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

　　汉朝（前202年～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出现的朝代，分为西汉（前202年～9年）与东汉（25年～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合称两汉；也有以东汉与西汉的首都代指，合称两京。西汉为汉太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建都雒阳。其间曾有王莽短暂自立的新朝（9年～23年）。

　　汉朝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有人把汉朝和同时期的罗马帝国与印度的孔雀王朝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汉朝进一步奠定了汉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日后的中原王朝以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到现在，“汉人”仍然为多数中国人的自称，而华夏族亦慢慢被称为“汉族”，华夏文字亦逐渐被称为“汉字”。

　　汉初；根据五德终始说，定正朔为水德，到汉武帝时，又改正朔为土德，直到王莽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刘歆父子的说法，认为汉属于火德。汉光武帝光复汉室之后，正式承认了这种说法，从此确立东汉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三国志》等皆采用了这种说法。因此汉代有时也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刘汉”，或“炎刘”。

　　前209年，秦末，由于政令越发严苛，而最终爆发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之后六国旧贵族也借此时机纷纷复国。前206年，楚国贵族后代项羽在巨鹿之战消灭秦军主力，而刘邦则入关推翻秦廷。其后，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并自行分封天下，封自己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之后两股势力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在萧何、韩信、张良等人的辅助下，最终在垓下之战中打败了项羽，于前202年正式称帝，定国号“汉”，西汉建国。

　　汉高祖刘邦登基后，采用叔孙通的建议，恢复礼法，设三公和九卿，任用萧何为丞相，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黄老治术政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在政治上，则先分封功臣韩信、陈豨、彭越、英布等为王，等到政权稳固，则又以种种罪名取消他们的王爵，并一一处死，改封刘氏宗亲为王，订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史称“白马之誓”。此时，由于历经多年动乱，国力虚弱，而汉太祖刘邦在企图收复秦末被匈奴汗国占据的河套地区时，曾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即白登之围事件，从此以后，汉朝采用和亲政策，以婚姻和财宝换取和平。

　　刘邦在世之时，因为太子刘盈柔弱，曾想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因为吕后和大臣反对未成。刘邦去世后，吕后之子汉惠帝刘盈继位。吕后害死赵王如意，并砍断戚夫人手足，对其他刘氏诸王也多加残害。汉惠帝因吕后的残暴而惊恐，数年后抑郁病逝。此后其子刘恭、刘弘先后即位，吕后垂帘听政。吕后以曹参为丞相，萧规曹随，继续沿用萧何的黄老的政策，达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效果，史家将此不给百姓增加负担的政治称为“黄老之治”或“无为而治”。但吕后同时又任用外戚，压制功臣，封吕氏子弟吕台、吕产等为王，引发朝中群臣和刘氏宗室的强烈反弹，终致在她身后酿成“周勃安刘”。

　　周勃、陈平等老臣发动政变，斩杀诸吕，废掉刘弘，迎立汉太祖刘邦五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他和儿子汉景帝在位期间，继续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手段，奉行“无为无不为”的方针，实行轻徭薄赋、力行节俭的与民休息的政策，恩威并施，以弥补秦末民变和楚汉战争的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民负担大大得到减轻。景帝即位不久，就采纳晁错的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地，引发各封国的担忧，而在汉景帝三年正月（公元前154年）爆发了以“清君侧”为名义的“七国之乱”，汉景帝因此杀了晁错，以寄达到平息叛乱的目的。但是七国之乱并未因此缓和，景帝任用周亚夫平叛，在三月即告弥平，诸侯国的势力因此极大削弱。在与匈奴和南越保持和平的同时，也在积蓄国力，透过马复令等措施来积极备战。这一时期史称“文景之治”，是中国成为大一统时代以来，第一次被传统历史学家称羡的时期。

　　汉景帝死后，其子刘彻即位，是为汉世宗孝武皇帝，即汉武帝。武帝在位期间（在位前141年～前87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使得西汉的政治、经济、军事整合起来。在政治上，武帝加强皇权，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从此，诸侯王的势力不再能够对中央构成威胁；后又以诸侯献上的黄金成色不纯为由，取消了百余位列侯的爵位，即史书上所称的“酎金失侯”事件。经此二次事件后，中央集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文化上，废除了孝武皇帝在位之前以“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积极治国；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思想从此时起开始逐步成为了中国历经二千年的“主流思想”。对外关系上，积极对付西汉的最大外患—匈奴汗国。在这期间，先后出现了卫青、霍去病等杰出将领，终于打败匈奴单于，使得“漠南无王庭”。又吞灭南越国，征服朝鲜，使西汉成为当时的东亚盟主。外交上，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并先后以两位翁主刘细君、刘解忧和亲西域大国乌孙，而达到了离间西域和匈奴，进而联络西域的目的。

　　汉武帝晚年笃信巫术，听信江充谗言，导致发生了著名的“巫蛊之祸”，戾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因此自杀。事后武帝也极为后悔，修建望思台以悼念太子。西汉经过多年对外战争，前朝积蓄被挥霍殆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国力也出现了衰退的局面。为此，在巫蛊之祸后，汉武帝利用远征军失利的时机发表了著名的“轮台之诏”，不再奉行穷兵黩武的政策，也使西汉不至于衰败灭亡。为提振经济，武帝将铸币、盐铁收归中央管理，加强农业生产，实行和籴法，开凿白渠，并创立均输、平准政策，统购统销，干预物价，与民争利，加强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武帝去世后，钩弋夫人之子，年仅八岁的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汉昭帝登基之初，由上官桀、金日磾和霍光三人共同辅政。但是在元凤元年（前80年），爆发元凤政变，上官桀被杀，霍光从此大权独揽。霍光延续武帝在位晚年的政策，对内继续休养生息，放宽了盐铁专卖制度，提高儒生的地位。昭帝死后，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即位。他行为放纵，密谋除掉霍光，但反被霍光废掉。之后霍光又迎立刘病已即位，是为汉宣帝。本始元年（前73年），霍光还政于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此后宣帝将霍氏集团一网打尽。但是，宣帝继续奉行霍光的治国路线，大力整顿吏治，劝民农桑，抑制兼并，降低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这段时期，汉朝不仅内政清明，而且对于匈奴继续保持战略强势，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设立了西域都护以加强对西域三十六国所处地区的联络。经过了昭宣二帝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得以从汉武帝中期以来濒临崩溃的境况下的明显恢复，史称“昭宣中兴”。

　　宣帝死后，汉元帝刘奭即位，西汉开始走向衰落。元帝“柔仁好儒”，对于社会秩序采取放纵的策略，经常大赦，导致盗贼遍地，土地集中日益严重。也致使皇权旁落，外戚与宦官势力兴起。他死后，成帝刘骜即位。成帝好女色，先后宠爱许皇后、班婕妤和赵氏姐妹（赵飞燕、赵合德），赵氏姐妹不能生育，因而嫉恨其他可以生育的妃嫔与他们的子女，成帝与其他妃嫔的子女均为赵飞燕姐妹残害杀死，史称“燕啄皇孙”。由于“酒色侵骨”，成帝最后竟死在“温柔乡”之中。成帝不理朝政，为外戚王氏集团的兴起提供了条件，皇太后王政君的家族权力急剧膨胀。汉成帝死后，由定陶王之子哀帝刘欣即位。汉哀帝有“断袖之癖”（同性恋），终日与他宠信的董贤厮混。外戚王氏的权力一度受压抑。国家已是一片末世之象，民间“再受命”说法四起。元寿二年（前1年）八月，哀帝去世。太皇太后王政君派王莽接替董贤成为大司马，并迎接中山王刘衎即位，是为汉平帝，改元元始。但是，刘衎已经沦为王莽的傀儡。五年后，王莽毒死仅14岁的平帝，并迎立太子刘婴即位，号“孺子”，自己担任“假皇帝”。9年1月，王莽逼迫孺子婴退位，建立新朝，西汉结束。

　　新莽天凤五年(17年)绿林起义爆发，23年，王莽政权在赤眉、绿林民变下终于灭亡。绿林军拥立汉宗室刘玄作皇帝，恢复汉的国号，年号更始。25年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帝，随后击败了绿林军。其后，原本服从更始帝的汉朝宗室刘秀在鄗县（今河北高邑东南）之南即皇帝位，灭刘盆子，是为光武帝，沿用汉的国号，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定都雒阳，史称东汉。即位后，于37年终于消灭赤眉、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统一全国。汉光武帝废除王莽时的弊政，偃武修文，社会安定，加强中央集权，对匈奴等外部势力实行防御的策略，并放弃了西域，对外戚严加限制，史称光武中兴。但因为分封土地，也造成了土地兼并情况日益严重，地方豪强势力兴起，为东汉的最终灭亡埋下了隐患。

　　汉明帝和汉章帝在位期间，东汉进入全盛时期，号为“明章之治”。期间，于章和二年（88年）十月，车骑将军窦宪领军出塞，击破北匈奴，登燕然山，令班固作铭，刻石颂功，从此扫除了数百年来匈奴对汉朝北方边境的威胁。同时派班超出使西域，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佛教在这时也传入中国。但是在章帝后期，外戚窦氏日益跋扈，成为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两股势力争斗的序曲。

　　88年，年仅卅一岁的汉章帝突然驾崩，时仅十岁的太子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他即位伊始，实际上朝政都由窦皇后操纵，国家政治日益腐败。窦氏的跋扈引发和帝的不满，不久年仅14岁的和帝就抓捕外戚窦宪，外戚势力开始衰弱，和帝信用宦官，从此东汉的政治沦为外戚和宦官两股势力的争斗。不过，和帝仍然在政事上非常勤奋，不失为英明之主。元兴元年冬十二月，年仅廿七岁的和帝病逝。出生仅百日的少子刘隆即位，是为汉殇帝。殇帝仅在位8个月就驾崩了。接替即位的是清河王刘庆之子安帝刘祜。他即位早期由太后邓绥临朝理政。邓太后勤俭节约，任用贤良，同时对自己家族的势力有所限制，却也对宦官势力纵容。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逝世，汉安帝亲政，将邓氏家族诛杀殆尽。安帝依赖外戚宋氏和阎氏以及宦官的力量。听信奸臣，肆意无忌，朝政昏庸不堪，东汉快速衰败下去。延光四年三月，汉安帝在南巡途中死在叶城。外戚阎氏秘不发丧，拥立汉章帝之孙济北王刘寿之子刘懿，史称汉少帝，其在位仅200余日就病死。少帝死后，阎氏家族密谋再立傀儡，被中常侍孙程击破，阎氏家族被诛杀。孙程迎立济阴王刘保，是为汉顺帝。在顺帝执政早期，宦官势力膨胀，却引发社会各界的反弹。阳嘉元年，贵人梁妠立为皇后，从此梁氏外戚势力开始崛起，梁妠的兄弟梁冀被任命为大将军。汉安二年（143年）八月，顺帝病死，太子刘炳即位，是为汉冲帝，即位是年仅2岁，由梁太后临朝执政。永嘉元年（145年）正月初六，刘炳驾崩，年仅三岁。正月廿五日，梁冀拥立刘缵即位，是为汉质帝。质帝非常聪颖，称梁冀为“跋扈将军”，结果不久质帝就被毒杀。

　　本初元年闰六月初七日，大将军梁冀拥立汉章帝之孙刘志即位，是为汉桓帝。桓帝年少，因此继续由梁太后临朝执政。桓帝即位之初，梁冀势力几无边界，他残害忠良，公饱私囊，无恶不作。桓帝对他暗中也颇为不满，延熹二年八月初十，桓帝派兵士包围梁宅，梁冀与妻子双双自杀，梁氏外戚势力土崩瓦解。宦官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被封为县侯；单超食邑两万户，后又封为车骑将军，其他四人各一万户，世称五侯。五侯贪婪放纵，终致在延熹九年（166年）引发第一次党锢之祸。永康元年十二月廿八日（168年），汉桓帝驾崩。桓帝没有留下子嗣，由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灵帝即位之初，就引发以窦太后、窦武为首的外戚势力和以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势力的激烈权力斗争。永康元年九月初七，宦官发动政变，外戚势力被削弱。宦官则在永康二年（164年）制造第二次党锢之祸。而灵帝本人骄奢淫逸，为填补财政公开卖官，朝政腐败。

　　终于在184年爆发了由张角所带领的黄巾之乱，参与的民众达数十万。虽然朝廷不久便平定了此场叛乱，但是东汉朝廷经此一役已实力大减。关键是中央朝廷为了尽快平叛，又将军政权力下放给各地州官。各地豪强大族从此开始慢慢拥兵自重，加以其原本已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最终演变成东汉末年众豪强军阀割据一方、群雄逐鹿的局面。汉灵帝死后，外戚大将军何进和宦官双双火并而亡，结束戚宦之争。但董卓掌权后，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改立陈留王刘协，并且焚毁首都洛阳，东汉的统治已经名存实亡。董卓被吕布诛杀后，出现了把持中央的曹操、位于河北的袁绍、位于淮南的袁术、位于江东的孙策、位于荆州的刘表、位于益州的刘焉等势力。其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架空汉室权力，消灭各路割据势力，并在官渡之战中消灭了最大的敌人袁绍军的主力，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却在赤壁之战中被孙权、刘备联军击败，曹刘孙三分天下之势开始形成。而在这段期间，汉献帝只是一个傀儡皇帝，真正实权掌握在曹操手中。220年，汉献帝被迫将帝位“禅让”给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东汉结束，汉朝国祚也正式告终，三国时代正式开始。

　　由于曹丕篡东汉后，刘备在蜀地建立国号为“汉”的政权，部分史学家遂视其为汉朝的延续，而将其归入汉朝的一部份，如此汉朝灭亡则是在炎兴元年(263年)，但大部分说法均将蜀汉政权归入三国朝代史中。

　　西汉初，因秦末民变和楚汉战争致使国力虚弱，只得退让防守。河南地在秦末民变爆发时为匈奴占领。期间南越，闽越，黔中地区亦先后独立。国土大幅减缩。

　　文景之治后，汉武帝时期，武功鼎盛，国土大幅扩展。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陇西、北地、上郡的北部，置朔方、五原二郡。云中、雁门二郡的北界也向外扩展。西汉的北部疆界至此推到河套，阴山以北。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出陇西击灭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设酒泉郡。后又分割为张掖、敦煌、武威三郡。连同在湟水流域设置的金城郡，合城河西五郡。开始了对西域的控制。建元三年(前138年)，东瓯王迫于闽越王的威胁，举国内迁到今江淮流域。元封元年（前110年），汉军又平定了闽越国。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军平南越，又占有了海南岛，在该地设十郡。在西南方向，汉军征服了诸国，边界推移到云南哀牢山和高黎贡山。元封二年～元封三年(前109年～前108年)，汉军在东北地区平定了卫氏朝鲜，设置了汉辽东四郡。边疆形势蔚为改观。

　　新莽末年，疆域萎缩。东北撤销了真番、临屯二郡。西南地区由七郡变成五郡，并且放弃了海南岛与象郡。光武中兴后形势得到改观，东汉末期，中原战乱不断。遂放弃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河套、陕北、晋西北、河北北部地方先后放弃。高句丽与林邑两国蚕食东北及南方国土。只有西南地区扩展至大盈江一带，其中益州郡、牂牁郡、永昌郡，与西南滇王（前278年~115年）、夜郎王（直至前27年）、哀牢王（直至76年）及钩町王共同并存。

　　西汉初，汉太祖封异姓王七人。但由于对功臣的猜忌，不久又相继削除，同时大封同姓诸侯，这些王国“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谮于天子”。地方王国势力的强大导致中央政府所实际控制的区域萎缩。吕后时期，增加外戚诸侯王。到文帝时期又纷纷铲除，增加刘氏诸侯王。但是地方王国势力的膨胀已经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文帝接受贾谊的建议，用分地的方法削弱诸侯的势力。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建议，直接缩减王国的封地，引发诸侯王的强烈反弹，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但未几就宣告失败。武帝后，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推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位由嫡子即位，而余子皆分一县或一乡的土地。因此王国不断缩小，汉郡不断扩大，加上边郡的开扩，汉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日益加强。同时，政府将大量面积较大郡予以分割。到平帝元始二年，共有郡国103个，辖县、侯国、邑、道等县级政区1587个。

　　“州”作为行政区划，在西汉时期萌芽，到东汉宣告形成。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设了十三行部，每部派一刺史，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东汉末年，地方多事。灵帝中平五年(189年)，朝廷选重臣出任刺史，称州牧，掌一州军民。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至此，中国地方行政由原本的郡县两级制度变为州郡县三级制。

　　十三个州部为：司隶校尉部（治雒阳）、徐州刺史部（治剡县）、青州刺史部（治临淄）、豫州刺史部（治谯县）、冀州刺史部（治高邑）、并州刺史部（治晋阳）、幽州刺史部（治蓟县）、兖州刺史部（治昌邑）、凉州刺史部（治陇县）、益州刺史部（治雒县）、荆州刺史部（治汉寿）、扬州刺史部（治历阳）和交州刺史部（治龙编）。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又分凉州置雍州刺史部。则至汉亡，全国有十四州。

 

　　西汉前期的中央行政制度早期实行三公九卿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掌管政治事物。而在西汉，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必须做御史大夫后才能做丞相。而在御史大夫之下，还设有御史中丞，掌管宫内事务。九卿则是太常（掌祭祀鬼神）、光禄勋（掌门房）、卫尉（掌卫兵）、太仆（掌车马）、廷尉（掌法律）、大鸿胪（掌礼宾）、宗正（掌皇帝族谱）、大司农（掌全国经济）、少府（掌皇室财政）。汉武帝时期，皇权开始大幅膨胀，内廷尚书令的地位大幅抬升。汉武帝将身边重臣如严安、主父偃、朱买臣等为郎加以侍中，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组成中朝。原以宰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组成外朝。东汉光武帝时，三公权力再次大幅被削弱，尚书台权力得到提升。东汉早期的三公是司徒、司空和太尉，三公职位虽高，却无实权。尚书台掌管全国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为其主管长官；尚书仆射一人，为尚书令之副；左右丞各一人，为令、仆之佐。尚书令下分六曹，每曹有尚书一人，侍郎六人。同时，东汉政府还设立了三套监察机构，分别是中央的御史台、兼具京官和地方官身份的司隶校尉与地方的州刺史。光武帝同时设立了中常侍等宦官职务。一系列的措施大力削弱的三公的权力，尚书则权高位低，同时也为之后的宦官乱政埋下隐忧。

　　汉朝的选举制度是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复核；复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均须经过中央覆试。汉代察举制下的考试，在西汉时并不占主导地位，考试只是区分人才高下，授官大小的参考 ，这与后世以考试为主、以推荐为辅的科举制截然不同。至东汉时，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推行荐举、察举等方法的结果是门阀制度的大大发展，大量士族世家出现，与外戚、宦官形成东汉时期的三大势力，基本垄断了国家政治。

　　汉朝早期实行征兵制度，男子廿三岁起至五十六岁之间，服役两年。一年保卫京师，名为正卒；另一年戍守边郡，叫做戍卒。正卒分为两支，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另一支为北军，保卫首都其他地区。南北两军原各有两万人，武帝时期各减为万人。京师没有长期驻扎的军队，正卒一年一轮换。同时另外组织了三支侍从军（期门、羽林和羽林孤儿）。元鼎六年，又成立了八支禁卫军，每支有士卒约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因称“八校尉”。这是中国历史上募兵制的开始。到东汉光武帝时期，军权进一步集中到中央。中央军队分为四支，其中京师二支（南军和北军）；地方上的两支为黎阳营（合幽、冀、并三州军队），负责守卫黄河以北地区，以成为首都北面的屏障。一为雍营，主要任务为守卫三辅，是首都西面的屏障。安帝时，又设立渔阳营兵。

　　汉代的土地所有制与秦代相同，土地私有，并可自由买卖。土地所有者须向国家纳耕地税，耕地税率为亩产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丁税，十五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年每人纳一百二十钱（一算）。口赋是儿童税，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每人纳廿钱。西汉早期，自耕农是农民阶层的主体。到西汉中后期，土地集中日益严重，中央朝政腐败黑暗，造成自耕农大量破产，沦为佃农。豪强庄园势力日益强大。东汉之后，这一现象更甚，地主庄园势力的膨胀，亦间接导致了三国局面的形成。

文景之治时期，铁制农具已经开始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著名的农具种类有铁犁壁、矩犁、全铁曲柄锄等。牛耕是最主要的犁地方式，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杠。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区田法相继诞生。国家注重兴修水利，尤以关中地区为最。著名的水渠有成国渠、六辅渠、白渠等。在洛水附近有一条龙首渠，由于附近地区土质松软易坍塌，就用凿井的方法代替地上渠道，叫做井渠，极类似于今天新疆地区的坎儿井。东汉初期，出现了翻车和渴乌等水利工具，增加了农业生产效率。著名的农书有《氾胜之书》。

　　西汉前期，冶铁业分国营（中央政府）、官营（地方经营）和民营三种类型。当时著名冶铁家有卓王孙、南阳孔氏等。汉武帝于元狩三年收冶铁为国营，自此之后冶铁业开始衰落，但由于此对国家财政较有利，之后一直没有改变此政策。到了东汉光武帝在位时，冶铁业改由社会自营，加上水排的发明，冶铁业更加发达。铜器虽出现变少，但在两汉时期仍是重要的金属器。漆器则是两汉时期重要的工艺品。汉朝的纺织业亦有国营与民营之分，民间著名纺织业者有陈宝光，他是织花机的发明者。到东汉前期时，蚕桑养殖在长江流域和岭南等地开始推广，特别是巴蜀地区。蜀锦更价值连城，在三国时代甚至成为蜀汉一大财源。麻葛制品中，最出名的是产于会稽地区的越布。

　　西汉初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文帝时期，在晁错的建议下，改行贵粟政策，商人竞买爵位，国家存粮大涨，商人的地位也有大幅度提高。西汉后期，全国已有数个商业中心，如长安（今西安市）、雒阳、邯郸、江陵（今荆州市）、吴（今苏州市）、寿春（今寿县）、番禺（今广州市）、成都等，各大都会间亦有河渠或大道想通。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商路。而海上交通也有出现。在边疆地区，与外国定期有“合市”供交换有无。伴随着商业的发展，一些经商哲学纷纷出现。到东汉全盛时期，中原地区商道线路发达，各地货物往来更加频繁。

　　秦末民变和楚汉战争，造成期间大量人口死亡。司马迁在《史记》中感叹：“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汉太祖元年(前202年)人口数在500万左右。此后由于奉行黄老政治、与民生息，到汉武帝时期的领土扩张，人口数量大幅提升。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有12,366,740户，口数为57,671,401人。

　　由于中国历史早期农业发展集中在黄河流域，故人口密度分布为北多，南少。若以淮河、秦岭为界，北部人口占据85%以上的比例，以南人口占据不到15%的比例。人口数超过500万的司、豫、冀、兖、青、徐五州均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这五州的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首都长安周围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人口数量在200万以下的有交、凉、并、朔方四州。扬、荆、益三州的主要人口分布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

　　新莽末期，自然灾害频发，天凤四年(17年)估计有5600万人口，但是由于王莽变法失败导致随之而来的赤眉绿林之乱和军阀混战，造成期间大量人口死亡。至建武中元二年(57年)时，全国人口数量仅2100.7820万，仅相当于西汉元始二年的36.427%。后人口开始恢复增长。据《续汉书·郡国志五》所载，永和五年（140年），全国有户969.8630万，口4915.0220万。至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户10,677,960，口56,476,856，已大致恢复至西汉极盛时期。东汉的人口分布又有变化。新莽末东汉初，大量的中原人民为躲避战火向长江流域迁徙，南方人口升至全国四成。口数超过500万的有豫、荆、扬、益四州。荆益两州的人口都增加了一倍，扬州人口也增加了四分之一。南方人口增长的同时，北方大部分郡国人口减少。东汉末期丧乱，到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全国人口又只有1885万人；只相当于125年前的三分之一。

　　汉朝为中国道教、佛教两大宗教的形成及传入期。道教也是在东汉时期宣告形成。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两大流派，一支为太平道；另外一支为天师道，亦称为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内部还有一个大支派，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地区传播。

　　佛教在汉明帝时期，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到了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雒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四十二章经》。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公元147年安息人安世高到汉朝传教译经，公元167年月氏人支娄迦谶到汉朝传教译经。

　　两汉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国家也非常重视教育和学识。文翁蜀郡作石室立学堂，为地方学校之始，尔后武帝令地方郡县皆立学校，遂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后汉国学犹盛，顺帝以降，中央太学增至三万余生。汉人之学，皆重经验、积往古之学说，因当时之风习，遂有发明制作之专家。

　　汉朝学术自由，成就博深，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之学，亦能彰明综括，非有人所称独尊儒术。儒家学者有能综括众家者，而研一家之学者，有如司马谈诸人学道家，阳球诸人学法家，主父偃诸人学纵横家，田鼢诸人学杂家，董安国诸人学农家，虞初诸人学小说家。柳翼谋谓：诸子百家中之主要流派，汉代逊于战国者，惟名家及墨家。

　　在史学方面，汉朝史官司马谈之子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规范。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卅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卅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班固所编写的《汉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全书体例仿效《史记》，惟改“书”为“表”，废“世家”入“列传”，还开创了刑法、五行、地理、天文、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更是成为了以后历代王朝撰写本朝历史的范本。而两汉时期其他的史书还有《东观汉记》、《汉纪》和《吴越春秋》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

　　汉代的治国思想。汉代在立国时用法家之法，文景时期，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 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通过汉代学者的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都有偏差，学术也被分为不同流派。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

　　汉公家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即为乐府诗，后世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便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写成于汉代末年。赋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均为千古传颂的文学名篇。汉代时期，隶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隶书的出现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

　　在科技方面，东汉张衡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感知地震的地动仪。落下闳等人制定的《太初历》第一次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张仲景因《伤寒杂病论》而被尊为“医圣”。而史书记载华佗更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的医师（华佗是否真有其人仍受到史学家陈寅恪等人的质疑）。俞跗运用人体解剖术治病。《神农本草经》是这一时期著名的药典。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及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则是数学领域的杰作。其中，《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古代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列有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筹算方法，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汉代也是中国最早发明瓷器烧造的时代。这个时期还发明了蒸馏法、水力磨坊、现代马轭和肚带的原型、漆器、用于冶金的往复式活塞风箱、出现于汉末的独轮车、水车和吊桥。造船已经采用了防水隔舱、多重桅和船尾柱舵，并且开始使用罗盘。此外，血液循环也是首先在此时发现。两汉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铸钱技术成熟，如三铢钱、五铢钱等。彩绘工艺独特，如马王堆所出土的帛书彩绘，各种生活用品齐全，如有“汉代魔镜”之称的铜镜，煮盐技术也不断提高，两汉出现了蒸馏酒，酿酒水平臻于完美。农业技术大幅度提高，东汉早期出现了水排等新式灌溉工具。西汉中后期，宫廷内已出现一种丝质的纸，叫做赫蹄。在东汉，汉和帝时，宫内宦官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大大降低了造纸成本，取代简帛成为了主要的书写材料。造纸术在公元3世纪后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在751年发生的怛罗斯之战后又传入中亚，之后通过阿拉伯诸国进入欧洲与北非，改变了世界文明史。

　　公元前三世纪，匈奴汗国被冒顿单于统治，武力十分强大，多次侵犯西汉边境。公元前200年冬，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匈奴军队佯装后退，汉军则迅速北进到平城白登山，却在白登被冒顿单于的三十万精锐骑兵包围，刘邦与汉军被包围七天七夜，最后刘邦贿赂匈奴阏氏才得以逃出重围。白登之围后，西汉元气大损，从此之后一直被迫与匈奴汗国和亲。为了抵御匈奴的入侵，期间，西汉接续秦朝，继续扩建延长长城，其西到起莆昌海、东至鸭绿江以南、全长近一万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长城”。景帝在位时，西汉一方面继续和亲，同时也在边境进行屯田移民，在国内则实行复马令来增加马匹，加强士卒训练并大量制造兵器，这些都是预备反抗的准备。汉武帝即位后，于元光二年（前133年）年开始对匈战争。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以三万铁骑击匈奴，收复了河南地。元狩二年（前121年），又派霍去病出击匈奴，出陇西，深入匈奴两千余里，夺得祁连山与河西走廊，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络，为西汉与西域之间开辟通道。元狩四年（前119年），匈奴入右北平郡和定襄郡，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大举回击，至狼居胥山而还。从此，匈奴北徙漠北。但是，汉匈之间连年的战争严重损耗了两国的国力，双方也都无力再战。后来，在西汉后期，匈奴分裂为五部，其中一部首领呼韩邪单于要求与汉和亲。前33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汉元帝以王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是为昭君出塞，汉匈关系因此长期友好，边境和睦，互市频繁。其他的部分匈奴部落西迁到中亚康居一带。东汉前期，匈奴分为两部，分别为南、北匈奴。其中南匈奴立呼韩邪之孙比为单于，与东汉关系较好。北匈奴立蒲奴为单于，在明帝在位时一度侵扰汉朝边境，被击退。章和元年，北匈奴为鲜卑所破，单于被杀，其中五十八部降汉。永元八年，车骑将军窦宪等征伐北匈奴余部，单于遁逃，窦宪在燕然山刻石纪功而还。此后，一些北匈奴南降东汉，另外一些则向西迁徙。

　　西域在汉朝早期是指南疆一带，后来扩展到天山以北和中亚东部。西汉中早期，西域地区为匈奴所控制。汉武帝时期，于建元三年（前138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以联合夹击匈奴。张骞在路上一度被匈奴扣押，并在匈奴娶妻，十余年后逃出，经大宛等国到大月氏，但未能取得夹击匈奴的答复。后来张骞东返，又被匈奴扣押。直到元朔三年（前120年）才返回长安，回来时只剩他和随从堂邑父两人，他的匈奴妻子也一并来到长安。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约乌孙共击匈奴。虽然张骞未能说服乌孙国王夹击匈奴，但是张骞却与其使节先后游历了大宛等国，后来亦由各国使节陪同，返回长安，从此以后，汉朝与匈奴反复在西域地区争夺。元封六年(前105年)，汉武帝以细君公主与乌孙和亲。细君死后，汉又在太初四年（前101年）以解忧公主续嫁。同年，汉朝大破大宛，西域南道各国都转投汉朝。汉武帝在乌垒设使者校尉，又在渠犁屯田。到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又驱逐匈奴驻在西域的僮仆都尉，控制西域北道，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还在乌孙国都赤谷一带屯田。元帝时，又增戊己校尉，在车师前王庭屯田。西汉末年，西域分为五十五国。王莽时期，贬去其王号，降为侯，西域与汉关系趋紧，匈奴势力再入。东汉明帝初年以后，汉朝又恢复了西域的关系，并于永平十六年派将军窦固入伊吾庐屯田驻兵，次年在乌垒设西域都护，派班超负责西域事务。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经条支、安息等国，到大秦西界望海而还。随着西域局势的逐步趋于稳定，商旅往来日益频繁，丝绸之路在西汉后期形成。这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汉朝遣使者至安息、奄蔡、条支和身毒等国，一年多则十余批，少则五六批，携带金币帛等物品，需要至少两三年，甚至八九年才能返回长安。中国运往西方的物产以丝绸、铁器和漆器为主；而良马、骆驼、香料、葡萄、石榴、苜蓿、胡麻、黄瓜、胡豆和胡桃等也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东汉中后期，西羌先后三次与汉朝发生战争。第一次是在永初元年(107年)夏，直到元初五年(118年)告一段落，持续了长达十二年的时间。第二次在元初六年(119年)，战事主要发生在关中地区。直到建康元年(144年)才告结束。第三次发生在延熹二年(159年)，主要战争在陇西一带进行。东汉与西羌的战争严重损耗了汉朝的国力，成为汉朝灭亡的诱因之一。

　　西汉立国伊始，与东瓯、闽越、南越等国关系友好。吕后时期，汉朝与南越国等越人国家关系恶化，闽越、西瓯等国也改投南越门庭。直到文帝时期关系才复有好转。伴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三个越人国家的国力却相对衰弱，最后在汉武帝时期先后被灭。武帝时期，汉朝多次派使节经略西南夷，并在这些地方设立益州等郡。到东汉时期，汉朝与这些地方联系更加紧密。汉朝与朝鲜和倭国也有密切联系。东汉光武帝时期，日本倭奴国王遣使来汉，汉赐一枚“汉倭奴国王”金印，至今是日本的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