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思廉

       姚思廉(?—637年),字简之,一说名简,字思廉。唐朝著名政治家,史学家。约生于梁末陈初,在八十岁左右去世。世居吴兴(今浙江湖州)。他随父姚察在陈朝灭亡后到隋朝做官,迁至北方,故两《唐书》中《姚思廉传》称其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唐“十八学士”之一。

人物简介

·概述

姚思廉
姚思廉
  姚思廉(557年-637年)。字简之,一说原名简,字思廉,吴兴(仅浙江湖州)人,唐朝初期史学家。
  其父姚察,在陈时任吏部尚书,著陈梁二史,未成。他自幼习史,后曾任隋朝王侑侍读。唐李渊称帝后,为李世民秦王府文学馆学士。自玄武门之变,进任太子洗马。贞观初年,又任著作郎,“十八学士”之一。官至散骑常侍,受命与魏征同修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年),成《梁书》(50卷)《陈书》(30卷),为二十四史之一。又著有《文思博要》,已迭。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梁代的历史,曾由沈约、周兴嗣、裴子野和杜之伟、顾野王、许亨等在梁陈两代先后受命编撰,许亨写成梁史五十八卷。梁代谢吴又有梁书四十九卷,陈代何之元和隋代刘璠各成梁典三十卷。陈代的历史,傅縡、顾野王都曾受命编撰,陈书顾野王传说他有“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陆琼还著有陈书四十二卷。以上这些著作,姚氏父子修史时可能参考过,但都没有流传下来。

·其父姚察

     姚察(533—606),字伯审,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先后在梁、陈、隋三朝做官,参与修史工作。他在陈朝时,开始撰梁、陈二史,未成。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他又奉诏继续撰梁、陈二史。据说,姚察“博极坟素,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聚,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在门阀风气很盛的南北朝时期,史学家的这种学识和修养无疑是很重要的。然而,姚察终于未能完成梁、陈二史,就在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去世了。临终之前,他告诫儿子思廉一定要“续成其志”。

·继承父志

  姚思廉继承了父亲遗志,为父亲守丧期满,即上表陈述父亲遗愿,请求继续修撰二史。隋炀帝下诏准许后,他一直在为此努力工作。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他又受诏同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采择谢昊、顾野王诸家旧作,经编纂校注,于贞观九年(635年)修成《梁书》、《陈书》。这两部史书的总论为监修魏征所作,其余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隋文帝杨坚命他继续修撰早已着手的梁、陈两代历史。史称其“学兼儒史,见重于三代”。大业二年(606)姚察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这两部史书。贞观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三年(629),奉诏撰梁、陈二史。他参考诸家著述,贞观十年撰成《梁书》。书中有二十六卷梁朝前期人物列传的卷末论赞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云云,可以推想,这些部分是姚察的原稿。姚思廉受唐太宗诏撰《梁书》时,已年过七旬。太宗命秘书监魏徵主持梁、陈、齐、周、隋五史的修撰,并参预撰写论赞,所以卷六敬帝纪后总论梁朝一代兴亡的论赞署名“史臣郑国公魏徵”。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李渊根据史臣令狐德棻的建议,诏群臣撰写北魏、北齐、北周、隋、梁、陈六代史,姚思廉奉命参与撰写陈史。但这次修史工作由于人事的迅速变动和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不足,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直到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重新下达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任务,姚思廉一人独力承担梁、陈二史的编撰工作。为什么唐高祖时要修六代史,唐太宗时只命修五代史呢?因为唐太宗时史臣们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北魏的历史已经有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和隋代魏澹所撰《魏书》,它们都很详备,没有必要重修了。唐太宗采纳了史臣们的意见,只命重修五代史。七年后,即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时撰成。姚思廉撰《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终于实现了他父亲的遗志。这一年,他八十岁。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姚思廉的史学事业,除了撰成《梁书》和《陈书》而外,他还是唐初第一个撰述本朝国史的人。刘知几说他在贞观初年撰纪传体国史,“粗成三十卷”。成为唐代撰述国史的先声。当代人称赞姚思廉的人品和史学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

著作

·陈书

      《陈书》,唐代姚思廉所著,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
      《陈书》是记述南朝陈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姚思廉撰,含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少的一部。姚思廉(557~637),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曾撰陈史,隋大业时未成而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武德五年(622),姚思廉奉诏修陈史,迁延未成。贞观三年(629),又奉命修史,贞观十年成书。

·梁书

      《梁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 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

撰史之风

·注重史料价值

姚思廉梁书
姚思廉梁书
  《梁书》56卷,记载了梁天监元年(502)至陈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历史。《陈书》36卷,记载了陈永定元年至祯明三年(589)共三十三年的历史。这两部书是关于梁、陈二代史的最早的较完备记载。思廉注重史书的史料价值,注意对史料博采善择。二史对比,关于梁史可资参考的著述很多。梁人所著就有:沈约《武帝本纪》14卷,周兴嗣《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普通北伐记》5卷,谢吴(或作谢昊、谢炅)《梁书》49卷,萧韶《梁太清纪》10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4卷等。梁亡后,著梁史的有:许亨《梁史》53卷,姚察《梁书帝纪》7卷,刘璠、何之元各撰《梁典》30卷,阴僧仁《梁撮要》30卷,姚最《梁后略》10卷等。关于陈史可资参考的著述略少,有陆琼《陈书》42卷,赵齐旦《陈王业历》1卷,顾野王、傅縡各撰《陈书》3卷。《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等类,还有不少有关梁、陈史的著述。另外,姚察曾为梁、陈史官,可以接触到梁、陈二代国史,因此,梁、陈国史也是修梁、陈二书的重要依据,在书中有多处显出国史的痕迹。
  梁、陈二书较多地保存了有关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如发生在齐的唐之起义,赵续伯起义,乐宝称、李难当起义,帛养起义,雍道晞起义,程延期起义。发生在梁的焦僧护起义、始兴起义、吴承伯起义、徐道角起义、姚景和起义、会稽起义、鲜于琛起义、李贲起义、刘敬躬起义、王勤宗起义、胡通起义等。
  梁、陈二书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收录诏册、奏表、书札、文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梁书·武帝纪》载大同七年(541)十一月、十二月两诏,透露了梁代社会黑暗、阶级压迫严重的事实。《陈书·章华传》载章华上书,反映陈末严重的社会危机。
  《梁书·诸夷传》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和一些外国历史的记载较详,有其有利的客观条件。由于梁、陈时代佛教兴盛,中外僧人往来增多,加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加深,思廉所能参据的史料也就相应丰富。
  姚氏父子并有文名,为时人所重,思廉对文化亦有特殊的兴趣,梁、陈二书卷数不多,文化史料却颇多。思廉多为学者立传。《梁书》的《儒林》、《文学》两传就为四十二名学者立传,另外《处士》传中也多记学者。《陈书》的《儒林》、《文学》传,也为三十一名学者立传,还有些学者另外立传。著名学者如范缜、锺嵘、刘勰、阮孝绪、裴子野、顾野王、沈约、徐陵等人,都有内容较详的传,他们的事迹及学术成就得以保存。思廉较多地记载了史学史方面的宝贵资料。梁、陈二代较知名的史家都有传,并录其著述,有时略加评论,或注明其著作是否行世。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梁、陈二代,佛教极为兴盛,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姚思廉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现象。他如实记载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如《梁书·武帝纪》记述梁武帝数次舍身寺院而又由群臣重金赎回。《陈书·傅縡传》记傅縡笃信佛教,收录其关于佛教的论辩文章《明道论》,长达二千五百余字。《梁书·范缜传》叙范缜“卓越不群而勤学”,“盛称无佛”。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论,“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传中收录了《神灭论》这一篇幅较长的哲学史、思想史的珍贵文献。这篇论文对佛教泛滥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恶果给予了深刻揭露。“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较形象地刻画了范缜大无畏的战斗者形象。

·文风朴实

姚思廉陈书
姚思廉陈书
  梁、陈二书全用散文写成,其语言通晓简练,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六朝盛行骈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骈文。但这时的骈文已失去了它在勃兴时对文化产生的积极作用,表现为专意注重辞藻用典,过分强调音韵对偶。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往往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颠倒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主从关系。就史书而言,唐以前的《宋书》、《南齐书》,叙事及论赞时用骈文。贞观年间所修《晋书》,其论赞仍喜用骈文。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即用骈文写成。可见唐初仍有崇尚骈文的风气。但姚思廉坚决抛弃以骈文写史的做法,代之以朴实、准确的散文。清人赵翼对《梁书》的散文大加称赞:“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①。这一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一般学者都认为韩愈是唐宋古文运动发起者,但韩愈(768—824)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际,就以实际行动开拓古文运动了。
  姚思廉仿司马迁笔法,常常引用当时口语,既能反映时代特点,又能使文字活泼通俗。如《梁书·侯景传》记僧通与侯景对话:“僧通取肉揾盐以进景。问曰:‘好不?’景答:‘所恨太咸。’僧通曰:‘不咸则烂臭。’”思廉运用语言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使人物语言个性化。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经历、环境,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如《梁书·曹景宗传》中曹景宗的一段自白就很自然、生动。思廉还在梁、陈二书中经常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文风的见解,如在《梁书·简文帝纪》、《梁书·裴子野传》、《陈书·蔡景历传》、《陈书·江总传》等,都推崇古文,批评浮艳文风。

·叙事简严

  思廉叙事不好铺张,行文简洁。他不轻信奇闻异事,不好采琐事入史。李延寿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于延寿,一般说来延寿所见之修史资料,思廉也能够见到。但延寿作史多采入琐言碎事和神鬼怪异事,而思廉不采或极少采,可见二人识见之差别导致史笔之异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一连举二十余例说明《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
  但是,这两部书在编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其一是隐讳,如《梁书·敬帝纪》和《陈书·刘师知传》都不载陈武帝指使刘师知害敬帝事。其二是文饰,在叙及梁代齐、陈代梁史事时,在帝纪中长篇累牍地照录加九锡文、禅位诏、策、玺书等虚伪的文字,也有作人情佳传现象。另外,《梁书》不为萧詧立传,使后梁事失载,是一大缺陷。思廉还不重视科技,甚至在为父姚察作传时隐讳其祖父姚僧垣以医术知名。梁、陈二代科技方面史实记载甚少。

史学贡献

·梁书

姚思廉十八学士图
姚思廉十八学士图
  《梁书》有几点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一点,是它叙梁朝史事在内容上比较全面。如梁朝五十多年历史,梁武帝统治了四十多年,《梁书》六卷帝纪中以三卷纪梁武帝,这对全面记述梁朝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乱是梁朝历史上一件大事,《梁书·侯景传》长达一万八千字,详细记载了事件的经过。《范缜传》则收入了这位无神论思想家的杰作《神灭论》,突出地反映了姚氏父子的识见。《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有人说这是首创,我以为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它的不少传记里还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
     第二点,是文字简练。清代史学家赵翼称赞《梁书》对历史的表述“行墨最简”,文字“爽劲”。“尚简”,是中国史学在文字表述上的优良传统,刘知几的《史通》特别强调了这方面的经验。而姚察文章“精采流赡”,时人称为“宗匠”;姚思廉则被李世民列于“十八学士”,这同他们在文字表述上的工夫不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点,是它的史论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二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卷三十七后论指出:魏、晋时,“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降至东晋、南朝,这种不良风气更加严重,甚至有人身为宰臣,“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结果是“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格勤匪懈,终滞鄙俗”,“朝径废于上,职事隳于下”。象这样的史论,在二十五史中,也算得上是佳品。

·陈书

姚思廉
姚思廉
  《陈书》包含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也没有表和志。它主要记述了梁、陈之际的政治变化和陈皇朝时期(557—589年)三十余年的史事。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帝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 《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
   《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
     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另外,《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只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这对于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文学·何之元传》载何之无所撰《梁典》一书的序文,在史学上是一篇有一定价值的文章。《梁典》已不存,但今人可以从这篇序文中了解这部书的体裁、体例和内容。序文说,“开此一书,分为六意”,即《追述》、《太平》、《叙乱》、《世祖》、《敬帝》、《后嗣主》。它还引用史学家臧荣绪的话说:“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这也是史学史上的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陈书》在总体上虽不如《梁书》,但它在编次上却有超过后者的地方,显得更加严谨、合理。以上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