱的功劳,既得到周襄王赐土南阳八地,又获取德威于诸侯,在政治上奠定了霸业基础。
  (二)在城濮之战中的表现。晋楚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起因是楚国围攻宋国。宋国曾经先后两次派人向晋国告急求救。因为宋襄公对晋文公在流亡时予以热情款待,退掉楚围解救宋国正是晋文公报恩显义的一次机会,也是趁机用实力争霸于诸侯的一次尝试。“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则宋绝。告楚则不许我。我欲击楚,齐秦不欲,其若之何?’”《国语·晋语四》。面对强大的楚国,晋文公有些进退两难,不战则“宋绝”,欲“击楚”恐怕“齐、秦不欲”,仅靠晋国军队又恐怕难以战胜楚国,犹豫不定,只好向从臣咨询两全之策。“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他指出了这场战役的重要意义,晋国于是“作三军”,加强军力,先轸等人随后又献计使曹、卫两国背叛楚国,故意扣留楚国使者宛春来激怒楚帅子玉。晋文公到这时信心才算初步坚定,准备和楚国一战。
  即便在从臣帮助下,有了如上周密部署,但是当楚国军队背险驻扎时,晋文公竟然又开始有些犹疑不定,决一战的信心又开始有些动摇。“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狐偃见晋文公这时还在犹疑不定,难下最后决断,于是就谏言分析战胜的结果,和假如战败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晋国凭藉有利地势,足可以退而自保。狐偃随后又善解晋文公的梦,变法释其疑惑,终于使晋文公坚定了和楚国交战的决心。接着,晋文公在从臣辅佐下,采用避其精锐、击其懈惰、诈退设伏、左右夹击等战术,大败楚国军队,解救了宋国。“献楚俘于王……策命晋侯为侯伯。”达到了“一战而霸”的最终目的。以上引文见《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综上所述,晋文公作为“春秋”霸主之一,曾经在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建立了威烈功业。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除具有那个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外,他本身也的确存在各种性格上的局限。这些,乍看似乎无关紧要,好像是白璧微瑕,但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当他受到这些性格局限束缚时,如果没有从臣竭尽忠诚辅弼匡正,他不但霸业难成,恐怕连寿终正寝也不容易办到。由此可见,个人在历史发展中,在特定的时代里,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但是绝对离不开群体的辅助,否则,便将一事难成。因此,我们对于晋文公这一历史人物,必须进行全面分析、认识,不可偏执一端。只有这样,才能加深对晋文公这一复杂历史人物的全面了解、正确认识,并给他以客观的恰如其分的公允评价,对其他历史人物也应持同样的态度。

流亡之路

晋文公
晋文公
  重耳,晋献公之子,即晋文公,与周王室同宗,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春秋五霸之一。因其父晋献公立幼子为嗣,曾流亡国外19年,最终在秦援助下回国继位。在位期间,在赵衰狐偃等贤臣辅佐下,实行“通商宽民”,“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发展农业,手工业。加强军队,国力大增,出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书写了历史中光辉的一页。
  其实重耳原本并没有那么优秀,懦弱,无赖,苟且偷安的贵公子性格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最终重耳之所以能够成就霸业,有历史原因,如果不是其弟夷吾登上君主宝座,对重耳念念不忘,一次又一次的追杀,迫使重耳走上逃亡之路,他也不会历尽磨难,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代霸主。更多的是个人经历的原因。这或许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写照吧。
  在重耳流亡的19年中,史书中记载了重耳的种种个人经历,印刻着重耳成长成熟的脚步。
  《晋公子重耳之亡》中开头便用一句话,直截了当地写出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重耳所处的危险境地——“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竹蒲城”。面对晋兵的进攻,蒲城人抵抗的要求,重耳却认为“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此时的重耳,受到当时历史精神,君权孝道的影响,还是个比较幼稚无知,缺乏谋略的贵族公子。逃亡至卫国的时候,因为卫国常受到狄的侵扰,积怨颇深,所以对重耳一行不加礼遇,行至五鹿,向农夫乞讨食物,农夫给于土块,身为贵国公子的重耳怎么能够忍受如此侮辱,于是“公子怒,欲鞭之”。这一点上也表现重耳意气用事,不明利害。
  时过境迁,秦穆公把怀嬴等5名女子嫁给重耳作为妻子,可重耳因为怀赢是自己侄子的妻子而不愿意接受,激起怀赢愤怒“秦晋匹之,何以俾我?”,重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面对怀赢的发怒,他“降服而囚”,忍辱负重,礼敬别人,急忙赔礼道歉,怕因为夫妻口角,影响秦国的支持,妨碍复国大业。“公子降,拜,稽首”。这一点看来,他已经具备一个国君应有的胆识,魄力和谋略,此时他对利害关系已经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不在耍小孩子脾气,没有远大目标了。
  重耳霸主性格趋向成熟表现在回国前后安定内部集团的过程之中,当他们在秦兵的护送下抵达黄河时,子犯认为大功告成,担心兔死狗烹,请求从此隐退时,重耳意识到问题的尖锐性,立即“投璧于河”,郑重立誓“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这一点上,重耳的做法消除了一批老臣的顾虑,巩固了这些骨干力量,形成尔后宏图霸业的领导核心。
  重耳之所以能成就一番霸业,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于他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
  在逃亡过程中,向一农夫乞食的时候,农夫给于土块,重耳很是火恼,舅氏子犯巧妙的劝阻,使得重耳避免惹起民愤,招来大祸。就连曾今两次追杀重耳的寺人披,曾今想加害重耳的竖头须的建议,重耳也能尽释前嫌,不咎既往的听取和采纳正确意见。
  重耳19年的流亡使得重耳从一个不谙世事,缺乏谋略的贵公子逐渐成长为一个深谋远虑,从谏如流的政治家。虽然历尽磨难,但仍然自强不息,愈挫愈勇,最终成为一代霸主。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经历。也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重耳能够成就一番霸业。

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最先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不已,霸业遂告中衰。这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并在泓水之战中挫败宋襄公图霸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控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小国家。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向北发展的时候,在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带的晋国也兴盛了起来。公元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终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他执政后,对内修明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崇俭省用,整军经武;对外高举“尊王”旗帜,争取与国,从而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

主盟诸侯称霸

  前632年5月,晋文公以周天子之命,召集诸侯,齐昭公、宋成公、鲁僖公、蔡庄侯、郑文公、卫叔武(卫成公之弟,成公在野,未前往)及莒子,盟于践土。
  7月,晋国大军凯旋, 士卒整齐排律,军乐高唱凯歌。至太庙献上敌人左耳,告慰晋国历代先君,并大赏三军将士。
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
  入冬后,晋文公来到大夫赵衰的封地温邑,在周、晋边界线上再度以霸主之命号召诸侯,晋文公主盟,与齐昭公、宋成公、鲁僖公、蔡庄侯、郑文公、陈穆公、莒国、邾国国君、秦小子会盟,加固诸侯联盟。
  前631年,周襄王欲召集诸侯,晋文公代襄王命诸侯至翟泉面见周天子。襄王特许晋国,以执政兼上军佐狐偃代文公会盟。6月,诸侯之会如期举行,周襄王面见晋国特使狐偃、宋成公、齐昭公、鲁僖公、陈穆公、蔡庄侯、秦穆公会盟于翟泉。晋以臣面见诸侯之君,彰显其高人一头的优越感,也标志着晋国霸业达到了巅峰。
   自此,晋文公已征服了齐、秦、宋、郑、卫、鲁、陈、蔡、莒、邾等诸侯,成为继齐桓公后又一霸主。

历史评价

  晋文公,出于曲沃贵族家庭,晋武公长孙,少年好学,善交贤能,颇得士人之心,却因其母出于翟而为庶子。
  后献公废嫡立爱,太子自杀,客观上为重耳除去了继位的最大障碍。献公亡,惠公立,重耳饱受迫害,流亡他国近二十载。
  终于前636年回国即位,启用大量贤能,推行新政,积极改革,晋国力迅速强大。后为周王室平乱,获得了天下的广泛赞誉。
  文公治下的晋国日趋强盛,与荆楚的强势北上战略发生必然冲突。后晋文公率军与楚军决战,大败楚军于城濮,抑制了楚国势力对中原的渗透。周天子册封文公为侯伯,晋国霸业自此而成。
  文公在位只9年而亡,然晋国的霸权却存在了长达百年之久,并从此奠定了其春秋第一强国的地位,后晋襄公接霸;晋景公与楚庄王争霸;晋悼公复霸;直到前506年,正卿范献子依然以霸主之命召集17路诸侯会盟。在此期间,维护着东周天下的秩序及周天子的统治,积极充当着周朝的宪兵。
  然晋文公继续惠公“作爰田、州兵”之国策,激发了郡县制的萌芽,促进了晋国的经济、军事的狂飙式发展,却也在分解周礼宗法制的社会结构。文公用卿族而不纳公族,并作三军六卿,为世卿世禄制在晋国的实施与发展铺平道路,使之成为权臣擅政的温床,后赵盾、栾书、中行偃、韩起、士鞅、赵鞅、知瑶、赵无恤、魏斯一步步颠覆晋国宗庙,且前赴后继。似乎在泱泱大晋鼎盛之时,隐隐浮现出三家分晋的日暮画面。

生死之谜

  晋文公作为一代霸主,他的身世,从流亡、即位、称霸到去世,《左传》、《国语》《史记》中都做了浓墨重彩的记载,而且事迹大体一致。然而正是因为对重耳都十分关注,几乎是唯一的争议:关于重耳的年龄问题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而且都极其自信。

·17岁流亡

  《左传》、《国语》的观点:17岁流亡。
  关于晋文公流亡之后的时间,基本没有争议,即流亡19年,在位8年而卒(前636-前628年)。争议集中在他流亡时年龄到底多大——   1、记载  《左传-昭公13年》记载:“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国语-晋语(4)》记载:“晋公子生十七而亡(流亡)……”
  十七岁流亡,流亡19年,在位8年,故晋文公死时年仅44岁(前671-前628年),真是英年早逝!  2、理由和说法   晋献公的子女顺序,按《左传》的说法,依次是:(1)秦赢(秦穆公妻,齐姜生),(2)太子申生(齐姜生);(3)重耳(狐姬生);(4)夷吾(晋惠公,狐姬妹生);(5)奚齐(骊姬生);(6)卓子(骊姬姐生)。
  按照左传的说法,齐姜是晋献公之父晋武公的小妻,晋献公是“蒸”(晚辈男对长辈女的乱伦)了齐姜之后生的秦赢和太子申生;而晋武公死是在前677年,因此晋献公的乱伦和生子都应在此后,即秦赢和太子应生于前677年之后,重耳比他们小,就顺理成章了。
  此说法被阎若遽《四书释》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采信。  3、问题  根据《左传》、《史记》记载,前666年,晋献公的小老婆骊姬为了害太子和重耳、夷吾,立自己的儿子为国君,建议让他们镇守要塞,以保护和开拓国土。那么,这时重耳才6岁,夷吾大概才3岁左右吧?统领重镇,实在是说不过去。而且,这样几个小孩子,在首都也不会给小老婆带来多大威胁呀?怎么会斗争的如此激烈呢?更是说不过去。

·43岁流亡

  《史记》的观点,43岁流亡
  1, 记载
  司马迁无意是认为《左传》的记载有问题,于是在《史记-晋世家》中关于晋文公的年龄重点介绍了一番:
  A“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少自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自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固已成人矣。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献公二十二年……重耳遂奔狄……,是时重耳年四十三。”  B“重耳出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矣。”
  ——再明白不过,重耳62岁即位,66岁称霸,真可谓“老蚌生珠”了,死于70岁,也是古稀之年了。
  2, 由和说法
  按照史记的说法:晋献公的子女顺序:(1)重耳(狐姬生);(2)夷吾(晋惠公,狐姬妹生);(3)太子申生(齐姜生);(4)秦赢(秦穆公妻,齐姜生)(5)奚齐(骊姬生);(6)卓子(骊姬姐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并不承认齐姜是晋武公的妾,而是齐桓公的女儿,早已嫁给晋献公了。
  这种说法为洪亮吉采信。
  3,问题
  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称:如果晋文公出逃时(前655年),那么,根据左传记载,就在这当年,晋献公还用俘虏作为女儿秦赢的嫁妆,而秦赢是重耳的姐姐,当时应该50来岁了,不可能刚刚出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